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RS最早是在广东香港流行，但这些地区基本已经控制下来，每天新增感染人数也不多了。而在北京，抗炎形势仍然相当严峻。本来，北京是有后发优势的，而且医疗水平又那么先进，在经验、技术不落人之后的前提下，北京在这场没有销烟的战斗中却溃不成军，一败涂地。除了SARS病毒的传染性确实很强之外，北京固有的顽疾使她的优势淹没在漩涡之中，并使人们的努力付之东流。这是因为：

一 政治上的官僚主义和贪污腐败。当年的陈希同王宝森我们应该还记忆犹新，但隐藏的同僚们不知道有多少，他们仍然高官在做，油水在捞。天子脚下，万众瞩目，他们仍然我行我素，肆无忌惮。亚运村，西客站，这两个豆腐渣工程让多少中国人寒心。而且北京缺乏必要的民主，连申奥这样的大事也不经过市民的讨论和市人大的批准，就口口声声说代表中国来参加。其实中国有许多亟待解决的迫在眉睫的问题，有非常多的人根本就反对这劳民伤财，打肿脸充胖子的形象工程。也有相当部份的人反对北京代表中国举办奥运会，正是因为怕北京的贪官们在中间浑水摸鱼，大捞一把。

二 城市定位的失败。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央就对北京的城市性质功能明确了方向：“北京是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首都，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此后的九十年代初，国务院专门就首都的城市性质定位问题下发了正式决定，明确了首都北京应按“全国政治、文化中心”的城市定位进行建设。但多年来的实际情况是：北京不仅在政治、文化方面“包揽一切”，而且在经济方面也是“当仁不让”。面对上海要力争成为国家经济中心的现实，北京又把目光“圈”到了中国北方地区，更是以成为中国北方经济“龙头”为己任，而由于其他北方城市的“懦弱”和“自暴自弃”，更使得北京“张牙舞爪”。

这样的结果是，北京过度臃肿，不堪重负。满街跑的是各式各样的汽车，奔驰宝马老爷车，共同挤在这看似发达却成天堵车的道路上，真的犹如万国汽车展，又从另一个侧面展示了汽车的发展史。庞大的工业吸引的大量民工，使这个城市鱼目混珠，形形色色的人在这里游荡。一个城市，人口太多了，不是好事。因为不好管理，就连防治SARS时也备感吃力，处处设防，处处又都有漏洞。人口众多带来各方面的消费，交通、住房的紧张使得政府解决这些问题就已经焦头烂额，哪里顾得上城市的扩张，旧城的改造正在不断吞没她的文化遗产。加上此起彼伏、毫不协调、千篇一律的现代化建筑正在丧失她的文化中心的地位。如果北京不是首都；如果没有长城、故宫……，我想，北京也只是个二流的大型城市罢了。

北京缺乏主体特色，在这样一个过度膨胀的城市上又如何建立起高效廉洁的政府来呢？这使得改革在摸着石头过河的基础上，更加步履蹒跚，跌跌撞撞。

三 北京的妄自尊大和全国人民的不满。作为中国的首都，长期以来，中央政府给予北京太多的政策倾斜，他们拥有太多的优惠政策。北京利用“诈”来的权力，不断巧立名目上大工程，“搜刮”了巨额财富，建立起领先的“高地”。且不说近水楼台先得月，当北京1990办亚运会的时候，全国人民被拉了赞助。北京要办奥运会，体育场馆不够，环保不行，国家还不都把大量的资金都投资在这里，而其它地方只能去靠吸引外资来充实自己。北京拿了全国人民的血汗钱，建造起了众多的体育场馆，在比赛时期热闹一时，然后天天晒太阳。而全国有多少地方连基本的体育设施都缺乏。而北京把体育作为城市的一张名片，四处炫人。当北京看到上海有了申花和中远两支甲A球队之时，赶紧也拉来辽宁波导，弄个同城德比。大概北京人在大陆只看得起上海人。除了政治中心和高等教育，北京是处处不如上海，却处处要与上海争个高低，结果把自己搞得没有了特色，城市发展也迷失了方向。在中央领导层中，有一个庞大的“上海帮”，因为北京的官员素质不行，而管理好上海这个国际大都市，本身就是能力的体现。而北京的繁华，虚有的成分太大，说穿了，是托政治的洪福。同是娘养的孩子，为什么北京就能有如此之多的优惠？于是有人疾呼：北京人，宁有种乎？

