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魚論】天災是資本主義的終結者

當和平時期，人們的生活無憂無慮，於是就嚮往無限自由的生活。好像最好剝光所有的衣服，想吃就吃，想喝就喝，想睡就睡，想玩就玩，不要任何人來管我，就是最幸福的生活。資本主義社會可以滿足這一切。

然而，當天災來臨時，尤其是大的天災，尤其是受災人群眾多時，若保持、繼續原來資本主義的生活方式，那就別說一個人，一群人，甚至全人類都難逃集體覆滅的命運。

那麼，一個人，乃至全人類如何在大災大難來臨時能夠保存自己的性命，不至於讓天災毀滅整個人類？這就需要人們改變，至少是臨時改變原來的資本主義生活方式，而採用社會主義的生活方式。

道理是很簡單的：

眾人拾柴火焰高啦……

一根筷子很容易折斷，一把筷子折不斷啦……

在人類的文化歷史裡，類似的哲理，箴言比比皆是，隨手拈來。人們又不是不知道。然而，知道又如何？

面對戰爭時，特別是面對世界大戰時，也是一樣。

美國在參加兩次世界大戰時，國家不像社會主義？

連民主選舉總統的固有程序都可以暫時放在一邊，民眾熱情洋溢地熱烈擁抱獨裁制度。羅斯福總統連任四屆，選舉過嗎？

然而，天災結束，世界大戰結束，一切又都回到了老樣子。傷疤好了自然忘了疼。畢竟，天災是暫時的，世界大戰也是暫時的。人類在和平環境裡生活的時間要比天災和世界大戰的持續時間要長得多。

但是，如果下一次來臨的天災足夠大，或者世界大戰足夠慘烈，嚴重到像地球的祖輩生物恐龍所面對過的那一種災難呢？人類還會繼續津津樂道於資本主義的幸福生活，而在“臨死前最後一次狂歡”之後，踏入歷史的煙塵呢？

有人也許會說，如果面對恐龍遇到過的災難，你就算搞社會主義也沒用。

真的是這樣嗎？

假設我們所經歷過的兩次世界大戰時，美國及西歐盟國無需團結起來，無需對社會實行戰時管理，繼續單打獨鬥，繼續原來的吃喝玩樂生活，那還會有日後丘吉爾、羅斯福和斯大林三巨頭的勝利會議嗎？這世界也許早就在進行着希特勒思想指引下的德意志千年帝國的打造呢。

所以。當災難來臨時，實行社會主義，是可以保存人類的。人類即使花費100年來深挖地洞，那麼，當彗星，或者超大流星撞擊地球時，也許能為我們保留下人類最後一艘諾亞方舟。

記得有一句流傳甚廣，但未經詳細考證的疑似黑格爾名言：

“人類從歷史中學到的唯一教訓，就是人類無法從歷史中學到任何教訓。”

所以， 資本主義社會還會繼續。畢竟，那是最自由，最隨心所欲、無憂無慮的生活方式。不像在社會主義制度下，過集體生活的人，或多或少，都會失去一些個人自由。當然，少部分社會主義社會也還會繼續，但活得很幸苦。

直到有一天，真正的大災難來了，大到足以毀滅半個地球。

於是，大災過後，地球上的人減少了99%。

那剩下的1%人類的種子，就是靠社會主義社會保留下來的。

而那1%的人類的種子裡，大約有99%是中國人。

【完】

多維新聞/多維客/思想/內文

 貝一明 

韓國的新冠病毒之憂：

科學與政策被“病毒性歇斯底里”扼殺

2020-02-25 18:23

這個星期，我登上一架大韓航空公司飛往首爾的飛機時，有那麼一刻，還以為自己進入了手術室。機組人員毫無例外，都面戴嶄新的潔白口罩。他們儘管難免令人生出大難臨頭的聯想，但還是在努力地安撫旅客，創造溫馨的氛圍。

