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之外全國其他地區的確診病例已經連續7天下降，但是官員們沒有人敢談論“拐點”，甚至沒有人願意明確說疫情的擴散得到了控制。預測“拐點”什麼時候出現同樣是很敏感的事。之前“可防可控”的說法和預防上的鬆懈留下了極其沉痛的教訓，官員們如今非常謹慎，寧願把疫情說得更嚴重些，以支持極限防控。
    然而各地的節後復工擋不住。隨着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防控形勢逐漸趨於穩定，人們的恐慌漸漸被各種消費的願望所取代也會是個大趨勢。慢慢地人們會認為防控體系已經很強大，新的患者能夠被迅速發現和隔離，自己被感染的風險越來越小。他們的個人防護態度將悄然改變。
    隨後會形成這樣一個局面：官方保持緊張，不斷採取各種措施鞏固防控形勢，防止疫情重新抬頭；而老百姓則變得“膽大”起來，更多相信、依賴官方組織的防控體系。很多人會繼續戴口罩，但會越來越少限制自己的活動，並且認為只要官方允許開的場所就大體是安全的。或許這恰是一個社會防控疫情應有的格局。官方承擔起防控的大部分責任，在建立起強大防控體系的基礎上，為社會上絕大多數場所的安全背書。出現個別新感染者總是難免的，但官方要有能力迅速發現他們並採取包括隔離在內的各種善後措施。這需要成為每座城市固若金湯的常態。
    當北京這樣的大都會每天只有10名左右新冠肺炎新感染者時，將意味當我們每天出門，當天被感染的概率不到百萬分之一。這個概率已經很低很低，人們有理由失去對它的恐懼。

    一個健全的防控體系應當是這樣的：政府高度負責任且有能力承擔起防控的大部分義務；很低的感染率；感染者能夠迅速被發現且隔離；一個人一旦被感染，他的被治癒概率非常高。這些條件在中國湖北以外的大部分地方正在加快形成。而在這些條件都健全之後，老百姓維持正常生活的信心就應當受到鼓勵。
    現在是極其特殊的情況，全民動員，且幾乎全民草木皆兵，人們的恐慌也成了阻斷病毒傳播的工具。這樣的情況決不應長時間持續。它只能是“瞬間的”，被用來緊急構築全社會的防控體系。而在這個防控體系建立起來之後，公民個體就應該逐漸放鬆身心，將警惕性恢復到不影響或少影響正常生活的水平。
    老百姓這兒也不敢去，那兒也不敢去，靠他們自己不出門來實現防控，這是前期公共防控體系缺失情況下被迫的各自為戰。如果今後大家仍然以“能不出門就不出門”為座右銘，那麼公共防控體系的建立就失去了大部分意義。
    當這一波疫情穩定之後，各個城市應當比的是，誰能夠在經濟社會活動逐漸恢復的情況下保持疫情的下行而不反彈，實現防疫和經濟社會發展的綜合成果。各個城市民眾的素質也將體現在他們能夠積極配合政府的防控措施，同時既善於進行必要的自我防護，也不恐慌，共同推動城市的健康運轉。
    城市的管理者在出現疫情風險時動作遲緩不對，當最緊急的情況控制住之後仍然要求大家“儘量不出門”，也是不對的，那是把公共防控的責任過多轉給民眾承擔了。我們的城市必須是防控新冠病毒和任何疫情的堡壘，但它們不僅僅是堡壘，它們還需是各種經濟社會活動的舞台。能夠把這兩個功能最大化地相互貫通，才是好的城市治理者。
    當然，我們說的這個過程應當是逐步開展的，人們優先恢復參與的應當是生產類活動，以及維繫城市正常運轉的各種活動。對於恢復人群密集的娛樂性活動，應當保持更長一段時間的謹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