高考是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大事，甚至可以说关系到每一个家庭，就是现在没有，总有一天也会有的。可是在北京，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学生本就不多，可众多的大学高校还是偏爱北京人。美国有一句名言：“从来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知识分子更高尚”。但是我要说：“从来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北京人素质更高”。由于北京家庭的经济条件更好，孩子认识的东西比较多。但是知识是可以学，同在一所大学里学上三五年，难道外地人就真的不如北京人吗？许多其它地方的大学也相互效仿，在厦门大学，每年招生的四千名学生中，就有一半是福建人。但是许多地方全省的大学还不如北京一个区的大学多，纵然采取报复手段，也是拼不过人家的。

单单一项高考的录取，北京就得罪了全国其它地区的人民，伤害士子之心，特别是在年轻一族的心里埋下了怨恨的种子。同一所大学，又是同一个专业，为什么外地的同学考取的分数总要比北京人多上一二百分？在一所普通的大学里，外地人尽是当地的学习尖子，而北京当地的却是一些学习很次的人上来。这是因为北京的大学太多了，学生又不太多，录取的比例就遥遥领先。因为北京人不管黑猫白猫，不管能不能抓到老鼠，都不是当农民的料，每一个人都应该送进大学深造，而其它地方的同龄人还可以回去当农民。这就是北京人的逻辑。

而现实生活中，北京人又干了些什么？他们招来了外地人来干本地人不愿触及的脏活累活，平时不给人家应有的尊重，在别人辛辛苦苦劳作了一年半载之后，又故意克扣工钱，每年年终北京等大城市还要为民工设立专门的法律援助点，结果门庭若市，民工们感激涕零。

北京多年来的“狂妄自大”已经造成了不良恶果：第一，在他们的眼里，只有人的权力才是最重要的，什么市场经济规律、社会发展方向，都得靠边站。第二，“北京作风”已经传染给了部分省会城市。什么“体现大省形象”、“增强省会意识”，这些都已经牵制到了部分省区的整体经济发展。

所谓的北京作风就是体现在要建立起符合自己身份的各种东西，北京人自己说是高标准，高起点，外人说就是大搞形象工程，劳民伤财。现在北京大量民工子女就读难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北京行政部门无情取缔大量的民工子弟学校，说他们非法办学。当记者问到为什么这类学校得不到审批时，有关负责人说，这些学校不具备义务教育规定的软硬件设施。记者又说到国家有规定，民工子弟学校办学条件可适当放宽，可以办简易学校。负责人回答，北京不办简易学校，因为北京是首都，要求自然要高一点。

天啊，这就是北京的高标准？原来这种高标准是建立在别人痛苦而往自己脸上涂金的基础上。“北京人，傲得很”，我们又一次实实在在地体会到了这句话的真谛。谁不知道北京有大量的民工子女因支付不起公立学校昂贵的学杂费而辍学在“家”；谁不知道北京许多私立学校为了民工的下一代长期“偷偷”办学；谁不知道北京富丽堂皇的商业区与污浊不堪的贫民区同时存在。这就是北京人自私的本质，抓着全国人民给她的好处，大肆摆阔，摒弃外地人。什么九年义务教育，达不达标那是他们的事，我们北京人啊，人人都是大学生，是基本普及十六年教育了。这就是北京人无赖又无耻的臭嘴脸。

人们经常在问：如果北京不是首都，那会是个什么样子？凭她的地理位置，凭她的经济实力能够建设得这么好吗？那是因为国家宠着她，养着她。

因此，作为首都，北京是一个万众瞩目的地方，但她不是一个让人心服口服的城市。凭北京与全国许多地方的交恶以及普通大众对北京的不满，这种被孤立的城市根本就没有资格作为中国的首都。因为我看到的是，当人们谈到北京的疫情时，脸上无不挂着笑容，虽说不上欢呼雀跃，奔走相告，但是心底的那份鄙视与幸灾乐祸还是显露无疑的。

