堅決要求把孔子像逐出天安門廣場
奚兆永
1月11日，在天安門廣場東側的國家博物館門前廣場上，悄悄豎起了一個孔子像，舉國大嘩：中國究竟怎麼啦？經過毛澤東和共產黨多年教育的中國人，誰也不是阿斗，大家都感到，這絕不是一件小事，而是一件事關重大的大事，因此引起軒然大波、導致質疑聲蜂起也就毫不奇怪了。
—、黑格爾是如何評價孔子及 “孔學”的
孔子對於中國人民來說當然並不陌生。他是兩千五百多年前奴隸主階級的思想家。不過，他生不逢時，他一心想為奴隸主階級效勞，而奴隸主階級已經沒落，而新興的封建主階級正在崛起，日益成為一支強大的社會力量；當時，奴隸社會的禮樂正在崩壞，整個奴隸制度正處在風雨飄搖之中。為了恢復奴隸社會的禮樂，他奔走呼號，卻得不到支持，結果成了一條到處碰壁、無家可歸的喪家之犬。
秦王掃六合，他重用法家，統一了中國，然後又統一文字、貨幣和度量衡，實現了“書同文，車同軌”，極大地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這是秦始皇在歷史上的最大貢獻。秦始皇當然希望統一全國的思想，但一些儒生不服，他們厚古薄今，想回到過去的老路上去，並且誹謗秦始皇，結果遭到鎮壓。這就是歷史上所謂的“焚書坑儒”。其實，這與新中國成立後出現的鎮壓反革命和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在性質上是一樣的，是沒有什麼可指責的。其實當時焚的書也很有限，而坑儒也只坑了460個術士，並不徹底，否則以後就不會有儒家經典的傳承了。到了西漢時期，大儒董仲舒覺得孔子的那套東西對於封建統治階級其實很有用，於是向漢武帝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此議為漢武帝所接受，於是以孔孟為代表的儒學又死灰復燃了起來。歷代封建統治者也深諳此道，大搞尊孔讀經，孔子和儒術被他們抬到了嚇人的程度，並且長盛不衰，一直延續到近代。當然，下層人民是不買孔子的賬的。在歷史上，從古代的農民起義到近代的太平天國運動，無一不是反對孔孟之道的。孔子主張“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論語·顏淵》）的等級制度，而他們則提出“等貴賤，均貧富”的口號；孔子主張“孝弟為本”，反對“犯上作亂”（見《論語·學而》），而他們則認為“造反有理”，一次又一次地舉行農民起義；儒家把“四書”、“五經”看作是經典，而他們則將其看作是“妖書邪說”，或焚燒之，或將其投入糞坑。雖然這些農民起義因為不代表先進的生產方式而未獲成功，但是其所產生的巨大影響卻也是不能抹殺的。應該說，後來的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都曾受到太平天國運動的巨大影響，特別是五四運動，其反孔之鮮明，主張之徹底，是誰也否定不了的。
我們說孔子是奴隸主階級思想家其實還是抬舉他了。不錯，他的思想是非常忠實於奴隸主階級的，但是，要說他是一個思想家，其實並不夠格。孔子在他的“代表作”《論語》裡連自己也承認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論語·述而》）就是說，他所說的話，所留下的文字，只不過是祖述古人已有的舊思想，而並沒有創立什麼屬於自己的新思想。這樣的人，是不是夠稱為思想家也是大可懷疑的。
主張要建孔子像的“始作俑者”、國家博物館館長呂章申搬出了“國際社會”作為理由。他說，孔子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代表”，“中國文化的名片”，還說孔子“在國際社會有着深刻而廣泛的影響”。事情真是這樣嗎？
其實，文化是隨着社會的的變化而變化的，而絕不是固定不變的。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裡說，“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在觀念形態上的文化的反映。在中國，有帝國主義文化，這是反映帝國主義在政治上經濟上統治或半統治中國的東西。……在中國，又有半封建文化，者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經濟的東西，翻書主張尊孔讀經、提倡舊禮教舊思想、反對新文化新思想的人們，都是這類文化的代表。帝國主義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親熱的兩兄弟，她們結成文化上的反動同盟，反對中國的新文化。這類反動文化是替帝國主義和封建階級服務的，是應該被打倒的。不把這種東西打到，什麼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來的。“（《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991年版，第694-695頁）當然，我們對於過去的東西也不是全盤否定，而應該批判地加以吸收，也就是要“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毛澤東正是這樣做的。他反對尊孔讀經，反對孔子的倫理道德，反對孔子所主張的“文質彬彬”（《論語·雍也》）和“溫良恭儉讓”（《論語·學而》那一套，認為“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頭萬緒，歸根到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但是在《毛選》裡我們看到，他也正面引用孔子的一些話。如 “每事問”（《論語·八佾》“學而不厭，誨人不倦”（《論語·述而》）等都是孔子或其學生所說。但是大量事實證明，孔學中精華並不多，而糟粕卻很不少。道理很簡單，因為孔學本來就是為剝削階級服務的。毛澤東對孔學最後得出的的總結論是一句否定的話：“孔學名高實秕糠”。（轉引自《毛澤東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1650頁）
至於說孔子在國際社會有多麼大的影響，這裡，就讓我們看看德國著名哲學家、辯證法的大師黑格爾是怎樣評價孔子的吧！黑格爾說：
“我們看到孔子和他的弟子們的談話（按即“論語”——譯者賀麟注），裡面所講的是一種常識道德，這種常識道德我們在哪裡都找得到，在哪一個民族裡都找得到，可能還要好些，這是毫無出色之處的東西。孔子只是一個實際的世間智者，在他那裡思辨的哲學是一點也沒有的——至於一些善良的、老練的、道德的教訓，從裡面我們不能獲得什麼特殊的東西。西塞羅留下給我們的‘政治義務論’便是一本道德教訓的書，比孔子的書內容豐富，而且更好。我們根據他的原著可以斷言：為了保持孔子的名聲，假如他的書從來未曾有過翻譯，那倒是更好的事。”（黑格爾：哲學史講演錄第一卷，商務印書館1959年版，第119-120頁）
黑格爾的話說得有些刻薄，但是，他對思辨哲學有深入的研究，而孔子對於哲學的基本問題很隔膜，談不上有什麼研究；黑格爾讀過《論語》的譯本，也讀過西方歷史上一些大思想家的著作，他有比較，是有資格做這樣的評價的。實際上，如果我們把孔子的《論語》和西塞羅的“三論”（《論老年》、《論友誼》、《論責任》）做一番比較，就會覺得黑格爾對孔子的《論語》和西塞羅的相關著作的評價是很切實的。畢竟，《論語》只是孔子與其弟子們平時說講話的一個匯編，這就難免顯得零散而不系統，雜亂而欠深入。這和西塞論系統而深入地論述某一個問題的著作顯然是大不一樣的，兩者的高下當然也就不難判斷了。
在今天，不僅廣大民眾對孔子的那一套普遍持否定的態度，就是在所謂“精英”中也有不少人對於我國在世界各地大辦孔子學院，宣傳孔子思想持保留和批判的態度。新年前後在FT中文網上讀到該網總編輯張力奮對葛劍雄的專訪，其中有這麼一個對話很值得我們注意：
“張：現在，孔子學院在海外遭到很多垢病，最後的結果是事與願違，表現出不好的一面。
“葛：我對主管部門建議，你們就老老實實地教漢語。教了漢語以後，人家派什麼用處，不是你們的事。教漢語過程中輔助的搞點文化是對的，但是你不要本末倒置。我再三強調這一點，孔子學院只是用他的名字，而不是說這個學院就是教孔子的，就像歌德學院不是教歌德一樣，這是個語言，語言是個工具，通過這個工具你們可以了解中國。至於了解之後你要不要，這是你的事。”
顯然，在今天，無論是向中國還是向世界宣傳孔子思想都是不合時宜的。事實上，孔子講的“禮”、“樂”、“道”、“德”、“仁”、“義”這些東西都是上層建築，應該說，他所講的都是奴隸社會的上層建築，具有明確的階級內容，甚至在他當年講這些話的時候就已經過時了，怎麼能夠用它來教育當今的青少年呢？又怎麼能夠強加於外國人呢？比如他說“八佾舞於庭，是可忍，孰不可忍？”（《論語·八佾》）實際上，季氏是新興封建階級的代表，他在當時是符合歷史的前進方向的，很受那時人們的歡迎，而孔子唱的是前朝曲，唱了也沒有用。這除了說明他已經大大地落伍於時代之外，又能說明什麼呢？又如他對樊遲“請學稼”、“請學圃”的提問，在說了“吾不如老農”、“吾不如老圃”之後，背後卻大罵“小人哉，樊須也！”（《論語·子路》）連自己的學生“請學稼”、“請學圃”都被他目為小人，至於他對在農田從事耕作的“老農”、“老圃”的鄙視就更可想而知了。難道在今天我們還要用這種鄙視勞動、鄙視勞動人民的思想“教育”青少年嗎？更不用說，用這類腐朽的思想來向外國人進行宣傳對於中國形象所起的的負面作用了。
