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TV放映了《大國崛起》，無外乎中國文人的傳統說詞“親君子，遠小人，薄賦稅”，看起來大氣，也非常正確，但卻是空無一物的廢話。當然這些古典詞彙換成了今天時髦的東西，如好制度，市場經濟等等。但具體什麼是好制度，什麼是市場經濟；怎麼才算好制度，市場經濟；如何判斷是否是好制度和市場經濟等等，通通不知道。只知道這些新衣服就是好就是好，那些大國就是穿着這些新衣服崛起的。

既然《大國崛起》已經有人拍攝了，這裡就講一個大國的衰落。這個大國衰落的時間背景與那些大國崛起相同，也是19世紀下半葉到20世紀初。它曾經占世界GDP的2/3，通過它的無以倫比的商業力量聚積了世界硬通貨的2/3，它就是大清。今天，中國的GDP和外匯儲備節節高升，但遠達不到當年大清的高度，甚至永遠也到不了那個高度。

大清取得那麼輝煌的成就，靠的就是好的制度，民主憲政和市場經濟。同時期的西方還有日本，還處於中世紀的黑暗。說大清是民主憲政和市場經濟，很多讀者不以為然，因為教科書都不是這麼寫嘛。

那麼，先來一下定義，工科出身的人喜歡先定義，是什麼不是什麼有據可查。中國文人一大特點是不定義，就是華麗的詞藻堆砌，其實自己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反正不需要自己做，樂得把文章寫的漂亮些。什麼是市場經濟，就是以贏利為目的的自由交易合法，這是定性的描述。當然還可以繼續量化，這種合法交易占總經濟中的比重多少，高於一定比例，就可以認為施行了市場經濟。

很顯然，大清沒有什麼以贏利為目的的自由交易不合法，好象除了鴉片。當然，當時鴉片交易存在，據說《紅樓夢》裡就出現鴉片了。後來林則徐禁煙，銷毀鴉片就反映了鴉片交易的不合法。經常能看到這樣的論斷：有交易不等於市場經濟，在鴉片上就體現出來了。直到今天，大清的市場經濟的範圍和廣度，還是現在的中國想做而沒有做到的。比如，大清的土地是自由買賣併合法的，現在的中國還在為土地自由流轉而奮鬥。大清的性交易也是自由合法的，現在的中國還是非法的，雖然現在有了“性工作者”的尊稱，還需要改革理論家皇甫平為其合法化鼓與呼。最近深圳警方抓了一批“性工作者”示眾，有良心的律師要為“性工作者”的人權打官司。在大清，這些都不會發生，性交易完全合理合法。因為土地和性交易不合法，所以進入市場經濟的現代中國，在這些領域依然不是市場經濟，雖然存在着交易。進入市場經濟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大清早已實現了。

從量上判斷，市場對於大清的每一個成員，上至皇帝下到普通農民，都是必需的，都需要靠市場來維持。生產的大部分都需要用來交易，作為一個典型的農民，地里的出產50%需要交地租，這是市場價格。後來民國搞過一個減租運動，人為想把地租壓到30%，但對抗不了市場的力量。如果他的老婆會紡織，他還需要購買紡織機械，當然農具也必須買。從交易所占比例看，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中國農民遠達不到大清的水平。大清的農民還需要給政府交納稅金，並以貨幣形式。因為即便是皇帝也需要拿着貨幣在市場上購買東西，支付各級官員和軍隊的俸祿。嚴格說起來，大清不存在政府，所謂的政府實際是法院，官員是法官。《紅樓夢》裡的賈雨村就是個判案的法官。大清是小政府，大社會，以法治國的夢幻般的體制。是現代中國改革的目標。

大清還是民主憲政的。民主憲政的核心是制衡政府的權利。制衡的目的是保護私人財產神聖不可侵犯。於是我們可以發現，在現在的中國正積極制定《物權法》，要架空憲法，因為現在的那個雖然叫憲法，但不保護私人財產神聖不可侵犯，所以不是憲政。大清在保護私人財產神聖不可侵犯方面是個典範，大清的祖訓，也就是憲法，“永不加賦”，直到清滅亡都沒有改變。按照主流經濟學家張維迎的觀點，改變規則也是侵犯產權，本來民營企業家規劃好的項目，如果遇到加稅，就有資金鍊斷裂的危險。在保護企業家方面，古今中外沒有什麼政府比大清做的更好。

大清保護私人產權，也是歷史的傳承。中國的歷代政府都是保護私人產權，這是市場經濟的基本要求。明朝快滅亡的時候，天下盜賊烽起，中央財政困難，即拿不出錢來賑災，也開不出餉來鎮壓，這麼危急的時刻，皇帝受制於憲政還不能查抄幾個大戶。而闖王則一抄一準。由於闖王不尊重產權，當時中國的先進生產力們借師剿闖，於是天下姓了大清。

大清的民主憲政還體現在它的朝廷，也就是議會。這朝廷是民選的，任何人都可以進入朝廷，只要通過考試，非常公平。《紅樓夢》裡的賈寶玉雖然出身富貴之家，但也必須參加考試。考試比選舉公平得多，現代民主憲政的楷模美國和日本，沒有顯赫的家世，是很難選上的。

