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RS最早是在廣東香港流行，但這些地區基本已經控制下來，每天新增感染人數也不多了。而在北京，抗炎形勢仍然相當嚴峻。本來，北京是有後發優勢的，而且醫療水平又那麼先進，在經驗、技術不落人之後的前提下，北京在這場沒有銷煙的戰鬥中卻潰不成軍，一敗塗地。除了SARS病毒的傳染性確實很強之外，北京固有的頑疾使她的優勢淹沒在漩渦之中，並使人們的努力付之東流。這是因為：

一 政治上的官僚主義和貪污腐敗。當年的陳希同王寶森我們應該還記憶猶新，但隱藏的同僚們不知道有多少，他們仍然高官在做，油水在撈。天子腳下，萬眾矚目，他們仍然我行我素，肆無忌憚。亞運村，西客站，這兩個豆腐渣工程讓多少中國人寒心。而且北京缺乏必要的民主，連申奧這樣的大事也不經過市民的討論和市人大的批准，就口口聲聲說代表中國來參加。其實中國有許多亟待解決的迫在眉睫的問題，有非常多的人根本就反對這勞民傷財，打腫臉充胖子的形象工程。也有相當部份的人反對北京代表中國舉辦奧運會，正是因為怕北京的貪官們在中間渾水摸魚，大撈一把。

二 城市定位的失敗。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中央就對北京的城市性質功能明確了方向：“北京是我們社會主義祖國的首都，是全國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此後的九十年代初，國務院專門就首都的城市性質定位問題下發了正式決定，明確了首都北京應按“全國政治、文化中心”的城市定位進行建設。但多年來的實際情況是：北京不僅在政治、文化方面“包攬一切”，而且在經濟方面也是“當仁不讓”。面對上海要力爭成為國家經濟中心的現實，北京又把目光“圈”到了中國北方地區，更是以成為中國北方經濟“龍頭”為己任，而由於其他北方城市的“懦弱”和“自暴自棄”，更使得北京“張牙舞爪”。

這樣的結果是，北京過度臃腫，不堪重負。滿街跑的是各式各樣的汽車，奔馳寶馬老爺車，共同擠在這看似發達卻成天堵車的道路上，真的猶如萬國汽車展，又從另一個側面展示了汽車的發展史。龐大的工業吸引的大量民工，使這個城市魚目混珠，形形色色的人在這裡遊蕩。一個城市，人口太多了，不是好事。因為不好管理，就連防治SARS時也備感吃力，處處設防，處處又都有漏洞。人口眾多帶來各方面的消費，交通、住房的緊張使得政府解決這些問題就已經焦頭爛額，哪裡顧得上城市的擴張，舊城的改造正在不斷吞沒她的文化遺產。加上此起彼伏、毫不協調、千篇一律的現代化建築正在喪失她的文化中心的地位。如果北京不是首都；如果沒有長城、故宮……，我想，北京也只是個二流的大型城市罷了。

北京缺乏主體特色，在這樣一個過度膨脹的城市上又如何建立起高效廉潔的政府來呢？這使得改革在摸着石頭過河的基礎上，更加步履蹣跚，跌跌撞撞。

三 北京的妄自尊大和全國人民的不滿。作為中國的首都，長期以來，中央政府給予北京太多的政策傾斜，他們擁有太多的優惠政策。北京利用“詐”來的權力，不斷巧立名目上大工程，“搜刮”了巨額財富，建立起領先的“高地”。且不說近水樓台先得月，當北京1990辦亞運會的時候，全國人民被拉了贊助。北京要辦奧運會，體育場館不夠，環保不行，國家還不都把大量的資金都投資在這裡，而其它地方只能去靠吸引外資來充實自己。北京拿了全國人民的血汗錢，建造起了眾多的體育場館，在比賽時期熱鬧一時，然後天天曬太陽。而全國有多少地方連基本的體育設施都缺乏。而北京把體育作為城市的一張名片，四處炫人。當北京看到上海有了申花和中遠兩支甲A球隊之時，趕緊也拉來遼寧波導，弄個同城德比。大概北京人在大陸只看得起上海人。除了政治中心和高等教育，北京是處處不如上海，卻處處要與上海爭個高低，結果把自己搞得沒有了特色，城市發展也迷失了方向。在中央領導層中，有一個龐大的“上海幫”，因為北京的官員素質不行，而管理好上海這個國際大都市，本身就是能力的體現。而北京的繁華，虛有的成分太大，說穿了，是托政治的洪福。同是娘養的孩子，為什麼北京就能有如此之多的優惠？於是有人疾呼：北京人，寧有種乎？

