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九六五年政變如何發生有了新證據

　　最新的確鑿證據，終於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它顯示：美國政府在澳大利亞和英國當局的緊密配合下，在很大程度上參與了蘇哈托所策動的印度尼西亞 1965 年軍事政變。近百萬工人、農民、學生和政治活動分子在政變後慘遭屠殺。

　　《悉尼晨報》最近發表了一組有三個部分構成的連續報道，報道包括了對前印尼政治犯的採訪和美國與澳大利亞政府有關解密檔案的文件摘引。這些資料表明：西方強權曾督促印尼軍方頭目抓住機會，利用對印尼共產黨“圖謀和煽動政變”的假指控，發動了一場二十世紀規模最大之一的對平民的大屠殺，並建立了軍事獨裁政權。

　　根據大多數估計，約有五十至一百萬手無寸鐵的印尼共產黨人及其支持者，以及很多華裔人士被殺害，數萬人被投入監獄和集中營。文件顯示，從 1965 年後期至 1966 年初期，美國和澳大利亞外交官們在給他們政府的報告中以讚許的態度披露：印尼軍隊和“穆斯林”組織相互合作，以槍殺、刀砍和棒毆等方式，每天至少屠殺 1500 名印尼共產黨嫌疑分子；有時候，還把被害者的頭顱割下來遊街示眾。

　　西方使館對這一血洗過程所表現的歡欣鼓舞之情，反映了西方在印尼的深厚的戰略和政治利益。在政變發生前的十年中，西方大國與蘇加諾總統不穩定的民族主義政府之間的利益衝突與日俱增。在 1957 年末，以及在 1964 年至 65 年期間，到處是工人罷工、農民占領農場。對這類始而威脅荷蘭繼而威脅美國和英國的銀行、公司和農場利益的工人農民群眾運動，蘇加諾幾乎無法遏制。至 1965 年，蘇加諾在軍隊頭目、穆斯林組織和印尼共產黨三者間維持着脆弱不定的平衡關係。而當時印尼共產黨約有三百萬之眾，是繼中國和蘇聯之後的世界第三大共產黨。

　　美國一面斷絕對蘇加諾的外援，一面與印尼軍隊發展關係。從五十年代中期起，美國就開始對印尼軍隊提供訓練和裝備，為推翻或罷黜蘇加諾的行動作準備。第一次軍事政變圖謀發生於 1956 年，當時印尼軍隊的副總參謀長佐爾基夫利·羅比斯企圖控制雅加達並推翻政府。在此之後的第二個月就接着發生了在蘇門答臘中部和北部的地方性軍事叛變。在整個 1957 年至 1958 年期間，在儲油豐富的蘇門答臘和蘇拉威西，美國中央情報局鼓動了一連串的分離主義右翼叛亂。在這些地區，美國的加里得克斯等石油公司都有巨額投資。然後在 1959 年和 1965 年之間，美國向印尼將軍們提供了六千四百萬美元的軍事援助。

　　印尼豐饒的自然資源（其中包括擁有數家在世界上都可以稱雄的石油和橡膠生產基地），充足的人口資源，以及扼守着歐亞通道的三千個島嶼，這一切，都使美國及其盟國覺得重大利益之所在。放眼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亞洲，毛澤東的軍隊 1949 年在中國取得的勝利，緊接着是胡志明在北越的勝利；自四十年代後期起，從印度之那到馬來西亞、泰國和菲律賓，起義暴動風起雲湧。在討伐這些如火如荼的反帝鬥爭過程中，美國和其它資本主義大國不能不把這一島嶼之國視作性命悠關的捕獵對象。

　　在印尼政變發生前的幾個月中，由民主黨的林登·約翰遜任總統的美國政府急劇地增加了對越南的干預，派出數十萬計的軍隊，對北越開始進行飽和性的狂轟濫炸。英國和澳大利亞政府則正和蘇加諾政權發生軍事衝突，蘇加諾當時反對由英國幕後支持的、囊括進了印尼婆羅洲島關鍵部分的馬來西亞的建國。

