【鱼论】民众真的都是理性的吗？

从不是“吹哨人”的李文亮到舆情和公众期望

Original Chairman Rabbit tuzhuxi 5 days ago

兔主席 20200209

2月6日晚到2月7日是李文亮医生去世事件的舆情高峰，成了中国史无前例的“朋友圈国葬”。

这个舆情高峰是非常罕见的，笔者朋友圈上所有的人都在哀悼李医生，“所有的人”不但指跨越了行业、年纪、政治取态，而且还包括许多从来不评论这类事件，甚至从来不怎么发朋友圈的朋友。至少笔者使用博客、微博、微信这么长时间，目睹这样的舆情高峰，还是第一次。李文亮医生不能说是后无来者，但至少是前无古人了。

笔者没有直接参与到讨论中，而是在2月7日下午发了一篇更加宏观的文章。这篇文章比较长，但笔者希望它能够站得住，经历时间考验，为使内容详实，也没有去做专门的精简。但还是推荐读者们阅读。 

2020年大抗疫——从“航空安全”、风险认知及管理到社会的长期理性

而针对李文亮医生的去世，从几乎史无前例的集体参与可以看出，这是一个能够在那个瞬间捕捉和反应普罗大众情绪的事件。这其中，当然存在着集体的交叉渲染和从众/花车效应。人们被彼此的情绪带动到高潮。

它肯定是民意的真实表达，但在这种场景下，很难不脱离理性。

公众的叙事非常简单：他是一个勇敢道出真相的英雄，但受到了有关部门的威压和禁言，使得真相不能传播。只要他的行为被重视，这次疫情就会被逆转，被及时解决。结果，疫病发展到今天变得不可收拾，造成了今天中华大地集体应对的困难。李文亮是在这次疫病中对抗体制的英雄。最后，他也为此付出了年轻生命。

稍微冷静之后就可以看出，人们只是把对2020年疫情发展的理解、对治理的不信任，以及对平凡英雄的向往集中“投射”（project）到李文亮医生身上。他获得这种“殊荣”的原因甚至不在于他为这次抗疫真正做出了什么（因为还有无数在一线奋斗的医护），而在于他的年轻、平凡、无辜和他在这次疫病中的病故。

既然是“投射”，那么为了迎合叙事，需要把许多元素构件强加到他身上。他不是一个获得圈子内二手信息的其他专科的普通医生，而是一个准确知晓对2019-nCoV病毒有准确理解的专家；他不是为了保护亲友（同时告诫他们不要外传），而是一个希望向社会奔走急呼传递重大疫情的疫病专家。他不是一个普通的医生和平凡人，而是身负社会公义，呼唤言论自由的社会活动者。甚至，他不是一个共产党员，而是一个体制对抗者。

这些都距离事实非常之远。

而且，后面体制对抗者已经迅速让反华势力利用。今天，香港的反对派就开始悼念李文亮，希望把它作为颜色革命的起点。

但这不是纠结笔者的。让笔者最纠结的是对“吹哨人”这一舶来概念的引用。什么是吹哨人？我相信普通中国大众对这个提法完全莫名其妙。吹哨人其实是英语“whistleblower”的直译。什么叫吹哨？吹哨是一种告密、泄密。

英语世界里的“吹哨人”是这样的。他们在相关机构工作，通过自己的职业和身份，能够获得一些公众所不能获得的信息。他们发现，这个机构正在秘密从事的一些行为是有损公共利益的。基于此，他们为了公共利益，不惜违反规章制度——例如这些机构要求工作人员奉行的保密义务——对公众（通常通过媒体）泄露相关信息。“吹哨人”最好是实名的，这使得他能公布自己的职位，从而为所披露的信息准确性负责，同时也因为他要承担的代价而使得他的披露特别可贵。如果仅仅是匿名对媒体透露一些情况，效果就差得很远了。

这才是whistleblower，“吹哨人”。吹哨人的价值之所以特殊，乃在于他们需要违反一些职业操守和规章制度，把有义务保密的信息告知公众，并希望通过这种泄密行为，改变或制止所在机构之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

李文亮等初期在微信群里提及SARS的人士，由于他们的身份地位，他们行为旨在的目标，他们泄露的信息内容，都不属于吹哨人。

这次事件中，谁才能符合吹哨人？自然是参与这次疫病初期重大决策的当事人。武汉、湖北及国家卫生部门的当事人。特别是武汉卫健委，假设有一个职员这时不顾组织纪律及程序，独自出来解释为什么武汉卫健委当时没有及时披露“人传人”及医护人员被感染的情况，对当时的程序、当事人进行还原，并有可能因为这种违反组织纪律的对外披露而受到惩戒，那他就属于吹哨人。