高考是關繫到千家萬戶的大事，甚至可以說關繫到每一個家庭，就是現在沒有，總有一天也會有的。可是在北京，地方保護主義盛行，學生本就不多，可眾多的大學高校還是偏愛北京人。美國有一句名言：“從來沒有任何證據表明知識分子更高尚”。但是我要說：“從來沒有任何證據表明北京人素質更高”。由於北京家庭的經濟條件更好，孩子認識的東西比較多。但是知識是可以學，同在一所大學裡學上三五年，難道外地人就真的不如北京人嗎？許多其它地方的大學也相互效仿，在廈門大學，每年招生的四千名學生中，就有一半是福建人。但是許多地方全省的大學還不如北京一個區的大學多，縱然採取報復手段，也是拼不過人家的。

單單一項高考的錄取，北京就得罪了全國其它地區的人民，傷害士子之心，特別是在年輕一族的心裡埋下了怨恨的種子。同一所大學，又是同一個專業，為什麼外地的同學考取的分數總要比北京人多上一二百分？在一所普通的大學裡，外地人儘是當地的學習尖子，而北京當地的卻是一些學習很次的人上來。這是因為北京的大學太多了，學生又不太多，錄取的比例就遙遙領先。因為北京人不管黑貓白貓，不管能不能抓到老鼠，都不是當農民的料，每一個人都應該送進大學深造，而其它地方的同齡人還可以回去當農民。這就是北京人的邏輯。

而現實生活中，北京人又幹了些什麼？他們招來了外地人來干本地人不願觸及的髒活累活，平時不給人家應有的尊重，在別人辛辛苦苦勞作了一年半載之後，又故意剋扣工錢，每年年終北京等大城市還要為民工設立專門的法律援助點，結果門庭若市，民工們感激涕零。

北京多年來的“狂妄自大”已經造成了不良惡果：第一，在他們的眼裡，只有人的權力才是最重要的，什麼市場經濟規律、社會發展方向，都得靠邊站。第二，“北京作風”已經傳染給了部分省會城市。什麼“體現大省形象”、“增強省會意識”，這些都已經牽制到了部分省區的整體經濟發展。

所謂的北京作風就是體現在要建立起符合自己身份的各種東西，北京人自己說是高標準，高起點，外人說就是大搞形象工程，勞民傷財。現在北京大量民工子女就讀難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北京行政部門無情取締大量的民工子弟學校，說他們非法辦學。當記者問到為什麼這類學校得不到審批時，有關負責人說，這些學校不具備義務教育規定的軟硬件設施。記者又說到國家有規定，民工子弟學校辦學條件可適當放寬，可以辦簡易學校。負責人回答，北京不辦簡易學校，因為北京是首都，要求自然要高一點。

天啊，這就是北京的高標準？原來這種高標準是建立在別人痛苦而往自己臉上塗金的基礎上。“北京人，傲得很”，我們又一次實實在在地體會到了這句話的真諦。誰不知道北京有大量的民工子女因支付不起公立學校昂貴的學雜費而輟學在“家”；誰不知道北京許多私立學校為了民工的下一代長期“偷偷”辦學；誰不知道北京富麗堂皇的商業區與污濁不堪的貧民區同時存在。這就是北京人自私的本質，抓着全國人民給她的好處，大肆擺闊，摒棄外地人。什么九年義務教育，達不達標那是他們的事，我們北京人啊，人人都是大學生，是基本普及十六年教育了。這就是北京人無賴又無恥的臭嘴臉。

人們經常在問：如果北京不是首都，那會是個什麼樣子？憑她的地理位置，憑她的經濟實力能夠建設得這麼好嗎？那是因為國家寵着她，養着她。

因此，作為首都，北京是一個萬眾矚目的地方，但她不是一個讓人心服口服的城市。憑北京與全國許多地方的交惡以及普通大眾對北京的不滿，這種被孤立的城市根本就沒有資格作為中國的首都。因為我看到的是，當人們談到北京的疫情時，臉上無不掛着笑容，雖說不上歡呼雀躍，奔走相告，但是心底的那份鄙視與幸災樂禍還是顯露無疑的。