大清朝廷的民主憲政還體現在決策權和責任權分離上。決策成功，則是那些民選大臣的榮耀，決策失敗則都是皇帝的錯。這非常符合自由主義學者朱學勤教授最近在電視上的演講精神。

說了這麼大一堆，回到正題。大清是如何在民主憲政和市場經濟中走向衰落的。

歷史背景

18世紀下半葉，瓦特發明了蒸汽機，英國首先開始了工業革命。說瓦特發明了蒸汽機並不確切，蒸汽機實際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的歷史，他只是改進了它，提高了效率，使它實用化。所謂提高了效率，這效率不過也只有百分之幾的水平。今天的人過高估計了蒸汽機在當時所起的作用。直到19世紀上半葉，世界蒸汽機的總保有量也不過幾千台的水平。蒸汽驅動的珍尼紡織機並不比中國黃道婆的手動紡織機更有效率。

19世紀初發明了蒸汽船，但效率極低，無法與帆船競爭。19世紀前半，帆船掌握着世界航運市場。直到1840年才開設了橫渡大西洋的定期蒸汽船航線。50年代，鐵製蒸汽船開始普及。60年代出現了二段膨脹的蒸汽機和螺旋漿，才正式開始了蒸汽船的遠洋運輸，但這一時期的蒸汽船燃料效率低，航行能力低，港口藏煤設施不足，尤其是遠東航線，需要增加船內載煤量而較少貨物運載能力。蒸汽船無法與帆船競爭。60年代帆船迎來了全盛時期。我們可以發現，兩次鴉片戰爭，都還在使用風帆戰艦。

兩次鴉片戰爭中國戰敗，並不是輸在武器裝備的差距上。英國戰艦是風帆木造，中國的也是。英國的大炮火槍是前裝的，中國也是，當然射程和精度比中國的好點，但有限，不是代差。重要的是，當時的遠洋運輸只能靠帆船，受氣候條件影響很大。蒸汽船的遠洋性能很差，尤其對遠東缺乏加煤站的航線。沒有後勤補給的支持，英國艦隊沒有持續作戰能力。即便有一些中國人根據市場經濟原則向英國艦隊提供補給。英國艦隊願意出錢買，為什麼不賣呢，不要搞那種狹隘的民族主義嘛。實際上只要拖就能把英國艦隊拖垮。

中國的失敗，是輸在中國文人的鬥爭意志上。比如最近冒出來一個中國的龍不宜作為國家形象的論調，袁偉時教授反思中國遭大禍是因為自己不受規矩，人民日報的特約評論員馬立誠的對日關係新思維，還有諸如能關起門來商量對付外國人呢等等。讓我們想象一下當時的朝廷吧，估計當時恐怕象我們現在的那些專家們的那些謀臣，恐怕多是出主意把龍去掉的傢伙。什麼意思呢？就是當時朝中百官，真正出主意崛起的，恐怕沒有，出主意的，就是那種謹小慎微，處處反省中國不要太張狂的那種老成謀國之士。但英國，就不一樣。人家就在議會討論怎麼打中國。我們這裡，就會出主意怎麼不要激怒洋人。這樣的朝政，忘記說了，當時中國是民主政治，皇帝得聽這些專家的，怎麼可能打贏戰爭而崛起？

日本明治維新後，派考察團到西方學習，回來後就在朝廷里爭論“征韓”，不是支持和反對“征韓”的兩派在爭論， 而是“急征”和“緩徵”在爭論，是現在動手呢，還是準備好了再動手。最後的結果是“緩徵”派獲勝，“急征”派下野。這是日本的民主政治。中國的主戰派林則徐則被流放新疆，這是中國的民主政治。

可能當時的中國文人與現在的文人一樣思想先進，認為在市場經濟環境下沒有安全問題，市場交易的效率最高，打打殺殺的不好。但當時的英國及後來的日本思想可能太落後，不這麼認為。於是，我們可以看到，19世紀效率最高的行業實際是搶劫，而不是珍尼紡織機和蒸汽船。從現在市場經濟的眼光看，中國談不上失敗，那些條約也不是不平等條約，開放市場順應了歷史潮流嘛，體現了當時中國文人的遠見卓識。雖然在這之前，中國是市場最開放的國家。戰前粵海關稅率平均是商品值的20％左右，而同時期的英國海關稅率則達到40%，鴉片戰爭以後中國關稅降低為最高5%，而英國依舊在30%左右徘徊沒有降低過20%以下。

開放的結果，外國的貨物輸入依然在低水平上徘徊，依然阻擋不了擁有強大商業力量中國的外貿順差。中國民間並不需要外國貨，機織布並不比中國的手工布物美價廉，據1852年米琪爾致港督文翰的報告：英國“曾以低於成本20％—30％的價格，把布匹強銷於中國”，有的甚至“虧本35—40％”。外國的鐘表中國並不需要，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就足夠了，還自由。中國政府也不需要外國的重工業產品，外國的軍艦大炮火槍是好，但比自己的好的有限，中國要和平崛起，要那些東西幹什麼。即便是實行市場經濟的鴉片，只要給民間企業家機會和自由，本土的鴉片茁壯成長，大有驅逐外國鴉片的勢頭，市場經濟的威力可見一斑。中國在市場經濟上錘鍊了幾千年，西方怎麼可能是中國的對手？