當然，現在也有一些外國人對於孔子似乎很推崇，一些外國媒體對於中國在天安門廣場樹立孔子像也似乎表現得特別熱心，其實這些人對孔子並沒有什麼了解，更談不上什麼研究。他們之所以讚揚此事，實際上是出於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敵視。他們對於一切反對共產黨、反對社會主義的事都表現出極大的興趣。他們希望中國和平演變，希望中國復舊、復古、復辟，希望中國重新回到舊社會去，希望孔子能夠代替毛澤東。在他們看來，孔子的一切主張都好得很，因為他講禮而不講理(“造反有理”的理，即馬克思主義)，講義而不講利，只講和平而不講革命（孔子講過歷史上的“湯武革命”，其含義與近世所說的革命並不一樣），只要面子而不要里子。因為中國若按照孔子那一套去做，他們可以獲得最大的利益。他們從舊中國已經嘗到了許多這樣的甜頭，而遇到新中國，遇到毛澤東，他們卻總是“碰壁”，今天有這樣的好機會，怎麼會不加以利用呢？但是，中國人過去吃夠了他們的苦，受夠了他們的罪，今天難道還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嗎？他們絕不會一聽到外國人讚揚就暈頭轉向，跟在後面瞎嚷嚷，知道那樣是要吃大虧的。已經站起來的中國人民是不會上這個當的。
二、天安門廣場是新中國的見證者，這裡絕不應有孔子的一席之地
根據以上所說，在今天大肆宣揚孔子本身就是錯誤的，而把孔子像豎在天安門廣場更是錯上加錯。
天安門廣場是什麼地方？它是見證為建立新中國而奮鬥的歷史的地方，也是見證為建設新中國而奮鬥的歷史的地方。在這個為建立和建設新中國而奮鬥的地方，曾經上演過許多重大的歷史事件。這些大事當然不能盡舉，以下幾件卻是非舉不可的：
第一、它見證了1919年的五四運動。
中國的民主革命起於何時？遠點說，起於1840年反對帝國主義的鴉片戰爭；近點說，起於1919年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運動，而起關鍵作用的還是1919年的五四運動，因為它代表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始。我們知道，1919年5月4日，北京大中學生3000餘人集會於天安門前，會上高呼“外爭國權，內除國賊”，“取消21條”，“拒絕和約簽字”等反帝、反封建的愛國口號，並舉行了示威遊行。遊行隊伍在趙家樓衝進交通總長曹汝霖的住宅，打了正在曹家的駐日公使章宗祥，並且焚燒了曹宅。北洋政府逮捕了32名學生。5日，北京學生舉行總罷課，天津、保定、上海等20多個地方的學生紛紛響應，支持北京學生的愛國行動。6日，北京中等以上學校成立學生會。6月3日、4日，北洋軍閥政府逮捕了800多名演講的學生，激怒了全國人民，各地紛紛罷工罷市。6月5日至10日，上海有80000多工人參加了罷工，特別是滬寧和滬杭鐵路個人參加罷工，使交通一度癱瘓。隨後，全國100多個城市的工人、學生和商人參加進了罷工、罷課和罷市的鬥爭。應該說，工人階級的參加鬥爭使運動進入一個新階段。在這種情況下，北洋軍閥政府不得不釋放全部學生，撤銷了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幣制局總裁，前駐日公使）的職務，並且被迫拒絕在“和約”上簽字。五四運動取得了偉大的勝利。（參見《中國共產黨大事記》，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頁） 雖然就反帝、反封建的總任務而言，五四運動還只是一個初步的勝利。但是，它的規模之大，它的影響之深，它所顯示的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精神，也就是徹底革命的精神，在中國近代革命的歷史上，卻寫下了嶄新的一頁。值得一提的是，正是在五四運動過程中喊出了“打倒孔家店”這個響亮的口號，舉起了反對封建禮教的大旗。毛澤東說，“五四運動是反帝國主義的運動，又是反封建的運動。五四運動的傑出的歷史意義，在於它帶着為辛亥革命還不曾有的姿態，這就是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帝國主義和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封建主義。”（《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9頁）這是因為，在五四運動中馬克思列寧主義與工人運動的結合，這就為共產黨的誕生創造了條件；從此，中國革命由於有了共產黨的領導而成了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舊的民主主義革命進而發展為新的民主主義革命。
第二、它見證了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
中國共產黨成立後，孫中山在蘇聯和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下確立了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三大政策，實現了第一次國共合作，並進行了北伐戰爭。1927年，蔣介石背叛革命，發動了4.12政變，對共產黨人實行大屠殺。但是中國共產黨並沒有被殺絕，他們揩幹了身上的血跡，掩埋好同伴的屍體，又繼續進行戰鬥了。到1935年，中央紅軍粉碎了蔣介石的第五次圍剿，經過二萬五千里長征，到達了陝北，在吳起鎮實現了一、二、四三大主力紅軍的會師。此時正是日本加緊侵略中國的時期。1931年，它發動了9.18事變。而蔣介石則取攘外必先安內之政策，致使日本人進一步把矛頭指向華北。在此情況下，北京的大中學生在共產黨的領導下發動了12.9運動。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和楊虎城發動了西安事變。事變在共產黨參與下得到和平解決，並且實現了第二次國共合作，停止了內戰，實行槍口一致對外，共同抗擊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經過八年抗戰，取得了抗日戰爭的勝利。這以後，國共通過重慶談判，於1945年10月10日達成了協議。但是，蔣介石依仗他有八百萬裝備精良的軍隊和美國人的支持援助，又再一次破壞協議，發動內戰。毛澤東領導共產黨和全國人民，敢於鬥爭，善於鬥爭，經過三年解放戰爭，打敗了蔣介石的八百萬正規軍，把蔣介石趕到了孤島台灣。經過全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會議的決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於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門廣場舉行開國大典。
當天下午3時，北京30萬軍民在天安門廣場舉行集會，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林伯渠宣布典禮開始，主席、副主席和委員們在天安門城樓上就位。毛澤東主席向全世界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於本日成立了。”在國歌聲中，毛澤東親自按動電鈕，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紅旗，54門禮炮齊鳴28響。毛澤東又宣讀了政府公告，向全世界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接着，舉行盛大的閱兵式，朱德總司令檢閱了陸海空三軍，並宣讀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命令，命令人民解放軍“迅速肅清國民黨反對軍隊的殘餘，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國土，同時肅清土匪和其他一切反革命匪徒，鎮壓他們的一切反抗和搗亂行為。”
從此以後，在舊中國曾經備受壓迫的勞動人民成了國家的主人。每年的“五一”和“十一”他們都要來到這裡和自己的領袖共同慶祝自己的節日。也因為這樣，天安門廣場也就成了一個有特殊的政治意義的紀念性廣場。
第三、它見證了人民英雄紀念碑這塊歷史豐碑的建立。
在1949年9月30日人民政協決定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同時，還決定要建立一座人民英雄紀念碑，以紀念為建立新中國而捐軀的人民英雄，同時也以此說明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合法性。在討論時，有人提出此碑建在八寶山，有人提出建在東單廣場，還有人提出建在前門上。周恩來說，天安門廣場有五四運動的傳統，也是全國人民和世界人民敬仰的地方，紀念碑應建在天安門廣場。此言一出，大家一致贊成，就決定了下來。