四 北京脆弱的環境。說到北京，現在是SARS的代名詞，以前人們就會想到沙塵暴。前幾年沙塵暴肆虐的時候，曾經有人提出遷都的主張。因為北京所處的地方是先天不足，說得過點，北京是一座位於沙漠邊緣的城市。這個龐大的城市，由於城市定位的失敗，眾多的人口消耗了巨大的資源。而在中國，就地取材還是非常明顯的。於是北京周圍本已生態惡劣的地方竭盡所能，提供大量的原料來滿足北京人的生活所需。山西、內蒙的草原上，曾經是沙漠之舟的駱駝被山羊取代了。而山羊不像駱駝那麼規矩，除了地面上的青草，它連地底下的草根也不放過。這就加快了草原的沙漠化，狂風一吹，黃沙漫天，滾滾向東，又向南。其實這種殺雞取卵、竭澤而漁的作法不難理解，因為羊毛被加工成大衣，源源不斷地送進大城市，能夠賣個好價錢。類似的例子舉不勝舉，誰能否認龐大的北京沒有因為對資源的無窮追求，帶來周圍地區土地的過度開發，導致了一場生態災難？這就是北京大城市的另一種幅射作用，但這是一個黑洞，正在吞沒人們賴以生存的環境。

以上就是北京現在不具備作為首都的自身條件。因此中國是考慮遷都的時候了。我認為中國應該把首都定在中國的中部地區，在一個人口不多，開發較晚，不會受洪澇和旱災的地方，重新設計，整體規劃，建造一個新的政治中心。下面是遷都的好處：

一 改善中國的形象。一個首都，反映了一個國家的面貌，從某種意義上說，北京代表着中國。而北京作為中國的首都，城市建設和管理的混亂給中國帶來許多不可估量的負面影響。儘管北京有眾多的旅遊景點，能讓人流連忘返，但是這可以作為發展旅遊城市的資本，卻不是一個政治中心的必要條件。而遷都之後，一個新興的城市反映的正是一個朝氣蓬勃的中國。遷都之後，帶來的中國政治經濟教育等全局的大洗盤，當更能促進中國的改革開放，帶來全方位的大進步。中國的這種嶄新的面貌更能贏得國際友人的尊重，從而為中國創造更好的國際空間，並帶來大量的外資和結交更多的朋友。這份良好的國際形象將為中國的發展增分不少。

二 改革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經濟體制的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唯獨政治體制的改革陷入困頓。特別是官僚機構的精簡始終無法徹底，總是反反覆覆。現在可以在遷都的過程中，把一些不必要的機構砍掉，就像撤藩時如果把吳三桂請出了雲南，他還有能力造反嗎？這時候，精簡機構就減少了許多阻力。而且中央政府位於北京這麼一個複雜的城市，受北京不良風氣的影響，難免小家子氣。而且中央在宏觀掌控全國各地的時候，還要騰出大量的精力來管理北京。因為北京太大了，人口眾多，情況又複雜。當中央政府所在地不安穩的時候，中央只能是首先解決生存問題，哪還有心情對全國發號施令？現在北京的疫情不是讓中國領導人忙得焦頭爛額，差點三過家門而不入嗎？於是，當中央與地方權力混淆在一起，當中央無法分出精力時，整個國家的發展就會受到了限制，特別是中國是一個中央集權的泱泱大國。北京卻扮演了一個不斷惹麻煩讓父母操心的壞孩子，實在有失作為首都的義務。當首都遷到一個以政治為中心的中等城市，一個新建的城市本身就不會歷史包袱，這樣中央政府就能集中精力，面對全國，坐鎮指揮，宏觀調控。

三 為北京提供一個反思和改過的機會。遷都之後，北京人就能清楚地看到，當北京不是首都時，這裡什麼也不是。北京明白好自己的角色後，才能正確地定位城市性質。北京人才能拋棄長期處於天子腳子所形成的傲慢與冷漠。遷都之後，就不會有北京與中央分不出彼此的問題，北京才能大刀闊斧進行改革，整治貪官污吏。去掉貪官頭上的保護傘，去掉與中央千絲萬縷的關係，北京才能重新拾起自我的意識，多辦些實事，少談些主義。現在的北京，政治氣氛太濃，歷史上的政治運動又對她的傷害太重，使得北京人的骨子裡其實是很保守的。因此，我們期望，遷都之後，北京能以務實的態度，穩健的步伐重新展示在世人面前。

四 給北京減負。北京現在是身兼多職，包袱太重。在撤出中央機構以後，北京的就可以把城市性質定位為文化中心、科技中心和旅遊中心。北京有優秀的文化遺產和名勝古蹟，又有大量的高等院校和中關村這個中國苦心經營的高科技中心，這些方面都可以挖掘發展的潛力。但是北京不必發展大型工業，不要去爭當北方經濟的龍頭老大，這個虛有的光環還是讓給諸如天津、大連、青島這些地理位置更加優越的城市。當中央政府、一批大學遷出北京後，就有很大的一部分人離開北京，這是短期對北京的衝擊。以後，北京的產業調整和升級，北京就不再需要眾多的工人。再加上大學生留京熱的退潮，北京應該會減少上百萬的人口。這樣就為北京騰出了如此之大的空間，儘管短期內北京經濟將遭到重大的損失，但從長遠來看，從大局出發，北京能夠輕裝上陣，實現更快速、健康地發展。