定期航班

火車和蒸汽船是19世紀的偉大發明，當時所謂的強國崛起都是圍繞它們。但它們的效率低的可怕，火車必須在鐵軌上運行，降低阻力。沒有鐵軌，則遠沒有馬車有效率。蒸汽船則遠不能和帆船，即使後來導入了很多新技術。帆船的缺點是風不穩定，受氣候影響大，於是在無風和少風的內河，蒸汽船占了一席之地，遠洋是帆船的天下。

蒸汽船的效率雖然低不能和帆船競爭，但有個優勢是帆船不具備的，就是不受氣候影響開設定期航線。定期航線非常方便郵政和人員運輸，能夠準確知道到達日期，而不是聽天由命。但蒸汽船的這個僅有的優點也不被市場接受，沒有市場需求，因為誰也不願意支付那麼高的運費。

1850年代開始，英國政府補貼下，P&O(Peninsular and Oriental Steam Navigation Co.)開設了亞洲的定期航班，用於郵政運輸。進入60年代，隨着蒸汽船的性能提升，法國、荷蘭等國的汽船公司在政府的高額補助下開設了定期航線。1865年，美國通過中國郵政法(China Mail Bill)，資助太平洋郵船公司開設經過夏威夷到中國和日本的定期航線，每月一班，10年間每年50萬美元的補助，夏威夷段的另外補助則是7萬5千美元。

需要說明的是，這些做法違反市場經濟原則。當然，作為沒有市場經濟傳統的西方國家，這麼做也順理成章。雖然郵船虧損，但能加強對殖民地的控制，也是值得的，畢竟它們認為效率最高的是搶劫。實際上，當時西方國家和學習西方的日本由政府開設郵政也是違反市場經濟原則的，搞什麼全國統一價格，壟斷經營等等。大清從來就是郵政民營化，政府不創辦郵政，完全民間經營，任何人都可以自由開驃局，承攬郵遞業務，完全由市場配置資源效率極高。後來大清低檔不了西方腐朽思想的侵蝕，也開設郵政，那是後話了。

蒸汽船主要承擔郵政、人員及能承擔高額運費貨物，如絹和茶等的運輸。隨着新式二段膨脹的蒸汽機出現，燃料效率的提高，蒸汽船才能逐步與帆船競爭。1869年蘇伊士運河開通，極大縮短了蒸汽船航線，進一步提高了蒸汽船的競爭力，因為帆船不容易通過運河。直到1878年，經過蘇伊士運河蒸汽船的運價才降到經過好望角帆船的水平。

在數十年漫長的時間裡，蒸汽船必須依靠政府的巨額補貼才能生存，機織布也一樣。這完全違反了市場經濟高效率配置資源的原理，只能靠搶劫維持虧損。實際上，對民用運輸的補貼只是小頭。英國是蒸汽機的發明國，但對於蒸汽機應用於戰艦興趣不大，因為效率太低。1850年代，英、法、俄之間的克里米亞戰爭，這是一場雙方都認為是骯髒的戰爭，不象現在的伊拉克戰爭有民主自由的大義名份。大量裝備蒸汽戰艦的俄國給英國上了一課，使英國開始大量建造蒸汽戰艦。建造蒸汽戰艦是不計成本的，為搶劫服務，因此不是市場經濟。

實際上，蒸汽機是中國發明的，但由於中國長期施行民主憲政和市場經濟，沒有導致在中國發生工業革命。從現在的眼光看，那種往復式的蒸汽機根本談不上發明，會煮飯就算發明了蒸汽機，忘記說了，中國是最早種植水稻的國家。蒸汽機的效率極低，在很長的時間裡不可能有什麼商業價值，做的功還不能補償砍柴和挖煤，於是在市場經濟中被放棄了，現在也沒有遺留下什麼遺物和記載。現代的蒸汽機是汽輪機，效率比往復式的優越得多。這種汽輪機早就被中國發明了，現在逛傳統廟會還能見到這個中國古代發明——孔明燈。

當時，由於很長的時間這種蒸汽機的效率依然不能與人力、畜力、及風和水等自然力競爭，在市場經濟的環境中，作為動力裝置被停止了發展。但它在商業上有觀賞價值，在廟會，也就是市場裡做個廣告什麼的，得到了蓬勃發展。於是，今天我們還能看到這偉大的發明。

推動西方工業化的火藥和指南針，在市場經濟的中國也是同樣的命運。現在的人指責中國發明了火藥不去造槍造炮而是做煙花爆竹，發明了指南針不去航海而是看風水。這種責難完全是違背市場經濟原則的。中國是市場經濟，怎麼能造用於非經濟強制的槍和炮？造煙花爆竹是因為有巨大的市場需求，紅白喜事廟會慶典等都有大量需求，這體現了中國古代市場經濟的發達。指南針也是，行軍打仗不是市場經濟，看風水有巨大的市場需求，現在風水業正在世界蓬勃發展。在建設市場經濟的現代，我們提出軍隊要忍耐；總理到外國去消氣，回來後取消各種項目，要不是因為挨了幾顆炸彈，神五神六早就胎死腹中；據說不久前有26個專家聯名上書，說不要建造新軍艦，節省經費好發展經濟。對照現在，指責古代中國是毫無道理的，只能說明當時人思想先進。