四 北京脆弱的环境。说到北京，现在是SARS的代名词，以前人们就会想到沙尘暴。前几年沙尘暴肆虐的时候，曾经有人提出迁都的主张。因为北京所处的地方是先天不足，说得过点，北京是一座位于沙漠边缘的城市。这个庞大的城市，由于城市定位的失败，众多的人口消耗了巨大的资源。而在中国，就地取材还是非常明显的。于是北京周围本已生态恶劣的地方竭尽所能，提供大量的原料来满足北京人的生活所需。山西、内蒙的草原上，曾经是沙漠之舟的骆驼被山羊取代了。而山羊不像骆驼那么规矩，除了地面上的青草，它连地底下的草根也不放过。这就加快了草原的沙漠化，狂风一吹，黄沙漫天，滚滚向东，又向南。其实这种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作法不难理解，因为羊毛被加工成大衣，源源不断地送进大城市，能够卖个好价钱。类似的例子举不胜举，谁能否认庞大的北京没有因为对资源的无穷追求，带来周围地区土地的过度开发，导致了一场生态灾难？这就是北京大城市的另一种幅射作用，但这是一个黑洞，正在吞没人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以上就是北京现在不具备作为首都的自身条件。因此中国是考虑迁都的时候了。我认为中国应该把首都定在中国的中部地区，在一个人口不多，开发较晚，不会受洪涝和旱灾的地方，重新设计，整体规划，建造一个新的政治中心。下面是迁都的好处：

一 改善中国的形象。一个首都，反映了一个国家的面貌，从某种意义上说，北京代表着中国。而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城市建设和管理的混乱给中国带来许多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尽管北京有众多的旅游景点，能让人流连忘返，但是这可以作为发展旅游城市的资本，却不是一个政治中心的必要条件。而迁都之后，一个新兴的城市反映的正是一个朝气蓬勃的中国。迁都之后，带来的中国政治经济教育等全局的大洗盘，当更能促进中国的改革开放，带来全方位的大进步。中国的这种崭新的面貌更能赢得国际友人的尊重，从而为中国创造更好的国际空间，并带来大量的外资和结交更多的朋友。这份良好的国际形象将为中国的发展增分不少。

二 改革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体制的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唯独政治体制的改革陷入困顿。特别是官僚机构的精简始终无法彻底，总是反反复复。现在可以在迁都的过程中，把一些不必要的机构砍掉，就像撤藩时如果把吴三桂请出了云南，他还有能力造反吗？这时候，精简机构就减少了许多阻力。而且中央政府位于北京这么一个复杂的城市，受北京不良风气的影响，难免小家子气。而且中央在宏观掌控全国各地的时候，还要腾出大量的精力来管理北京。因为北京太大了，人口众多，情况又复杂。当中央政府所在地不安稳的时候，中央只能是首先解决生存问题，哪还有心情对全国发号施令？现在北京的疫情不是让中国领导人忙得焦头烂额，差点三过家门而不入吗？于是，当中央与地方权力混淆在一起，当中央无法分出精力时，整个国家的发展就会受到了限制，特别是中国是一个中央集权的泱泱大国。北京却扮演了一个不断惹麻烦让父母操心的坏孩子，实在有失作为首都的义务。当首都迁到一个以政治为中心的中等城市，一个新建的城市本身就不会历史包袱，这样中央政府就能集中精力，面对全国，坐镇指挥，宏观调控。

三 为北京提供一个反思和改过的机会。迁都之后，北京人就能清楚地看到，当北京不是首都时，这里什么也不是。北京明白好自己的角色后，才能正确地定位城市性质。北京人才能抛弃长期处于天子脚子所形成的傲慢与冷漠。迁都之后，就不会有北京与中央分不出彼此的问题，北京才能大刀阔斧进行改革，整治贪官污吏。去掉贪官头上的保护伞，去掉与中央千丝万缕的关系，北京才能重新拾起自我的意识，多办些实事，少谈些主义。现在的北京，政治气氛太浓，历史上的政治运动又对她的伤害太重，使得北京人的骨子里其实是很保守的。因此，我们期望，迁都之后，北京能以务实的态度，稳健的步伐重新展示在世人面前。

四 给北京减负。北京现在是身兼多职，包袱太重。在撤出中央机构以后，北京的就可以把城市性质定位为文化中心、科技中心和旅游中心。北京有优秀的文化遗产和名胜古迹，又有大量的高等院校和中关村这个中国苦心经营的高科技中心，这些方面都可以挖掘发展的潜力。但是北京不必发展大型工业，不要去争当北方经济的龙头老大，这个虚有的光环还是让给诸如天津、大连、青岛这些地理位置更加优越的城市。当中央政府、一批大学迁出北京后，就有很大的一部分人离开北京，这是短期对北京的冲击。以后，北京的产业调整和升级，北京就不再需要众多的工人。再加上大学生留京热的退潮，北京应该会减少上百万的人口。这样就为北京腾出了如此之大的空间，尽管短期内北京经济将遭到重大的损失，但从长远来看，从大局出发，北京能够轻装上阵，实现更快速、健康地发展。