一路上，我身邊的乘客都在討論肆虐韓國的新冠病毒。往常飛機廣播會放送與本架航班安全性能相關的信息，而此刻我們聽到的卻是一則又一則疫情報告。

到達首爾後，機場工作人員讓我填寫了一張甚為複雜的表格，做排查之用。不僅如此，酒店中還貼滿了宣傳畫，桌布上也印着中、英、韓三種語言的警示標語，就連休息室和客房中都擺着消毒型洗手液。

打開電視，滿眼都是大呼冠狀病毒極度危險的政府官員，然而他們之中沒有一個人對此類病毒的本質和傳播途徑進行科學分析，更沒有介紹與其他病毒、疾病相比，新冠病毒、新型肺炎有何獨特之處。

第二天上午，我去政府機關拜訪朋友，在門口填好一張表格、測過體溫後，工作人員才給我放行。然而這套流程是否真的能辨別出病毒攜帶者，我深表懷疑——我也不知道自己是否已經身受感染。不管怎麼看，填表格、測體溫都像是在走過場，無法切實解決民眾面臨的健康危機。

我計劃在韓國舉辦講座，介紹自己的新書，邀請了許多人前來。但是在沒有任何預警的情況下，活動被取消了。直到現在也沒有人告訴我誰來為此負責、原因為何。

我有些不滿，但隨後得知，多場音樂會、講座與大學課程也都被推遲或者叫停。民間悲觀、不安的情緒日益加劇，以致婚禮、度假出遊乃至家庭聚會都無法如期進行。

此外，廣播和電視在不停地播報感染人數，幾乎將其他國際與國內新聞徹底阻擋在韓國受眾的耳目之外，因此大家難以知曉近期旅遊、購物、餐飲和娛樂等行業的急劇衰退對經濟造成了多麼嚴重的影響。

誠然，大企業正在漸漸成為製造業的霸主，但可以肯定的是，就算股市不會崩盤，普通韓國民眾也會受到巨大的破壞性衝擊。

以中國為中心、貫穿整個東亞地區的集成供應鏈因生產的大規模延誤而發生了斷裂，而這一供應鏈是韓國的主要經濟支柱之一。韓國一直為能夠在高度一體化的東亞占據中心位置而自傲——在過去的十年中，韓國在該地區簽署了一系列貿易協定與投資承諾書，進一步鞏固了自己的地位。

可是現如今，由於疫情爆發，韓國成為欣欣向榮、面向未來的亞洲之核心的夢想碰了壁；而砌成這面牆壁的，是偏離理性、有欠考慮的各種政策。首爾正籠罩在不安與恐慌之中。儘管大選將在4月15日舉行，但這片混亂所造成的全部後果還是會在未來的幾個月顯現出來，因為似乎沒有一個政黨能夠力挽狂瀾，令韓國經濟免於崩潰。

漫步首爾，便可窺到這裡的經濟困局。二十年來，韓國經歷了翻天覆地的去工業化過程，中國遊客的消費逐漸成為了重要的收入來源。無法供職於高效益企業的韓國人找不到其餘出路，只能在餐廳做服務員和廚師、在便利店打工、開出租車。

在這次疫情爆發後的首爾之旅中，最令我難忘的是在明洞的所見所聞。明洞是首爾的旅遊購物聖地，繁華熱鬧，憑藉時裝、化妝品、韓潮紀念品和小吃夜宵攤吸引了大批年輕人蜂擁而至。十年來，看似源源不絕的中國遊客為明洞的經濟引擎提供了大量燃料。

然而上個月的明洞卻寂靜淒涼，宛若鬼城一般。

雖然有幾名日本遊客四處閒逛，但大多數店鋪都無人問津。更加反常的是，原本銷售護膚品和手工皂的商店還讓穿戴整潔的年輕店員站在門口，攔住路人推銷高檔口罩。販賣冠狀病毒的防護用品竟然成為了一個旅遊勝地的主要收入來源，這簡直是一場災難。