中國非市場化的嘗試

雖然蒸汽船需要大量的補貼，進入1870年代，在中國和日本的西方蒸汽船越來越多了。這些蒸汽船不僅開設遠洋定期航線，也開設國內定期航線，中國和日本已經開港了。蒸汽船的繁榮，引得中日兩過的商人躍躍欲試。日本明治維新的第二年就解除了擁有西洋船型的禁令，中國則不存在這問題，因為一直實行市場經濟，沒有那麼多禁令。

中國的案例我不清楚。日本這裡一個叫高島嘉右門的商人，一看這名字就知道他是士族，不是一般百姓。使用高島丸開設橫濱到函館間的定期航線，由於利用率低維持不了定期航線，不到一年就廢航了。用腳趾頭想就明白了，西方國家都需要補貼才能維持，你的制度再好，能維持到幾時？真以為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啊。

雖然中國的市場經濟非常優越，但西方蒸汽船的耀武揚威，還是刺疼了大清的神經，開始懷疑起自己的市場經濟。一些學習西方的文人開始搞洋務運動。1872年，李鴻章奏請朝庭開設招商局，列舉了種種好處，諸如回收投資於外國海運的中國人資本（大清實行市場經濟，投資自由，外國公司在中國招募股票合理合法），海運事業的利益，海防等等。

大清違反市場經濟原則，設立招商局。現代的中國文人對此頗有微詞，往往因此認為大清不是市場經濟。其實，當年的主流派也是這麼批駁洋務派。"殊為無益"，說制夷，早已議和；說捕盜，已有水師；說運糧，已有沙船。不必糜費。但還是批准了李鴻章，我想就當時而言，他們可能是這麼想的，試一試也不傷大局，反正也沒有其他更好的辦法。如果說當年的主流派與現在的主流派有什麼不同，那就是當年的主流派被稱為“頑固派”，現在的主流派被稱為“改革派”。

但招商局的成立還是儘可能按照市場經濟規範來，上海的民間資本出資11萬兩，李鴻章個人出資5萬兩，從直隸軍費中出資13萬5千兩，成立了一個合資企業。在現代市場經濟的中國，這種類型的企業很常見。

招商局以4艘汽船共2319噸開業，承接江蘇浙江到天津的年間20萬石大米的漕運，李鴻章是官，有這便利。不過上海商人的資本並未到位，我想大概是商人們曾經搞過蒸汽船航運，有虧損的經驗。果不其然，開業半年虧損達4萬2千兩。為了擺脫困境，吸引民間資本，招商局進行改組，任命上海商人唐廷樞做總裁。這次改組，使招商局民營化煥發了活力，吸引了大量民間資本投資，導致股票上漲，1873年末股價總額達到47萬6千兩，81年達到100萬兩，第二年增殖到200萬兩。

李鴻章除了漕運外，還申請朝廷批准，由招商局獨家承擔各省的官物運輸。由於外資航運企業激烈競爭，導致航運市場運價下降。招商局所承擔的漕運和官物運輸的價格不減，並且還有海關的特別通關便利。招商局獲得了很大利益。這些顯然違反市場經濟原則，政府的錢是國民的稅金，就這麼進了招商局的私囊。但從另一面看，大清還是遵守市場經濟原則，朝廷也只能命令官物運輸，民間運輸還是自由競爭。有很多民間貨主違反市場經濟原則，出於民族主義儘量把貨物交給招商局承運。民族主義是市場經濟的死敵，應該批判，現代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都是批判民族主義的，比如主流經濟學家茅於試說抵制日貨很愚蠢。當然，不能要求當時的愚民有現代經濟學家的見識。

雖然政府扶植和民族主義不那麼光彩，是大清市場經濟的污點，但招商局還是發展起來了。以上海港為例，招商局剛成立不久的1873年，中國船的比重僅有3.9%，77年急速增加到38.3%，大有追趕排在第一位英國船的勢頭。

1860、70年代，外國船進入中國港口增長緩慢。主要原因還是蒸汽船的效率低，且改進緩慢，即便蘇伊士運河開通，政府的補貼畢竟有限。蒸汽船的緩慢發展，對中國和日本的海運業是個黃金時代，中國的招商局站穩了腳跟。招商局還開闢了國際航線，很快就意識到不是外國海運公司的對手，不久就廢棄了，除了越南航線。在海外市場，沒有政府扶植和民族主義，當然競爭不過有補貼的外國船隻了。於是招商局專注於國內航線。

三菱的壟斷

與招商局匹敵的日本海運公司是岩崎彌太郎創建的郵便汽船三菱會社。1871年設立，73年改稱三菱。三菱與日本政府關係密切，被稱為“政商”。這種政商合一對沒有市場經濟傳統的日本來說，很容易實施，所遇到的阻力小。

