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只想做個人 》是民權律師陳建剛，對新土八路的實名控訴！一個政權要殘暴和墮落到何等地步，其特務才會用手槍頂住兩個幾歲孩子的腦袋，來威脅他們的父親！ 當我看到他的孩子和我的小女兒笑容燦爛相片時，含淚感恩寫：”都是我的小天使！“。

高勝寒 2020年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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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想做個人 》

陳建剛/文

過了國界大郎就開始哭，哭的很壓抑，隱忍，這僅僅是一個八歲的孩子。

我幾次想向朋友們表達我看到國界的心情，結果發現說不出，這種說不出不是“欲辨已忘言”，而是沒有言語可以表達。如果你不曾失去自由，如果你不曾在絕望中度過日日夜夜，如果你不曾被綁架了子女做人質，如果你不曾被壓抑的幾乎窒息，你絕不會明白我看到國界時的心境。

跨過國界，我一眼都不曾往後看，我拉着大郎連連說“快走、快走”，大跨步往前邁進，我妻拉着二郎緊跟在後，在熱浪中快步踏進陌生的國度。等到看不到故國才停下來，這時才發現大郎在哭泣。這可是一個很懂事的孩子，記憶中就不曾怎麼哭過，兩年前被手槍指着腦袋都沒曾哭。我問怎麼了，只是哭，不說話，我妻說“他是想婆婆了。”一說出來，大郎哭的更傷心。他短褲口袋裡有個方便袋，是婆婆放進去的，婆婆知道他小時候會暈車，所以常常會想起給他口袋裡放個袋子。大郎在口袋裡摸到了，思念更甚，哭泣更悲。勸不住的抽咽，一連哭了四個小時。

我拉過他，幫他擦了淚水，告訴他，“孩子，我們自由了，以後爸爸再不用為你們的安全擔心了。”大郎點點頭，淚水湧出，他知道再難回頭了。

連夜開車趕路，這是第二次了。第一次在雲南旅遊，路上被幾十人綁架劫持，長槍、短槍一起對準了兩個孩子的腦袋，二郎嚎啕大哭，但大郎沒有哭一聲，甚至沒有一點驚慌。被關押期間，我們所有的財產和手機都被搶走，二郎發高燒，我們被荷槍實彈看管，但是大郎沒有恐懼，反而來來回回玩耍，就是因為這個蘿蔔頭，我們得以拿回一部手機，並得以發出我們被綁架的信息。

我一直想問他，槍管對準腦袋的時候，孩子你害怕嗎？但被押解回北京後，我一直不忍心問，怕讓他內心落下恐懼的影子。

這一次又是長途趕路，徹夜開車，二郎仗着是老小，自嬌也是被寵的習慣了，一路都是媽媽抱着睡覺，大郎就要自己照看自己。長夜驅車，坐着不舒服，躺又沒得躺，睡眼朦朧，大郎一遍一遍問我“爸爸，我們要去哪裡？”我說“爸爸帶你們去旅遊，到了你就知道了。”

半睡半醒一夜過去了，過了國界大郎不再問去哪裡了，他已經記事了，有兩年前的經歷，他潛意識中知道我們已經有家難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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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能不離開嗎？

謝陽案之後我家生活徹底改變，原來僅僅是從709之前被限制出境，709中被約談，威脅，不能為被捕的王宇等人呼籲，不能寫文章。除此外，生活還平靜。但謝陽筆錄之後就幾乎在保護中生活了，時常約談，“你要知道後果，有家有業有孩子……”談話都是語重心長。

709之後，太太團在奔波，在被一次一次逼遷，但好像一路奔波一路歌，只是我知道這歌后面是無盡的眼淚和辛酸，即便個人堅強能挺得住，可是作為一個承擔一家老小開銷的唯一經濟來源，我知道，萬一我出事，我的家底是承受不起的。逼迫在眼前，後路在哪裡？我一旦入獄，妻兒何去何從？

辯護律師一個一個被約談，威脅；繼而任全牛律師因為為709案辯護被抓，然後江天勇律師失蹤，與此同時，我接到湖南電話：“建剛，謝陽傳出話來，讓你來為他辯護……”然後去長沙，會見，接連會見……然後是接採訪電話，以至於一天嗓子都啞了。

