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或唾弃极权中国，是海外华人唯一的救赎(ZT)

美国极左派大报《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署名马凯琳（Karen Ma）的文章〈戴不戴口罩，美国华人的两难选择〉，文章谴责美国政府的「歧视性言论」：「美国在新冠肺炎应对不力的情况下，川普（Donald Trump）、国务卿蓬佩奥（Mike Pompeo）与共和党不少议员以及右派媒体福斯新闻不断用模式化的言辞来描述病毒，如『中国病毒』等，并把疫情问题推到华人身上，可能也是企图用这种方式来转移目标。这些说法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中国政府、亚裔美国人和美国各阶层的有识之士纷纷予以谴责。」看到这样的段落，我还以出自《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之手。这位作者将「中国政府、亚裔美国人和美国各阶层的有识之士」并列，似乎三者享有共同的价值观和利益。这位作者究竟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

从这篇的其他细节中可以看出，作者是长期居住在美国的美籍华人，却俨然以中国政府的发言人自居。我再看文章後面的作者简介「作家，现居美国马里兰州，作品包括《姐妹物语》（四川文艺出版社，二零一七年）等」，立刻就明白了：一个还能在共产党宣传部严厉审查之下出版著作的「作家」，能不帮中国政府说话吗？马女士对中共隐瞒疫情真相、收买世界卫生组织帮助其圆谎、用警察暴力恐吓与抓捕李文亮医生等「吹哨人」的种种恶劣行径熟视无睹，偏偏就是不能接受「中国病毒」的说法，这只能表明她的某一部分心脏太过强悍，而另一部分心脏太过脆弱。

马女士的敏感和麻木不是孤立的个案。整体而言，海外华人（这个归类是值得怀疑的，在找到更好的定义之前，我姑且用之）是对其所归化的国家最不忠诚的群体之一。这个群体在某些危机时刻遭遇所在国的「种族歧视」不是没有理由的，他们需要好好从自己身上寻找深刻的原因，如果不反躬自省，「歧视」还会加剧。

以此次武汉肺炎的疫情而论，在中国疫情高峰期，很多海外华人向中国邮寄口罩、防护服等医疗物资。大部分海外华人在中国都有亲友，向亲友邮寄适当数量的、中国国内紧缺的医疗物资，合理合法，是人之常情，无可指责。但是，很多「侨领」在中国使馆统筹指挥之下，利用西方国家民主政治和自由市场经济的「吞舟是漏」，以「扫货」方式大批量采购医疗用品，集中运回中国，这种做法不无可议之处。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些物资并未按时运到武汉等重灾区。

日前，有中国国内人士在社交媒体上揭露说：「我们发现有人试图把美国捐助给中国的物资再倒卖回美国。大家看看这是美国哪家华人团体上个月捐赠的救灾物资：箱子上连『中国加油』都还没有去掉！」这篇揭露文章附上详细的图片并指出：「现在的货在湖南长沙，根据前段时间的捐赠历程，这批货应该是准备发往武汉的，因为接收问题，可能在湖南长沙中转。结果到湖北武汉疫情结束都没有能送上前线。现在有一帮人（如果还能称之为人）把美国救灾的物资，准备倒卖回美国。对於任何人来讲，这是无法接受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对此，有良心未泯的美籍华人呼吁说「美国的各个大侨领，你们把捐给国内的东西要回来」，这样的呼吁，当事人愿意倾听并接受吗——「两万多件防护服从美国捐过去，是捐，不是卖回中国。现在躺在各个城市的仓库里，然後再转卖给美国。你们捐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这样的结果，美国的各个医院上到医生、下到护士、工作人员都缺医疗物资。你们有没有子女、有没有家人在美国？如果有，请为你们子女的国家多想想，美国才是你们的家。中国有难的时候，广大海外华人听从你们的呼吁，各个出钱出力、无私捐赠。现在美国有难，摸摸自己的良心，你们不难过吗？美国是这里华人的第二故乡，现在自己所在的国家有难了，你们能够袖手旁观吗？你们忍心抛弃这个曾经帮助过你们的国家吗？你们能够漠视自己同胞受到病毒的危险吗？真诚地呼吁你们把国内捐的东西给要回来。美国真的崩溃了，覆巢之下，焉有完卵，你们的子女早已经美国化了，难道你们指望你们的子女回中国、适应中国的生活吗？」