李文亮是一个在小范围内传播二手消息的有限知情者。同时不希望为此惹来麻烦。他不是“吹哨人”。

笔者今天看到有评论者把报道这次疫情的媒体都看成是“吹哨人”，感觉有些无语。这种对舶来概念的不理解和滥用，有可能对渲染和拔高李文亮贡献是个推波助澜的作用。他突然被赋予了一个人们本来并不了解，但是对抗体制，追求公义的更高级的身份。

当人们对李文亮医生“朋友圈国葬”时，他们表达的是情绪和取态。这时，严谨、理性、逻辑都是第二位的。但公共治理者可以籍此一窥舆情。

但也由于其感性的、非理性的、互联网的成分，也使得这种舆情很难持久。2月7日，笔者与多个朋友说，李文亮身故事件热度就是两天。

舆情狂潮过后，往往会有反转，人们重新看待这个事件，发现裂缝，然后坍塌。李文亮不是他们希望构建、投射的那个英雄。他只是一个凡人。向前追溯，他的微信群发言不会改变这次疫情。在极度复杂的现实世界里，人们希冀的，ex post factor地向前追溯，通过改变一个微观行为而扭转整个疫情发展的事件是不存在的。

过去几周里没完没了、不断切换目标的“大家来找茬”的活动只是说明，公众认为存在一个可以逆转疫情、改写历史的关键事件或节点，要找出一个负责机构或负责人，责其为不能逆转疫情承担责任、付出代价。如果能够，他们肯定还愿意提出许多诉求，包括要求相关机构道歉、设立相关的调查委员会以查清事实，解除相关人物的职务，甚至更多。他们要求有人付出代价——非典时有人付出代价（北京市市长孟学农及卫生部部长张文康），那么这次也一样，只要不把责任落实某个单位或某个重要官员身上，不由其付出代价，则怨气不能平息。

但毕竟，把李文亮塑造成能够改变2020年疫情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是不受事实支撑的。在情绪之后，大部分人很快就会冷静下来。互联网时代也使得这种舆情非常短暂。笔者以为持续时间不过两到三天。

实际上，从2月6-7日的集体爆发到现在，陆续已经有多篇文章来提出不同的意见，笔者列举一下：

1、《不要再说疫情“吹哨人”了，虽然李文亮医生值得尊重，但他当不起》

2、胡锡进：给李文亮贴“殉道者”政治标签对他不公，对社会的悲伤不公

3、《李文亮医生今天凌晨去世了，深切哀悼》@2049年的世界

4、原创丨纪念李文亮医生，我只想说3点！

公众会如何表现呢？

笔者以为，会很快冷静，然后开始寻找“下一个目标”，下一个能够承载公众对2020年疫情叙事的机构或个人。他们要么来自公权力，要么对抗公权力或被公权力压制。他们都具备逆转2020年新冠病毒疫情、改变历史的强大能力。

笔者自己的看法是，这其实是对待疫病和公共卫生问题的一种非常不成熟的取态。而且更重要的是，这种取态所期待的，其实已经不是李文亮和个人英雄了，而是要求一个万能的、超强的、完美的、承担一切的大政府。一个可以解决一切的父母官。

这种心态并不仅存在于中国大陆，也存在于其他自诩为“西方制度”的华人社会，例如香港。民众期待政府是万能的，连口罩都要负责解决，同时并不会考虑政府施政的难处。

有不同意见者认为，我们现在就是大政府，我们缴纳如此多的税收，政府负责社会的方方面面，公权力无所不在，我们为什么不能要求政府做得更多？

笔者想说的是，即便构建了强大的民间自治组织（所谓的civil society），大到足以对抗政府，中国社会仍会希冀强大的政府，对政府提出高于其他社会的要求。这是中国的文化和历史使然。即便在香港这个殖民一个半世纪、civil society已经相当健全的地方，也无时不表现出对政府的依赖。这种社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在灯塔国是无法理解的。

有人说，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

这个说法笔者不认可。在中国（以及许多其他亚洲社会，例如日本），政府和人民是一体的，不是简单的对立关系。政府也是社会的组成部分。政府与社会共生、共存。正确表述是：有什么样的历史、文化和传统，就会形成什么样的政府-社会关系。

在这个基础上，就不能说民意不理性了。这种政府-社会关系是历史形成的。我们的民众就是对政府有这样巨大的期望和希冀，和要求政府承担更多。在微观事件上（例如李文亮医生的身故），民众有可能过于感性，但由互联网放大的感性化舆情也不会维持太长时间，这一波潮水很快会消退。新的一波潮水又会很快涌来，寻找和拍打新的礁石。

从这个意义上看，公共治理者也要能够最大程度包容汹涌的舆情。我们的党和政府代表了历史的选择，当然就要最大程度满足人民的热切期望。

今天写到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