日本政府制定了“征韓”的戰略，設想戰時運輸一部分用自己的船，另一部分租外國船。但是，1874年台灣出兵時，租用英美船隻被拒絕，於是緊急購買蒸汽船運兵，然後把這些船隻無償轉給三菱。三菱還從政府直接拿巨額補助，開始開闢國內國際定期航線，與英美的海運公司競爭。台灣出兵租船被拒絕，使日本政府意識到只能靠自己。

三菱與招商局的辦法差不多，先壟斷官物和郵政運輸。日本不是市場經濟，學習西方開設了官方的郵政，這是招商局所沒有的壟斷運輸。這裡有一段插曲，在三菱之前有個小的汽船會社靠郵政運輸吃飯，由於三菱介入無法經營，被政府低價收購併入三菱。改變規則就是侵犯產權，張維迎教授的論斷在這裡就體現出來了。但是，日本政府沒有保護產權的概念。

三菱除了壟斷官方運輸外，還想壟斷民間運輸。當時日本已經開港，外國船隻可以經營日本國內航線。日本政府逆開放的潮流而動，積極修改條約。經過討價還價之後，只允許美國的太平洋郵船經營國內航線。對比一下大清，大清的國內航線自開港以來就是國際競爭，沒有誰想到過修改條約。直到今天，中國文人還在檢討自己哪裡沒有守規矩，還需要繼續推動開放。可見當時的中國多麼先進。

光條約修改還是不夠的。日本政府還給貨主提供特別金融服務，在鐵路運輸上提供便利，還給利用外國船的乘客設置繁瑣檢查。如此種種，使太平洋郵船從日本國內航線撤退，後又從橫濱上海航線撤退。於是，這些航線被三菱獨占。

招商局就沒有這些便利的條件，一直在國內航運市場上苦戰，從來就沒有獲得過主導地位。可能李鴻章想搞壟斷，但受限於大清的民主憲政和市場經濟。

首先，大清的金融是完全市場化的，在銀子面前一律平等，政府連統一鑄造銀幣的權利都沒有，更不用說紙幣。任何人，只要有銀子就可以鑄造貨幣，還可以發行銀票，也就是紙幣，還可以自由開設錢莊，也就是銀行。如果不能贏利，就是皇帝在金融市場都借不到錢。這種情況下，大清不可能給貨主提供特別金融服務，民間錢莊自然是怎麼有利怎麼貸款。直到今天，如果中國船東到日本買船，很容易獲得日本政府貸款，如果在中國買船，就很難獲得貸款。這是有歷史傳統的。

大清當時還沒有鐵路，自然不能提供鐵路聯運的服務。李鴻章曾經想搞鐵路，但被駁回。讓你搞航運破壞市場經濟原則已經便宜你了，還想搞鐵路？！反對的聲音大義凜然：外夷君與民共謀其利者也，君以利利民而君不言利者也。修鐵路是"括天下貧民之利而歸之官"，將使沿線商民喪失生計會引起暴亂。認為清朝初期雖無鐵路而"武功極盛"，證明"國之強弱在德不在器"。修鐵路要毀廬遷墓。是"干天地之和，蹙生靈之命"。

今天這段文字讀起來依然慷慨激昂。當時先進的中國人已經意識到西方不是市場經濟“外夷君與民共謀其利者也”，中國是市場經濟“君以利利民而君不言利者也”。搞鐵路就是搞壟斷，"括天下貧民之利而歸之官"。國之強弱的根本在“德”，也就是制度，而不是“器”，科學技術。也就是說市場經濟是強國的根本。讓我們看看今天的《大國崛起》，是不是這麼說的？

日本修鐵路也有巨大的阻力，錢從哪裡出？破壞環境怎麼辦？甚至還有傳言要暗殺主張修鐵路的人。但修鐵路的革新派也很堅決，要豎立中央集權破除封建，使中央的權利直達地方！決心一下，錢也好辦，增稅及各種專賣。我們可以看到明治時代，日本增稅和專賣如同家常便飯，這些是嚴重侵犯產權的行為，於是明治時代民眾暴動不斷。同一個時期，中國歌舞昇平，是同治中興。1870年代初，日本第一條鐵路開通，天皇參加開業慶典。

10餘年後，大清同意修建鐵路，但本着市場經濟原則：誰投資誰受益。現在，中國鐵道部想積極吸引外資，但響應者很少。原因何在？因為鐵路本身是賺不了錢的，當然不可能吸引投資，需要與鐵路沿線地域的利益權捆綁才有收益，為了保證這利益權兌現，需要外國駐軍。我想外國駐軍不是大問題，為了中國的和平崛起，已經有不少中國文人討論購買安全。由於外國企業多擁有軍隊，於是大清的鐵路多為外資所建。當然外資鐵路不可能為本國航運提供便利。