这不是单一的事件。如果放长视野，就更能发现海外华人多年来的种种恶劣表现，足以证明他们是一个何其卑贱的群体：一九八九年天安门屠杀之後，有数十万中国留学生、访问学者及其家人领取了美国政府特别给予的绿卡（俗称「六四血卡」），然而，六四死难者的血迹未乾、天安门母亲的眼泪未乾，这群人转而咒骂六四学生，歌颂中共的屠杀就是好；无数中国偷渡客编造谎话骗取美国的政治庇护、获得在美国的合法身份，却因贪图一顿龙虾大餐和五十美金的车马费，举起血腥的五星红旗去欢迎来访的习近平等中共领导人；若干海外华人的父母，原本在中国拥有多处房产和丰厚退休金，到美国之後却假装是没有收入的穷人，他们没有在美国工作过一天也没有纳过一分钱的税，却心安理得地占用免费的老人院，还在老人院里组织红歌会；绝大多数海外华人教会「爱」字不离口，却对中共政权残酷迫害家庭教会的事实视而不见，当有人建议为被关押的牧师和信徒祈祷，却被斥责为「利用教会搞政治」……这些卑贱的海外华人，自私自利，机关算尽，两边得好处，能不遭人歧视或鄙视吗？

我移居美国之後，越来越少与华人群体来往，我的朋友更多是在美国的台湾人、香港人、藏人、维吾尔人和其他族裔人士——大部分中国背景的海外华人，对台湾人、香港人、藏人、维吾尔人等受中国政府戕害、恐吓、凌辱的族群毫无怜悯之心，他们全心全意地支持中国政府的大一统政策，异口同声地谴责「台独分子」、「香港暴徒」、「分裂祖国的达赖喇嘛」以及「东突恐怖分子」。

在与美国其他族裔人士的交往中，我更吃惊地发现，俄罗斯裔美国人从来不会因为美国政府制裁俄罗斯而抗议「辱俄」，越南裔美国人不会抗议「辱越」，古巴裔美国人不会抗议「辱古」。反之，这些千辛万苦逃离独裁专制的祖国的人，本身就持有强烈的「反俄」、「反越」、「反古」立场，他们在社区、媒体、国会等各个场合，竭尽全力动员和请愿，推动美国政府动用一切资源制裁和打击苏俄、越南、古巴的独裁政权，改善其祖国的人权状况。我有一位越南裔邻居，老爷爷是南越军队的士兵，他一说起越共就咬牙切齿。华府郊区有一家越南餐厅，有一天挂出胡志明像，他与数百名越南裔人士愤而前去抗议，大家联合抵制，让那家亲越共的餐厅几个月後就关门了。

与之相比，唯有华裔美国人更愿意与极权中国站在一起，将崛起的中国当著靠山，对所谓的「辱华」或「辱中」极端敏感。这只能说明，他们效忠的不是美国而是中共政权，他们「身在美营心在汉」，他们永远与中国政府或者说与中国的钱财黏在一起。这种「奴在心者」，能不被自由人唾弃和歧视吗？

共产中国在每一个中国人身上都烙上耻辱的印记（奴隶的印记甚至是「兽印」），即便离开中国多年，仍然需要忍受锥心的刺痛，洗刷这个印记，以获得心灵的重生和心灵的自由。每一个海外华人，在对「歧视」无比敏感之前，先要做的是让自己脱胎换骨，并向伤害过自己的极权中国发起「灵魂反击战」（遗憾的是，大部分海外华人并不认为自己被祖国伤害过）。反抗极权中国，不仅是权利，更是义务。

残缺的灵魂的复原，需要时间，更需要榜样。

榜样之一是俄罗斯裔美国作家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当记者问这位伟大作家「您会回俄国去吗」时，他毫不犹豫地回答：「我不会再回去了，理由很简单：我所需要的俄国的一切始终伴随著我：文学、语言，还有我自己在俄国度过的童年。我永不返乡。我永不投降。」他对俄国充满一种恶狠狠的蔑视：「一个警察国家的阴影在我的有生之年难以清除。四十年来，俄国已变得极为狭隘，更不用说，那儿的人们被告知该读什麽、该想什麽。」与之相反，「在美国，我比在任何别的国家都感到快乐。正是在美国，我拥有最好的读者，他们的心灵与我相通。在美国，我心智上有回家的感觉。美国是我真正意义上的第二故乡。」

面对「反美主义」的欧洲知识分子，纳博科夫毫不掩饰他对美国的忠诚与热爱：「我一九四零年来到美国，决定成为一个美国公民。我很快置身於美国最好的方面，置身於丰富的精神生活及轻松、友好的氛围之中。我沉浸在大图书馆，也徜徉在大峡谷。我结交的朋友要比欧洲结交的多。」他甚至幽默地说，他的体重从一百四十磅增加到庞大而又快乐的两百磅，「因此，我是三分之一的美国人——一身美国肥膘既保暖又安全。」