兩級司法局開始約談，一堆打印好的材料給我看，“你現在處境極其危險，中央震怒，司法部、湖南省委都很惱火，你已經違規了……這些材料是市局國保送來的……想想你家裡老婆孩子，這樣干值得嗎？”然後區司法局開始威脅，有個投訴，當然事大事小兄弟你看着辦。投訴不是已經駁回了嗎？當然，處理你的事情還需要什麼規則嗎？

雲南回來路上國保就明確告訴我，“我們就是安排人24小時監控，這一招對人的壓力是很大的……”回來之後，樓下就24小時上崗了，同時樓道門口左右兩邊安裝了兩個電杆，每個上面三個鏡頭，我一出門左右六個鏡頭對着，面前是兩個人看着。晚上我在書桌邊看書，樓下國保吃雪糕，喝啤酒，我們隔窗相望。

孩子每天要上學，我們夫妻就是這樣在國保的眼皮下每日接送孩子，看孩子玩耍，我們看着，國保也看着。我妻每日出去買菜，帶着二郎，二郎看看國保，國保看看二郎。

家裡偶爾會來朋友和同學，送往迎來，在國保身邊走過，我看看他們，他們看看我。

同時專門負責監管的國保有定期任務，就是大概每兩周要見我一次，一定要見，拖得久了大概他們有任務要求，哪怕十分鐘，也要我下樓聊聊天，當然，好話還是每次都說的，“老陳，你也快四十了，幹啥事多想想老婆孩子……”

常常出差，次次查房，身份證一刷，重點監控報警，以至於一步一崗，以至於在飛機上被當成高危犯罪，飛機落地，空姐廣播“各位乘客先不要動，有警察執行公務”，然後就是帶兩位制服到我面前，“就是他！”……

我幹了什麼事嗎？我只是想做個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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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被上崗我沒什麼感覺，但這種壓力是如同水壓一樣隨着時間而上漲的。我後來慢慢琢磨清楚張國寶對我說的“24小時監控壓力是很大的”這句話，以至於每日清晨起來，我第一件事就是去窗台看看監控我國保還在不在。

有24小時的國保，就有了北京的大媽，然後就是進進出出異樣的眼神，我們兩個孩子就這樣在他們眼皮下每日經過，在他們面前玩耍。

孩子要上學了，找學校，搬家，等待着開學，然後突然來一個陌生人敲門，告訴我：“長話短說，這個房是我的房，你趕快搬走，要不然咱們去外面說道說道……”這個時候，我們搬來的箱子還沒來得及全部打開……

我想起李春富告訴我，之前他被逼迫搬家，帶着大包小包，領着老婆孩子，處處奔波如同喪家之犬，困頓之餘，悄悄流下淚來……太太團成員們也總在搬家。怎麼辦？有道理可講嗎？少林足球中的一句台詞：“裁判、球證、旁證都是我的人，怎麼跟我斗？”都市生活，供水供電供氣供網，全部都在老大哥手裡，如果有道理可講，李春富就不用流淚了，太太團就不用耗子搬家了。

家還沒有搬成，學校來電話，“陳大郎家長嗎？派出所來電話，說我校不能接收你們家寶寶，我們也不明白，第一次有這種情況……”

大郎六歲多了，馬上就七歲，九月份的生日，總能在班級里第一個過生日，能不上學嗎？老爹捨得一身剮，能捨得孩子受委屈嗎？

第一次解決了，學校說可以接收，但馬上就要開學了，突然又告訴我們：“教委有通知，還是不能接受你們家寶寶……”哪個領導的命令？什麼方式的通知？有什麼依據？是否合法？電話號碼？我要求學校告訴我，因為“仇恨總要有個歸宿”，但一切恕不奉告……

