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戰爭已經過去60多年。但是，人們對這場戰爭不曾忘記，也不會忘記。人們對這場戰爭關注和研討的熱情，非但沒有隨着時間的逝去而淡化，反倒有進一步“熱烈”之趨勢。從一定意義上講，這正是現實國際國內形勢發展的迫切需求與必然結果。
現在，在一些媒體特別是網絡上，對抗美援朝戰爭見仁見智，甚至百論叢生。正當人們渴望在主流媒體上看到對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的解讀時，北京電視台《檔案》節目在匯集大量翔實的歷史文字檔案、圖片影視資料、當事人當年的日記和事後的回憶等多種資料的基礎上，適時攝製並推出了六集電視文獻片《偉大的抗美援朝》。
片子播出後，筆者不斷接到熟悉的同志打來的電話或發來的短信，說這個片子非常及時，針對性強。有位老大姐還情不自禁地借用年輕人的口頭禪說“太棒了”，唯一有意見的地方就是播出的時間太晚。
感謝北京電視台的領導和相關同志，把《偉大的抗美援朝》這麼好的片子送給我們。這說明，文化建設與經濟建設同樣重要；在一定條件下，文化建設更為重要，因為，這是一定的人的靈魂、信念的凝聚和流淌。
對這部文獻片，我看了兩遍，深深感受到當年抉擇的艱難與偉大、較量的慘烈與頑強、英雄的無畏與慷慨、後盾的堅強與堅實、復興的自信與蓬勃、和平的珍貴與渾雄。
對60多年前的抗美援朝戰爭如何看待，這不是因為有截然不同的事物，而是因為有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立場，就會對同一事物有着不同的記憶、描述和得出不同甚至完全截然相反的結論。一些人常常說起甚至全力“營銷”所謂的“普世價值”，其實，平心而論，在如何看待和評價抗美援朝戰爭這一重大歷史事件上，有所謂的“普世價值”嗎？
如果站在《聯合國憲章》的立場，站在社會主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立場，站在億萬中國人民的立場，對發生在60多年前的抗美援朝戰爭，都會毫不猶豫地說，這完全是一場正義之戰，不僅出師有名，而且正氣干雲。片子較充分地揭示了抗美援朝戰爭的正義性。1945年在美國本土舊金山誕生的《聯合國憲章》第二條第四項明確規定：“各會員國在其國際關係上不得使用威脅或武力……侵害任何會員國或國家之領土完整或政治獨立。”不使用武力侵害一個主權國家的領土完整或政治獨立，這是《聯合國憲章》原則的最核心部分，是人類深刻反思慘絕人寰的兩次世界大戰並試圖避免類似悲劇再度發生的共同心聲，也是防止大國強國對小國弱國尋找藉口、濫用武力、維護國際和平及安全的保障。《聯合國憲章》第二條第七項又明文規定：“本憲章不得認為授權聯合國干涉在本質上屬於任何國家國內管轄之事件”。朝鮮戰爭本來是一場內戰，但朝鮮內戰一爆發，美國就從其稱霸世界的全球戰略出發，迫不及待地進行武裝干涉。1950年6月26日，美國總統杜魯門即命令其駐遠東的空、海軍參戰；次日，杜魯門又發表聲明，公開宣布武裝入侵朝鮮，並命令其海軍第七艦隊侵入台灣海峽，霸占中國領土台灣。美國無論是入侵朝鮮還是霸占我國領土台灣，都是對《聯合國憲章》第二條第四項的肆意踐踏。1950年6月27日下午，在蘇聯等常任理事國缺席的情況下，美國肆意歪曲朝鮮內戰的性質，以“緊急援助”李承晚集團為名，操縱聯合國安全理事會通過非法決議，為美國拼湊侵朝軍隊。7月7日，美國又操縱聯合國安全理事會通過非法決議，給美國及其他國家的侵朝軍隊披上所謂“聯合國軍”的“合法”外衣。不干涉任何主權國家（包括已經爆發內戰的主權國家）的內政，既是《聯合國憲章》的最基本的宗旨及原則，又是公認的國際關係準則。美國政府無論怎麼盜用聯合國的名義，都無法從根本上掩飾其踐踏《聯合國憲章》、野蠻幹涉別國內政的本質。國際有關公約還明確規定，戰爭中，嚴禁使用細菌、化學等武器。而滅絕人性的美國侵略軍卻在朝鮮北部和我國東北地區，悍然使用細菌武器，妄圖通過各種毒性病菌，從根本上摧毀朝中人民的抵抗能力。