　　《悉尼晨報》第一部分連載之主要內容，取材於對前少校警衛官邦庫斯的採訪，以及前中校阿卜杜爾·拉蒂夫較早時發表的聲明。他倆都是因為參與所謂由印尼共產黨唆使的 1965 年 9 月 30 日的軍事暴動而啷鐺入獄的。他們顯然是作為九·三○事件僅剩的倖存者，剛於今年三月份被釋放，其它數百人則慘遭酷刑拷打和處決。

　　他二人的證詞完全打碎了有關蘇哈托政變的官方版本－－即他和他的將軍們是為了對付一次奪權行動，而這個行動是被印尼共產黨通過其軍中支持者唆使做出的。按這種官方的說法－－直到去年還以電視“紀錄片”的形式在所有印尼電視台年年加以播放－－是一些受到印尼共產黨鼓動的軍官，於 9 月 30 日之夜圍捕了該國六名最高級將領，不僅慘無人道地殺害了他們，還令人髮指地肢解了被害者的軀體。這一官方授意的故事堅稱：全靠第二天蘇哈托將軍英勇無畏的干預壯舉和對雅加達的控制，政變才被挫敗，國家才從共產主義的“妖孽”中被拯救。

　　根據邦庫斯和拉蒂夫的聲明，所謂的“印尼共產黨政變”，實際上是由蘇哈托一手策劃的軍內權力鬥爭，並被他用來作為清洗印尼共產黨的口實。

　　在 9 月 30 日之夜，身為印尼總統警衛成員的邦庫斯作為七支行動隊伍的參與人之一，接到命令去擊斃或綁架那些高級將領。在一次戰鬥部署時，他們的指揮官都爾·阿里夫告訴他們：這七名高級將領已經組建了一個“將軍委員會”，意在策劃推翻當時的蘇加諾總統。

　　在 1965 年 9 月，印度尼西亞的局勢是一觸即發，謠言四起；到處盛傳：軍隊正準備通過新建立的“將軍委員會”，再一次向蘇加諾和印尼共產黨發動進攻。

　　然而，針對將軍們的“九·三○”行動有兩個明顯的漏洞：第一，按命令去其家中逮捕國防部長 A.H. 那蘇興的行動隊沒有完成預定任務；居然讓這位與美國大使館和中央情報局過從最密的將軍脫險而走。第二，為何沒有派出一個人，去逮捕當時身為戰略後備軍司令的蘇哈托？十月一日，在那蘇興的支持下，蘇哈托能夠迅速調動起足夠的兵力控制雅加達，進而控制了全國。

　　邦庫斯在當時事件中只是一名低級的軍官，他堅稱對他下達命令的上級軍官與印尼共產黨毫無關係。他和其他參與刺殺行動的總統警衛隊成員純粹是執行命令。依他所見，是蘇哈托精心策劃指揮了“九·三○”事件，並將其作為在印尼清除所有左翼運動的一種手段。他的觀點得到了拉蒂夫的印證，後者在出獄後披露了幾個至關重要的事實。他指出：在刺殺發生前，他向蘇哈托親自報告了有關政變的計劃。“蘇哈托知道得很清楚，在 9 月 30 日那天，這七名將軍會被帶到蘇加諾跟前。”

　　拉蒂夫說，當他去軍方醫院向正同其患病的孩子湯米呆在一起的蘇哈托報告針對七名將軍的蓄謀行動時，蘇哈托顯得無動於衷。“我相信蘇哈托是借這個機會逮捕那些將軍們並嫁禍於共產黨，同時攫取大權。”

　　拉蒂夫還指出有一個文件，證實英美兩國參與了七名將軍欲從蘇加諾手中奪權的密謀。“逮捕這些將軍們的計劃和一個‘將軍委員會’的有關，這個委員會的存在是被一個泄露的英國使館文件所第一次揭露，這個委員會據說要監督蘇加諾的政策。這份文件是英國大使安德魯·吉爾克里斯特爵士的一封信，其中還顯示英國還在和美國中央情報局合作。”