五 減少龐大的開支。北京，作為首都，是中國的窗口。因此，北京總不能建設得太狼狽了，對內對外都交不了差。但是北京這個城市的維護費實在高得驚人。北京位於缺水的北方，我們要建造南水北調工程來滿足她對於水的需求。北京位於沙漠邊緣，我們要拿出幾千億的資金來保障這個城市不會像樓蘭古城一樣淹沒在沙漠之中。但是環境依然在惡化，我們不知道這些銀子會不會因龐大的北京所帶來的生態災難而打了水漂。如果首都遷移了，沙漠還是要治的，水也還是要北調的。但是，我們可以在縮小工程量的同時，獲得更大的生態效益，也不會為北京帶來更大的生態損失買單。而且同是一噸水，在水源當地和經過千里“征戰”到達北京的水的價格是何等的差距。這只是一個小小的開支，但是在許多更大的方面，在作為首都的北京，費用是高出一截的，長此以往，這筆帳不能不算。其實最重要的是生態帳，難道要等到北京深陷沙漠的包圍才能痛下決心嗎？資本主義世界在經濟危機的時候，尚能夠狠下決心，銷毀大量的產品來保持價格的穩定。國家也通過出資賠償來鼓勵農民減少播種面積。結果經濟在不久的時候得到了復甦，又快速發展起來。中國應該學學人家的果斷，目光要放長遠一點，不能老是盯住眼前的利益。

六 平衡各地的差距。如果首都遷到中部來，就可以成為搭建東西部經濟的橋梁。這時候的首都，可以就地督促各地的產業分工和轉移，不讓東部污染嚴重的企業以西部大開發的藉口搬遷到西部，讓本已脆弱的環境更加嚴峻。而且通過建立一個新的首都，帶動國家的，私人的，外商的投資，加強基礎設施建設，拉動中西部經濟的發展。並且通過這樣的實際行動向中西部地區表示國家進行西部大開發的決心，平衡長期以來中央政府對東部南部的政策和資金傾斜，改變這一習慣。現在，東西部的差距不僅僅表現在經濟的層面上，還有一個非常突出的問題。那就是教育的發展程度。在北京，有如此之多的高校，而在中西部地區教育水平卻相當落後，尤其是高等教育。現在大學的發展趨勢是走綜合性大學的道路，在相同的專業上，北京眾多的大學還不是被清華北大壓着嗎？我們在遷都之後，應該考慮遷出北京的一些大學。寧為雞首，不為牛後，北京的大學遷出十幾所也不為過。因為各地都特別希望能通過一兩所高校來帶動當地經濟的發展，因為教育關繫着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地區的前途。儘管遷出的大學在北京名氣不是很大，但是來到新的地方，卻能得到名星般的待遇。眾星拱月，無論是資金，還是政策，都有強有力的支持，相信這些大學的發展潛力將是巨大的，至少比北京強多了。最重要的是，通過教育資源的調整，我們落實了科教興國的戰略。因為在北京就讀的大學生大多選擇留京，而中西部人才奇缺，又吸收不了也留不住人才。人們都希望安居樂業，不喜歡到處流浪，大學生們除了回到家鄉，基本留在就讀的地方參加工作。如果能夠實現教育資源的平衡，我們就能實現遍地有人才的目標，最後就能看到中小城市如雨後春筍，拔地而起，這樣我們就加快了城市化的進程。而且，落後地區的大學入學率就能大大提高，從而帶動孩子學習的興趣，我們就會少看到龐大的民工湧向中國的東部南部，減少人員無節制流動造成的許多麻煩。因為我們要把中西部建成和東南部一樣的出色，而不是現在這種畸型的經濟模式。這種盲目的人員流動儘管促進了交通和運輸業的發達，但總體上是弊大於利，而且使得防治SARS難度加大。