五 减少庞大的开支。北京，作为首都，是中国的窗口。因此，北京总不能建设得太狼狈了，对内对外都交不了差。但是北京这个城市的维护费实在高得惊人。北京位于缺水的北方，我们要建造南水北调工程来满足她对于水的需求。北京位于沙漠边缘，我们要拿出几千亿的资金来保障这个城市不会像楼兰古城一样淹没在沙漠之中。但是环境依然在恶化，我们不知道这些银子会不会因庞大的北京所带来的生态灾难而打了水漂。如果首都迁移了，沙漠还是要治的，水也还是要北调的。但是，我们可以在缩小工程量的同时，获得更大的生态效益，也不会为北京带来更大的生态损失买单。而且同是一吨水，在水源当地和经过千里“征战”到达北京的水的价格是何等的差距。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开支，但是在许多更大的方面，在作为首都的北京，费用是高出一截的，长此以往，这笔帐不能不算。其实最重要的是生态帐，难道要等到北京深陷沙漠的包围才能痛下决心吗？资本主义世界在经济危机的时候，尚能够狠下决心，销毁大量的产品来保持价格的稳定。国家也通过出资赔偿来鼓励农民减少播种面积。结果经济在不久的时候得到了复苏，又快速发展起来。中国应该学学人家的果断，目光要放长远一点，不能老是盯住眼前的利益。

六 平衡各地的差距。如果首都迁到中部来，就可以成为搭建东西部经济的桥梁。这时候的首都，可以就地督促各地的产业分工和转移，不让东部污染严重的企业以西部大开发的借口搬迁到西部，让本已脆弱的环境更加严峻。而且通过建立一个新的首都，带动国家的，私人的，外商的投资，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拉动中西部经济的发展。并且通过这样的实际行动向中西部地区表示国家进行西部大开发的决心，平衡长期以来中央政府对东部南部的政策和资金倾斜，改变这一习惯。现在，东西部的差距不仅仅表现在经济的层面上，还有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那就是教育的发展程度。在北京，有如此之多的高校，而在中西部地区教育水平却相当落后，尤其是高等教育。现在大学的发展趋势是走综合性大学的道路，在相同的专业上，北京众多的大学还不是被清华北大压着吗？我们在迁都之后，应该考虑迁出北京的一些大学。宁为鸡首，不为牛后，北京的大学迁出十几所也不为过。因为各地都特别希望能通过一两所高校来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因为教育关系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前途。尽管迁出的大学在北京名气不是很大，但是来到新的地方，却能得到名星般的待遇。众星拱月，无论是资金，还是政策，都有强有力的支持，相信这些大学的发展潜力将是巨大的，至少比北京强多了。最重要的是，通过教育资源的调整，我们落实了科教兴国的战略。因为在北京就读的大学生大多选择留京，而中西部人才奇缺，又吸收不了也留不住人才。人们都希望安居乐业，不喜欢到处流浪，大学生们除了回到家乡，基本留在就读的地方参加工作。如果能够实现教育资源的平衡，我们就能实现遍地有人才的目标，最后就能看到中小城市如雨后春笋，拔地而起，这样我们就加快了城市化的进程。而且，落后地区的大学入学率就能大大提高，从而带动孩子学习的兴趣，我们就会少看到庞大的民工涌向中国的东部南部，减少人员无节制流动造成的许多麻烦。因为我们要把中西部建成和东南部一样的出色，而不是现在这种畸型的经济模式。这种盲目的人员流动尽管促进了交通和运输业的发达，但总体上是弊大于利，而且使得防治SARS难度加大。