　　有關 9 月 30 日至 10 月 1 日事件的一些問題至今仍是疑問。我們不清楚，蘇哈托對將軍們被謀殺之事僅僅是聽任其發生呢，還是參與了策劃組織？美國中央情報局及英國對蘇哈托行動的參與也還需要進一步的調查。值得注意的是：有關導致印尼政變的全部檔案資料至今還沒有一件被公布於世。但是蘇哈托在 10 月 1 日採取行動之迅速，可以支持這樣的結論：他是在美國特工人員的默契配合之下，策劃了全部行動，以清除其對手、並以此作為反對蘇加諾和印尼共產黨的口實。

　　最後一點是，印尼共產黨蓄謀推翻蘇加諾的可能性很小；該黨以聯盟關係加入了蘇加諾所領導的包括軍方和穆斯林首領在內的聯合政府。為了恪守斯大林主義原則，與蘇加諾及民族資產階級結成統一戰線，印尼共產黨領導人三番五次地幫助平息了工人農民的反抗鬥爭。按照“兩步走”的理論，他們堅持認為：在印尼只有經過資本主義的長期發展階段才能逐步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甚至在將軍們的密謀政變的跡象日顯明顯的時候，他們仍然敦促他們的追隨者要對軍隊的“親人民傾向”保持信心。另外在事變過程中，印尼共產黨對其成員眾多的黨員，及其工會、學生、婦女和農民運動組織，都未進行任何動員。在隨後的大屠殺中，沒有出現由印尼共產黨領導的抵抗跡象。蘇加諾通過與蘇哈托的合作，把名義性的總統頭銜保持到了 1967 年。

　　美國、英國和澳大利亞在參與觸發 1965-1966 年事件並從中漁利的最新證據，對主要資本主義大國所謂的“民主和人道主義關懷”，提供了批評性的教訓。西方大國隨時準備策劃並支持大規模的屠殺和鎮壓，以追求它們在印尼或其它地方的經濟與戰略目標。

　　　　　　　　　　　二、華盛頓要求軍人政府上台

　　美國國務院和中央情報局的有關文件表明：蘇哈托和他的同僚們在 1965 年 10 月 1 日攫取大權後，就在美國領導人的敦促下，使用軍隊和“穆斯林”行刑隊屠殺了數萬名工人、學生和農民。

　　《悉尼晨報》在介紹這些文件時指出，“美國和澳大利亞知道發生了什麼，但是一如既往地支持軍隊的血腥政變。”實際上，這些檔案表明，美國當局及其合作小夥伴澳大利亞政府在其中擔當了積極的角色。

　　首先，文件顯示美國官員與印尼軍方有着長期的密切關係。他們力主蘇哈托軍人集團斬盡殺絕印尼共產黨，並要求建立軍人獨裁統治。

　　在 1965 年 10 月至 1966 年 2 月，美國駐印尼大使馬歇爾·格林從雅加達向華盛頓發送了大量電報；收件人是國務卿迪安·臘斯克和他的助手。格林於印尼政變前夕抵達雅加達。民主黨政府的約翰遜總統根據格林所具有的這類特定經驗，選中他為駐印尼大使。在格林早年在南韓任全權代辦任內，全斗煥發動了政變，開始了長達 30 年之久的由美國支撐的軍人統治。在此之後，格林被調到澳大利亞任職，直至 1975 年威特倫勞動黨政府的垮台。

　　格林及其他美國高級同僚參與 1965 年至 1966 年大屠殺行動，部分已經記錄在檔。格林和其他美國退休的外交官和中央情報局官員於 1990 年承認，他們向印尼將軍們提供了數千名印尼共產黨在全國、地區和地方的領導人的處決名單。 1990 年 5 月 21 日《華盛頓郵報》發表的國家新聞社的一個報告，其中援引格林以下的一段話以證實他扮演的角色：“我知道我們比印尼人擁有更多的有關印尼共產黨的情報……美國供給的情報質量高於他們所掌握的一切資料。”