七 加強國家安全。所謂的國家安全是指國內和國際的安全。現在中國國內最大的威脅是不穩定的因素在不斷滋長。因為現實是中國燈紅酒綠的東部和荒涼貧瘠的西部有着天壤之別，這種差別使那裡的人們心裡產生了失落感，那種被世界拋棄的強烈的挫折感。國家對東部有太多的偏袒，經濟水平有太大的差距，這種感受就如同其它地區的人們對北京高考錄取率如此之高產生的不滿，總找機會狂批北京人。貧富懸殊產生了這種不穩定的情緒，歷史上的農民起義不也是為生活所迫，先人們高呼：王侯將相，寧有種乎？而現在的人們只能背井離鄉，到外地謀生，幹些髒活累活，卻拿着微不足道的收入，還要忍受着當地人的白眼。這樣的“二等公民”誰沒有要求改變現狀的強烈願望？他們被現實擊得頭破血流時，就容易走上極端。因此這種潛滋暗長的情緒是相當可怕的。現在西藏新疆有獨立的傾向，雲貴高原和四川盆地的黑暗勢力又在膨脹，走私販毒，殺人越貨。所有的這一切問題，只有用發展來解決。首都只有遷到中部，才能有效打擊黑社會勢力，也才能安慰和加快中西部地區的發展。否則山高皇帝遠，地方政府的無所作為，甚至與狼共舞，客觀上成了這些黑暗勢力的保護傘。中國歷史上的地方政府好像都是為應付上級檢查而存在的，至今也還能看到這一傳統的端倪。如果中央政府遷到中部，就能夠身臨其境現場指揮戰鬥。在加快中西部發展的同時，又把北京的“灰色收入”轉移到了這裡，既帶來了資金和技術，又帶來了東部先進的觀念，這些都是中西部的不足，也是發展所需的必要條件。通過全方位的努力，我們就能夠逐步減少東西部的差距，減少人們的不滿情緒，就能降低國家安全的風險，多了一份保障。事實上，像中國這樣一個中央集權的國家，又人口眾多，國土廣闊，首都本就應該相對地位於國土的中央地帶，才能有效地降低邊疆不穩的隱患。

首都的位置也是關繫着一國國際安全重要的一點。當面對國際的武力威脅時，首都位於中部，就有更大的盤旋空間。如果清朝的首都不是在北京，是在西安或者成都，清朝那些做着“天朝上國”美夢的領導人面對外國的船堅炮利，哪能忍受得了戰敗的恥辱？是因為首都在北京，當快被抄家的時候，當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脅時，一切的豪言壯語只能化為一縷青煙。否則憑着首都位於大後方，憑着中國廣袤的腹地，“持久戰”就不是毛澤東的首創了。也許有人會說：“現代戰爭已經沒有前後方之分了，你跑到中部仍然免不了挨打的命運。”是的，這句話沒有錯。但是，我們通過伊拉克戰爭，是否看出了現代戰爭仍然需要地面戰鬥的配合？如果伊拉克首都在烏姆蓋斯爾，伊拉克軍隊還能堅持二十天嗎？當巴格達被攻占之後，美軍更加勢如破竹，伊拉克其它地區基本上都是傳檄而定。不管怎樣，一個國家的首都不是在戰爭的前沿地帶，國家安全就會多一份保障。當然這種安全是相對的，但是只要對我們有利的事，幹嗎不去做呢？

以上就是中國遷都的好處。當然有些是主要的，有些不是那麼重要。但是任何事物有利也有弊。遷都還是有一些問題需要解決：

一 建都費用太大了。據有關專家計算，如果中國要在一個一空二白的地方建立一個中等的城市，並且把它作為首都。這筆建設費用差不多為二千億，能建成一個三峽工程。但是如果在十年內使它初具規模，再用十年完善各種設施，每年卻只需要一二百億，相信這筆資金中國還是出得起的。中國用一個三峽工程來加大中西部的投資，為什麼就不用另一個“三峽工程”來個錦上添花？因為中國虧欠中西部太多了。這兩樣又都是遠景效益極佳的大工程，而後者更是將深刻影響到中國的方方面面。遷都的所得，包括看得見的收入和無形的財富，將是無比巨大，而損失只不過是九牛一毛，不值得一提。

二 北京將受到重創。短期內，北京當然會受到毀滅性的打擊，但是我不知道北京能承受得了幾次類似SARS的長期衝擊。是SARS厲害，還是遷都疼痛？雖說遷都不能馬上解決北京SARS蔓延的問題，但卻是解決北京千頭萬緒的問題的快刀，長痛不如短痛。整治之後，北京才有大量的精力來應對各種突發事件，必要的手段也才能發揮作用。長期以來，北京只考慮到自己的利益，好像整個國家是她們的。讓她們為了國家的利益，也為了她們的生存空間犧牲一下，這是必要的，也是必須的。

最後說明的是，中國的遷都應該在SARS被成功制服之後，在社會秩序和民心穩定下來之時。否則這場變動將造成更大範圍的災難。

希望中國儘快遷都，讓歷史見證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