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65年6月26日，毛澤東主席在一次談話時，針對農村醫療衛生的落後面貌，指示衛生部“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
這一指示是6月26日發出的，因此又被稱為“6.26指示”。
“6.26指示”的內容是豐富的。
除了要求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實現轉移之外，還對醫療教育、醫療作風、衛生制度的改革等，都指明了方向。
分量最重當屬這段話——
告訴衛生部，衛生部的工作只給全國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工作，而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還是老爺。廣大農民得不到醫療。一無醫生，二無藥。衛生部不是人民的衛生部，改成城市衛生部或城市老爺衛生部好了。
毛主席這段頗為激憤的嚴厲批評，實際上點明了這樣幾個問題——
1、醫療衛生不能成為精英自我服務、自我享受的領域；
2、為人民服務不是抽象的，農民作為人民的主體，他們理當成為醫療服務的重點；
3、這是一個人民共和國能不能名至實歸的政治性問題。解決不好這個問題，人民共和國就會蛻變為老爺共和國。
半個多世紀過去了，毛主席的批評對不對呢？他的擔心有沒有道理呢？
我想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二
由於“6.26指示”的口氣相當嚴厲，所以人們一般會認為當時醫療衛生工作非常差，其實不然。
新中國成立後，醫療衛生行業是發展最快、進步最為明顯的領域之一。
建國後，霍亂很快在我國絕跡；
1955年，鼠疫就基本得到了控制；
1959年，性病在全國範圍內基本被消滅；
60年代初，天花宣告滅絕，比天花在世界範圍滅絕早了十餘年。六零後基本就沒有“大麻子”了；
到1965年，結核病的死亡率從建國初期250例/10萬人下降到40例/10萬人；脊髓灰質炎、麻疹、乙腦、白喉、破傷風、百日咳等傳染病的發病率明顯下降；
1965年，農村接生員的隊伍已經增長到685740人，產婦的產褥熱和新生兒破傷風顯著減少，母親和嬰兒的健康得到了充分保證。
以人民公社為中心形成的三級農村基層衛生組織網，在改善農村衛生環境，保障農村群眾健康中發揮了積極作用。
醫療衛生工作的進步，造成了一個意想不到的後果，就是由於死亡率的急劇下降，人口迅速飆升，以至於可以“毛澤東階躍”來形容。
但相應的農副產品增長率卻跟不上人口增長率，加上“高積累、低消費”的工業化政策及帝國主義的圍堵，“吃不好”甚或一定時期內的“吃不飽”，成了許多過來人的印象，以至於今天還成為許多人妖魔化毛澤東時代的藉口。
醫療衛生工作取得了如此明顯進步，依然被毛主席嚴厲批評，這裡的原因是複雜的。
一方面，從醫療保健制度的覆蓋範圍上看，農村與城市仍然很不平衡。
當時城鎮職工、幹部、教師和大專學生等，只需個人繳納掛號費、出診費，其他醫療費用就基本由企業或國家負擔。同時，企業還為職工的直系親屬負擔醫療費用的二分之一。
但這項制度並沒有惠及農村。
儘管黨和政府也對農村採取了很多優惠政策，實行了對一些流行性疾病的免費治療和對貧困戶的醫療救助等，但農村基本還在持續着農民自費醫療的制度。
另一方面，從醫療衛生資源的分布和投入上比較，農村與城市相差甚遠。
“6.26指示”被傳達後，衛生部在送給毛澤東主席和中央的報告中，深刻檢查了在這方面工作上的失誤——
據1964年的統計：在衛生技術人員分布上，高級衛生技術人員69%在城市，31%在農村，其中縣以下僅占10%。
農村中西醫不僅按人口平均的比例大大低於城市，而且多數人的技術水平很低。
在經費使用上，全國衛生事業費9億3千餘萬元中，用於公費醫療的2億8千餘萬元，占30%，用於農村的2億5千餘萬元，占27%，其中用於縣以下的僅占16%。這就是說，用於830萬享受公費醫療的人員的經費，比用於5億農民的還多。
當然，“6.26指示”的最根本動因，還是反修防修，保持人民共和國的“人民性”。
進入六十年代以來，隨着“四清”運動的深入，毛主席將反修防修的問題看得越來越重。他深深擔心，曾經和人民群眾有過血肉聯繫的執政精英集團，有可能蛻變為凌駕於人民之上單純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特殊集團。
醫療衛生部門服務性強，又是知識分子集中的地方，因此，毛主席對衛生部門的官僚主義作風和醫務人員的革命化問題尤為關切。
1964年8月10日，他就在衛生部黨組關於改進高級幹部保健工作報告的批語中寫道：“北京醫院醫生多，病人少，是個老爺醫院，應當開放。”
在他的督促下，中央決定在全國範圍內撤消專為高級幹部設立的保健機構，取消專職保健醫生、保健護士的制度，並向群眾開放專為高級幹部看病的醫院。
在“6.26指示”中，毛主席再次批評衛生部是“城市衛生老爺部”，忽視了對農村群眾醫療衛生的關心，留在城市裡，坐在醫院中，隔斷了與基層群眾的聯繫，冷落了人民群眾的感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