幾經周折，再次搬家，孩子總算可以上學了，上崗的也跟了過來。夏天的時候車裡吹冷風，冬天的時候車裡開空調，有的是維穩經費。孩子上學，每天接送，早晨下去，樓門口鐵打不動的那輛車，裡面兩位警服男，有時候看到他們白天往外丟一袋一袋的瓜子皮，冬天早晨則在天蒙蒙亮的時候往外丟尿瓶子。這是滿懷中國夢、具有先天性先進性的中國警察。大郎有一天問我“爸爸，這輛車為什麼每天都停在這裡？”

大郎上學，二郎在家，每天都要接送大郎，每天都要帶二郎下樓玩耍，國保站在一邊看着。

水壓一直在上升。

司法局和國保的談話還在進行中，“多想想孩子，孩子是好孩子，但你也要做個好爸爸，別做對孩子不利的事，多做對孩子好的事……”孩子被人家攥着，我這當爹的就被人家攥着。

然後就是房東來信息，“我家房子已經賣了，你們準備搬家吧。”價值600萬的房子賣了，買方居然沒有踏進房門一步來看看。這事說給搬家經驗豐富的李大娘都不信，李大娘說：“這就是國保使壞！”

我做了什麼呢？我只是想做個人，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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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更厲害的。

孩子上幼兒園的時候有一天回家哼唱老師教的歌曲，“沒有某某某就沒有某某某，沒有某某某就沒有某某某……”他媽媽聽到了立即制止，“別唱了，你爸爸受不了……”

去找學校，要送孩子進小學了，這個私校國際版，中英文對半的課程，總算讓孩子能少一點污染吧。去學校參觀，談話室的門口貼着新時代偉人語錄，看到小學生脖子上一塊紅布，我問：“你們學校也戴這個嗎？”接待老師說：“是啊，我們也是某某教委管的。”

二年級了，有一天大郎跑來問我：“爸爸，誰是毛竹蓆？”我立即警覺，“你為什麼問我這個問題啊？”大郎說：“我們老師說吃水不忘挖井人，毛竹蓆為老百姓挖井打水……”

記得我在雲南被抓以後，雲南把我們劫持一天一夜，等待北京來人，凌晨四點許，北京兩位著名國保來到，於是談話，過程中孫國保很有疑問，我為什麼會“走上邪路”，為什麼會進入這個圈子，“你祖上和檔有深仇大恨嗎？”

怎麼樣叫做深仇大恨？我祖一輩、父一輩應該做人而已，但父祖輩都去世了，一輩子沒做成人。這算深仇大恨嗎？

我家世代務農，沒出過能讀幾本書的人，兒時常聽父輩談起前事，運動，批鬥，抄家，打砸，我先祖父歷來膽小怕事，每每躲在牛棚里哭泣……

先父生於1954年，唯一會說的一句英語就是“long life to chairman Mao, long long life to chairman Mao. （毛竹蓆萬歲，毛竹蓆萬壽無疆）” 。我曾問先父為什麼記得這一句呢，先父告訴我，因為全校只念這一句，且每天振臂高呼……先父會寫一些字，能寫信，但提筆要寫字的時候總會習慣性地寫“排除萬難，不怕犧牲……”這幾句最高指示。

我兒時的課程還能記起一些，比如《豬德的扁擔》、《艱苦歲月》、《英雄王二小》、《開天闢地的大事》、《為人民服霧》……，其中《為人民服霧》是要求背誦的，我生有反骨就是不背，然後就是罰站……

三代人過去了，現在迎來第四代。我祖一輩、父一輩、我一輩被霸陵、被洗腦、被愚弄，現在又輪到了我孩子這一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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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律師十多年了，盡心盡力學習刑事辯護、參與人權案件也有七年的時間，自認為自己雖然算不得出類拔萃，但身邊刑辯大咖的師友還是一撥又一撥的，近朱者赤，從事刑事辯護自認沒有虧負當事人和家屬的信任與託付。但709之後，刑事辯護還剩下什麼？

我們總能遇到獠牙向外的警察，“別給我講法律，我只聽領導的。”在大連，在建三江，在貴陽，在平頂山，在青島……在威海某一看守所，我被突然拒絕會見，我向其解釋，一個從二審發回的案件，我已經見過很多次了，手續完全一致，為什麼不讓見呢？所長出來說：“我就是不讓你見，你能怎樣？”在江蘇我表示法官的做法明確違法，法官則明確告知：“違法就違法了吧。”在山東一位法警居然可以把着樓門不讓律師進去開庭，法官來說情都不行，“我就是不讓他進！”

