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川异域，风月同天”这八个字火了，火的不是时候，也是时候。

    不是时候，是因为正值疫情蔓延，危急时刻不能玩情调，否则自讨没趣。说是时候也有道理，恰是传统文化复兴的关键时刻，此时不火，更待何时？

    很多人不懂这几个字的来由，我初看也不知来自何处。幸亏钱文忠教授微信解惑，细述八字来由，始知渊源有自。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尤其行文修辞典雅，但我们大多数都望尘莫及。“山川异域，风月同天”这八个字，是盛唐时日本权臣长屋王赠给中国高僧大德袈裟上刺绣的字，后面还有“寄诸佛子，共结来缘。”日本是非常尊重中国传统文化的国家，尤其是唐代文化。其实唐代也是中国修辞学的一个重要起点，古文运动与诗歌皆为中国文学之冠，而且“修辞”一说正是在古文运动中被较为系统地提出：

    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

    语出韩愈的名篇《争臣论》，“修辞明道”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修辞主张，在韩愈看来，修辞的核心是“惟陈言之务去”、“惟古于词必己出”甚至“必出于己，不蹈袭前人一言一句”，一言以蔽之，修辞必须创新。韩愈本人是修辞大师，我们知道韩愈写过《师说》，这是文质彬彬的韩愈。梁实秋先生讲过，骂人也是语言艺术。所以说修辞当然不只是温文尔雅，骂人骂到极致，更可见骂人者修辞水平之高：

    夫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国命，来朝京师，陛下容而接之，不过宣政一见，礼宾一设，赐衣一袭，卫而出之于境，不令惑众也。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秽之馀，岂宜令入宫禁？

    韩愈骂的谁？佛祖释迦摩尼的舍利子，当时唐代佛教盛行，唐宪宗执政时，法门寺开塔，全民迎佛祖舍利，一时盛况空前。韩愈反其道行之，直接给唐宪宗上书，在他看来，即使释迦摩尼借尸还魂，不远万里来长安朝拜，最多也只是安排外交部长请客吃个饭，皇帝送一件袈裟，然后送客滚蛋，到此为止。若是尸骨就算了，这玩意儿不但“枯朽”而且“凶秽”。一代文宗，如此辱骂佛祖却不带一个脏字，恐怕旷古绝今，行文中处处见怒火却笔扫千军，更见识其修辞登峰造极，中国古典修辞之美，于此亦可见一斑。

    当然有人说，谁说我们在修辞上没有创新？且看我们创造出了古人从未使用过的新成语——

    这次新冠肺炎蔓延，满世界看到的是“武汉加油”，或者“湖北加油”，再往上“中国加油”，精神可嘉，但修辞贫瘠却令人汗颜。后来日本方面又送来援助物资，又改写“岂曰无衣，与子同袍”，这句话很多人倒是读过，因为入选过中学语文教材。遗憾在于，这些课文年轻时都耳熟能详，甚至还能背出“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名句，可惜到头来激动了兴奋了还是只能说一句：卧槽。

    当然有人说，谁说我们在修辞上没有创新？且看我们创造出了古人从未使用过的新成语——

    全面推进、统筹兼顾、综合治理、切实抓好、扎实推进、加快发展、持续增收、积极稳妥、从严控制、严格执行、坚决制止、明确职责、坚定不移、牢牢把握、积极争取、深入开展、注重强化、规范改进、积极发展、明显提高、不断加强、大幅提高、显著改善、日趋完善、比较充分……

    还有什么臥槽泥马、补药碧莲、蓝瘦香菇、洪荒之力……

    可见现在中国人的词汇贫乏和粗鄙到何等地步。

    说上述词汇是成语的，不但蠢，而且坏，这些词汇的本质是令人望而生畏的保守修辞，这不禁让人联想“多快好省”、“三面红旗”等四字搭配。四个字的不只是成语，也可能是易烊千玺。就像是“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下联对“一带一路四中全会”，对仗平仄都没大错，但是不能这么用。今天我们的修辞似乎走入到死胡同里，前进无路，倒车无力，官样文章中的修辞贫瘠犹如念经，据说已经延伸到了小学生作文。如果我们把这种词汇而不是“风月同天”或是“岂曰无衣”传给我们的后人，试想千百年之后的子孙后代，会用什么样的语言交谈？

    顺便说一句，除了中国大陆修辞贫瘠之外，另外一处修辞灾区就是香港，当然我不是说香港的学者与作家，最好的汉语修辞——饶宗颐、金庸、董桥与最差的汉语修辞——港媒都在香港，港媒的抑郁狂躁，其修辞已不止于贫瘠，如“XXX劈三腿狂亲嫩模”、“XXX巨乳诱惑贱男”之类的洪水猛兽般标题已经自成一家，令人侧目，怕羞者不敢当街读报，怕反面标题吸引路人误判自己是登徒子。这种修辞亦不是香港特有，乃至民国上海小报风格，1949年风云突变，一批报人南下香港，也将这类杂碎修辞带来，始开此风，七十年来修辞不变，近年来反而愈发光怪陆离，亦是奇闻。

    当然好的中文修辞也并非只有日本有，中国台湾与海外华人也保留了非常好的修辞传统。记得十几年前，正在读大学二年级，一位台湾学者给我写信，“台鉴”二字一时无法理解，也不知回信是否也该用这两个字，于是急盼有高人解惑。

    正好某个阳光灿烂的夏季中午，古典文学专家杨树帆教授邀我到府中品茶，我忽然想到此事，于是问及此问题，杨教授微微一笑，用浓重的四川口音为我解答：“除了台鉴，还有钧鉴、惠鉴，这是古人写信的尊称，表示是请你过目，玩修辞，古人花样多得很。看看我们今天，写信在对方称呼后面只会加‘你好’这两个字，但是对方如果女性，你就不要用台鉴，最好用芳鉴、淑鉴，如果年长的女性，则可以用惠鉴。”

    这几年每到海外大城市，必去唐人街，既是旅行，也是思考。当中最喜欢悉尼唐人街，因为华人去悉尼较早，因此店铺招牌、报章启事乃至对联匾额，无一不有着典雅的修辞，“礼失求诸野”便在于此。人家的报纸，内容不过是海外华侨的生老病死与悲欢离合，但读来却令人齿颊留香。

    中国学生缺乏三门课：伦理、逻辑与修辞，这是我一直以来的观点，没有伦理，不知善恶，缺乏逻辑，难判是非，不懂修辞，不辨美丑。修辞与美丑何干？修辞是语言之美，语言是人类最基础的交流符号，往上则是图像。连语言的美丑都不分，谈何图像？当我们嘲笑“老年专用表情包”时，这些表情包也在嘲笑我们，正如你凝神深渊，深渊也在凝视你。待你满头白发时，审美未必强于今日的父辈。

    最后再冒死说一句，我们的修辞到了“最危险的时刻”，若再不创新，中国人几乎丧失了会说话的能力。创新要有方向，是应当朝更远的历史深处回望。就像是当人家说出“风月同天”时，我们不只会说一句“谢谢”，因为我们自己也知道，“武汉加油”和“风月同天”，不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