在聯合國憲章遭到如此踐踏，特別是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遭到世界列強重新奴役的生死關頭，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國共產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代表中國人民經過艱難審慎的反覆研究才毅然決然作出了抗美援朝這一偉大正確的抉擇的。有的學者在研究後得出這樣的“新論”：“由於中國出兵朝鮮，所以美國才封鎖台灣海峽。抗美援朝錯在中國”。還有人據此得出這樣的結論：“毛澤東的最大罪惡不是‘文革’，而是抗美援朝。”建議對60多年前偉大的抗美援朝有誤解的同志，一定要先弄清這樣的基本事實：美國在1950年6月27日出兵台灣海峽，而我在其出兵三個多月，準確說是114天之後的1950年10月19日才“雄糾糾，氣昂昂，跨過鴨綠江”的。美國侵略者破壞國際公約的罪行，理所當然地的激起愛好和平的世界人民的極大義憤。中朝軍民在世界各國人民的強大聲援下，同仇敵愾，英勇作戰，粉碎了美國在東北亞的戰略圖謀。朝鮮停戰協定簽字後，我國立即開始分批從朝鮮撤軍。截止1958年10月26日，中國人民志願軍已全部撤離與我國山水相連、唇齒相依的朝鮮。而直至今天，美國在距其本土有萬里之遙的朝鮮半島卻仍駐軍數萬餘名。誰在捍衛和誰在踐踏《聯合國憲章》，如果不是“色盲”甚至“瞎子”，這本來就黑白分明的事。另外，中國人民志願軍“雄糾糾，氣昂昂，跨過鴨綠江”，也是正式得到朝鮮政府和朝鮮人民懇切請求的。片子中展示了金日成親筆疾書的這一“求援信”。一字一句對照《聯合國憲章》及相關國際法，對照中美兩國政府的所作所為，無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中國人民志願軍和中國人民所進行的抗美援朝戰爭既是一場抗擊霸權主義、強權政治和保家衛國的正義壯舉，又是一場維護《聯合國憲章》和公認的國際關係準則的正義壯舉；而美軍無論侵占我國台灣海峽，還是入侵朝鮮，都是嚴重違背聯合國憲章和相關國際法的霸權主義與強權政治的非正義的侵略行徑。
抗美援朝是中國人民反對外來侵略和干涉、保家衛國的正義壯舉。這正如毛澤東同志在抗美援朝開始後所指出的那樣：“如果不是美國軍隊占領我國的台灣、侵略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和打到了我國的東北邊疆，中國人民是不會和美國軍隊作戰的。但是既然美國侵略者已經向我們進攻了，我們就不能不舉起反侵略的旗幟，這是完全必要的和完全正義的，全國人民都已明白這種必要性和正義性。”
現在有一種傾向，即講聯合國及相關國際機構的多，而對《聯合國憲章》及相關國際法的具體內容卻很少提及。哲學，是人類和社會歷史規律及人生經驗的最高抽象。從哲學角度看，從一定意義上講，《聯合國憲章》及相關國際法是內容，聯合國及相關國際機構是形式。內容決定形式，形式為內容服務。只講聯合國及相關國際機構這一形式，鮮提《聯合國憲章》及相關國際法裡面的主要內容，這就是鄧小平所說的“形式主義”，而形式主義往往害死人。只講形式，鮮講內容，個別霸權主義國家就往往操縱聯合國及相關機構，干出完全違背《聯合國憲章》及相關國際法基本原則、基本準則的事。
抗美援朝戰爭不僅完全是正義之戰，而且十分必要和十分迫切。片子也充分地表現了這場戰爭的必要性和迫切性。60多年前，新中國剛剛成立，百廢待興，且要解放台灣，我們決不希望朝鮮半島發生戰事。但美國已經把戰爭強加到了中國人民的頭上，從這一意義上講，60多年前新中國掀起的偉大的抗美援朝運動完全是被迫的。志願軍渡過鴨綠江的第八天即1950年10月27日，毛澤東在中南海與民主黨派人士周士釗談到朝鮮戰爭時說：“現在美帝的侵略矛頭直指我國的東北，假若它真的把朝鮮搞垮了，縱不過鴨綠江，我們的東北也時常在它的威脅中過日子，要進行和平建設也有困難。所以，我們對朝鮮問題，如果置之不理，美帝必然得寸進尺，走日本侵略中國的老路，甚至比日本搞得更凶。它要把三把尖刀插在我們的身上，從朝鮮一把刀插在我國的頭上，以台灣一把刀插在我國的腰上，把越南一把刀插在我們的腳上。天下有變，它就從三個方面向我們進攻，那我們就被動了。我們抗美援朝就是不許它的如意算盤得逞。”“打得一拳開，免得百拳來。”片子中引用了毛澤東上述相關論述。60多年過去了，從片子中認真聆聽上述這段談話，我們更加認識到：正因當年打得“抗美援朝”這一拳開，才有免得衝着新中國60多年來和平建設與和平生活這百拳來；毛澤東不僅考慮着中華民族當時的處境，同時謀劃着中華民族的長遠與未來。任何一個有良知的人，都不得不佩服毛澤東這一無比宏偉、深邃的戰略眼光和英勇無畏、一往無前的超人膽略。細想來，當年毛澤東同志關於這“三把刀”威脅的論述，至今仍有着強烈的針對性和重大的現實意義。毛澤東關於“三把刀”威脅的論述不僅進一步昭示着我國當年所毅然決然進行的抗美援朝戰爭的必要性，而且依然是我國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征程上所必須繼續面對和解決的重大戰略課題。
