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或唾棄極權中國，是海外華人唯一的救贖(ZT)

美國極左派大報《紐約時報》刊登了一篇署名馬凱琳（Karen Ma）的文章〈戴不戴口罩，美國華人的兩難選擇〉，文章譴責美國政府的「歧視性言論」：「美國在新冠肺炎應對不力的情況下，川普（Donald Trump）、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與共和黨不少議員以及右派媒體福斯新聞不斷用模式化的言辭來描述病毒，如『中國病毒』等，並把疫情問題推到華人身上，可能也是企圖用這種方式來轉移目標。這些說法引起了很大的爭議，中國政府、亞裔美國人和美國各階層的有識之士紛紛予以譴責。」看到這樣的段落，我還以出自《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之手。這位作者將「中國政府、亞裔美國人和美國各階層的有識之士」並列，似乎三者享有共同的價值觀和利益。這位作者究竟是中國人，還是美國人？

從這篇的其他細節中可以看出，作者是長期居住在美國的美籍華人，卻儼然以中國政府的發言人自居。我再看文章後面的作者簡介「作家，現居美國馬里蘭州，作品包括《姐妹物語》（四川文藝出版社，二零一七年）等」，立刻就明白了：一個還能在共產黨宣傳部嚴厲審查之下出版著作的「作家」，能不幫中國政府說話嗎？馬女士對中共隱瞞疫情真相、收買世界衛生組織幫助其圓謊、用警察暴力恐嚇與抓捕李文亮醫生等「吹哨人」的種種惡劣行徑熟視無睹，偏偏就是不能接受「中國病毒」的說法，這只能表明她的某一部分心臟太過強悍，而另一部分心臟太過脆弱。

馬女士的敏感和麻木不是孤立的個案。整體而言，海外華人（這個歸類是值得懷疑的，在找到更好的定義之前，我姑且用之）是對其所歸化的國家最不忠誠的群體之一。這個群體在某些危機時刻遭遇所在國的「種族歧視」不是沒有理由的，他們需要好好從自己身上尋找深刻的原因，如果不反躬自省，「歧視」還會加劇。

以此次武漢肺炎的疫情而論，在中國疫情高峰期，很多海外華人向中國郵寄口罩、防護服等醫療物資。大部分海外華人在中國都有親友，向親友郵寄適當數量的、中國國內緊缺的醫療物資，合理合法，是人之常情，無可指責。但是，很多「僑領」在中國使館統籌指揮之下，利用西方國家民主政治和自由市場經濟的「吞舟是漏」，以「掃貨」方式大批量採購醫療用品，集中運回中國，這種做法不無可議之處。極具諷刺意味的是，這些物資並未按時運到武漢等重災區。

日前，有中國國內人士在社交媒體上揭露說：「我們發現有人試圖把美國捐助給中國的物資再倒賣回美國。大家看看這是美國哪家華人團體上個月捐贈的救災物資：箱子上連『中國加油』都還沒有去掉！」這篇揭露文章附上詳細的圖片並指出：「現在的貨在湖南長沙，根據前段時間的捐贈歷程，這批貨應該是準備發往武漢的，因為接收問題，可能在湖南長沙中轉。結果到湖北武漢疫情結束都沒有能送上前線。現在有一幫人（如果還能稱之為人）把美國救災的物資，準備倒賣回美國。對於任何人來講，這是無法接受的。君子愛財、取之有道！」

對此，有良心未泯的美籍華人呼籲說「美國的各個大僑領，你們把捐給國內的東西要回來」，這樣的呼籲，當事人願意傾聽並接受嗎——「兩萬多件防護服從美國捐過去，是捐，不是賣回中國。現在躺在各個城市的倉庫里，然後再轉賣給美國。你們捐的時候，有沒有想過這樣的結果，美國的各個醫院上到醫生、下到護士、工作人員都缺醫療物資。你們有沒有子女、有沒有家人在美國？如果有，請為你們子女的國家多想想，美國才是你們的家。中國有難的時候，廣大海外華人聽從你們的呼籲，各個出錢出力、無私捐贈。現在美國有難，摸摸自己的良心，你們不難過嗎？美國是這裡華人的第二故鄉，現在自己所在的國家有難了，你們能夠袖手旁觀嗎？你們忍心拋棄這個曾經幫助過你們的國家嗎？你們能夠漠視自己同胞受到病毒的危險嗎？真誠地呼籲你們把國內捐的東西給要回來。美國真的崩潰了，覆巢之下，焉有完卵，你們的子女早已經美國化了，難道你們指望你們的子女回中國、適應中國的生活嗎？」