受疫情所害的，並非只有明洞一處：來自中國的客源在南亞乃至整個亞洲都已枯竭。許多韓國人都在南亞投入甚巨，因此這場災難或許會對他們造成指數級的影響。20世紀20年代發生在朝鮮的經濟收縮悲劇很有可能在韓國重演。

被隔離在日本橫濱港的鑽石公主號遊輪已經成為了新冠疫情的有力象徵。日本政府決定讓遊客與船員留置船上，導致受感染人數不斷增長。日本為此而飽受詬病，但沒有任何人對其以往的政策與應該採取的方案展開邏輯探討。於是，儘管這場疫情雖然嚴重，但遠非無法遏止，一個本該引發疫情應對策略討論的事件還是變為了國際性恐慌的源頭。

韓國政府最終做出了反常之舉，嚴禁鑽石公主號上的外籍人士入境。船上的七名韓國遊客也被專機送到了設立於仁川國際機場的臨時隔離區；隔離觀察期為十四天。

於此同時，韓國還展開了夜以繼日的調查；有多少中國遊客來韓國旅遊、韓國的大學中有多少中國留學生——政府忽然對這些問題重視起來。正如《韓國時報》的金英珍所言，韓國在衛生政策方面一向鬆懈，此時卻猛地掀起了一場“完美風暴”。長此以往，多家酒店停業倒閉、多所地方大學關門大吉將無可避免。

媒體報道的潛台詞是韓國應當封閉邊境，同20世紀的之前的朝鮮王國一樣遁形遠世，或者效仿特朗普，採取“韓國第一”的政策，開始圍捕非法移民，同時通過媒體宣揚針對一切外國人、外國事物的盲目仇恨。

如此輕率的言辭極具民族主義色彩，且歪曲了事實，簡直與特朗普政府在大規模貿易戰中以中國為對象的妖魔化宣傳異曲同工。

美國已經出現大量將冠狀病毒的蔓延歸咎於中國人的文章，仿佛在為19世紀的“黃禍”浪潮招魂，排斥華人乃至全部亞洲人。

2月3日，《華爾街日報》刊登沃爾特•拉塞爾•米德（WalterRussellMead）撰寫的“中國是真正的亞洲病夫”（ChinaistheRealSickManofAsia）一文，突破了道德底線。米德在毫無證據的情況下抨擊中國掩蓋疫情，妄圖用似是而非的論述將這種令世界人民深受苦痛的疾病同中國的經濟影響力聯繫在一起。該文章使用污衊性的“亞洲病夫”一詞，將中國人民歪曲為會傳播疾病、導致墮落與毀滅的“黃色瘟疫”，認為“純潔的”西方世界應當對其予以抵制。

正是在相似論調的推動之下，美國於1882年推出了排華法案，將中國移民以及全體亞洲移民阻隔在境外達六十年之久。史蒂夫•班農、斯蒂芬•米勒等信奉種族主義的政策制定者在幕後討論新冠病毒的應對策略時會提出排華方案，這簡直是無可置疑的事。

唐納德•特朗普的得力助手、美國貿易與製造業政策司司長彼得•納瓦羅荒謬地將新冠病毒貼上了“中國製造”的標籤，其再次掀起反華浪潮的意圖可見一斑。不要忘記，正是納瓦羅創作了雜燴版的《錫安長老會紀要》，稱中華民族藏污納垢，是一切現代經濟矛盾的根源所在。

而韓國民眾在這場政治遊戲中的幼稚表現的確令人大跌眼鏡。他們竟然願意相信這種公然將中國人同疾病和衰敗聯繫在一起的舉動對韓國沒有任何影響。然而毋庸置疑，不論韓國購買多少架F35戰鬥機，旨在“讓美國再度偉大”的反亞裔群體都不會對它另眼相待。美國的態度，在唐納德•特朗普總統就韓國電影《寄生蟲》發表的評論中有所表露：令美韓、中美關係逐漸降級。