　　這一黑名單是由原美國中央情報局遠東分局主任、後任中央情報局局長的威廉姆·科爾比於 1962 年之後督促擬訂的。科比這一做法並不僅僅局限於印尼。他在 1990 年所接受的一次採訪中，把對印尼共產黨的情報收集工作與他在越南所指揮的臭名昭著的“菲尼克斯”計劃作了比較。在後一計劃中，有兩萬名越南全國解放陣線的成員和支持者被列入刺殺對象名單。

　　根據《悉尼晨報》此一報道的作者瑪麗安·威爾金森，最新文件包括了美國有關大屠殺的前“絕密級”和“機密級”紀錄，這些材料是由華盛頓的研究者約翰·凱利為製作一部過時的紀錄片而收集的，它們已經被收進最近的解密文件中。還包括由美國律師凱茜·卡登於 1990 年得到的美國殺人名單紀錄。

　　但在這些最新資料中，沒有一件是有關蘇哈托發動政變前的準備階段的。但資料顯示：這些政變發生僅四天之後，格林就表示希望軍方能夠利用 1965 年 9 月 30 日六名將軍被殺的機會，指控印尼共產黨陰謀奪權並控制印尼。

　　儘管格林說對印尼共產黨對事件的參與的“並不確定”，他於 1965 年 10 月 5 日發給華盛頓的電信中，仍強調軍隊必須行動果敢：“不管是何背景……軍隊控制着局勢，它擁有諸如報紙、電台、電視等重要的權力工具。它還掌握了六名高級將領被殺的原因；如果軍隊想利用這一點的話就可以加以利用。它已經開始這樣做……除了共產黨和他們的隨從，穆斯林團體和其它人都站在軍隊一邊……”

　　“如果行動神速的話，軍隊現在具有擊敗印尼共產黨的大好時機……被害將軍屍體的發現，使上述洶洶勢頭達到了高峰。總而言之，機不可失，時不再來……”

　　格林指出：華盛頓期待印尼軍隊廢黜蘇加諾總統的夙願終於可以開花結果了：“儘管有種種不如人意之處，我們相信軍隊會把最近的事件歸罪於印尼共產黨及其盟友。雖然尚不能斷定其終局，使印尼擺脫蘇加諾影響力的痛苦過程，看來似乎已經開始……”

　　他建議華盛頓“當權力鬥爭公開化之時，應避免公開的捲入……然而，要明確地向軍隊中的關鍵人物－－那蘇興和蘇哈托表明：我們希望儘可能地伸手幫助……廣泛傳播有關印尼共產黨罪責、陰謀和暴行的故事（如果我們可以找到某種方式不暴露這一宣傳純粹或大部分是出於美國所下功夫的話，這也許是目前能夠給予印尼軍方最急需最有效的援助）。”

　　兩天后，格林警告華盛頓他擔心軍隊也許走得不夠遠，“軍方抗拒蘇加諾的決心仍然很不清楚，”他寫道。然而在他匯報軍隊專門對付勞工階級的行動時，卻稱在這方面顯示出了令人鼓舞的跡象：“軍隊橫掃了下層階級居住的雅加達郊區，圍捕了在 9 月 30 日暴力事件中表現積極的共產黨準軍事分子。”

　　在此之後的 10 月 8 日，格林變得更為樂觀！“在印尼的多少年以來，共產黨第一次抱頭鼠躥了，”他發電說。其中讓他最為鼓舞的是：“印尼共產黨的組織機構分崩離析，黨的文件四處散失。今天雅加達印尼共產黨總部的被焚燒，使這一情況達到了頂點。”

　　至 10 月 13 日，格林可以放心報告大清洗正在取得進展：“反共行動繼續不斷升級。今天的戰果包括關閉親共的大學校園，取締左翼學生組織，對印尼共產黨據點發動更多的攻擊……青年團體搗毀了第二家印尼共產黨的書店。”