這不是單一的事件。如果放長視野，就更能發現海外華人多年來的種種惡劣表現，足以證明他們是一個何其卑賤的群體：一九八九年天安門屠殺之後，有數十萬中國留學生、訪問學者及其家人領取了美國政府特別給予的綠卡（俗稱「六四血卡」），然而，六四死難者的血跡未乾、天安門母親的眼淚未乾，這群人轉而咒罵六四學生，歌頌中共的屠殺就是好；無數中國偷渡客編造謊話騙取美國的政治庇護、獲得在美國的合法身份，卻因貪圖一頓龍蝦大餐和五十美金的車馬費，舉起血腥的五星紅旗去歡迎來訪的習近平等中共領導人；若干海外華人的父母，原本在中國擁有多處房產和豐厚退休金，到美國之後卻假裝是沒有收入的窮人，他們沒有在美國工作過一天也沒有納過一分錢的稅，卻心安理得地占用免費的老人院，還在老人院裡組織紅歌會；絕大多數海外華人教會「愛」字不離口，卻對中共政權殘酷迫害家庭教會的事實視而不見，當有人建議為被關押的牧師和信徒祈禱，卻被斥責為「利用教會搞政治」……這些卑賤的海外華人，自私自利，機關算盡，兩邊得好處，能不遭人歧視或鄙視嗎？

我移居美國之後，越來越少與華人群體來往，我的朋友更多是在美國的台灣人、香港人、藏人、維吾爾人和其他族裔人士——大部分中國背景的海外華人，對台灣人、香港人、藏人、維吾爾人等受中國政府戕害、恐嚇、凌辱的族群毫無憐憫之心，他們全心全意地支持中國政府的大一統政策，異口同聲地譴責「台獨分子」、「香港暴徒」、「分裂祖國的達賴喇嘛」以及「東突恐怖分子」。

在與美國其他族裔人士的交往中，我更吃驚地發現，俄羅斯裔美國人從來不會因為美國政府制裁俄羅斯而抗議「辱俄」，越南裔美國人不會抗議「辱越」，古巴裔美國人不會抗議「辱古」。反之，這些千辛萬苦逃離獨裁專制的祖國的人，本身就持有強烈的「反俄」、「反越」、「反古」立場，他們在社區、媒體、國會等各個場合，竭盡全力動員和請願，推動美國政府動用一切資源制裁和打擊蘇俄、越南、古巴的獨裁政權，改善其祖國的人權狀況。我有一位越南裔鄰居，老爺爺是南越軍隊的士兵，他一說起越共就咬牙切齒。華府郊區有一家越南餐廳，有一天掛出胡志明像，他與數百名越南裔人士憤而前去抗議，大家聯合抵制，讓那家親越共的餐廳幾個月後就關門了。

與之相比，唯有華裔美國人更願意與極權中國站在一起，將崛起的中國當著靠山，對所謂的「辱華」或「辱中」極端敏感。這只能說明，他們效忠的不是美國而是中共政權，他們「身在美營心在漢」，他們永遠與中國政府或者說與中國的錢財黏在一起。這種「奴在心者」，能不被自由人唾棄和歧視嗎？

共產中國在每一個中國人身上都烙上恥辱的印記（奴隸的印記甚至是「獸印」），即便離開中國多年，仍然需要忍受錐心的刺痛，洗刷這個印記，以獲得心靈的重生和心靈的自由。每一個海外華人，在對「歧視」無比敏感之前，先要做的是讓自己脫胎換骨，並向傷害過自己的極權中國發起「靈魂反擊戰」（遺憾的是，大部分海外華人並不認為自己被祖國傷害過）。反抗極權中國，不僅是權利，更是義務。

殘缺的靈魂的復原，需要時間，更需要榜樣。

榜樣之一是俄羅斯裔美國作家納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當記者問這位偉大作家「您會回俄國去嗎」時，他毫不猶豫地回答：「我不會再回去了，理由很簡單：我所需要的俄國的一切始終伴隨著我：文學、語言，還有我自己在俄國度過的童年。我永不返鄉。我永不投降。」他對俄國充滿一種惡狠狠的蔑視：「一個警察國家的陰影在我的有生之年難以清除。四十年來，俄國已變得極為狹隘，更不用說，那兒的人們被告知該讀什麽、該想什麽。」與之相反，「在美國，我比在任何別的國家都感到快樂。正是在美國，我擁有最好的讀者，他們的心靈與我相通。在美國，我心智上有回家的感覺。美國是我真正意義上的第二故鄉。」

面對「反美主義」的歐洲知識分子，納博科夫毫不掩飾他對美國的忠誠與熱愛：「我一九四零年來到美國，決定成為一個美國公民。我很快置身於美國最好的方面，置身於豐富的精神生活及輕鬆、友好的氛圍之中。我沉浸在大圖書館，也徜徉在大峽谷。我結交的朋友要比歐洲結交的多。」他甚至幽默地說，他的體重從一百四十磅增加到龐大而又快樂的兩百磅，「因此，我是三分之一的美國人——一身美國肥膘既保暖又安全。」