抗美援朝戰爭無疑是正義和必要的，這是應然。但在一定條件下，正義常常會遭受邪惡的蹂躪。這是正義與邪惡力量懸殊太大的必然結果。當時中美國力軍力的異常懸殊，抗美援朝戰爭能不能打贏，這是實然。片子接着充分地回答了抗美援朝戰爭的可行性即必勝性。片子濃墨重彩地表現了抉擇過程的艱辛。片子中列舉：我們的對手太強大，幾乎武裝到核牙齒。1950年這一年，美國的國民生產總值是2848億美元，鋼產量8772萬噸，而中國的鋼產量僅有60萬噸，做釘子尚且不夠。我們的軍隊裝備落後，訓練還不充分；況且，我們面對的不僅僅是美國，而是由16國組成的所謂聯合國軍。在朝鮮戰場上，美國則動用了美國陸軍的三分之一、空軍的五分之一和海軍的近半數作為侵略戰爭的主力，並把整個國民經濟轉入戰時軌道，以大量的軍事裝備和物資投入戰爭。但軍事裝備完全處於劣勢的中國人民志願軍卻仍然能夠大量殲滅敵人有生力量，消耗敵人的軍事裝備和物資，不斷取得勝利，其根本原因是毛澤東在第一集《抉擇》中分析歸納的美國在軍事上的“一長三短”：“一長，就是鋼多；而三個弱點則是戰線太長、運輸路線太遠和戰鬥力太弱。他強調，中國軍隊是經受了20多年革命戰爭鍛煉的軍隊，戰鬥力極強。最重要的是，我們進行的，是正義之戰。”美軍的“一長三短”和我軍的“一強一正義”，這是偉大的唯物辯證法在抗美援朝戰爭中的具體運用。實踐已經完全證明，毛澤東對抗美援朝戰爭必勝的分析與把握，如同對抗日戰爭必勝的分析與把握一樣，是十分精闢和完全正確的。這種必勝的信念不僅體現在第一集的《抉擇》之中，也直接體現、浸潤於第二集《較量》、第三集《英雄》、第四集《後盾》之中。《較量》講的是戰場上敵我雙方軍力的懸殊與我軍戰略戰術上的先進，《英雄》講的是志願軍這一群體驚天地、泣鬼神的英勇無畏的犧牲精神，《後盾》則集中表現抗美援朝戰爭本質上是人民戰爭這一勝利之本的源泉。所以通觀全劇，自然會得出這樣的結論：貫穿該片的始終是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戰爭史觀這一紅線。而唯物辯證法必勝，這是事物發展內在的必然規律和不可抗拒的鐵則。
如果說，片子前四集直接間接講的是戰爭，那麼第五、第六集則講的抗美援朝戰爭的地位與作用，也就是回答了60多年前所進行的那場聲勢浩大的抗美援朝戰爭值不值得打，即戰爭的有利性這一重大問題。抗美援朝戰爭的偉大勝利，不僅是繼八年抗日戰爭之後，再次結束了外敵深入國土肆虐恣行進而導致我喪權辱國、割地賠款的歷史，而且樹立了新中國的形象，打出了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不信邪、不怕鬼的強大威勢，鍛煉了我軍現代化的作戰能力，提高了我軍的軍事指揮水平，有力地促進了我國的國防建設，進而為我國此後60餘年來的經濟建設贏得一個和平良好的周邊和國際環境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從一定意義上講，這是新中國真正站立起來的時候，這至今都對保障我國的經濟建設和改革開放的順利進行有着十分重大的意義。這場戰爭打出了新中國的國威和人民軍隊軍威，創造了以弱勝強的範例，也打亂了帝國主義擴張勢力範圍的部署，維護了亞洲以及世界的和平。抗美援朝戰爭的節節勝利，還極大地激發了中國人民的愛國熱忱，極大地增強了中華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同時也逐步消除了部分人中的崇美、恐美心理。在抗美援朝中迸發出來的這種寶貴的精神力量，不僅對贏得戰爭的勝利發揮了重大作用，而且對促進國內政治經濟建設也發揮了十分巨大的作用。全國人民積極響應毛澤東同志關於“增加生產，厲行節約，以支持中國人民志願軍”的偉大號召，政治覺悟和生產積極性空前高漲，國民生產總收入1950年為65.19億元，1951年為133.14億元，1952年為183.72億元，1953年為222.86億元，幾乎是成倍地增長。抗美援朝戰爭的順利進展，還贏得了蘇聯的經濟援助。抗美援朝戰爭不僅促進了國民經濟的恢復，還有力推動了軍隊的現代化。