七 加强国家安全。所谓的国家安全是指国内和国际的安全。现在中国国内最大的威胁是不稳定的因素在不断滋长。因为现实是中国灯红酒绿的东部和荒凉贫瘠的西部有着天壤之别，这种差别使那里的人们心里产生了失落感，那种被世界抛弃的强烈的挫折感。国家对东部有太多的偏袒，经济水平有太大的差距，这种感受就如同其它地区的人们对北京高考录取率如此之高产生的不满，总找机会狂批北京人。贫富悬殊产生了这种不稳定的情绪，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不也是为生活所迫，先人们高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而现在的人们只能背井离乡，到外地谋生，干些脏活累活，却拿着微不足道的收入，还要忍受着当地人的白眼。这样的“二等公民”谁没有要求改变现状的强烈愿望？他们被现实击得头破血流时，就容易走上极端。因此这种潜滋暗长的情绪是相当可怕的。现在西藏新疆有独立的倾向，云贵高原和四川盆地的黑暗势力又在膨胀，走私贩毒，杀人越货。所有的这一切问题，只有用发展来解决。首都只有迁到中部，才能有效打击黑社会势力，也才能安慰和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否则山高皇帝远，地方政府的无所作为，甚至与狼共舞，客观上成了这些黑暗势力的保护伞。中国历史上的地方政府好像都是为应付上级检查而存在的，至今也还能看到这一传统的端倪。如果中央政府迁到中部，就能够身临其境现场指挥战斗。在加快中西部发展的同时，又把北京的“灰色收入”转移到了这里，既带来了资金和技术，又带来了东部先进的观念，这些都是中西部的不足，也是发展所需的必要条件。通过全方位的努力，我们就能够逐步减少东西部的差距，减少人们的不满情绪，就能降低国家安全的风险，多了一份保障。事实上，像中国这样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又人口众多，国土广阔，首都本就应该相对地位于国土的中央地带，才能有效地降低边疆不稳的隐患。

首都的位置也是关系着一国国际安全重要的一点。当面对国际的武力威胁时，首都位于中部，就有更大的盘旋空间。如果清朝的首都不是在北京，是在西安或者成都，清朝那些做着“天朝上国”美梦的领导人面对外国的船坚炮利，哪能忍受得了战败的耻辱？是因为首都在北京，当快被抄家的时候，当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时，一切的豪言壮语只能化为一缕青烟。否则凭着首都位于大后方，凭着中国广袤的腹地，“持久战”就不是毛泽东的首创了。也许有人会说：“现代战争已经没有前后方之分了，你跑到中部仍然免不了挨打的命运。”是的，这句话没有错。但是，我们通过伊拉克战争，是否看出了现代战争仍然需要地面战斗的配合？如果伊拉克首都在乌姆盖斯尔，伊拉克军队还能坚持二十天吗？当巴格达被攻占之后，美军更加势如破竹，伊拉克其它地区基本上都是传檄而定。不管怎样，一个国家的首都不是在战争的前沿地带，国家安全就会多一份保障。当然这种安全是相对的，但是只要对我们有利的事，干吗不去做呢？

以上就是中国迁都的好处。当然有些是主要的，有些不是那么重要。但是任何事物有利也有弊。迁都还是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

一 建都费用太大了。据有关专家计算，如果中国要在一个一空二白的地方建立一个中等的城市，并且把它作为首都。这笔建设费用差不多为二千亿，能建成一个三峡工程。但是如果在十年内使它初具规模，再用十年完善各种设施，每年却只需要一二百亿，相信这笔资金中国还是出得起的。中国用一个三峡工程来加大中西部的投资，为什么就不用另一个“三峡工程”来个锦上添花？因为中国亏欠中西部太多了。这两样又都是远景效益极佳的大工程，而后者更是将深刻影响到中国的方方面面。迁都的所得，包括看得见的收入和无形的财富，将是无比巨大，而损失只不过是九牛一毛，不值得一提。

二 北京将受到重创。短期内，北京当然会受到毁灭性的打击，但是我不知道北京能承受得了几次类似SARS的长期冲击。是SARS厉害，还是迁都疼痛？虽说迁都不能马上解决北京SARS蔓延的问题，但却是解决北京千头万绪的问题的快刀，长痛不如短痛。整治之后，北京才有大量的精力来应对各种突发事件，必要的手段也才能发挥作用。长期以来，北京只考虑到自己的利益，好像整个国家是她们的。让她们为了国家的利益，也为了她们的生存空间牺牲一下，这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

最后说明的是，中国的迁都应该在SARS被成功制服之后，在社会秩序和民心稳定下来之时。否则这场变动将造成更大范围的灾难。

希望中国尽快迁都，让历史见证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