至於日本給利用外國船的乘客設置繁瑣檢查，這是嚴重侵犯人權的行為，在民主憲政的大清是不可想象的。

當然，日本三菱的壟斷與當時日本的國際地位有關。日本國內市場狹小，沒有多少油水，不受歐美重視。橫濱上海間的航線在世界航運中不過是支線。歐美船隻受限於補助金，放棄並不可惜。中國相對沒有這些便利條件，但中國足夠大，有足夠的力量，只是想把龍去掉的專家太多了。

風雲突變

進入1880年代，三段膨脹的蒸汽機和雙螺旋漿出現，使蒸汽船的效率得到極大提高，完全壓倒了帆船。1881年，最後一艘帆船運載中國茶葉開往英國，標誌帆船時代結束。

由於不需要補貼，進入中國和日本港口的外國船隻急速增加。中國和日本船在總航運中的所占比例不斷下降。下面該怎麼辦？

一條路是繼續投資。很顯然，如果繼續買船，技術更新這麼快，很快會過時，需要造船。但造船的投資比買船還大，也一樣面臨技術更新問題。要技術更新，需要投更多的資培訓人才。這是一環套一環的惡性循環，是投資的無底洞，沒有任何經濟效益，不符合市場經濟的基本原則。

當代的主流經濟學家周其仁給出了解決之道。當然，他不是針對造船說的，而是造飛機。用幾億條褲子換飛機很好嘛，中國沒有達到那樣的利率水平，我們生產褲子能掙到錢，而歐洲生產飛機需要巨額補貼，我們賺了！

我們有理由驚嘆當時中國人的遠見卓識，竟然與百餘年後的專家不謀而合，1880年以後，招商局停止了對航運的投資，轉向別處有比較優勢的項目。招商局只經營內河和沿海業務，船隻不更新問題也不大。具體是什麼比較優勢，我手中的材料沒有說。只能根據今天的情況猜測，因為他們具備與今天專家一樣的認識，估計去搞房地產了。在房地產的熱潮中，西太后都有興趣在北京修建南方園林，與民同樂。直到今天這園林還在為中國創造着巨大的GDP。這園林給人指責的地方是西太后挪用了海軍軍費。這種指責，佐證了大清是民主憲政，皇家的錢與政府的錢不是一回事，所以有“挪用”一說，據說後來西太后還歸還了這筆錢。西太后造園林，沒有象秦始皇修長城強征民夫，或者象大宋一樣搞花石綱官逼民反，完全按照等價交換的市場經濟原則進行。所以她需要挪用經費支付，而不是靠非經濟手段強制。再說了，她可能思想很先進，認為市場經濟環境下沒有安全問題。

日本則走上了另外一條路，繼續投資航運，開闢遠洋航線，積極準備造船。日本人愚昧落後，認識不到市場經濟效率高的優越性，以為搶劫的效率高，一門心想着“征韓”。

中國在市場經濟的道路上迅跑，經濟蓬勃發展，還藏富於民。當代主流經濟學家陳志武教授論證了當年的高度經濟成就。他是這麼論證的，甲午戰敗後，中國民間可以很輕鬆支付2億多兩賠償，算上庚子賠款也不在話下，只是民間不願意借錢給政府。

日本沒有實行市場經濟，經濟凋敝，人民生活困苦，暴動不斷。雖然明治維新的口號是“富國強兵”，甲午戰勝後，被人改成“貧國強兵”。再十年，日俄戰爭獲勝的消息傳來，日本民眾在東京日比谷公園舉行暴動來慶祝勝利。

甲午戰敗的原因眾說紛紜，腐敗專制野蠻等等帽子扣向大清。當時的日本被腐敗的長州官僚把持朝政：首相伊藤博文好色，前線指揮官山縣有朋愛財。後來的美國非常腐敗，周末花天酒地，被日本把太平洋艦隊整個端了，麥克阿瑟將軍丟下幾萬軍隊隻身逃跑，美國也沒有戰敗。斯大林腐敗專制野蠻，蘇德戰爭也是在周末爆發，蘇軍在初期遭受了毀滅的損失，斯大林還是打贏了。甲午戰爭50多年後，也是在朝鮮爆發戰爭，專制的中國還打敗了美國！當然，這第二次朝鮮戰爭的勝利，卻被當代中國文人橫加指責，認為很不值。打敗了不對，打勝了也不對，只有不戰而降才是正道。於是，不戰而丟東北的蔣公被當代中國文人吹捧。

甲午戰敗的原因，實際上800年前就有人給出了。當時岳飛大敗兀朮，兀朮想逃跑撤過黃河，一位文人對他說了一句後來成為歷史名言的話“自古未聞有權臣在內，有大將立功於外者！”當然，今天岳飛不再是民族英雄，秦檜也站起來了，都市場經濟了嘛。

光榮革命

勝負本是兵家之常。但朝廷里想和平崛起的文人們掐指一算，給日本打賞一點錢，比戰爭繼續下去效用最高，理性經濟人嘛。再說，由於中國實行市場經濟，綜合國力極大提高，這點賞錢是小意思。當代主流經濟學家陳志武教授就論證大清錢滿為患，我想當時先進的中國文人也是這麼認為。