1949年9月30日下午6時，在天安門廣場舉行了人民英雄紀念碑奠基儀式。政協各組成單位的首席代表都參加了奠基儀式。毛澤東親自出席奠基儀式，並且宣讀了他當天起草的碑文：
“三年以來，在人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來，在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從那時起，為了反對內外敵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歷次鬥爭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1頁）
對於興建此碑毛澤東和周恩來都非常重視，專門成立了人民英雄紀念碑興建委員會，由彭真任主任，鄭振鐸、梁思成任副主任。興建委員會廣泛聽取人們對設計方案的意見，許多問題都是經過反覆討論才做出決定的。
人民英雄紀念碑於1952年8月1日正式開工興建。興建過程中選擇在青島浮山開採的花崗岩作碑心石，其荒料達三百噸，在運輸過程中經過三次加工，最後減至94噸運到北京，開採和運輸用了半年多時間。毛澤東於1955年6月9日為碑心石正面題寫了“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個大字，而背面的碑文則由周恩來根據毛澤東撰寫的原稿書寫。周恩來為了寫好碑文，用了一個星期的時間。與毛澤東的原稿相比，周恩來書寫的碑文前面加了“人民英雄紀念碑”七個字作為標題，後面加了落款“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建立”十九個字，還加寫了毛澤東當時擬稿的日期“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使碑文更顯得嚴謹而莊重。毛澤東的題字和有周恩來書寫碑文由著名篆刻家魏長青、徐煥榮經過放大篆刻語碑心石上的，然後再加以鎏金，這樣不僅更加美觀，而且還更加便於保存。據說鎏金的字可以保存300年。
為了使基座周圍的八面大浮雕和兩面小浮雕能夠準確地反映近代的革命歷史，還請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范文瀾領導，專門成立了一個史料編審委員會。最後確定八面大浮雕的主題是：虎門銷煙、金田起義、武昌起義、五四運動、五卅運動、南昌起義、游擊戰（抗日戰爭）、勝利渡長江；兩面小浮雕的主題是支援前線和歡迎中國人民解放軍。浮雕的創作由雕塑大師劉開渠主持，許多全國一流的畫家和雕塑家參加了浮雕的創作。
1958年4月22日人民英雄紀念碑落成。同年5月1日 ，人民英雄紀念碑揭幕。
第四、它見證了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
1956年1月15日，北京20多萬人在天安門廣場舉行慶祝社會主義改造社會裡和聯歡大會，毛澤東和中央其他領導人出息了大會。接着在1月24日，上海也舉行慶祝進入社會主義社會的集會和遊行。其他城市也舉行了類似的群眾集會和遊行。這表明，在1956年初，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已經勝利完成。天安門廣場見證了這一偉大事件。
改革開放以後，有人否定中國的社會主義改造，認為“搞早了”、“搞糟了”，想把一切再改回去。這是非常錯誤的。實際上，無論是1981年通過的中國共產黨十一屆六中全會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還是鄧小平的有關論述，都對我國的社會主義改造給予了高度的評價。決議說，“歷史證明，黨提出的過渡時期總路線是完全正確的。在過渡時期中，我們黨創造性地開闢了一條結合中國特點的水資源改造道路。……到1956年，全國絕大部分地區基本上完成了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三中全會以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00頁）鄧小平也說，“在搞社會主義方面，毛澤東主席的最大功勞是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我們最成功的是社會主義改造。”（《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3頁）現在有的人滿腦子想到的就是“改制”、“轉型”，實際上是搞私有化，就是發展民營經濟，農業搞單幹，根本就沒有發展公有制經濟的概念。至於過去搞的社會主義改造，好像全都是錯誤的。殊不知，如果沒有過去的社會主義改造，我們還能稱自己是社會主義國家嗎？還能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嗎？這幾年的經濟危機其實也是對這些人的一個很好的教訓。中國如果沒有過去建立的社會主義家底，那還不是和其他資本主義國家一樣受到巨大的衝擊？中國如果沒有計劃經濟——宏觀調控的強有力的手段，也不可能比其他國家更快地走出經濟危機的陰影！這都是明顯的事實。為什麼一些人卻總是執迷不悟，而不能從中汲取教訓呢？
第五、天安門廣場的巨大變化還見證了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速度。
1958年8月正是大躍進的年代，中共中央在北戴河會議上強調要搞幾項經典工程，向世界證實中國的新面貌及實力，同時也為迎接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10周年獻禮。1958年9月5日確定國慶工程任務，10月 25日陸續開工，僅用了一年時間，1959年9月，10項工程就全部完工，總建築面積67.3萬平方米。其中建築面積17萬平方米的人民大會堂，其工程結構之複雜、裝修標準之高，採用新技術、新材料、新設備、新工藝之多，施工速度之快，都屬當時國內之最，寫下了中國建築史上的新篇章(據《北京志·建築卷· 建築志》)。1959年9月25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盛讚這些建築“是我國建築史上的創舉。”
以人民大會堂為首的首都十大建築是大躍進的的產物，它集中了全國最優秀的設計師和各方面的能工巧匠，集中了他們的經驗和智慧，同時也集中了全國最優秀的資源，體現了全國一盤棋的精神。它在不到一年的時間高質量地完成並且交付使用，體現了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精神。歸根到底，十大建築的建設體現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
現在一些人一提到大躍進就採取譏笑的態度，其實大躍進的精神是非常可貴的。在我看來，大躍進所取得的成果直到今天也是值得中國人民驕傲的。中國的第一顆原子彈就是在大躍進的1958年決定開始研製的。中國決心要找到大油田，也是那個時候決定的。中國許許多多工業空白也是那個時候決心要補上的。那時大辦的街道工業和五小工業後來有許多成長為我們國家的現代工業。大躍進在我國工業化過程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容抹殺的。
人民大會堂、中國革命和歷史兩博物館的建設，實際上帶動了天安門廣場的改造，並且確定了天安門廣場的定位和格局。
當時人們爭論：人民大會堂是建在天安門對面（南面），還是建在天安門廣場的西側？這個問題提到周恩來總理那裡，周恩來說，人民大會堂應建在西側，天安門對面即南邊不能動，將來有用。實際上，他已經考慮到毛主席百年之後的問題。也就是說，周總理已經考慮到將來要建毛主席紀念堂的問題。可以說，今天天安門廣場的基本格局在1958年就已經規劃好了。又比如，當時確定在人民大會堂的對面也就是在天安門廣場的東側建中國革命博物館和中國歷史博物館，在兩館與人民大會堂之間的距離應該是多少的問題，有人主張300米，有人主張400米，最後確定是500米。這實際上也就確定了天安門廣場的規模大小。更重要的是，由於當時確定在廣場周圍將建人民大會堂和兩個博物館，加上已經建成的人民英雄紀念碑和準備以後要建的毛主席紀念堂，實際上已經明確了天安門廣場的性質或定位：天安門廣場是一個政治性、紀念性廣場，是全國人民議事和舉行隆重典禮或盛大集會，表達全國人民共同意志的場所，是紀念革命先烈——人民英雄和偉大導師——毛澤東主席的聖地，是展示中國革命歷史和整個中國歷史的地方。這是一個非常嚴肅非常神聖的地方，絕不是哪個人想在這裡怎麼做就可以怎麼做的地方。
