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11月初，上海出现了众多以工矿企业职工为主体的造反组织。11月8日爆发的“安亭事件”，由张春桥代表中央转达了对工人造反行动的有限支持，确立了以“工总司”为代表的工人造反派的合法地位。12月，保守派的“赤卫队”在“康平路事件”中遭到决定性的打击而一蹶不振。年底，立场与诉求各不相同的群体及组织使“造反派”的色彩变得极为混杂，很快地，以经济利益为主的诉求取代了政治目标。各系统部门负责人全面让步，各种各样名目的补发款决堤洪水般放出，面对此“经济主义”浪潮的险恶趋势，1967年年初，全市主要的造反派团体联合发出了“告上海人民书”和“紧急通告”，并由造反派组织接管各部门，以制止经济崩溃的危机。此即为“一月风暴”。

表面上，“一月风暴”是“造反派”与“走资派”的矛盾激化而升格为权力机构的争夺；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例如[紧急通告]，署名的是二十三个群众组织，但主要的操盘手恰恰是上海第一号“走资派”陈丕显。“走资派”与造反派主流联手“反对经济主义妖风”，矛头所向，首先是撒手放水的各系统负责人，其次是以[红色劳动者]为典型的提出大量经济诉求的群体，而当时的这些群体正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可以说，“一月风暴”是“造反派”与“走资派”合作，对惟恐天下不乱的毛派黑手和政府机关消极行为结合成的破坏力量的抵制，同时，造反派主流也迫不得已对不顾一切地强调其经济诉求的“同盟军”进行了有限的压制。而老奸巨滑的毛泽东也马上公开支持上海“一月风暴”，随即，中央文革小组解散了临时工外包工的[红色劳动者]和复员转业军人的[造反军]等全国性机构。

是毛泽东大力鼓吹[文汇报]带头发起的“夺权”，使局部的“接管”迅速演变为被默认的“全面夺权”，并一度使上下都认同了造反派主流所欣赏的“巴黎公社”民主形式。上海的许多工厂实行了基本公正的领导班子无记名投票选举，这应是之前中共执政十八年间，而且是其后至今四十年来，半个多世纪中绝无仅有的自发性基层权力机构的民选。

“一月风暴”的确有效制止了“经济主义”危机，其“夺权”之可行，其实全在于它实际上是维持了政权的延续，“造反”的人们其实是以更自觉的姿态在拥护中共的统治；没有哪个造反团体想要反对和取代中共。但按当时流行的思潮，其最高目标是推行“巴黎公社”式的民主，这与中共政权的本质是不相容的。造反派的“巴黎公社之梦”的诉求主要是：权力机构由民选产生并实行监督，政府官员的薪金不超过平均工资，公民有参政议政的权利。这些思想基本上来自于官方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几乎无人看清了这类思想与政治现状的矛盾是何等水火不相容。

“一月风暴”直接的果实是[上海公社]，它说明 “巴黎公社”式民主的主张的确是造反派的主要政治目标，也说明中共理论基础与政权实质间的脱节造成了很大的空间；加上经济状况之险恶所急需的应付措施，这三大因素使[上海公社]这一奇迹得以产生。当然，毛泽东很快就“醒”过来，用“革命委员会”取代了“公社”，用专制机器为后盾的“三结合”取代了选举产生的各层临时权利机构。通过“八四”血洗“上柴联司”等一系列行动，通过对造反派的反复镇压，“新政权”很快地变成了比“老政府”更专制的御用凶器。

1967年“一月风暴”所产生的[上海公社]并未通过选举的认可，几天后毛泽东一句话，它又轻而易举地变成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这一过程说明了当年“造反派”及各社会群体对政治和中共政权的认识极为肤浅，说明“巴黎公社之梦”是那么缥缈而不切实际，说明了整个文革过程都是处在中共专制集团的控制下。人民在某种空间会创造出统治者意料之外的奇迹，但总的来说仍是被利用的对象。不懂政治的百万之众实践了轰轰烈烈的造反夺权，这简直是不可理喻的奇谈，但却是千真万确的史实。

1976年“四人帮”垮台，上海市民欢呼雀跃，贴出大标语庆祝“第二次解放”。虽然它也是一个转瞬即逝的幻觉，但它可以使人联想到：如果当年的“夺权”真的建成了一个否定中共专制主义的民主政权，历史将会如何改写？

中共党国专制政权已延续了近五十八年，人们对其反动罪恶本质的认识早已超越了1966—1967年的水准，官民对立与贫富悬殊所印证的社会危机日益明显，接近武力自卫的民众反抗怒潮此起彼伏，神洲大地已处在革命的前夜。如果大规模的“造反”再次爆发，它很有可能引向真正的夺权，引向建立起货真价实的民主宪政，使中共党国成为彻底覆没的最后一个专制王朝。

以中国政治家自居的许多智叟给中国十几亿人指明了一条又一条和平理性美妙完善的出路，仿佛弄潮儿指挥着钱塘江口的洪流，这类表演将会永久延续下去。但历史发展往往是没法预料的，人们只能从过去的经验中推测未来的可能性，并按自己的能力和愿望添加一点微乎其微但确实有效的作用

四十年前的“一月风暴”是一场包含着美好梦想的恶梦。这段历史的经验教训，将在未来更剧烈的风暴中体现出它珍贵的参考价值。

牧晨
2007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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