榜樣之二是德裔美國作家湯瑪斯・曼（Thomas Mann）。湯瑪斯・曼逃離納粹德國，成為美國公民，成為美國的愛國者。他堅信美國民主的基礎是不可動搖的，正是美國的犧牲使得希特勒（Adolf Hitler）的失敗成為可能。他在美國發起反抗納粹的文化活動，當納粹宣布取消他的國籍並沒收他在慕尼黑的房產時，他驕傲地宣稱：「這更容易使我認識到在德國瀰漫著荼毒。我其實什麽都沒有損失。我在哪裡，哪裡就是德國。我與世界保持聯繫，我並沒有把自己當作失敗者。」他毫不留情地批判納粹說：「納粹理想所要求的那種低級的，純種的，思想單純的，腳後跟行軍中啪啪作響的，幼稚聽話的，激情蕩漾的真誠；這種高度的全民族的單一化，在一個成熟且經驗豐富的文化民族裡，如德意志民族，真的可以實現。」

即便納粹戰敗和崩潰了，湯瑪斯・曼一生都在與自己身上「德國因素」的幽暗部分做鬥爭。他通過回顧「歐洲的輝煌與卑劣」而將美國描繪成一個理想之邦，美國文化不僅僅為少數菁英分子服務，而且讓普羅大眾受益——大學、圖書館、博物館和音樂廳向所有人敞開。而更關鍵的是，如美國作家索爾・貝婁（Saul Bellow）所說，美國是一個「不會置猶太人於死地」的地方。

榜樣之三是華裔美國作家哈金——碰巧哈金也是納博科夫的推崇者，納博科夫說過：「一個有價值的作家的國籍是次要的，作家的藝術是他真正的護照。」哈金也是如此，他在接受台灣博客來網站的專訪時指出，「我沒有鄉愁，並認為鄉愁是廉價的。我很喜歡波士頓，也喜歡加州，但並不以任何地方為家鄉。家鄉是祖先的地方，不是我的。」他無比珍視在美國獲得的自由，「自由首先是不被別人管，不能又想要人管又要自由。」自由也是一種只有孤獨者才能享受的奢侈品：「孤獨是高貴的心境，是人類應有的狀態。」哈金不認同自己的作品被歸入「離散文學」之列，「好像不在原處的人都走丟了。其實，個人有權也應該先擇自己的國家。……我甘居邊緣，但位卑同樣可以軒昂，只要能實現偉大的藝術。」

當訪問者詢問哈金對歷史上那些關於瘟疫的作品的看法時，他斷然從虛構的文學回到血淋淋的現實中：「說實話，那些作品都沒有當下武漢肺炎可怕，因為它們中沒有一個霸道野蠻的政府愚弄並欺詐公民。眼前的現實更富有悲劇色彩，更複雜，更讓人痛心。在嚴酷的現實面前，作家的想像是乏力的。」他從未為了爭取自己作品在中國出版和自己的「回國權」，而迴避對極權中國的尖銳抨擊，這就是「無欲則剛」。

海外華人要想擁有「免於被歧視的命運」，就應當好好向這三位精神導師學習。

當初，每個選擇離開中國的人，都不是毫無理由的，既然是「避秦」，就表明「秦」是一個「虎狼之國」。晚清思想家和翻譯家嚴復說過：「秦以來之為君，正所謂大盜竊國者耳，國誰竊？轉相竊之於民而已。既已竊之矣，又惴惴然恐其主之，或覺而復之也，於是其法與令，蝟毛而起。質而論之，其什八九，皆以壞民之才，散民之力，漓民之德也。斯民也，固斯天下之真主也，必弱而愚之，使其常不覺，常不足，以有為而後吾可以長保，所竊而永世。」暴君必須愚民才能維持其統治。

而以身殉道的戊戌六君子之一譚嗣同也講過一段意味深長的話：「幸而中國之兵不強也，向使海軍如英法，陸軍如俄德，恃以逞其殘賊，豈直君主之禍愈不可思議；而彼白人焉、紅人焉、棕色人焉，將為準噶爾，欲尚存T類焉得呼？」直至今日，中國仍然不是一個讓人尊重的國家，中國仍然是一個被暴君竊據和綁架的國家。如果海外華人真的對中國懷有一絲希望和憐憫，正確的做法乃是幫助中國人擺脫被奴役的命運，克服斯德哥爾摩綜合徵，從而「因真理，得自由」，這也是一種自我救贖之道。

(以上轉自網路關鍵評論-余杰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