抗美援朝戰爭的消息傳向世界，西方各國受到極大震懾，他們開始重新審視新中國；廣大發展中國家受到極大鼓舞，推動他們紛紛走上爭取民族、民主解放之路。從1953年板門店停戰協定簽字開始，到20世紀60年代，有30多個國家與中國建交，新中國真正邁開了登上國際舞台的腳步，這其實也為1971年美國總統特使基辛格訪華和廣大第三世界國家把我國抬進聯合國開了先河與鋪平了道路。新中國的勝利也極大的鼓舞了還在帝國主義殖民統治下的廣大亞非拉國家，推動了亞非拉人民的解放運動，敲響了西方殖民統治的喪鐘。到改革開放前，我們同全世界124個國家建立了正式的外交關係，同更多國家和地區發展了經濟、貿易和文化往來。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為中國贏得了60年的和平建設環境，也為後來的改革開放贏來了和平發展的時代主題，使得中華民族以嶄新的面貌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從一定意義上講，以上這一切都是由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而奠定的堅實的基礎。
通觀該片，我們更加感到：在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領導下的偉大的抗美援朝鬥爭，是抵抗侵略、維護亞洲和世界和平的英明、正義之壯舉。以鄧小平和江澤民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第二、第三代領導集體與胡錦濤、習近平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均高度評價抗美援朝的偉大功績。
2014年3月28日，437位在韓志願軍烈士英靈回到了祖國。張高麗副總理在迎接儀式上代表中國人民明確指出：“60多年來，我們始終沒有忘記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和中國人民志願軍所建立的不朽功勳，始終沒有忘記譜寫了可歌可泣、氣壯山河英雄讚歌的志願軍將士，始終沒有忘記在抗美援朝戰爭中犧牲的志願軍烈士們。”但就在此時，有的網站發出這樣的帖子：“60多年前，這些十七八歲的中國孩子為何要跑到韓國去死，並將他們骸骨拋在了那裡，而且一拋就長達60多年無人問津呢？我認為可以做如此回答：是毛澤東驅使着他們去白白送死的，而且毛也從來就沒有愛惜過這些年輕的生命。”請看看美國華盛頓朝鮮戰爭紀念館雕像群前頭地面花崗岩上刻寫的碑文：“我們的國家以它的兒女為榮，他們響應召喚，去保衛一個他們從未見過的國家，去保衛他們素不相識的人民。”美國侵略軍不遠萬里，來到新中國周邊，打響圍剿新中國和平發展的侵略戰爭，他們還要受到美國當局的褒獎，而我們那些為保家衛國和保衛世界和平的年輕英烈直至建立和保衛人民共和國的偉大領袖反而要受到如此鞭撻，這公道公允嗎？說這種話的人及其網站的組織者，不是糊塗，便是別有所圖。
總而言之，《偉大的抗美援朝》是部好片子。它是我們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的好教材，是進行大無畏革命英雄主義教育的好教材，是進行正確認識改革開放前後兩個歷史時期的好教材。
看過該片，心緒難平，很想再說幾句題外話：