　　兩天以後，格林就與軍方首腦和穆斯林政治領導人的會談情況匯報說：“軍方和穆斯林方面與使館人員討論了他們希望軍隊遵循的下一步戰略。他們期待軍隊發動一個接一個的運動，不僅針對印尼共產黨，而且是整個共產黨和蘇加諾的派系。”

　　同一天，他還急不可待地發送了大規模屠殺已經開始的絕密報告：“儘管蘇朋久（蘇加諾的外交部長）企圖阻止，軍隊已經處決了 74 名與政變企圖有關的共產黨人。”

　　格林決計要使反共屠殺越演越烈。他要求向美國情報機構轉發了一個強調需要更多的反共煽動的電報。“在所有的媒介中，通過暗示和重複那幾樣事實，把這些恐怖和慘劇與北京當局及北京牌號的共產主義聯繫在一起；把對那些將軍們的殘暴屠殺和殘肢行為與在南越對付村長們的類似暴行相聯繫。”

　　蘇門答臘建有很多工業和石油項目。 10 月 18 日，格林就該地由軍隊支持的穆斯林青年團體所搞的反共反華裔大屠殺，呈送了一份繪聲繪色的報告。“穆斯林開始在密丹和其它蘇門答臘北方城市襲擊華裔共黨分子。商店被焚燒，家居被搗毀，華人被毆打。美國領事看到在密丹和巴拉望的華人居住區火光沖天。穆斯林在行動中，顯然並不區分誰是華人共黨分子，誰是印尼公民。”

　　兩天后格林又以讚許的口氣發電說：“在雅加達據說有數千印尼共產黨幹部被逮捕，……其中有數百人被處決”。但他堅持軍方應該再接再勵，去完成他所稱之為的“關鍵性任務”。“迄今為止，印尼共產黨的基本潛在力量似乎仍舊基本完好無損，如果其地位得到政府承認以及軍隊的鎮壓就此中止的話，就純粹的組織機能而言，它仍然有能力迅速地恢復並捲土重來。”

　　“不管怎麼說，軍隊在摧毀印尼共產黨方面不遺餘力，對軍方執行這些關鍵性任務時所表現的的堅定性和組織性，我的敬意與日俱增。”

　　 10 月 23 日，格林對軍方減弱其行動再次表示關切。但四天之後，他說他再次感到鼓舞，根據美國使館武官威利斯·艾塞爾在玩高爾夫球時從一名印尼高級軍官那兒得到的消息：“我們很快就能聽到處決那些有名人物的報道，而蘇加諾可能會請求從寬發落這些人。”

　　美國使館同軍方的密切聯繫，可以從同一天中央情報局的一個電報中得到證實。電報內容來自東爪哇軍隊司令那裡，說到“他將會對印尼共產黨開始大規模的逮捕鎮壓……”

　　從華盛頓發給格林及其同伴的電文似乎顯得異常稀少－－這些與格林所發電報方向相反的電報流通，也許能揭示出更多的真相。 10 月 29 日，一封來自國務院的電報上印有“行動”一詞，清楚地顯示約翰遜政府要求建立一個軍人獨裁體制，並隨時準備提供經濟和軍事支持。

　　這一電報指出華盛頓正在擬訂其對印尼政策，並希望看到一個軍人政權：“或早或遲……軍方首腦們就會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他們是唯一能夠在印尼建立秩序的力量。不管有無蘇加諾的參與，他們必須出面組建一個軍人的或軍人文職結合的臨時政府。

　　它督促美國使館告訴印尼軍方：“在將臨的幾天、幾周或幾個月之內，我們在影響人民和事件發展方面，將會得到前所未有的機會……也許會需要輕型的武器裝備來對付印尼共產黨……當事件繼續發展，軍方會發現需要組織大規模的軍事行動以對付印尼共產黨，我們必須為這種可能作好準備……當然，我們應該同英國、澳大利亞和其它方面進行協商。”

　　在同一天，格林樂觀地報告說軍官們和穆斯林極端分子已經大局在握。“阿塔吉省的穆斯林狂熱分子顯然已經使絕大部分的印尼共產黨組織陷入癱瘓之中。阿塔吉人把印尼共黨分子被砍掉的頭顱在街上高懸示眾。”