榜样之二是德裔美国作家汤玛斯・曼（Thomas Mann）。汤玛斯・曼逃离纳粹德国，成为美国公民，成为美国的爱国者。他坚信美国民主的基础是不可动摇的，正是美国的牺牲使得希特勒（Adolf Hitler）的失败成为可能。他在美国发起反抗纳粹的文化活动，当纳粹宣布取消他的国籍并没收他在慕尼黑的房产时，他骄傲地宣称：「这更容易使我认识到在德国弥漫著荼毒。我其实什麽都没有损失。我在哪里，哪里就是德国。我与世界保持联系，我并没有把自己当作失败者。」他毫不留情地批判纳粹说：「纳粹理想所要求的那种低级的，纯种的，思想单纯的，脚後跟行军中啪啪作响的，幼稚听话的，激情荡漾的真诚；这种高度的全民族的单一化，在一个成熟且经验丰富的文化民族里，如德意志民族，真的可以实现。」

即便纳粹战败和崩溃了，汤玛斯・曼一生都在与自己身上「德国因素」的幽暗部分做斗争。他通过回顾「欧洲的辉煌与卑劣」而将美国描绘成一个理想之邦，美国文化不仅仅为少数菁英分子服务，而且让普罗大众受益——大学、图书馆、博物馆和音乐厅向所有人敞开。而更关键的是，如美国作家索尔・贝娄（Saul Bellow）所说，美国是一个「不会置犹太人於死地」的地方。

榜样之三是华裔美国作家哈金——碰巧哈金也是纳博科夫的推崇者，纳博科夫说过：「一个有价值的作家的国籍是次要的，作家的艺术是他真正的护照。」哈金也是如此，他在接受台湾博客来网站的专访时指出，「我没有乡愁，并认为乡愁是廉价的。我很喜欢波士顿，也喜欢加州，但并不以任何地方为家乡。家乡是祖先的地方，不是我的。」他无比珍视在美国获得的自由，「自由首先是不被别人管，不能又想要人管又要自由。」自由也是一种只有孤独者才能享受的奢侈品：「孤独是高贵的心境，是人类应有的状态。」哈金不认同自己的作品被归入「离散文学」之列，「好像不在原处的人都走丢了。其实，个人有权也应该先择自己的国家。……我甘居边缘，但位卑同样可以轩昂，只要能实现伟大的艺术。」

当访问者询问哈金对历史上那些关於瘟疫的作品的看法时，他断然从虚构的文学回到血淋淋的现实中：「说实话，那些作品都没有当下武汉肺炎可怕，因为它们中没有一个霸道野蛮的政府愚弄并欺诈公民。眼前的现实更富有悲剧色彩，更复杂，更让人痛心。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作家的想像是乏力的。」他从未为了争取自己作品在中国出版和自己的「回国权」，而回避对极权中国的尖锐抨击，这就是「无欲则刚」。

海外华人要想拥有「免於被歧视的命运」，就应当好好向这三位精神导师学习。

当初，每个选择离开中国的人，都不是毫无理由的，既然是「避秦」，就表明「秦」是一个「虎狼之国」。晚清思想家和翻译家严复说过：「秦以来之为君，正所谓大盗窃国者耳，国谁窃？转相窃之於民而已。既已窃之矣，又惴惴然恐其主之，或觉而复之也，於是其法与令，猬毛而起。质而论之，其什八九，皆以坏民之才，散民之力，漓民之德也。斯民也，固斯天下之真主也，必弱而愚之，使其常不觉，常不足，以有为而後吾可以长保，所窃而永世。」暴君必须愚民才能维持其统治。

而以身殉道的戊戌六君子之一谭嗣同也讲过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幸而中国之兵不强也，向使海军如英法，陆军如俄德，恃以逞其残贼，岂直君主之祸愈不可思议；而彼白人焉、红人焉、棕色人焉，将为准噶尔，欲尚存T类焉得呼？」直至今日，中国仍然不是一个让人尊重的国家，中国仍然是一个被暴君窃据和绑架的国家。如果海外华人真的对中国怀有一丝希望和怜悯，正确的做法乃是帮助中国人摆脱被奴役的命运，克服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从而「因真理，得自由」，这也是一种自我救赎之道。

(以上转自网路关键评论-余杰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