有錢是一回事，但把錢收上來是另一回事。大清受民主憲政的約束，不能增稅和專賣，那就發行債券好了。政府債券是金邊債券，但這次卻認購者寥寥。之所以會這樣，陳志武教授給出的理由是大清沒有現代金融制度不能融資，要尊重產權建設現代金融體制云云。

不過，陳志武教授給出的理由是錯的。真實的情況是，大清已經擁有了現代金融制度，且完全是民營化的，還完全對外開放。現代金融制度是公正的，只認得利益，不認得皇帝老子。還是以航運舉例來說，美資的旗昌海運公司可以在大清的金融市場上發行股票融資，面額100兩的股票，最高可以賣到200兩，後由於招商局的競爭，利益下滑，股票跌到了面額的一半。大清的金融市場可不管你是誰。現代市場經濟的中國是否建立了現代金融我還不知道，但政府干涉銀行總讓人垢病，張維迎教授最近提出要加速改革賣掉四大銀行。大清則根本不會有這樣的事，完全的市場經濟嘛。

投資人這麼想，你皇帝老子憑什麼還錢，即不能增稅，周圍都是些想把龍去掉的傢伙，根本不可能指望在下次戰爭中能撈回來。於是市場對皇帝說“不”，皇帝也由於憲政的限制不能抄幾家大戶，於是被迫無奈，向英國銀行借錢。英國銀行一算，也是一樣的問題，你憑什麼還錢？於是海關被抵押了出去。現代金融體制是導致政府破產的直接原因。政府破產，在當今世界是很常見的事。

當然，有人會說了，皇帝為什麼不把海關抵押給內資的錢莊，這還是說明大清內外資不平等，市場經濟不徹底。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由於當時英國不是市場經濟，銀行能接受海關做抵押，是因為它能派遣官員管理海關，派遣軍隊到海關執法。而中資的錢莊是市場經濟主體，沒有這些非經濟強制手段，不可能接受海關作為抵押品。

大清的市場經濟的效率是很高，硬通貨儲備是很大，綜合國力是很強，但也抗不住連續而來的，規模一次比一次大的搶劫。1911年，革命爆發，大清滅亡了。這是一場光榮革命，幾乎沒有流血。日本的明治維新，倒幕戰爭還打了一年多。皇帝和平退位交權，但還是能在紫禁城裡當皇帝。大清的官員文人搖身一變成了民國的官員文人。趙家老爺還是趙家老爺，假洋鬼子還是假洋鬼子，阿Q還是阿Q。要說有什麼損失，好象就是尼姑庵被革了兩次命，但損失並不大。這樣的革命，在現代民主憲政的國家中經常上演，朱學勤教授對這種不流血革命非常讚賞。

後來，馮玉祥撕毀原來的協議，侵犯皇帝的產權把皇帝趕出紫禁城。這位皇帝后來來到尊重產權的滿州，還幹得相當不錯。他不辦國企，保護私人產權，使滿州經濟高速增長。可以造飛機、汽車、炸彈……，打破了舊中國一窮二白的謊言。關於滿州的經濟成就，詳細請參考自由主義歷史學家秦暉教授和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楊小凱教授的相關論述。

民國的總統總理象走馬燈一樣換，所謂城頭變換大王旗。這是民主政治的充分體現。在經濟方面，深入貫徹市場經濟。吸取了大清的教訓，鑑於貪污腐化多，效益低下，不辦官企。原來遺留的企業，則關停並轉賣。比如洋務運動創辦的江南造船廠，乘一戰東風來圖來樣來料三來一補給美國造了幾艘萬噸船後，再也造不出象樣的船了。不知道是承包了還是MBO了。曾經是亞洲最大的鋼鐵廠，漢陽鐵廠1925年後就不冒煙了。由漢陽鐵廠、大冶鐵礦和江西萍鄉煤礦三部分組成的“漢冶萍煤鐵廠礦公司”，是中國第一代新式鋼鐵聯合企業，則賣給日資了。這些改革打破了壟斷，給民間創造了巨大的投資機會。

軍事方面，大清花了很多錢創辦了海軍，但效果不好。民國乾脆沒有海軍。空軍是新軍種，但由於飛機更新太快，買飛機不合算，還不如買外國的債券。外國的盤尼西林多的都用不完，不需要自己花錢生產，徹底貫徹比較優勢的市場經濟原則。總之，集中一切力量發展經濟，一心一意謀發展，和平和發展是世界的兩大主題。取締各種狹隘民族主義團體，防止友邦莫名驚詫。

大國崛起的夭折

民國清除了大清在民主憲政市場經濟上的污點，在政治、經濟、文化上做了徹底的市場經濟改革，使中國更加民主憲政，更加開放，更加市場化，中國經濟充滿活力。民國的經濟飛速增長，尤其是黃金十年，綜合國力顯著增強。按這勢頭，40年代就可以經濟起飛了，實現大國崛起。這方面的論述可謂汗牛充棟，秦暉教授和楊小凱教授都有論述。上海的繁華遠壓倒日本的東京，有東方巴黎之稱。豐田汽車的創始人之一豐田英二，小學時代曾到上海，被上海街頭奔跑的汽車所折服，立下了造汽車的志向。

