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面臨大轉折：要麼去習，要麼再歷文革

  有許多人把今天中國的“歸毛”倒退，歸咎於習近平個人，事實上，改革開放終結和回歸極權，是共產黨極權統治的必然：如果沒有習近平，也會有別的人——如薄熙來，把持共產黨的國家機器回歸毛式極權。

  我多次說過，“鄧改開”根本不是鄧小平的發明，而是列瘋子“新經濟政策”的2.0版；而“新經濟政策”是共產黨極權為發展經濟的權宜之計，“新經濟政策”時期是一個過渡時期：它如果不能導向憲政民主，就一定退回高度政經一體的共產黨極權計劃經濟。

  在布爾什維克生命力旺盛的形勢下，列瘋子的“新經濟政策”當然無法導向憲政民主，但它產生了與布爾什維克離心離德的“耐普曼”階層（新資產階級）和新富農，導致的空前腐敗和糧食囤積危害到紅色政權的利益，迫使斯大林於1928年廢除了“新經濟政策”。

  “鄧改開”其實就是步列瘋子“新經濟政策”的後塵。“鄧改開”前十年對“毛文革”的否定，啟蒙了民主的思潮，引爆了1989年的民主運動；但鄧小平的“六四”屠殺，終結了中國版“新經濟政策”的憲政民主導向，由此“鄧改開”回歸“毛極權”不可避免：

  憲政出口堵死的情況下，共產黨為了維穩，唯有重新擴張極權。 然而共產黨極權領導市場經濟，腐敗是不治之症，一旦空前的腐敗危及到共產黨的政權安全的時候，統治者必然會做全面“返祖”以保政權的大手筆反向改革。

  這就是習近平正在做的事。

  從統治者個人的角度，就更容易理解為什麼“六四”後三十年來之倒退和“返祖”是必然：

  1989年5月，“鄧改開”到了是否憲政民主的轉折點，但鄧小平為了保一己之特權，作了封死民主出口的選擇，從此，防“六四”翻案成為鄧小平的綱，其他都是目：為防“六四”翻案，鄧小平故意容許僵賊民這樣一個並無改開誠意的機會主義小人取代趙紫陽；而且鄧小平還不放心，還要故意隔代指定胡錦濤這樣一個手持衝鋒鎗親自上陣屠殺喇嘛的毛共輔導員，做僵賊民的接班人；

  “蕭規曹隨”，踏着“六四”鮮血上台的僵賊民，為防“六四”翻案，更為了防鎮壓法輪功的翻案，故意隔代指定一個更左更頑固的紅二代+紅衛兵聯動分子，做胡面癱的接班人；為了防止中共的戈爾巴喬夫，僵賊民、李月月鳥都竭力排斥比較開明的李克強、李源潮、汪洋，儘管他們年齡更合適、履歷更豐富、能力更強...

  也就是說，毛共輔導員胡錦濤、紅衛兵聯動分子習近平的上台，並非偶然，而是“六四”屠殺後中共在接班人選擇上“寧左勿右”的逆向淘汰結果——一個必然的結果。

  鄧小平隔代指定有血債的黨棍胡錦濤，而不選溫家寶；僵賊民、李月月鳥選擇聯動分子習近平，而排斥李克強、李源潮、汪洋，絕非“看走了眼”（為什麼一再看走了眼？），而是精心的選擇。

  因此，“六四”後三十年來中國不斷地倒退，以至於在習近平手上倒退回毛式極權2.0版，是“六四”屠殺後的必然。

  當然，鄧小平也不是神，他當年只為防止“六四”翻案，也沒有高瞻遠矚到在胡錦濤之後，會冒出一個紅衛兵聯動分子，把他的“任期制”、“撥亂反正”（審判四人幫）和否定“文革”等成果都否定掉。

  有意思的是，習近平走到“歸毛”這一步，其個人獨裁的利益，也與中共高層的利益產生了巨大的衝突：

  一則重歸計劃經濟政策與“洋務派”高官的既得利益相悖；

  二則終身制粉碎了李克強、汪洋、胡春華等人的接班之夢。

  如果中共高層無人敢於且能夠制止習近平，等待着他們的就是斯大林式的“大清洗”；等待着中國社會的，就是毛式極權下的貧窮和恐怖（即張春橋預言的“吃二茬苦，受二茬罪”）。

  中共能否去習，也在於美國的施壓程度；如果因為此次疫情，美國仍然對習共施壓不夠，那麼中共將延壽三十年，並一定令美國付出比新冠瘟疫還要大得多的代價（如核戰爭）。

曾節明 2020.5.20暖陽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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