第六、天安門廣場見證了毛澤東發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毛澤東鑑於蘇聯變修和我國建國以來所出現的種種消極現象，為了保證黨不變修、國不變色，決定直接依靠人民群眾，發動一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1966年8月1日到1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舉行八屆十一中全會，會上通過了《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十六條）。為了發動群眾，毛澤東決定在8月18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由百萬群眾參加的慶祝大會。這次大會的群眾規模和隆重場面是建國以來所罕見的。毛澤東親自參加了這次大會。據新華社當時的報道，清晨5時，他講來到了會場，會見了早已從四面八方匯集到這裡的革命群眾。他走過天安門前的金水橋，一直走進群眾的隊伍當中，同周圍的群眾緊緊握手，並且向全場革命群眾揮手致意。師大女附中一個紅衛兵給主席戴上了紅袖章。紅衛兵們無比激動地說，“毛主席是我們的統帥，我們是他的小兵”“毛主席給我們撐腰，我們什麼也不怕。”慶祝大會整整進行了6個小時，毛澤東一直堅持在場。那天，天安門城樓、天安門廣場和廣場兩側的東西長安街，都由紅衛兵維持秩序。在這裡偉大領袖與革命群眾的魚水深情得到了充分的體現。由於大會提出了“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打倒資產階級反動權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和“大破一切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等口號，慶祝大會以後，紅衛兵紛紛走出校園，走向社會，開始了一場聲勢浩大的“破四舊”運動。這以後，毛主席又七次在天安門廣場接見紅衛兵，表達了他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決心和把希望寄托在青年人身上的厚望。
一些人由於在文革中受到了衝擊，一直耿耿於懷。他們不能正確對待文化大革命，不能正確對待群眾，總想從各個方面全盤否定文化大革命。他們把文革說成是“內亂”、“浩劫”，把文革的經濟說成是“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這些說法顯然是不符合事實的。實際上，由於在運動一開始就提出了“抓革命，促生產”的方針，全國各方面的工作還是取得了很大的成績，特別是“三線建設”，成績格外巨大：在三線建成了一大批對國防和國民經濟具有重大意義的基礎設施和工業企業，如成昆鐵路、川黔、滇黔等鐵路的建設；攀枝花鋼鐵廠，酒泉鋼鐵成、十堰第二汽車製造廠，德陽東方電機廠、葛洲壩水電站、重慶的兵器工業基地、成都、西安、蘭州的航空工業基地等的建設，都是文革期間完成的。在尖端技術方面，包括氫彈的試爆、人造地球衛星的發射、核潛艇的下水、運十大型飛機的研製等也都是在文革期間完成的成果。在農業方面，進行了大規模的農田水利建設，在農業機械化和化肥生產方面也取得了巨大進展，不僅保證了當時農業生產的穩定增長，而且為後來農業的發展提供了有利的條件。在外交方面也有重大突破。我們與美國、日本的關係正常化以及加入了聯合國，也都是在這一期間開始進行的。我們還引進了多套大型的化肥和石油化工設備，引進了1米7的大型軋機。在這麼多巨大的成就面前怎麼可以視而不見，把文革說成是“浩劫”？還要指出的是，在70年代末，我國曾經普遍加了一次工資，而且還出現了普遍濫發獎金的事，試問：如果文革已使“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要恢復至少需要好多年，當時國家還有財力普遍加工資和濫發獎金嗎？
最近在網上讀到老革命家、理論家鄧力群同志寫的《不能說無產階級專政下還要進行革命的理論錯了》一文。文章對於文革採取了分析的態度，擺事實，講道理，以理服人，讀了很受啟發。
文章認為：“這10年中，從黨和國家的工作來講，有三件大事：一是‘文化大革命’運動本身；二是經濟建設的進展；三是對外關係的發展。不能認為10年中，只有‘文革’運動一件事。而且，不能因為‘文革’運動搞錯了，就認為10年中的經濟建設和對外關係也都錯了，整個10年一切全錯了。實際上只能說，10年‘文革’運動搞錯了。當然三件事是互相影響的。‘文革’初期經濟建設受到干擾破壞，但經濟建設的進展，正是貫徹了毛澤東‘抓革命，促生產’方針，採取一系列抵制‘打倒一切’、‘全面內戰’的政策、措施的結果，也是廣大人民群眾堅守崗位、努力工作、維護穩定的結果。”文章認為，“一方面實事求是地承認文革中有錯誤，同時指出這些錯誤毛澤東實際上已經採取多種措施進行了改正。”這樣說，就比較客觀、公正，當然也就比較容易服人。
文章還說，“從1966年至1976年的10年中，毛澤東在對某些問題的看法上、對某些人和事的處理上，有多次變化。但是，始終沒變的是在無產階級專政下要進行革命，革命的對象是黨內‘走資派’，採取的方法是實行大民主。可以說，這是毛澤東發動、領導‘文革’始終不改變、一直堅持的兩個基本點。……儘管對‘文革’贊成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但對無產階級專政下要進行革命，整‘走資派’，搞大民主，他是始終不悔的。”對此文章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做了十點分析和論證。分析和論證不拘泥於既往的陳說，得出了新的結論，很有新意，很值得我們注意。
實際上，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的歷史也證明，走資派還在走，而且越來越合法化；封資修的東西充斥於各個學術文化領域，反動權威壓制學術文化的情況不僅沒有收斂，而且更為變本加厲；內外勾結的各種牛鬼蛇神也更加囂張，他們還與黑惡勢力相勾結，欺壓百姓、魚肉鄉里，嚴重影響了社會的安定。中國黨變修、國變色的危險性不是降低了，而是大大加重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問題已經再次成為絕對不容忽視的一個重大問題；毛澤東在這方面的理論和實踐理應成為我們的指路明燈。
第七、天安門廣場見證了毛主席的逝世和毛主席紀念堂的修建。
1976年9月9日凌晨零時10分，偉大領袖毛主席不幸逝世。當天，播發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國務院、中央軍委的《告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書》，文告說：“中國人民的一切勝利，都是毛主席領導下取得的，都是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毛澤東思想的光輝，將永遠照耀着中國人民前進的道路。”文告還說：“毛澤東主席的逝世，對我黨我軍和我國各族人民，對國際無產階級和各國革命人民，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都是不可估量的損失。”
18日，毛澤東追悼會在天安門廣場隆重舉行，北京百萬群眾參加這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追悼大會。當時電視還很不普及，要看電視實況轉播，往往只能在單位集體收看，而更多的人只能通過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廣播收聽大會的情況。儘管進行悼念的方式不同，但是，人們對於毛主席的感情卻是一樣的。無論在哪裡，人們都沉浸在在無限的悲痛之中。特別是那些經歷了新舊社會翻天覆地巨大變化的勞動人民，無不感到：是毛主席領導的偉大的人民革命解救了他們，使他們真正地站了起來。他們為失去毛主席而痛哭流涕、泣不成聲，一個個悲痛欲絕。即使在30多年後的今天，當我們通過視頻重溫這一幕時，仍然會受到深深的震撼。
毛主席是一個徹底的唯物主義者，生前曾經倡導火化，並且曾經與中央領導同志一道簽名，表示死後火化。但是，中央考慮到全國人民對偉大領袖的深厚感情，他們是不會答應火化的，而且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歷史的先例來看，蘇聯的開國領袖列寧和越南民主共和國的開國領袖胡志明都保留了遺體，毛主席的遺體當然也應該保存。據說，此事在毛主席逝世的當天幾個小時就決定了下來，即決定建立一座宮殿式的紀念堂，保存遺體，供人們瞻仰。
11月6日，中央政治局又正式作出作出了“毛主席紀念堂還債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南”的決定。
11月24日，舉行毛主席紀念堂奠基儀式。儀式由北京市市長吳德主持，中共中央主席華國鋒發表了講話。
1977年5月4日，僅半年時間，毛主席紀念堂即建造完成。
8月18日，水晶棺進入紀念堂。
8月20日，毛主席遺體進入紀念堂。
9月9日，即毛主席逝世一周年，毛主席紀念堂舉行落成典禮並對外開放，供人們瞻仰。
第八、天安門廣場見證了新中國建國60周年的盛大閱兵和遊行。
國慶節是慶祝新中國的生日。年年都有國慶，而60周年是一個花甲，更是一個大慶。60周年的國慶，舉行了盛大的閱兵儀式，檢閱了各軍兵種，也檢閱了我國自製的各種現代化的武器。一支強大的現代化的人民軍隊，使全國人民備受鼓舞，同時也備受全世界的矚目。60年的時間不算長，但是，60年的成就無比輝煌。它再一次驗證了社會主義制度的無比優越性，中國人民有權利為此而感到驕傲和自豪。