其一，當今文藝題材的表現中，我們既需要“小橋流水”，更需要“大江東去”。在當今社會，不少人都在關注小寫的人，關注小人生。例如，電影、電視劇、小品、相聲、文學作品等，不少生活劇確實也寫得很好，賺得不少人的眼淚。但是，反映黨、國家和民族命運的重大題材和堅定正確理想信念的作品卻比較少，其中政治與藝術高度相統一的作品更是鳳毛麟角。我國著名的書畫家吳冠中先生曾說過這樣一句話：“藝術只有兩條路：小路，娛己娛人；大路，震撼人心。100個齊白石抵不了一個魯迅。”你看，齊白石畫花鳥魚蟲，發揚光大了中華民族的優秀國畫傳統，值得人們尊敬。但在吳冠中先生的眼裡，這是人生小路。而魯迅特行獨立，那麼多人罵他，仍然堅持為國家、民族吶喊，他走的是人生大路。魯迅是民族的脊梁，中華民族會世世代代記住魯迅。真正熱愛偉大的中華民族、熱愛偉大的中國人民和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有出息的文藝工作者，應該關注一些重大題材和“大寫的人生”，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奉獻出在歷史上可以留得下的好作品。
其二，電影電視也是很好的資源。我們不能只講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同時也應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北京電視台拍攝出並播放了這麼好的片子，就是政府在更好地發揮作用。在唱響“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這一主旋律方面，市場不會自動承擔起決定性作用的，起決定性作用的只能是政府，甚至是黨本身。這是我們堅持黨的領導特別是意識形態領域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題中就有之義。我們當然需要文化產業，但是文化不能產業化，文化產業中決不能放棄黨和政府的領導，放棄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文化產業化，以“收視率”、“票房價值”和“碼洋”等為馬首是瞻，就會是國內外資本而不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來引領我們的價值觀念，甚至最終還可能改變黨和國家的指導思想。
其三，在風乍起，吹皺東海、南海碧波的當今世界，我們的文藝作品不能只表現抗日戰爭，不反映抗美援朝戰爭。當年為了更好地改革開放，更多地吸引外資、先進技術和先進管理經驗，我們少提抗美援朝戰爭，有其一定道理。但從此也形成了一定的思維定勢。現在的電影、電視劇中，反映抗日戰爭題材的比比皆是，不少作品完全離開當時歷史實際和生活實際胡編亂造，甚至有泛濫之勢。而反映抗美援朝戰爭的文藝作品卻十分鮮見。這樣反映的歷史是不完全、不完整的。如果是這樣，就不能更好的發揮歷史這一資政育人的特殊功能和功效。有人擔心，反映抗美援朝那段歷史，可能會影響中美關係。會不會呢？說到底，不會；說到底，也會有助於構建中美兩國新型大國關係。對武裝到核牙齒的美國，我們當時仗都敢打，並且打贏了，現在有的人反而不敢表現和反映當年這場戰爭了，這不利於對後代進行愛國主義、革命英雄主義和不怕鬼、不信邪的光榮傳統的教育與培育，這還可能會誤導美國，使得中美兩國新型大國關系所建立的基礎也不牢固、不堅實。朝鮮戰爭和抗美援朝，不僅是中美兩國人民的寶貴財富，而且是世界人民的寶貴財富。正確認識和總結朝鮮戰爭和抗美援朝戰爭這一段特殊歷史時期的經驗教訓，中美兩國新型大國關係才能建立在一個正確、理智和堅實的基礎之上。這不僅對兩國和兩國人民，而且對於維護世界持久和平，都應該有所裨益。當然，筆者也決不是主張反過來要“一窩蜂”地都去表現，使這一題材呈泛濫之勢；畢竟我們是要努力與美國建立新型的大國關係的。適當反映60多年前那場偉大的抗美援朝戰爭，又不是泛濫之勢，很有必要的。北京電視台就在這方面帶了個好頭。這是黨中央和宣傳部門領導得好。