我們的案件已經不再是公開開庭審理，每一個庭審要麼不許旁聽要麼只能有兩位家屬可以。整個法庭被安排進一群完成政治任務的人占坑式旁聽，他們聽的很痛苦，每個人都想離開，但他們要完成任務。在山東某縣法院，休庭期間，有旁聽人員向法官請示“我們可以走了吧？”法官則說：“還沒結束，律師都沒走，你們怎麼能走啊？”關心刑事辯護的人一定記得鋒銳周世鋒庭審來旁聽的那個骯髒的劇本。

我們已經不能對案件公開任何信息，即便是公開審理的案件也不能；律師不能和家屬溝通案情，甚至不能和當事人溝通案卷信息；律師不能公開案件文書，不能對自己和他人的案件進行評論，否則可能帶來的是對律師和律師事務所的雙殺，僅對律師事務所的施壓就足以讓一個律師被砸掉飯碗。在律師不能公開案件信息的封口令之外再加上不允許旁聽，剩下的就是一切悄無聲息，生死存留一任官家。想起官方當年為王全璋挑選律師的時候，某律師表示“我和其他律師不一樣，我善於庭審辯護……”在家屬不可以旁聽、不能得到案件文書、律師不能對外公開任何案件信息的情況下，無論這個我們看不到的庭審有多精彩，效果等於零，等於律師和法官在調情，不是嗎？

我們的當事人已經沒有了無罪的可能。濫抓濫捕、秘密關押、任意酷刑在前，口供為王在後，有前者就沒有得不到的口供，有後者就沒有無罪的案件。這不是案件難以查明，而是司法體制就是個冤案製造機器，它每天都在高效運轉。這架機器之外，律師辯護云乎哉？

我們已經不能向法庭要求證人出庭，律師提交證人名單之時就是官家抓捕證人之時。專門從事刑事辯護的律師大概都有切身體會。

我們已經不能對抗式辯護。709之後，和律師對抗的檢察院和高高在上的法院隨時都可以提個司法建議，建議對律師進行處罰，結果大家都知道。

我們律師甚至已經保不住辯護人的位置。公檢法會暗示甚至明確地告知家屬或當事人，如果你聘請某某律師會對你的案件不利，甚至從重判刑，此時讓當事人和家屬如何做？關押、酷刑期間，不要說讓當事人拒絕、解聘某一位律師，有當事人說“讓我上吊我都得去！”

甚至我們的辯護已經不能有利反而有害，某法院明確表示但凡某類型律師參與案件，法院則採取“程序做足，實體從重”的套路處理。按照刑訴無罪推定的原則，判決之前任何人都是無罪的，但因為辯護律師的參與，法院在開庭前不僅確定了有罪，還確定了從重量刑。

我們甚至失去了說話的權利。山東司法廳吊銷李金星律師證的原因是老李說了“不當言論”，“利用網絡、媒體挑動對黨和政府的不滿”，至於什麼是“不當言論”，什麼是“挑動不滿”，政府說了算。雖然憲法上說中國人有言論自由，但沒說律師是個人，雖然耿爽一再表示中國人有言論自由，但沒說律師也是人。

至於因為代理案件被公檢法毆打，撕廣西男律師的褲子，脫廣東女律師的衣服，案例和當事人我就不需要一一列舉了。

如果律師沒有做上述任何行為呢？北京陳律師代理黃婉案中，了解案情還沒有完成，律師沒有開庭，沒有發言，沒有評論，沒有言論……僅僅是遞交了一份委託手續，著名的北京市司法局王局長約談中，開門見山地表示雖然律師什麼都沒做，但是你代理了不該代理的人，“你會被失蹤！”

有了上述枷鎖之後，我們律師還能做什麼？

帶上這些枷鎖，律師的工作只能把我們置於一種卑曲和苟且之中。我不否認律師的工作仍然有價值，但價值在於做牌搭子，湊足程序，揮揮手送被告人進監獄。當然，有的場合連牌搭子都不需要，直接三家抓牌、三家和牌。