天安門廣場60周年大慶還見證了另一件大事：在群眾遊行中出現了“毛澤東思想萬歲”的方陣。本來，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解放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者，毛澤東思想是我們的指導思想，早已是人們的共識，而且還被寫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因此，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周年的時候出現“毛澤東思想萬歲”的方陣是再正常也沒有的事。可是，由於這些年來中央很少提倡學習馬列和毛澤東思想，媒體也為一些所謂的精英所掌握，西化和反毛之風甚囂塵上，“四項基本原則”被棄之一邊，幾乎看不到宣傳，因此一旦出現“毛澤東思想萬歲”的方陣，許多人都感到喜出望外。當然，這是一件大好事。馬列主義不能丟，馬列主義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也不能丟。這是共產黨安身立命的命根子；丟了它，黨就要變修，國就要變色，人民就要遭殃。殷鑑不遠，蘇聯和東歐就是我們的鏡子。黨中央能夠接受黨內外的意見，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60周年盛大典禮上恢復了“毛澤東思想萬歲”的口號，這是中國共產黨的大幸，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大幸，也是中國各族人民的大幸。當然，這不應該只是一個口號，也不應該只是在慶典上出現一下，它應該成為我們行動的指南，應該貫徹到國家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外交和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去。
以上講了八件事。當然，天安門廣場所見證的絕不只是這八件事，但這八件事在我看來應該是“熒熒大者”，是不可不提的。這些大事說明：天安門廣場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發祥地，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地；它見證了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也見證了繼續革命的步伐；這裡既有革命先烈——人民英雄的豐碑，也留有革命導師——偉大領袖的最後形象；它是人民共和國舉行盛大慶典的場所，也是議論國家大事、表達全國人民共同意志的地方。可以說，天安門廣場是是中國革命的聖地，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象徵。
但是，總有那麼一些人，他們不滿於天安門廣場的這一定位，總想改變天安門廣場的這一定位。記得80年代初，有人居然提出把天安門廣場變成一個大市場。這不僅是蓄意要根本否定中國革命的歷史，也是對革命先烈和革命領袖極大的不敬和侮辱，當然不可能實現。這幾年，又聽說有人要把天安門廣場變成一個所謂文化廣場，企圖否定它的政治性和紀念性，實際上也是想否定中國革命的歷史，否定過去所走過的道路。這當然也是全國人民所不能答應的。
現在，有人借國家博物館改擴建之機在這裡大樹孔子像，這同樣是廣大人民群眾所不能答應的。
如前所述，孔子是奴隸主階級的思想家，後來為封建統治階級所利用，成為他們奴役人民的一個工具。 共產黨作為一個無產階級的革命黨，是一個以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為宗旨建立起來的政黨，它要消滅私有制、消滅階級、消滅剝削，實現共產主義的偉大目標，怎麼會崇拜孔子這樣一個剝削階級的代表人物呢？1973年5月，毛澤東曾經以詩批評郭沫若：“郭老從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產黨，崇拜孔二先。”毛澤東的這個批評不是一般的批評，而是一個很重的具有原則性的批評。它清楚地表明，共產黨和孔二先是不能兩立的。其實，這一點在《共產黨宣言》裡早已寫得清清楚楚：“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制關係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發展進程中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3頁）哪有崇拜孔二先的共產黨員？！如果有哪個共產黨員居然崇拜孔子那一套，他就不夠資格做一個共產黨員，或者說這種人只是“名曰共產黨”，而實際上已經不是共產黨了，
毛澤東這首五言詩當時曾廣為流傳，後來許多毛主席詩詞集也都將此詩收入其中。1997年，毛主席的安全警衛張耀祠曾撰文在《黨史文匯》上加以否定，說他曾當面問過主席，毛的回答是：“我沒有寫這樣的詩，不知是從何而來。郭老是從舊社會過來的，也不至於如此。”（見《黨史文匯》1997年第8期）後來又有人撰文，認為此詩平仄錯誤很多，不像毛澤東所寫，指其為偽作，並且推論毛的另一首批郭崇孔的七言詩（《讀〈封建論〉呈郭老》）也是偽作。（鄧遂夫：《“呈郭老”二首詩的真偽》，《北京日報》2002年1月7日）後來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研究組對此事進行了調查和研究，寫出《“呈郭老”確是毛澤東的詩作》一文，認為“格律不合不能作為辨別真偽的主要根據”，“鄧文把‘郭老從柳退’這四句不拘平仄的五言韻語看作是一首五絕，是對詩體的判別錯誤”，並且明確肯定：“《讀〈封建論〉呈郭老》是毛澤東所作”，而且“有確鑿的檔案可以證明”。文章還說，“這首詩編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時，是根據中央檔案館保存的鉛印件刊印的。”另外，1973年8月7日周恩來寫給毛澤東的一封親筆信中也說：“江青同志在昨晚政治局會議上已將主席讀柳子厚的封建論和呈郭老的詩以及有關問題給我們傳達了，我們也議論了一下。”並稱“毛澤東圈閱了這封信”。（見《北京日報》，2002年2月25日）
這裡令人感到遺憾的是，此文對於“五言韻語”說得模稜兩可，含糊其詞，使人不得要領。其實只要稍加分析，就會發現，張耀祠的說法是經不起推敲的。不錯，張曾在毛主席身邊做安全警衛工作幾十年，他和毛主席在一起的時間當然也不少，但是毛主席和江青談話他不可能也不應該都在場。特別是，他直接向毛主席核實“五言韻語”的真偽更是把自己放錯了位置，嚴重地超出了他安全警衛工作的職責範圍。一般來說，他當時恐怕也沒有這個膽量。
退一萬步講，即使張耀祠真的當面向毛澤東提出了這個問題，並且毛澤東也真的如他所說的那樣回答了他，那也很可能是主席覺得他不該問這個問題，沒有必要認真地回答他這個問題，也沒有必要過於嚴肅地就此事批評這個跟隨他多年的老部下，於是就編了這樣一個回答把他支吾過去而已。從毛的回答來看，他只是說不知道此詩從何而來，而沒有批評這四句“五言韻語”有什麼不對，說郭老“也不至於如此”其實也只是一句“打馬虎眼”的話罷了。按照我的理解，對毛澤東回應張耀祠的話似可作這樣的解讀：毛說“我沒有寫這樣的詩”而不說“這不是我的詩”，這兩者顯然是大不一樣的。因為他確實沒有在什麼地方“寫”過首詩，而是通過與江青談話隨口講了這四句“五言韻語”或五言詩，這首詩是“講”出來的，而不是“寫”出來的。毛說“不知是從何而來”，實際上是不滿於張耀祠到處打探有關自己的事而提出的反問。因為江青在會上講這件事，張耀祠是不應該知道的。至於說“郭老是從舊社會過來的，也不至於如此”，這是一句矛盾的話，因為“郭老是從舊社會過來的”，從小讀四書五經，結論應該是會“崇拜孔二先”而不應該是“也不至於如此”這是毛澤東故布疑陣，迷惑張耀祠。此時的張雖然弄不明白此話的真正意思，但他也知道，這些事是不該他過問的，也就到此為止，未敢再問下去。如果作這樣解讀，那毛澤東實際上也沒有對張所提出的問題作否定的回答。
不管怎麼說，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研究組的文章至少已經證實那首七言的《呈郭老》確係毛澤東所寫，而另一首《呈郭老》不僅與之題材相同，觀點也完全一致，我以為認定兩者同屬毛主席所作的看法似乎要更加可信一些。
值得一提的是，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研究組的文章在末尾透露了這樣一個信息：“確認《七律·讀〈封建論〉呈郭老》一詩是毛澤東所作，並不意味着要對這首詩所反映的複雜歷史背景和政治內涵加以肯定。這首詩作於‘文革’後期發動批林批孔運動的前夕，而批林批孔運動乃至整個‘文革’已經被歷史所證明是錯誤的。對此，中共中央《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已有定評。正因為如此，這首詩沒有被收入我室編輯出版的《毛澤東詩詞集》，而只是作為供內部研究使用的歷史資料編入了《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
