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經驗基礎上的思維模式

中國是一個無宗教傳統的國度，原因在於，中國人向來有一種積極人世的態度，它消解了彼岸的信仰和人格神的崇拜。如魯迅所言：“中國人自然迷信，也有‘信’，但好象很少堅信。我們先前最尊皇帝，但一面想玩弄它；也尊后妃，但一面又有些想吊她的膀子；畏神明，而又燒紙錢作賄賂；佩服豪傑，卻不肯為他犧牲。崇孔的名儒，一面拜佛；信甲的戰士，明天信丁，宗教戰爭是向來沒有的，從北魏到唐未的佛道二教的此仆彼起，是只靠幾個人在皇帝的耳朵旁邊的甘言蜜語。”(《魯迅全集》，第6卷，第131頁。)

即使從語言的視角去看，我們也不難悟出華夏民族的深層心理結構無意識積澱的要素。中國人在遇到力不可抗的突發事件時，常常會喊出：“天啊……”這一類的感嘆詞。一個“天”字，不知裝進了多少悲歡離合、人生命運、情理道法、智巧慧明。陰晴圓缺和風花雪月、福禍吉凶……。它成了智能的極限，如《莊子》的“六合之外，存而不論”：失意的慰藉、溫暖的家園。，如孔子“天之未喪斯文，桓其予余何”；公正的神明、洞燭善惡的明燈，如屈原的“皇天無陰私兮”；命運主宰，人生司命，如孔子“死生有命，富貴在天”……這一切仍然來自農業生產的順天福惠、實用觀念。當它形成為一個宇宙圖式時，就具有了對宗教信仰的離心力量，逐漸轉化為一套思維系統。它具有封閉性、循環性和秩序性，同時具有靈活性、韌性和歸屬感，這個紮根於農業、來源於五行的思維模式，正因為是封閉、循環和秩序的，所以外來宗教就難以立足；正因為它有靈活性、韌性和歸屬感，就不致於感到孤獨、淒涼、荒謬、元依元着而需要皈依。上帝。從思想史上看，孔子仁學心理結構搭起了框架，盂子注進了倫理血液，《易傳》增添了清醒的認識，莊子鼓脹了想象翅膀，茍子高揚了力的風帆，這一巨大工程在先秦已初具規模。此後，還有魏晉玄學、理學、經學，等等，當然也有外來而被同化的縹緲禪意，織成了一張罩住幾千年古國心靈歷程的無形大網，讓人們在“天人合一”中去尋求安慰、解脫、鼓舞、力量和靈感。

但是那高深玄遠的理論著作，仍然打上了重經驗、崇實在的烙印。講“元為”的老於也要說：“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老子》，第三章。）這句話的大意是，聖人治理天下，使百姓心靈恬淡，吃上飽皈。《老子》第十二章說：“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意思是說，聖人為了溫飽而不去享樂，滿足耳目感官的欲求。可見，老子並不輕視吃飯問題，他在二十章還講：“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意思是說：我與別人不同，把吃飯看做根本。《漢書》載懦生丘食其的話：“民以食為天。”把它的重要性充分展現出來。

愛因斯但有一段名言：“西方科學的發展是以兩個偉大成就為基礎，那就是希臘哲學家發明形式邏輯體系（在歐幾里德幾何學中），以及通過系統的實驗有可能找出因果關係（在文藝復興時期）。在我看來，中國的賢哲沒有走上這兩步，那是用不着驚奇的。令人驚奇的倒是這些發現[在中國]全都做出來了。”（《愛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商務印書館1976年版，第574頁。）

重經驗，輕思辨；看效果，輕動機；信不疑，誠則靈，成了華夏民族的一個模式。西方從柏拉圖開始，似乎總要找到一個大全的“理式”作為萬物的源泉、自然的框架；在中國，似乎是倒過來，把經驗貫徹滲透到一切地方，即使是抽象的數學，也往往伴有某種可直觀的形象。許多打卦算命攤上常掛着個牌子，上書三個大字：“誠則靈”。有的還把一些當了大款又在他那兒算過命的人名寫在旁邊，以此標榜“誠則靈”，這似乎又成了廣告藝術、推銷魔方。

人們往往得到免費饋贈的各種各樣的商品廣告，有的還印得相當精美。它們不約而同的一個模式，一是借名人抬高身價；二是刊出有頭有臉的人物大講其產品的功能、效用以及如何靈驗；三是普通消費者的讚嘆。這都是要增加自己產品的權威度、知名度、可情度，以求刺激消費者的購買慾。剛開始，挺新鮮，有魅力。過了一段時間，所有廣告都這麼幹，所有推銷員都如此說，千人一面，萬口一腔，於是乎你就有點麻木，同時，廣告中是價真貨實的也被罩上了一層疑云：人們買之前，必要調查一番，然後才下決斷。

這種“建構”（吸引消費者）與“解構”（失去消費者）的二重性，在很多方面都表現出來，當然在“迷信”上也表現出來。因為，如前所述，這已經形成了一個為許多人接受、歷史久遠、連貫而穩定的“思維模式。上自天子，下至庶民，勞動者，知識分子甚至古代大思想家那裡也難以倖免。例如，被思想史界稱為偉大唯物主義者的王充就是如此。