民國的政治、經濟、文化按照市場經濟民主憲政的原則沒有什麼可以挑剔，這大概已經成了主流的共識。如果說有什麼缺遺，就是沒有責任人，畢竟中國沒有最終發展起來。黃天不負有心人，人自助天助，這責任人終於出現了。日本看着中國飛速發展，綜合國力顯著增強，急在心裡，於是悍然入侵中國，終止了中國的現代化進程。

大清的甲午戰爭失敗，有好事者考證出大清艦隊噸位多少，炮的數量口徑多少，一看不得了，好象還強於日本。但為什麼戰敗了呢，於是深挖，什麼訓練不足造假嚴重，炮彈裡面參沙子，軍艦上溜狗大炮上曬衣服，挪用和貪污經費，如此等等，然後義正詞嚴的指出，就是因為“專制腐敗”才失敗的。民國乾脆沒有海軍，於是就沒有“專制腐敗”。說民國沒有海軍也不確切，著名的“中山艦”就是從日本三菱買的，後英勇的自沉於長江。裝備幾架老式飛機的民國空軍很快就被消滅，然後租蘇聯的援華航空隊和美國的飛虎隊。豐田汽車在中國大地上馳騁，有路就有豐田車，當然也就有鬼子兵，繁華上海的汽車卻不見了蹤影。經濟高度發展的滿州生產的炸彈象雨點一樣砸在中國人的頭上，而英勇的中國士兵卻需要拿着大刀向鬼子頭上砍去……

一切都那麼自然，合情合理，好象是應該發生的一樣，沒有誰應該對這一切負責，沒有誰去追究，還正好可以歌頌“一寸山河一寸血”。民國綜合國力極大提高，經濟空前繁榮，卻不能向前線提供一輛坦克、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門重炮……

不管怎麼說，在蔣公的英明領導下，8年抗戰，日本稱為15年戰爭，中國取得了輝煌的勝利。戰後，蔣公派特使蔣經國去見斯大林，被告知幾大國首腦在雅爾塔會議上的分肥協定，中國簽也得簽不簽也得簽。而且斯大林還說：是你求我不是我求你。面對蠻橫無理的斯大林，憑藉空前的綜合國力，蔣公只好忍辱負重。大清還能夠做為當事者參與條約的制定和協商，民國從來就沒有資格參與，無論是1919年的巴黎和會還是1945年的雅爾塔會議，充分體現了市場經濟在大國崛起過程中無比的優越性。

我們重新走在大道上

“民主憲政和市場經濟”大清帝國和民國的衰亡已成為過眼雲煙，1949年中國共產革命、計劃經濟、大躍進、文化大革命，象戒除毒品一樣戒除市場經濟，進入了中國幾千年歷史上最黑暗的時代。中國文人被關牛棚，養豬種菜，而不能做“親君子，遠小人，薄賦稅”的道德文章。閉關鎖國，不能享受人類最先進的成果，《紅樓夢》裡可以享受當時最先進的鐘表，民國還能享受到當時最先進的汽車。中國人自力更生，堅決批判“造船不如買船，買船不如租船”的神聖市場經濟原則，不講效益，不計成本，造飛機、造汽車、造輪船、造列車、造造造……能夠製造幾乎所有現代化產品，打贏了所有的對外戰爭。於是，中國經濟瀕臨崩潰。人民缺衣少穿，導致人口急速增長，錯批一個人，誤增3億人，是中華民族的災難。

1979年，那是一個春天。中國文人解放了，帶領我們重新走在市場經濟的大道上。市場經濟沒有安全問題，軍隊要忍耐，飛機、汽車、列車、半導體、發動機……統統下馬，也不造人養孩子。我們發揮比較優勢：賣工廠賣學校賣醫院賣土地賣勞動力賣資源賣環境賣賣賣……，我們買飛機買新幹線買汽車買電腦買手機買香波買買買……。市場經濟取得了輝煌的經濟成就，繁榮娼盛，外匯儲備超過1萬億美元，綜合國力極大提高，是5000年來前所未有的盛世，正走在大國崛起的大道上。世界上最先進的磁懸浮列車在上海奔馳，東京的磁懸浮列車還在圖紙上，上海又壓倒了東京！

如果說有什麼隱憂，那就是國內少數95%的人在製造不和諧，需要繼續深入揭批計劃經濟和文革的遺毒。市場經濟沒有安全問題雖然是基本公理。但在國內，沒有人有安全感：95%的人連吃飯都沒有安全感，即不知道有沒有下頓，也不知道這頓吃的是否有毒；另外5%的人雖然沒有這樣的擔心，但害怕清算第一桶金……。在國外，友邦也不認為市場經濟沒有安全問題，竟然制定了防範“中國風險”的戰略，對中國的投資連續下降，對在中國生產的商品不斷增加限制。日本的防衛廳升格為防衛省，開始議論無核三原則……。

但願這次市場經濟的崛起不會重蹈大清民國的覆轍。如果不出意外，我們可以欣賞到無限美好的夕陽，觀看到一個大國的落日。

其實，導致大國崛起的好體制沒有那麼玄虛：

好的經濟體制就是能造東西的體制，好的政治體制就是能負責的體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