就是說，現在毛澤東著作（包括詩詞、講話等）的出版，哪些可以出，哪些不可以出，可以出的用什麼形式出，都要經過一些人的審查，似乎這些審查者的水平比毛澤東還要高，這實在是對毛澤東的一個極大的不敬。這也說明，審查者只是相信自己而不相信群眾，把自己看成是諸葛亮，而把群眾看成是阿斗。看來，這也是受孔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論語·秦伯》）的影響，是英雄史觀——唯心史觀在作怪，這和馬克思主義的群眾史觀——唯物史觀顯然是格格不入、背道而馳的。在我看來，這種做法與當時列寧的做法相比，實在是相差太遠了。我們知道，在俄國，普列漢諾夫是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但同時也是一個在許多重大問題上犯了機會主義錯誤的人。但是，在普列漢諾夫逝世後不久，列寧還是決定要出版《普列漢諾夫全集》。與普列漢諾夫相比，論功勞，毛澤東的功勞要比普列漢諾夫不知要大多少，而論過失，毛澤東的過失要比普列漢諾夫不知要小多少，但是，自毛澤東逝世至今已經35年，出版《毛澤東全集》的事仍然沒有提上議事日程；而且按照目下實行的上述做法，究竟何時能夠出版《毛澤東全集》看來還是一件遙遙無期的事。人們要問：“毛澤東思想萬歲”的口號復出已經一年多，這個口號究竟何時才能真正落到實處呢？！
三、駁呂章申和吳為山所說要在天安門廣場樹孔子像的理由
呂章申是樹孔子像的主要策劃者，他提出的理由是：“將孔子像立放在此，是因為北廣場周圍交通方便，能夠拉近與參觀者的距離，是市民和遊人認識國博的一個重要窗口。”
原來，在天安門廣場樹孔子像是出於商業的考慮，在這裡，孔子像成了包裝國博以招徠顧客的一個工具！
本人孤陋寡聞，過去不知呂章申其人，在網上查了一下，始知他是“1955年12月生，河北省大名縣人。中共黨員，高級建築師。1970年12月參軍入伍。1976年3月復員回鄉務農。1977年3月至1980年11月就讀於清華大學建築系建築學專業。1980年12月分配到文化部工作。1980年12月至1989年9月，先後在文化部計劃財務司和藝術局工作。1989年至1992年，在文化部中外合資企業東方大廈有限公司擔任董事兼副總經理。一九八零年分配到文化部，先後在文化部計劃財務司和藝術局計財處工作，一九九二年至二零零零年在中國美術館任副館長、黨委書記。二零零零年至二零零五年，先後擔任文化部計劃財務司司長、人事司司長。二零零五年九月起，擔任中國國家博物館館長。” 另一份材料的介紹則有所不同，大概是後來寫的，沒有再提參軍和務農的情況，但增加了“師從著名建築學家吳良鏞、李道增等先生，並跟隨著名畫家王乃壯、華宜玉等先生學習美術”的內容，甚至還有“2005年5月出版《呂章申書法集》，由著名國學大師文懷沙先生題寫書名並作序”的內容。這裡出現了一大串名人，無疑都是為了提高自己身價的。不過，如果他現在寫這個簡歷，恐怕就不會再寫“由著名國學大師文懷沙先生題寫書名並作序”這句話了，因為早在前年（2009年）春天，媒體就已揭露，所謂“著名國學大師文懷沙先生”原來是一個在年齡和經歷上弄虛作假、欺世盜名的騙子，把這樣一個人寫在自己的簡歷里顯然是很不光彩的。
我們從上述材料里發現，呂章申是一個“幸運兒”：1970年時部隊很吃香，他才15歲就參了軍；1976年復員回鄉後，上大學很吃香，他不到一年就進了名校清華大學的名系建築系，並且還“師從名師吳良鏞、李道增先生”；80年代末，下海經商很吃香，他又在1989年當上了中外合資企業的董事和副總經理；之後又是中國美術館副館長、文化部的司長、國家博物館的館長，可謂心想事成，官運亨通。但是，這樣的人適合做國家博物館館長嗎？。
應該說，他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三年下海經商的經歷對他而言是至關重要的。我們看到，他有商人那樣的精明，並且非常善於包裝自己。但是，其中有些包裝並不符合事實。比如，他說他出生於1955年12月，於1970年12月參軍，參軍時他的年齡是15周歲，而按照國家徵兵條例的規定需要満18周歲才能參軍。這是怎麼回事呢？當然，我國在不同時期參軍的年齡也會有不同規定，在戰爭年代或解放初期，也有小年齡參軍的。但是就是在解放初期，15參軍也不行。記得抗美援朝時開展參軍、參干（參加軍幹校）運動，我正在上高一，也是15歲，1951年初和1951年夏兩次都堅決要求報名，但都未獲同意，而在70年代對年齡的要求應該比1951年更嚴，怎麼呂15歲就能夠參軍入伍呢？我懷疑他的年齡是有問題的。再說，他是1977年3月進清華建築系的，那時還沒有恢復高考，更談不上招研究生，他應該是一個工農兵學員，因此根本不存在什麼導師制，又何來“師從吳良鏞、張道增先生”之說呢？又比如，他雖然學的是建築，但是卻沒有從事建築工作的經歷，他又是怎麼當上“高級建築師”的呢？這些都讓人感到疑問，加在一起，就形成為疑團。實際上，他也把這套商業化的過分包裝的本領用到了國家博物館的改擴建上來了。他一再說改擴建後的國家博物館是和大英博物館、羅浮宮博物館等比肩的世界一流的博物館。他說的其實只是館舍的面積。但是一個博物館是不是一流並不是看它的面積，而是要看它的館藏的數量和質量，要看它服務對象的多少和服務質量的高低。我們說什麼東西是“鎮館之寶”時所指偶的乃是是館藏的展品，而絕不會是指館舍。館舍最大絕不等於就是世界第一。現在的新館的展示廳建得很高大，而在館藏里大型的展品並不多，把小件展品放在過於高大的展廳里會讓人有空蕩蕩的不舒服的感覺，不僅是很大的浪費，也很不協調，很不美觀。實際上，作為博物館，不僅要注意館舍的建設，更加重要的恐怕還是館藏的徵集、收藏和展示服務。他的過分注重外部包裝，從他主張在國博門前要樹孔子像也可以看出來。其實，在天安門廣場，沒有一座建築是在其庭前設置雕像的，一定要在博物館前設孔子像來突出博物館，這就必然使天安門廣場的各個建築之間造成不和諧，從而破壞了天安門廣場的整體之美。在呂章申的商業化經營思想指導下，據說國博還將大搞“休閒產業”，搞吃喝玩樂一套，參觀展覽也要搞雙軌制，沒有錢的人可以免費參觀，但只能看基本陳列，而且要排長隊；而有錢人只要肯花錢，就可以隨時買票隨隨時進入通道參觀。這種以賺錢為的目的的經營理念和把人分為等級的做法，其負面作用也不容忽視。這裡也有歷史的教訓。南京的夫子廟，最初當然是因為那裡有一個始建於宋代的文宣王廟，也就是孔廟，是祭孔的地方；明代開國皇帝朱元璋定都南京後，又建立了江南貢院，將鄉試和縣試集中於一起進行，江南貢院達到了很大的規模，即使朱棣遷都北京後，由於南京還是留都，而江南又是人文薈萃之地，來此應試的考生人數依然很多。江南貢院不斷擴大，其考試用的的號舍最多時達二萬零六百四十四間，另有主考、監臨、監試、巡察以及同考、提調執事等官員的官房千餘間，再加上膳食、倉庫、雜役、禁衛等用房等，成為全國最大的科舉考試考場。有這麼多人來應考，當然是一個極大的商機。各種商店於是應運而生，而現今所謂的“休閒產業”即各種吃、喝、玩、樂乃至賭、毒、嫖、遙等“產業”，但是也應有盡有。清光緒時雖然廢止了科舉考試制度，而這一類“休閒產業”仍然保存了下來。這裡成了妓院的集中之地，和北京的“八大胡同”似乎南北對應；甚至到解放以後的50年代初，夫子廟的名聲都還很不好，成了一個藏污納垢，極其骯髒的地方，人們甚至聽到這個名字之都有恐怖的感覺，當然，後來得到了改造。現在，國博還未開館，呂館長就要發展“休閒產業”，在市場經濟的大環境下，其前景究竟如何，實在令人堪憂。
吳為山也說到樹孔子像的理由。他說，“孔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這位偉大的聖人，先知先覺，似乎預見到2500年後，中華大地政通人和，河清海晏。今天，孔子塑像立在了國家博物館的廣場，他祥和、寬厚、智慧、大度。他磅礴、巍然，儼然文化的泰山。他與四海賓朋對話，仿佛由內心發出了個‘仁’字。有了仁，世界和諧。這是歷史的聲音，也是時代的聲音；這是中華的聲音，更是世界的聲音。”
在這裡，他用孔子的話把當今的中國社會吹捧到一個嚇人的高度，但是他顯然不知道，孔子所謂的德和當今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目下的德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如果這相距2500年的德是一個東西的話，那就說明中國在2500年之間社會就沒有發生變化，還是停留在2500年前的水平上，這究竟是大幸還是不幸？這位雕塑家好像是一個不食人間煙火的人，他根本不知道中國的國情，不知道中國還存在極大的社會矛盾，由於私有化的改制和高薪養廉的錯誤政策造成了社會的兩極分化，基尼係數早已超過警戒水平，群眾中蘊藏着極大的不滿情緒，在這種情況下高唱什麼“中華大地政通人和，河清海晏”來粉飾太平，究竟是幫助執政黨，還是給執政黨灌迷魂湯？
說孔子是“偉大的聖人，先知先覺，似乎預見到2500年後”中國如何如何就更加荒唐可笑了。孔二先其實是一個眼睛長在腦袋後面的怪物，他的眼睛只會朝後看，而不會朝前看。他看到的是周禮，是奴隸社會的一套典章制度，是一個已經故去的年代。他連他所生活的由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的轉變都看不到，居然還要恢復復已經禮壞樂崩的所謂周禮，他又怎麼看得到後來的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更怎麼能夠看到中國在近百年來在中國發生的天翻地覆的巨大變化？