其四，能否將《偉大的抗美援朝》翻譯成英文作為外宣材料，並設法在美國播放。美國的戰略家很多，亨利‧基辛格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前兩年，他在我國出版其巨著《論中國》，一時洛陽紙貴。基辛格博士在《論中國》“後記”中指出：“美國有責任維持自己競爭力和世界角色”；“美國自建國以來篤信自己的理想具有普世價值，聲稱自己有義務傳播這些理想”；在美中關係“廣泛互動中，人權問題將占有一席之地”；“美國與中國之間的決定性競爭更可能是經濟競爭、社會競爭，而不是軍事競爭”；美國力爭不與中國搞軍事對抗，希望中美兩國“雙方都很專業地維護”“共同利益”，如“繼續採取措施處理朝鮮核擴散問題的時候是不是到了呢？”美國和中國應“成為共同事業的組成部分”；“為了兩國人民，為了全球福祉”，美國和中國都應“考慮到萬一稍有不慎，龐大的機器失去控制迎頭相撞會把世界變成什麼樣子”。細心揣度上述話語，我們不得不由衷感嘆：基辛格博士不愧是美國不可多得的大戰略家；在中美關繫上，他是想充分張揚美國經濟、社會其中包括金融、科技、文化、外交及其諸方面所謂的國際規制的“軟實力”，用西化、分化的辦法，牽着中國的鼻子走，使中國成為美國“維持自己競爭力和世界角色”這一事業的組成部分，從而贏得對中國的“不戰而勝”，使得中國重蹈蘇聯亡黨亡國之路；他說的也都是心裡話。筆者認為，中國的政治家不會誤判中美關係發展之大勢，中國人民將堅定不移地走和平發展的道路，並決不搞制度輸出，但也會堅定地捍衛自己的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這也正如2014年3月28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柏林與德國總理默克爾共同會見記者時所說：“中國將堅定不移走和平發展道路，也真誠希望世界各國都走和平發展道路”；“中國絕不走‘國強必霸’的道路，但中國也再不能重複鴉片戰爭以後在列強堅船利炮下被奴役被殖民的歷史悲劇”，“在事關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重大原則問題上，我們不惹事，但也不怕事，堅決捍衛中國的正當合法權益”。（《人民日報》2014年3月29日）這話說得既溫文爾雅，又威嚴雄壯。而美國的政治家有時候則可能會誤判形勢，對當年中國的抗美援朝的誤判就是一例。60多年前，美國的蘭德公司把“中國將出兵朝鮮”一句話結論提交給美國政府，並希望以數百萬美元的報價出售報告全部內容，但美國當局卻誤判了形勢，誤判了中國人民堅決捍衛自己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堅定信心和堅強決心，結果以該報告價格太昂貴而拒絕收購，迫使中國人民和中國人民志願軍在人類歷史的舞台上演出了一幕以劣勝優、以弱勝強的威武雄壯的活劇。越南戰爭是不是其中另外一例呢？筆者深信，美國人民是偉大的人民。美國政府中，也有不少能夠突破歷史局限的很有見識的思想家、政治家與戰略家。對《偉大的抗美援朝》之類的片子，經過必要的修改之後，翻譯成英文，做好各方面的工作，能否在美國播放呢？這極可能是異想天開。但我們也要解放思想，努力爭取，去做做“跳起來，摘蘋果”的事。該片若能在美國播放，相信會有不少觀眾，特別是美國政界與學術界相關人士會對此有一定的關注，他們也很希望了解我們的底牌和底線呀。其實，真正共產黨人的底牌和底線，從來都是公示於人的。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結尾中就明確指出：“共產黨人不屑於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比如，我們就是要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最終目的是要實現每個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的共產主義的，在我們的頂層理論與頂層設計上，我們從來沒有也沒有必要韜光養晦。我們中國播放了美國多少大片。我們海納百川、兼收並蓄，美國就那麼保守嗎？美國20世紀二、三十年經濟大蕭條之後，其中包括借鑑蘇聯發展經驗，出現了羅斯福新政，這就是他們不斷改良的成果。不同的社會制度里，都有自己的改革。美國也不會僵化守舊、永遠不變。我們講文化走出去，孔子要走出去，老子要走出去，烹飪要走出去，太極、少林要走出去，中醫藥要走出去，但是，也應該“夾雜點”新中國的文化走出去。美國要與我們構建新型大國關係，借鑑一下中美關係史特別是新中國成立以後的中美關係史可能會有好處，這對我們珍惜戰略機遇期，構建和平發展的國際環境也會有所幫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