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之外全国其他地区的确诊病例已经连续7天下降，但是官员们没有人敢谈论“拐点”，甚至没有人愿意明确说疫情的扩散得到了控制。预测“拐点”什么时候出现同样是很敏感的事。之前“可防可控”的说法和预防上的松懈留下了极其沉痛的教训，官员们如今非常谨慎，宁愿把疫情说得更严重些，以支持极限防控。
    然而各地的节后复工挡不住。随着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防控形势逐渐趋于稳定，人们的恐慌渐渐被各种消费的愿望所取代也会是个大趋势。慢慢地人们会认为防控体系已经很强大，新的患者能够被迅速发现和隔离，自己被感染的风险越来越小。他们的个人防护态度将悄然改变。
    随后会形成这样一个局面：官方保持紧张，不断采取各种措施巩固防控形势，防止疫情重新抬头；而老百姓则变得“胆大”起来，更多相信、依赖官方组织的防控体系。很多人会继续戴口罩，但会越来越少限制自己的活动，并且认为只要官方允许开的场所就大体是安全的。或许这恰是一个社会防控疫情应有的格局。官方承担起防控的大部分责任，在建立起强大防控体系的基础上，为社会上绝大多数场所的安全背书。出现个别新感染者总是难免的，但官方要有能力迅速发现他们并采取包括隔离在内的各种善后措施。这需要成为每座城市固若金汤的常态。
    当北京这样的大都会每天只有10名左右新冠肺炎新感染者时，将意味当我们每天出门，当天被感染的概率不到百万分之一。这个概率已经很低很低，人们有理由失去对它的恐惧。

    一个健全的防控体系应当是这样的：政府高度负责任且有能力承担起防控的大部分义务；很低的感染率；感染者能够迅速被发现且隔离；一个人一旦被感染，他的被治愈概率非常高。这些条件在中国湖北以外的大部分地方正在加快形成。而在这些条件都健全之后，老百姓维持正常生活的信心就应当受到鼓励。
    现在是极其特殊的情况，全民动员，且几乎全民草木皆兵，人们的恐慌也成了阻断病毒传播的工具。这样的情况决不应长时间持续。它只能是“瞬间的”，被用来紧急构筑全社会的防控体系。而在这个防控体系建立起来之后，公民个体就应该逐渐放松身心，将警惕性恢复到不影响或少影响正常生活的水平。
    老百姓这儿也不敢去，那儿也不敢去，靠他们自己不出门来实现防控，这是前期公共防控体系缺失情况下被迫的各自为战。如果今后大家仍然以“能不出门就不出门”为座右铭，那么公共防控体系的建立就失去了大部分意义。
    当这一波疫情稳定之后，各个城市应当比的是，谁能够在经济社会活动逐渐恢复的情况下保持疫情的下行而不反弹，实现防疫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成果。各个城市民众的素质也将体现在他们能够积极配合政府的防控措施，同时既善于进行必要的自我防护，也不恐慌，共同推动城市的健康运转。
    城市的管理者在出现疫情风险时动作迟缓不对，当最紧急的情况控制住之后仍然要求大家“尽量不出门”，也是不对的，那是把公共防控的责任过多转给民众承担了。我们的城市必须是防控新冠病毒和任何疫情的堡垒，但它们不仅仅是堡垒，它们还需是各种经济社会活动的舞台。能够把这两个功能最大化地相互贯通，才是好的城市治理者。
    当然，我们说的这个过程应当是逐步开展的，人们优先恢复参与的应当是生产类活动，以及维系城市正常运转的各种活动。对于恢复人群密集的娱乐性活动，应当保持更长一段时间的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