　　在另一個蘇門答臘的省份中，一名美國使館人員描繪了軍方和“穆斯林”對至關重要的加里得克斯石油部門的工會成員所採取的恐怖行動：“穆斯林在軍方的贊同下搗毀了該城共黨機構，並關閉了共黨在農村的活動據點。軍隊襲擊了印尼共黨頭目的住所，並通知加里得克斯公司的經理層，他們將於 10 月 29 日逮捕共黨在蓬邦的石油工會領導人。這些領導人構成了該省共黨組織結構中的核心部分。”

　　在經過了一個月大血洗之後的 11 月 4 日，格林對軍隊所起作用深感滿意。“軍隊在對付共產黨方面的表現是一流水平的。現有各種跡象表明：他們代表了印尼正在崛起的權威……馬上就面臨的問題是，怎樣在共黨基礎深厚的地區牢固地建立控制並進行安撫，特別是在爪哇中部地區，以及對付共黨的破壞和恐怖行為。穆斯林和基督教青年團體之間，以及在軍隊和其它方面，也可能發生流血衝突。醫藥和其它方面的援助將會變得現實而緊迫。”

　　 11 月 12 日，格林依據從雅加達警方情報主任那裡得來的機密消息向上匯報道：“在軍隊的支持下，爪哇東部和中部的民間反共組織每夜都處決 50 至 100 名印尼共黨分子。”另一份類似報告出自駐港口城市蘇拉巴亞的美國領事特德·海維納之手。他寫道：軍隊利用穆斯林的人力借刀殺人。

　　在新年時，美國中央情報局和格林的使館人員都在估核死傷數字。中央情報局報告說：“在蘇門答臘北部、爪哇島東部和中部以及巴厘島，針對印尼共產黨及其同情者的大屠殺仍在繼續。”格林的副手則根據一個友好大國的情報來源作出估算：“作為對 9 月 30 日事件後果的評估結果，使館的計算和另一個保密來源的計算一致認為：總計被殺人數是約 40 萬人。”然而電報補充說，真正的死亡人數可能更多。

　　又一年的殺戮和恐怖統治開始了，這時美國及其在倫敦和堪培拉的盟友所作的種種努力尚未完全如願以償。直到 1967 年 3 月，蘇加諾的總統職位被正式移交給蘇哈托，才給所謂的“新秩序”體制宣告成立鋪平了道路。

　　　　　　　　　　三、澳大利亞政府對印尼事件的參與

　　在堪培拉澳大利亞檔案館內一直是保密的文件表明：澳大利亞政府（那時是由自由黨總理羅伯特·門齊斯爵士執政）和澳大利亞軍方、情報機關和外交部門深深地參與了 1965-1966 年蘇哈托發動的印尼政變。

　　文件核實：澳大利亞政府在其中的角色和美國的角色一樣積極，只是規模稍小而已。澳大利亞軍方為參加屠殺的印尼軍隊提供過訓練，而且在 1965-1966 年，門齊斯政府及其官員和美國、加拿大和英國有關部門極其密切地互通情報、報告和事態評估。

　　此外，有關紀錄表明：從駐雅加達的澳大利亞使館發出的電報，和從美國大使館發出的電報的每詞每句都一模一樣，都堅持認為以蘇哈托為首的印尼將領們必須殘酷無情地鎮壓支持印尼共產黨的社會基礎，特別是印尼產業工人。

　　這也不是什麼“無區別的屠殺”。文件指出了美、英、澳等國政府都具有的一個共同觀點，即在印度尼西亞建立起一個軍事獨裁政權，對於支持在越南、老撾、柬埔寨、泰國和馬來西亞進行的撲滅反帝鬥爭的全局戰爭具有關鍵作用。