王充在《論衡-變虛篇》裡講了一個宋景公善言感天的故事，然後分析了善言與自然之天沒有什麼必然聯繫，揭穿了“天譴說”的虛妄。故事說，宋景公時代，出現了“火星守心”的兇相，為此宋景公很害怕。他召見臣子子韋詢問，這個天象意味着什麼？子韋告訴他說：出現這凶象，該着您受天罰。但是，您不必害怕，這災禍可轉移到宰相頭上。宋景公不同意把君的災轉嫁給臣。子韋說：您不忍心，可轉嫁給老百姓。景公仍不同意：“老百姓死了，我不是成了空頭帝王了嗎？還不如自己死。”子韋又建議景公把罪轉嫁給年成，景公還是不同意：“年成不好，百姓受餓，這差不多是人君想害老百姓保全自己的性命，也不可取。”於是於韋向景公祝賀：“我竭誠恭賀您的舉止。老天爺雖聳九天之上，但耳朵卻可以聽到很低地方發出的話語。你有與國君美德相符的三句話，天必賞您三次，您可延壽21年。因為七星都轉移三次。”

齊景公時，天上出了彗星，景公派人祈禱消災。晏嬰說：“這毫無用處，白費氣力。天道有常，不行雙重標準。而且，天現替星，為的是除污穢。您無污穢，不必祈禱；如果有污穢，祈禱也除不去。”於是，取消了祈禱儀式。王充說：齊景公想用祈禱方式免災消禍，就像子韋想讓宋景公轉移火星降在國君身上的禍；宋君不從，好比晏子力諫齊王別干蠢事。既然如此，為什麼老天使宋景公延壽21年，而不讓晏子延壽一年？假如說，說了三句好話就能延壽21年，如果說了一百句好話，豈不延壽千年了嗎？但這又是如何可能的呢？王充繼續推論說，如果好話使人長壽，壞話讓人短命，那麼堯、舜等聖人應有千載春秋；而桀紂至多活那麼幾歲像頑童一樣早就夭亡了。但事實是，“堯舜桀紂皆近百載。”

另一方面，天那麼高遠，人那麼低下，距離如此遙遠，是聽不到人的語言發出的聲音的，就像人在高樓之上，看不到細小的螞蟻一樣。假如大能聽到人說話，也不能區分出善、惡的意義，就如外國人到了中國不經過翻譯無法交流思想、表達情感一樣。有人用“魚進振水”來解釋，也是枉然。因為，魚游泳引起的波紋，不過百步之遙，一里之外就消失了，正如爐中炭火能燒開鍋里的水，不能煮熟鄰居的飯一樣。總的來說，有限的人與無限的天，人專有的道德與氣構成的自然，人的語言特有的含義與自然的天，是無法感應、交流、發生社會意義的運動的。

應該說，王充的經驗論在當時確乎是卓爾不群的，理智而清醒、通俗而易懂，起到了很好的破除封建迷信作用。值得一提的是，他還分析了封建迷信的認識原因，如文本的獵奇矢實，說什麼孔子與顏回能見到千里之外的門與掛馬的繩子；把神話當成現實，說什麼古代有十個太陽，堯用箭射掉了九個，留下一個；經驗告訴人們，男女相交而生育，儒書卻說什麼禹是草籽進入母腹而生，后稷是因母踩過大人的足跡而孕育的；經驗告訴人們，社會是複雜的不是單一的，盛世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但儒書卻說，堯舜治理天下，沒有一個人犯罪，這明顯是誇大之辭，卻當成佳話流傳。王充的這些見解至今仍有啟蒙的價值和意義，值得我們學習。

但是，只靠經驗是不充分的，是難以徹底地駁倒宗教、解構迷信。相反，封建迷信卻有可能藉助於某種經驗，死灰復燃、沉渣泛起。因為某些感性經驗導致錯覺，如一根放到水中的筷於，人眼中的映像總是彎着而不是直的；小孔成像總是頭足倒立的；把雙手的手背緊貼，左右十指交叉，僅憑自我觸覺，會誤認為這個手的手指是另一個手的手指，如此等等。

經驗是直觀的，它只反映事物的現象、片面，並不揭示事物的本質，由於其直觀性、片面性和表面性，某些片面的甚至錯誤的成分、因素常常會帶人到判斷、推理過程中而不自覺，從而造成了新的謬誤。王充即其明顯例證。

例如，王充激烈地反對“天譴說”，即是說反對天用災變來警告人君，使其清醒，改變政治，修德愛民，作《譴告篇》，斥責它的虛妄不實、惑亂人心。但是，另一方面，又肯定了天瑞，從一極走向另一極。

王充在《驗符篇》中寫道：

湘水離泉陵城六七里地的地方，水上有一個地方叫燕室丘，堆滿石頭。水邊有座山，叫俠山。水深不測，出現了二條黃龍。黃龍長達十六丈，形狀像畫中的龍，燕室丘上的居民都看到過。離二條黃龍幾十步遠，又能見到六條像馬駒的動物，從水中出來棺戲。這是二龍的後代，加上二龍，共八條。出來一會兒又人水中。……公孫臣生在漢文帝時，他說，漢為土德，應該有黃龍出現。後來，成紀，孝武，孝宣，都有黃龍出現。到了燕室丘的八條龍，一共有四次了。由此可見，漢為土德：這次龍出，與以前不同，以前只見龍不見子，今天則龍與子並出，“象乾坤六子，嗣後多也”。

由此可見，囿於經驗的範圍，就難以將尤神論堅持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