至於說“今天，孔子塑像立在了國家博物館的廣場，他祥和、寬厚、智慧、大度。他磅礴、巍然，儼然文化的泰山”，那也只能說明他自己的自我感覺良好。但是，任何一個作品都不是供自己自我欣賞的，它要得到社會的認可，特別是要得到廣大群眾的認可。恕我直言，吳為山的這件作品無論從政治上還從藝術上說都是不成功的。從政治上說，在勞動人民已經當家作主的新中國，為一個鄙視勞動、鄙視勞動人民的剝削階級的代表人物塑像，為一個一心想恢復周禮、後來長期被封建統治階級用來愚弄和奴役勞動人民的御用工具塑像，而且把它放在天安門廣場這個象徵人民共和國的政治性紀念性的廣場上，這本身就是一個極大的政治錯誤。它一樹立起來就立即引起了廣大人民群眾的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就是證明。從藝術上來說，這個塑像也根本說不上是什麼精品力作。這個像高達9.5米，寓意是“九五之尊”，而且體積龐大，似山形，本來是要表示孔子的高大、大氣的形象的。作者自己所宣揚的形象是：“他祥和、寬厚、智慧、大度。他磅礴、巍然，儼然文化的泰山。”但是，給人的實際感覺卻完全不是這樣。我們看到，儘管塑像加基座有9.5米高，但是由於孔子並未站直，而是作彎腰駝背狀，加上塑像的高度和寬度、厚度不成比例，近乎方形，使人覺得塑像塑的是一個個頭矮小而身體肥胖的侏儒，根本沒有給人留下高大、大氣的印象。
我們從正面看這個塑像。由於塑像朝北，整天不見陽光，人們似乎看不清它的廬山真面目，只能模模糊糊地看到一些臉部表情。在人們的印象中，孔子是不苟言笑的，但是，作者為了使他 “笑迎四海賓客”或“笑傲天安門廣場”，顯然想讓他滿臉堆笑。這樣一來，所謂的“孔聖人”又顯得不莊嚴了。又要莊嚴，又要“笑迎四海賓朋”，還要“笑傲天安門廣場”，這就難了。結果弄成個似笑非笑，不倫不類，讓人看了很不舒服。正如網友黎陽所說，它是“皮笑肉不笑”，我覺得此說很有道理。“皮笑肉不笑”是一種裝出來的笑，是一種虛假的笑，獻媚的笑。看來，這倒是符合孔子其人的。但是，作為一個雕塑作品，雕塑出這樣一種笑，顯然是不符合作者的初衷的。看面部，當然要看眼睛，因為眼睛是靈魂的窗戶。這個像的眼睛從正面是很難看清楚的，不過有一張從右側拍的照片因為借了一些陽光，可以看到眼睛似乎是半睜半閉着的。這樣的眼睛顯然不是如某些媒體所報道的“目視遠方”，倒是使人感到孔子已經年老力衰，他連眼皮都撐不起來了，完全是一副沒精打采的樣子，哪裡還能“目視遠方”？
再從肢體上看。我們看到這個像由於是山體造型，孔子給人的感覺似乎很臃腫，一點也不精神，而他將雙手合於胸前，由於手似乎被衣服蓋住，究竟是雙手合十，還是雙手抱拳還是雙手相拱，都不能斷定，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這是在打躬作揖，是在向人表示恭敬、順從或懇求的樣子，是一種示好的表現。這樣一個媚俗的形象顯然又是和“九五之尊”的寓意大相徑庭的。
有一張從東側拍的照片，彎腰駝背的特徵表現得特別明顯，加上把手臂伸向胸前，活像一個老態龍鍾、行動遲緩、思維顢頇的老乞丐，兩手舉着一個討飯缽，正在當街行乞。這樣一副老病交加、窮愁潦倒的可憐相，又何言“祥和、寬厚、智慧、大度“和“磅礴、巍然，儼然文化的泰山”？！
再從後面看，據作者說，那是一座豐碑。孔子一生都在在想恢復周禮，而從未想到如何推動社會向前發展，後來又被封建統治階級利用，作為奴役人民的工具，不僅乏善可陳，而且罪孽深重，害人不淺，這樣的人，將其打倒則可，為其樹碑則不可。關鍵在於，人民會答應為他樹碑嗎？
值得我們注意的，還有吳為山對於“仁”的吹捧：所謂“有了仁，世界和諧。這是歷史的聲音，也是時代的聲音；這是中華的聲音，更是世界的聲音。”什麼是仁？“二聖”孟子說，“仁者，愛人。”愛一切人嗎？奴隸主不會愛奴隸，地主不會愛農民，資本家也不會愛工人。這都是歷史事實，是任何漂亮的言辭都無法掩蓋的。就說孔子對少正卯吧，吳為山把所謂“仁”說成是“世界的聲音”，是這樣嗎？今天的世界，是帝國主義國家主宰的世界，他們對發展中國家進行剝削和壓迫，動不動就用戰爭來威脅，用經濟來制裁，我國至今還在收到他們的制裁，哪有什麼“仁”的影子？哪有什麼和諧可言？
總之，在我看來，這個塑像放在天安門廣場不僅在政治上是極端錯誤、極其有害的，而且在藝術上也是很不成功的。實際上，將這麼一個孔子像放在天安門廣場，非但不能給天安門廣場增添什麼光彩，而且極大地破壞了或損害了天安門廣場莊嚴、肅穆、大氣的形象。在這方面，吳為山曾說，“如果只是做一個孔子像，就像大家曾經在很多地方參觀時見到的，那就不難。這不是室內雕塑，難題就在於如何讓雕塑和周圍的環境相適應、協調”，但是恰恰是在這個“雕塑和周圍的環境相適應、的協調”上，問題出得最大。這裡說的當然不應該只是與國家博物館的適應、協調，而應該是與“圍周環境”的適應、協調，也就是與天安門廣場這個大環境的適應和協調。整個天安門廣場的歷史背景實際上是一部中國近代史，而這部歷史最初又是和五四運動的反孔聯繫在一起的，而其附近的紀念性建築是人民英雄紀念碑和毛主席紀念堂，是紀念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烈士和革命導師的，現在把這個革命要打倒的舊偶像也放在這裡，這能夠適應和協調嗎？中國有一句俗語，叫做“天無二日，國無二主”，把毛澤東和孔二先放在同一個天安門廣場，這能夠適應和協調嗎？這方面最可笑的是鳳凰網，居然搬出了“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放在網頁上，用以表示自己的反動立場：抬高孔老二，否定毛澤東。這不禁讓我想到上世紀40年代斯大林與德國作家路德維希的對話。路德維希將列寧與彼得大帝相提並論，問斯大林彼得大帝與列寧誰的貢獻大，斯大林在回答他時說，“彼得大帝是滄海一粟，而列寧是整個大海”。（《斯大林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99頁）今天又有人把孔子與毛澤東相提並論，企圖以孔子的思想取代毛澤東思想，那麼我們要說，孔子在歷史上從來就沒有起過正面的作用，更不用說是今天了；他和毛澤東根本就不可同日而語，差得太遠了。
本來，吳為山是一位很有成就、很有前途的中青年雕塑藝術家。但是，從他所雕塑的孔子像來看，他在政治上是很不成熟的，甚至可以說是很幼稚的。毛澤東在1957年寫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說，“沒有正確的政治觀點，就等於沒有靈魂。”對於一個真正的文學家、科學家和藝術家來說，他們當然要以文學、科學或藝術為生命，但是，如果沒有正確的政治觀點這個靈魂，他在文學、科學和藝術上的成就也會受到很大的限制。在這方面，魯迅就樹立了一個光輝的榜樣。魯迅出身於一個舊家庭，受到的也是舊教育，但是他學習了《共產黨宣言》等馬列著作，懂得“惟新興的無產者才有將來”（《魯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第151頁）的道理，站到了廣大人民群眾的一邊，大殺回馬槍，批判舊社會，舊禮教，成為“打倒孔家店”的一員健將，並稱為中國近代最偉大的文學家和思想家，受到了毛澤東的讚揚和廣大革命人民的愛戴，被譽為“民族魂”。吳為山曾經塑過魯迅像，為什麼這麼不理解魯迅，與魯迅的思想感情相差那麼遠呢？我看原因就在於，他不學馬列，缺乏馬克思主義的修養。美術大師吳冠中逝世以後，他在一篇懷念文章里談到，他曾帶着他的作品集到吳冠中家去請教，這個作品集裡就有他1994年塑的《魯迅胸像》，吳冠中看後脫口而出地說，“我到現在沒有見過魯迅像做得好的。”這表明，吳冠中對吳為山塑的魯迅像是不滿意的。當時吳為山問吳冠中：“熊秉明的《魯迅》怎樣？”吳冠中答道，“那當然好，熊秉明深刻理解魯迅。原稿保存在我家裡。”我們知道，吳冠中和熊秉明曾是同學，他們兩人對於魯迅都有很深厚的感情和很深刻的理解，而吳為山就差遠了。他現在如此熱心地為孔子塑像也清楚地說明了這一點。如果要舉最近的例子，前年（2009年）逝世的大科學家錢學森也是一個典型。如所周知，錢於1935年赴美留學，二戰期間在與國防有關的諸多領域都取得了重大的研究成果。他曾於1947年回國一次，因見到國民黨的腐敗無能，遂又去美國從事研究和教學。1950年，美國聯邦調查局以所謂“共產黨員”（其實不是，根本沒有證據）的“罪名”強加於他，並被美國有關當局逮捕，關進監獄，受到種種迫害，並失去自由達五年之久。但是，在中外科學家的堅決要求和強大祖國的有力支持下，他終於1955年回到祖國。錢學森早在美國時就讀過恩格斯的《反杜林論》等馬恩的書，回國後，他通過學習，進一步懂得了歷史發展的規律和社會前進的方向，決心為共產主義事業而奮鬥，並參加了中國共產黨。他和許多科學家一道，不為名、不為利，為新中國的科學事業殫精竭慮，運籌謀劃，並且身先士卒，帶頭攻關，特別是對兩彈一星的研製做出了傑出的貢獻，被稱為“中國航空航天之父”。曾有一位香港記者問他為什麼選擇回國，錢回答說：“因為我選擇了馬克思主義，選擇了共產主義的理想；還因為我熱愛我的祖國。”，由於有正確的思想指導，他的思路更加開闊，不僅取得的成就更大，在處理問題時原則性也更強。1986年，美國要向錢學森頒發一個“威拉德·羅克韋爾技術傑出獎”，此獎又名“小羅克韋爾獎”，是國際理工研究所於1982年設立的最高獎項。他由於在美國那五年不堪的經歷，而且美國政府一直沒有向他公開道歉，決定不去美國領這個獎。