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台裔总统参选人杨安泽提出了给每个美国人发一千美元的全民基本收入做为竞选的主导政策。在最早投票的两个小州的初选中惨败。快速地结束了竞选过程。败选后的反思中，最直接最明显的问题，就是显然公众不接受发钱给公众的政策。这是一个令人非常差异的怪相。公众怎么会拒绝一个对自己有益无害的最平等的政策？

  宏观经济学最基本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个国家应该发行多少货币。标准答案是由供需关系决定的。这个永远不会错的答案其实什么也没说。同物理学寻找不变的宇宙常量不同，经济学中的概念和定义都是模糊和循环定义的。什么是供给，什么是需求，都是复杂变量。本来问题是问X等于几，答案变成X是Y和Z的非线性函数。 Y，Z又是相互关联的变量。美联储在决定发钞的数量时，根本不比一个摸着象腿的盲人聪明多少。否则也不会制造出2008年的金融危机了。一个最基本的人人认同的逻辑是，钞票的价格是无锚的。假设一夜之间，所有的商品人工价格全部乘以一千倍，实际上什么也没变。这是对通胀最中性的描述。即没有人受到损失。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通胀，特别是恶性通胀的体验则与理论上的逻辑相反。当一个政府制造“需求”来加大印钱数量时，关键的问题是，这笔多印出的造成通胀的钱从来不是直接发给每个人的，而是经由大银行大公司渗透到个人。在工资水平没变的条件下，物价已经上涨，钱不够用时的痛苦是非常深刻的。这给公众留下的心理印象是通胀尤其对穷人不利，因为穷人对食物价格更敏感。

  这种认知在无良的主流经济学家们的传播下几乎成为公众的共识，即通胀不好。然而这明显地不符合逻辑。通胀不好的原因不是因为印钱多了，而是因为印的钱没有直接发给每个人，而是发给了政府的关系户。正如上所述，一个国家发行多少钞票是一个没有实际意义的问题，可以是十亿元，也可以是十万亿元，平均发给每个人后，市场价格自动地调节到平衡的位置。这种情况下穷人是没有任何损失的。相反，价格上涨的损失是存钱越多损失越大，不利于富人。通胀对哪种人不利，是由钱币的流通方向决定的，而不是数量。只要是给个人，再由个人流向企业，就对穷人有利。反之，如果只发钱给企业，再渗透到个人，则穷人一定会先感受到物价上涨，再看到工资上涨。

  新冠病毒大流行，给我们审视这个逻辑的又一个良好机会。美联储显然也不是先知，不可能知道传染病造成的全民停工下的经济供需影响。在大量工人失业，大量企业面临倒闭的时候，如何印钱发放救济款，是个问题。传统的思路自然是救助企业，企业避免裁员，人们有工作自然有收入，就不担心。这个逻辑必然带来通胀之恶。因为增量的货币造成的物价上涨会发生在工资上涨之前。

  而相反的逻辑是直接印钱给每个人。一千美元，二千美元，数值是不重要的。把钱发到个人手中，自然有市场去调节价格，这种由个人至企业流通的通胀对穷人无害，只对富人不利。在一个对全民负责的政府立场上看，照顾占多数的穷人，才是更重要的政策方向。富人显然有更多手段自保或者趋利避害。

  然而新冠病毒驱动的几轮纾困救济资金，直接发放到个人的钱少之又少。曾看到一个对比，全部增量资金足够给每个美国人每月发一千元连续发半年，而实际上只相对于发了一个月。剩下的都用于救助企业，最后变成CEO的巨额奖金了。民主制度下的决策过程是选民驱动的，而不是全民利益为优先。两党政治的要诀是各自为自己的利益集团谋私利，而不是考虑全民公利。这种决策模式自然不会有利于全民。反过来说，杨安泽的失败在于，他的政策是有利于全民的，不是专门图利民主党利益集团的。

  公众对通胀的恐惧，在我看来是西方经济学家的道德黑洞。需要有更多有良知的人惊醒过来，认识到政府印钱最高道德理由是给每个人平等地发钱保障基本生活，而不是军队基建福利等图利个别集团的借口。但在民主制度下，由利益集团驱动的立法者们很难赞同杨安泽的普惠政策。正如竞选过程中听到的最离奇的理由一样，穷人反对给自己发钱的UBI政策，是因为他们认为富人不应该同样地获得UBI。公众之愚蠢，是政客们最大的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