韓國的軟肋

新冠病毒的蔓延並非滅頂之災，但在西方主流媒體的報道中，其破壞性絕不亞於911危機。儘管他們的宣傳言過其實，但韓國仍然有疫情爆發的危險。未來韓國無疑會面臨一場災難，而氣候變化又將令它的處境雪上加霜。

遺憾的是，首爾的媒體充斥着各種聳人聽聞的消息，卻對疫情的應對政策隻字未提。

韓國舉國上下都對傳染病的大規模爆發毫無防備。去年，我曾將一名親戚送入一家大醫院的急診室，當地醫療系統人員匱乏、效率低下，令我大為驚訝。大筆大筆的資金被用於修建高樓大廈、進行高科技展示、開設豪華的咖啡廳，然而醫護人員有減無增，根本無法滿足病人的切實需要。倘若首爾真的爆發疫情，其醫療系統不用多久便會不堪重負。

這一切的始作俑者並非中國，而是貪慾。在貪慾的慫恿下，韓國踏上了醫療系統私有化之路，許多人做醫生完全是出於利益考慮，將道德與責任棄置一旁。醫院進行決策時，出發點往往是能否盈利，而非是否可以滿足大眾的需要。韓國政府正在大力推動醫療旅遊等行業的發展，讓越來越多的人認為醫療的本質便是通過向顧客提供產品而獲利，此舉無異於火上澆油。

韓國正在經歷這樣一個時代：醫療行業的精英紛紛變成了整形外科等油水豐厚的領域的專家，全然忘記了希波克拉底誓言的內涵。我們應當把“療”重塑為“醫”的重點，將利益方面的考慮從與該行業相關的政策中剔除。正是因為醫療系統遭到了嚴重扭曲，新聞系統又極盡反智之能事，韓國各級政府與民眾才在新冠病毒面前無計可施。

韓國人深得被媒體和政府真傳，認為國與國之間人口流動得越頻繁越好。意味着資本、商品與遊客無限轉移的全球化已被奉為人們邁向美好未來的必由之路。然而已有大量證據表明，韓國真正需要的是跨國合作，而非無法與之開展實質性交流的遊客與商人。遺憾的是，全球化進程只能且已經讓國與國之間的關係更加冷淡，讓人們愈加唯利是圖，讓跨國貿易愈發頻繁。

國際化或許為病毒的蔓延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倘若事實如此，首爾便急需解決幾個重要的問題。政府完全有必要重新考慮是否繼續將旅遊業作為國家經濟發展的主要引擎，重新估量農業與地方製造業的重要性。換而言之，韓國需要重拾1960年之後被獻祭給現代化進程的可持續性傳統經濟模式。

國家管理與決策過程的透明化也不可小覷。擺在我們眼前的，是“休克主義”的經典案例——該概念由作家娜奧米•克萊因（NaomiKlein）提出，意為在沒有監督、不經過公眾討論的情況下利用災難來推進法律、實現政策變化。媒體對疫情展開了狂轟濫炸式的報道，說明政客與大亨要求政府針對新冠病毒立即採取措施——不進行民眾投票，無需參考專家的意見，更不用考慮最佳措施、訴諸科學方法，而他們其實對流行病學一無所知。

這裡有一個例子。各家報紙上滿是關於大邱疫情的報道，可理性的分析卻寥寥無幾。媒體一味地呼籲儘快隔離病人，根本沒有考慮全面、細緻地討論是否比高調地匆忙行事更為重要。

媒體將關注點放在大邱一個名為“新天地”的教會上，更令人疑竇叢生：他們在沒有任何科學證據的情況下，稱該教會為導致當地疫情蔓延的罪魁禍首——美國抹黑中國的套路已經發生變異，傳到了大邱。他們認為，要讓民眾服從國家政策，只需要含沙射影，暗示疫情與邪惡組織有所關聯。