如何解釋那麼多無罪辯護案件呢？如何解釋那麼多善於無罪辯護的大師呢？英語中有個成語，叫做under the mercy of，字面意思是置於某某的慈悲之下，但實際意思是任由某某支配。鱷魚也有今天不吃肉的時候，但我們是否可以說是你帶着枷鎖、赤手空拳戰勝了鱷魚呢？

至於關於宣傳自己無罪辯護的大師，不想多說了。在和武家兄弟對壘的擂台上，你每次都迎戰武大郎，under the mercy of 武大郎，偶然會有一個無罪；但你絕對不去迎戰武二郎。這種情況下高喊的無罪辯護其實就是一種商業宣傳罷了。國朝百萬以上信仰冤案，新公民案、709案、抓牧師、信徒案，個個都是冤案，此時此刻在經歷酷刑的丁家喜、常瑋平都是冤案，善於無罪辯護的大師、教授們是不去碰的。

我知道，即便如此，家屬和當事人還是願意聘請律師，under the mercy of 公檢法，偶然能勝訴呢？萬分之一呢？

只是，under the mercy of，這是一種屈辱，是一種恩賜，賜給你的也可以收回去。有什麼案件公檢法不能任意判決嗎？

幾年來，我自認學習了最前沿的刑事辯護技術，有關刑事辯護讀書筆記幾百頁，我常常想，如果我學來的技術，能有一個法庭給我機會讓我使用其中的十分之一，我就可以繼續，我輸了就認輸。但公檢法可以任意妄為的時代，一句話都可以吊照，遑論我的十分之一？

“你要被失蹤”，局長指着我鼻子告訴我。

我做了什麼呢？我僅僅是要做個人，兢兢業業做我律師的工作，要對得起我自己的良心和當事人的託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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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爭取一個留學的機會，我幾乎兩年的時間閉門謝客，國保約談，我只是回覆信息“本人備考期間，不辦案，不諮詢，不會客，不接電話，不拜客……”為此國保居然延長了必須和我見面的期限。

荒廢了學校學來的英語十幾年了，我幾乎從零開始學。

聯繫學校，辦理畢業證、成績單的公證。

填表，面試，再填表，再面試，去考托福，去體檢，辦簽證……

一切都確定了，留學項目接收我這個英語很差的訪問學者，學校接收我，使館最後一次面談，對於訪學做了最後一次指導，使館幫我們每位訪學者購買了幾個航程的機票，我和另一位女士英語較弱，但項目方為我們準備好了學習英語的時間，要送我們先去美國北部一所美麗的大學學習幾個月英語，期間還要去著名的國家公園遊覽……

我知道，還有最後一關，我能去嗎？這個政府會讓我去嗎？

一切準備就緒之後，我給負責監控我的市局張國寶電話，明確告知留學事項，對我限制出境已經四年了，希望這次我能出行。不出所料，國保請示他領導之後立即翻臉，“好啊，陳建剛，你這兩年就幹這事了！你報留學項目給誰說了？去美國能有什麼好事嗎？為什麼不讓你去？你自己不明白嗎？你干的那點事你不記得了？你不記得你給黨和國家惹多大事嗎？我告訴你，你啥時候能出境，這不是我能說了算的，也不是我領導能說了算的，你和你老婆孩子就別想出去了！你等着……”

暴政就是可以如此憑一句話摧毀一個人的夢想和幾年的努力，不管夢想多麼美好和努力多麼艱辛，暴政就是在摧毀各種美好的人生。
我幹了什麼事呢？我只是想做個人，我只是想盡職盡責做個律師，我只是盡到律師的責任和朋友的情誼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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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境前後，不斷地有昔日好友、人權律師被吊照，被逮捕，被秘密關押、監視居住，王全璋還在獄中，余文生被秘密審判，陳家鴻被秘密關押監視居住，劉正清、李金星被吊照，覃永沛被逮捕……現在，2019年要結束的幾天裡，丁家喜被抓，秘密關押、監視居住，同時被抓的還有張忠順、戴振亞、李英俊；許志永在逃亡中，還有幾位律師或被抓獲失聯；2020年1月12日晚，常瑋平律師也被帶走，然後幾乎沒有例外地“指定居所監視居住”，不允許律師會見。陝西省司法廳還背後插刀，隨即公告吊銷了瑋平的律師證。