　　 1965 年在印尼政變之前，門齊斯政府向婆羅洲和南越都派出了軍隊。一月份，澳大利亞政府同意在婆羅洲部署一個野戰營和一個上百人組成的特種部隊，去和蘇加諾政府為抵抗英國支持的馬來西亞建國而動員起來的軍隊作戰。策劃中的馬來西亞國土，包括了自然資源豐富的英國的殖民地沙巴和沙撈越。四月份，門齊斯內閣首次派出一個步兵營的軍隊去幫助美軍侵略越南。

　　《悉尼辰報》發表的文件只是間接地和澳大利亞政府參與美國部署印尼政變的情況有關。目前霍華德政府仍舊禁止人們查閱有關印尼事件的上百頁檔案。毫無疑問，公開了的文件，都是最無關緊要的。

　　然而，即使是這些，也已經相當確鑿了。它表明：於 1965 年 10 月 5 日，即蘇哈托奪權的僅四天后，澳大利亞駐雅加達大使米克·山使用了和美國大使格林一模一樣的語言歡呼蘇哈托的政變。山向堪培拉報告說：印尼軍隊對付共產黨“機不可失，時不再來”。山甚至比美國人還強烈地要求印尼將領們堅決行動。

　　美國方面的文件表明，美國和澳大利亞官員於 10 月 17 日在華盛頓商議印尼局勢以及印尼軍方的策略。美國國務院的一個備忘錄表明：美國助理國務卿麥克喬治·邦迪會唔了澳大利亞外務部主任詹姆斯·普林索爾和澳大利亞駐美大使基斯·沃勒，他們就印尼軍方的意圖交換了意見。

　　美方文件還顯示，在 10 月底，美國約翰遜政府決定蘇哈托必須建立軍人政府時，曾向門齊斯政府和英國政府諮詢。

　　 11 月份，澳大利亞大使館驕傲地報告：一次大屠殺行動是由澳大利亞訓練的軍官進行的。薩爾沃·艾迪上校是 1964 年從澳大利亞軍官學院經過十八個月的培訓後畢業的。 1965 年 11 月 10 日，他在畢業僅一年之後，指揮着 400 名特種部隊士兵掃蕩爪哇中部。在一個村莊附近，遇到了一個人數為一百到二百的人群，其中許多是婦女和兒童。報告中說，這群人向軍隊呼喊“新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手中拿着竹茅、刀子和一兩支槍。軍隊向人群頭頂開槍後仍無法阻止這群人，便向人群射擊，打死七人，打傷十七人。

　　印尼大屠殺發生的同時，門齊斯政府及其外務部力圖對澳大利亞電台的對印尼廣播實行控制和新聞檢查，以保證“毫不傷害蘇哈托總統”。

　　 11 月 5 日，印尼軍隊出於對門齊斯政府的信任，向堪培拉發出一個信息，請求澳大利亞電台播出一條不利於印尼外長蘇朋久的新聞。這個信息還說：“報道千萬不要暗示：軍隊及其支持者是親西方的或右翼的”。在當時的那個階段，印尼群眾中的反殖情緒仍十分高漲，印尼軍隊將領們仍不敢公開地和他們的西方主子站在一起。

　　 1965-1966 年事件暴露了澳大利亞的政治和軍事體制的真實面目。為了敷衍公眾，政府領導人唱着“民主價值”的高調，而真實的紀錄是：只要需要，他們就推行和支持軍事暴力，以及媒體操縱。

　　澳大利亞政府對印尼大屠殺的參與不是什麼已經過去的事，也不是一個意外錯誤。代表澳大利亞參與印尼政變的主要人物，在後來的許多年中，全部得到了獎賞。當時的澳大利亞外務部長保羅·哈斯拉克後來被封為爵士，並成為澳大利亞總督。另一個外務部重要官員戴維·黑，也被封爵士，並於 1967-1970 年被任命為巴布亞新幾內亞的總督。

　　至於澳大利亞工黨，它在 1965-1966 年期間在野，同樣支持印尼的大屠殺。於 90 年代初任首相的保羅·基定為此作了最好了總結，他說：蘇哈托的政變，是澳大利亞戰後戰略史上最重要和最有益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