頃刻之間，政府似乎擁有了隔離公民的權力。這場疫情雖然嚴重，但其危險性並不比豬流感高，而美國在被豬流感席捲之時，並未採取任何嚴厲措施。

更令人憂慮的是，政府決定叫停所有公共活動、講座、音樂會以及公開討論之時，韓國民眾沒有提出半句異議。實際上，受到阻滯的是公民社會以及民眾集會、開展討論的權利。也許實施隔離是阻斷病毒傳播的必要手段，但媒體的大肆炒作有害無益。從目前來看，韓國不像在理性地應對疫情，而是在施行政治上的戒嚴令。

在媒體的恫嚇之下，許多韓國人因為害怕感染而不再使用公共交通工具，不僅導致了嚴重的交通擁堵，讓人們浪費了大量本來可以用來跟親友共度的時間，而且增加了尾氣排放，損害了空氣質量，令早已迫在眉睫的氣候變化危機加快了步伐。大家紛紛轉向私人交通工具，也意味着政府在不經過任何科學論證、不採取任何正當手段的情況下關閉了對公民社會至關重要的共享空間。

我們還應當辨別哪些事情是我們的當務之急。的確，我們應當重視新冠疫情，中國武漢已有許多人因為罹患新型肺炎而失去了生命。然而韓國、東北亞乃至整個世界面臨的最大威脅是新冠病毒嗎？

答案是否定的。

有幾種更為可怕的疫病令韓國人深受其害、無辜喪生，然而民眾對它們諱莫如深。現在人人都把新冠疫情掛在嘴邊，可即使在與親友聊天時，也不會談到與它們相關的話題。

韓國經濟由少數財源滾滾的大企業主導，因此前景十分黯淡。經濟困局令絕望情緒在民眾，尤其是年輕人中得以滋生，導致自殺率居高不下。此外，許多人還放棄了結婚成家的意願，致使社會老齡化加劇，焦慮感四處蔓延。這種氛圍，以及近來盛行的“適者生存”殘酷觀念和自我崇拜之風，令數百萬民眾飽嘗艱辛。然而各家媒體對上述社會危機視而不見，政府也從未針對各種問題採取行動。

這些危險因素已經導致無數人悲慘死去，可社會話語中卻沒有它們的蹤影。

如今韓國面臨的最大威脅不是新冠病毒或某種流行病，而是核戰爭和氣候變化。

美國一方面在東北亞地區進行軍事集結，一方面退出了各種軍備控制協議與國際條約，令爆發世界大戰的風險大大增加，“有用的”核武器的推廣更令現狀堪憂。然而據我所知，媒體，包括進步媒體，並未對這一會殃及全體韓國人的威脅詳加報道。

要解決氣候變化、海平面上升、農業減產以及由此而引發的食品價格上漲等問題，政府需要開展巨額投資、進行經濟轉型。然而，即使那些已對氣候變化略有察覺的人也不清楚生物多樣性喪失與東北亞沙漠的迅速擴張會導致怎樣的災難性後果。

很遺憾，韓國未能採取切實政策減少對危險能源的依賴，因此其空氣質量每況愈下，罹患肺病與其他疾病的人數以萬計。在此緊要關頭，媒體只顧描述疫情，卻沒有對空氣質量跌至低谷的原因做任何科學分析；國家也沒有為關閉燃煤電廠、全面轉向可再生能源、停止進口石油而推出任何政策，甚至沒有開展相關討論。

我們必須儘快用“零礦物燃料使用率”來代替消費文化和“經濟增長”等指標。如若成功，空氣和水源即可重返潔淨狀態，人們的焦慮情緒也會得到緩解。

上文提到的危機之所以未能得到解決，是因為財富集中問題在韓國乃至全世界日益嚴峻，一切與短期利益相悖的政策都無法推行。這一現象勢頭強勁，大企業也在宣揚反智文化，剝奪民眾進行嚴肅討論的能力。

五十年來主導韓國社會方方面面、以消費為驅動力、以增長為中心的夢想正在土崩瓦解。新冠疫情令人擔憂，應當成為正式議題，然而政府卻把它變成了關閉新聞渠道、破壞公民社會的理由。而韓國民眾並未團結起來開展公共衛生方面的理性討論——他們已經彼此隔離，孤立無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