對於這個“指定居所監視居住”，我至今所遇到、所了解到的所有經歷過這個程序的當事人，無一例外都遭到了酷刑。

丁家喜、戴振亞、張忠順、常瑋平等人，他們做了什麼呢？一次聚會吃飯，聊天，然後趙家警方就炮製出一個12·13大案，全國聯動，繼續對律師和公民進行抓捕。

聚會，吃飯，聊天，這難道不是人最基本的行為，最基本的自由和權利？這如何變成了罪行？

撫摸這一個一個名字，相貌一一在眼前飄過，此時此刻，他們都在酷刑之中，思之心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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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是想做個人，做個律師，但僅僅這個要求，卻讓我成為趙家的敵人，以至於株連我妻兒，甚至於其他親屬。

做一個人，就是生來人人平等，就是要爭取自己生而俱來的權利，就是要擁有言論的自由，就是要為下一代儘量爭取更好的生活方式，就要拼死捍衛生命、財產、自由和妻兒的安全，就是要擁有人的尊嚴……但這些都與現行體制不符，平等就是不服從趙家對你的統治或者領導；自由就是否認趙家對你的管束；言論自由就是不唱讚歌，反而會說批評的話；而人權，就更是連提都不要提，趙家莊園裡只有莊園主的權力，哪裡有韭菜的權利呢？而你要的尊嚴更是向莊園主的威權挑戰，而我妻兒的生命安全都成了趙家莊園控制我的人質……

想做個正常的人，做個獨立、自由、有尊嚴的人，這就在向趙家莊園挑戰，因為這個莊園裡，任何不順服、不跪拜莊園主的，都是要被立即割掉的韭菜。這個莊園姓趙，只能有順服的家奴，不能有人格獨立的個人。

但是，我畢竟還是要拼死做個人的，我孩子的生命不能掌握在別人手裡，我不能任由他人予取予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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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時人已沒，今日水猶寒。

父祖輩過去了，留給兒孫輩今日境況，我們也要走過去，我們會留下什麼給後代呢？

來美國以後，不斷地見到可以提問的人，我常常會問荒唐的問題，比如你們為什麼沒有憑槍桿子的政權呢？比如川普做三軍統帥，為什麼不可以安插幾個對自己忠心的馬仔，調動軍隊，喊話只忠於新時代的偉人，剔除不服氣的議員，換上川家班的代表，三呼萬歲，為什麼不能呢？為什麼不能在軍隊的加持之下修改憲法，讓偉人無限期執政呢？川普為什麼不能把司法系統變成川家的鐮刀，然後磨刀霍霍向豬羊呢？……這些顯然不能，但是為什麼？

我得到的答案幾乎都會提到：“According to our constitution……（根據我們的憲法）”，或者是“The fathers have……（國父們已經……）”

翻看美國憲法，短短幾句話的序言：“我們美利堅合眾國的人民，為了組織一個更完善的聯邦，樹立正義，保障國內的安寧，建立共同的國防，增進全民福利和確保我們自己及我們後代能安享自由帶來的幸福，乃為美利堅合眾國制定和確立這一部憲法。”我注意到這裡面的一句話：“確保我們自己及我們後代能安享自由帶來的幸福”。美國立國將近250年了，在這個自由的國度，萬千國民安享自由之福。為什麼在這裡沒有暴政？答案就是國父們已經做好了幾乎一切的預防，今日的福利乃昔日國父們所賜。

一句話常常在我內心翻滾，幾年來讓我席不安枕，如果十年以後，大郎二郎啟蒙開慧，問我：“父昔日何所為以致兒生而為奴？”我將如何回答？

這個問題，恐怕趙家莊園內為人父母者都要面對。

建剛草草

2020年1月18日凌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