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為此曾力勸他前往，他也不為所動，還是未去。這樣的原則性，胡耀邦是不能與之相比的。我講這些，是為了說明，文學家也好，科學家也好，當然藝術家也一樣，每一個真正的知識分子，都應該有馬克思主義的修養，有判別是非的能力，不是誰要你幹什麼就幹什麼，只是作別人的工具，自己要有基於馬克思主義的原則立場。在這方面，吳為山顯然是欠缺的。如果他有基本的馬克思主義修養，懂得歷史前進的方向，他就不會如此賣力地雕塑孔子像並且吹捧孔子了。吳為山曾為許多人塑像，似乎沒有為錢學森塑過像，也沒有為研製兩彈一星的任何一位科學家塑過像，恐怕也沒有為任何一個工農兵塑過像，卻塑了二十多個孔子像。這是一個為什麼人的問題，很值得他深思。毛澤東在1949年批判美國國務卿艾奇遜的白皮書時曾寫過一篇《友誼，還是侵略》，其最後寫道：“我們中國人是有骨氣的。許多曾經是自由主義者或民主個人主義者的人們，在美國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國民黨反動派門前站起來了。聞一多拍案而起，橫眉怒對國民黨的手槍，寧可倒下去，不願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寧可餓死，不領美國的救濟糧。唐朝的韓愈寫過《伯夷頌》，頌的是一個對國家對人民不負責任、開小差逃跑，又反對無望領導的當時的人民解放戰爭，頗有‘民主個人主頁’思想的伯夷那是頌錯了。我們應當寫聞一多頌，寫朱自清頌，他們表現了中華民族的英雄氣概。”（《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95-1496頁）同樣，我們也要塑聞一多像，塑朱子清像，而不應塑站在人民對立面的孔子像。吳為山是否塑過聞一多、朱自清的像，我們不知道，但是在今天塑錢學森的像卻是有其重大意義的，其作用自是塑孔子像所不能相比的。前年錢學森逝世，有不少網友要求舉行國葬，這本來是一個很好的意見，因為錢學森不僅是一個偉大的科學家，而且是一個了不起的民族英雄，隆重舉行他的葬禮，大力宣傳他的業績，可以大大發揚中華民族的愛國精神，大大激發全民族對科學的追求和熱愛。事實上，對最傑出的知識分子進行隆重的國葬在社會主義國家也是有先例可考的。1936年高爾基逝世，蘇聯就進行了隆重的國葬，其規格幾乎和後來斯大林逝世一樣：重病時發表病況公報；逝世後在工會中央圓柱大廳設置靈堂並且由中央領導人親自守靈；葬禮由中央領導人親自扶柩執紼。此事在蘇聯產生極大的影響，連幾個月後魯迅逝世也都受其影響。國民黨政府當然不會隆重為其下葬，但是，民間舉行的葬禮也極備哀榮，許多重要的政治家如宋慶齡、蔡元培等都參加了葬禮。可惜的是，網民提出的為錢學森舉行國葬的建議沒有能夠為中央所接受，結果失去了一次對全民族進行形象的愛國主義、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教育的極好機會。這是無法挽救的一個大損失。當然，如果現在能對錢學森和兩彈一星的元勛多做一些宣傳，也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彌補這個損失的。就此而言，最近中央台一套播放的電視劇《五星紅旗迎風飄揚》是應該受到讚揚的。如果能夠再為錢學森等兩彈一星的元勛創作一些頌歌、塑像及其他形式的文藝作品，其積極的教育意義也是不能低估的。我們寄希望於黨中央和有關部門，也寄希望於中國的文學家和藝術家們，當然也包括吳為山在內。關鍵還是毛澤東的那句話：“沒有正確的政治觀點，就等於沒有靈魂。”
四、堅決要求把孔子像逐出天安門廣場
自上個月11日孔子像在天安門廣場落成以來，對於它的質疑和反對之聲一直不斷。有人說，30歲左右的人反對的較少，老年人反對的較多。其實不然。因為紙面媒體一般不登這樣的質疑和反對的文章，因此這類文章和評論大都發表在網上；而網民照顧要是青年人，因此網上所反映的實際上也是青年人的聲音。可以說，無論是改革開放以後出生的青年人，還是經歷過共和國前30年的中老年人，他們的大多數都是反對在天安門廣場樹孔子像的，
有一位網友看到有那麼多人反對樹孔子像，他急了，於是丟出了這樣一句話：“國家博物館立了孔子像犯了那條國法？”
對於這個問題已經有不少網友進行了回答，我想在這裡做一些補充。
我覺得有必要首先明確一點，我們說的“國家博物館”，這個“國家”是什麼國家？它指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即新中國，而不是別的什麼“國家”；這個“國家博物館：指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博物館”即新中國的國家博物館，而不是別的什麼“國家博物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基本大法即《中華人民共和國想法》第一條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組織或個人破壞社會主義制度。”現在有人把代表奴隸主階級的思想家孔子的塑像建立在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中心的天安門廣場，是不是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一條？有人說“孔子是中國文化的代表”，試問，孔子能夠作為以社會主義制度為根本制度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文化的代表”嗎？這種言論是不是違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言論？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二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人民依照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試問，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象徵之地天安門廣場設置孔子像這件事有沒有經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討論和通過？有沒有經通過北京市人民代表大會的討論和通過？有沒有經過人民群眾的參與管理和監督？就那麼幾個人決定做出這樣大的動作，是不是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二條的規定？這是不是違反了最重要最基本的國法？
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經過90年艱苦卓絕的鬥爭，取得了一個又一個的勝利，他們怎麼能夠奴役中國勞動人民達兩千多年的孔子再來奴役他們。革命先烈用鮮血和生命的代價換來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是他們最大的法律保障，已經站起來的中國人民決不允許一小部分人迎合帝國主義的需要，重新把孔老二引進來愚弄和欺壓他們。這是一場維護憲法和破壞憲法的鬥爭，其實質是一場嚴重的階級鬥爭，我們決不可掉以輕心。
從歷史上看，本文在第二部分講了從五四運動以來在天安門發生的八件大事，可以說，每件大事都是光明正大地進行的。特別是新中國成立後有關建立人民英雄紀念碑、修建人民大會堂和中國革命與中國歷史兩博物館、修建毛主席紀念堂等工程，都是通過民主程序，最廣泛地徵求全國人民的意見，動員全國各方面的人力和物力資源，在廣大人民群眾的積極參與下進行的。唯獨這個孔子像，卻只是在極少數人的策劃下神不知鬼不曉地悄無聲息地鬼鬼祟祟地偷偷摸摸地進行的。對於幕後的事局外人當然無從知曉，但從落成儀式上國家博物館館長呂章申和孔子像製作者吳為山的講話里，人們還是知道了一點。
應該說，在天安門廣場立孔子像不僅是一個極大的政治錯誤，而且還是一個明知故犯的極其嚴重的蓄謀的行為。何以這樣說？據《南方日報》的《創作者談天安門廣場東側立孔子像》一文說：“國家博物館北門廣場，是重要的觀眾出入口，它面向著名的長安大街，並與故宮面對，其地理位置足以說明它特殊的政治與文化地位。”就是說，孔子像與國博、長安街、故宮等傳統建築設施是融為一體的，而與天安門城樓、人民大會堂、人民英雄紀念碑、毛主席紀念堂等具有革命特徵的政治性、紀念性場所則不相聯繫，並以此來“說明它特殊的政治與文化地位”。這不就是告訴人們，他們要否定具有革命特徵的政治性、紀念性的內容，顯然想要以這些所謂的只與傳統形式相關聯的建築逐步取而代之嗎？這是多大的政治野心，又是多大膽的行動啊？！
正因為他們這件事是一件明知故犯的極其嚴重的蓄謀的行動，他們很心虛，害怕人民起來揭露和反對就做不成了，因此就採取了隱瞞真相，先造成既成事實然後再強迫群眾接受這樣一種很不光彩的“做法”。因此，人們看到，這件事從策劃、製作一直到最後的所謂落成儀式都是悄無聲息、偷偷摸摸、鬼鬼祟祟地進行的：事前既不告訴人們這裡要幹什麼，進行之中也不讓人們知道這裡究竟在幹什麼，更談不上廣泛徵詢廣大群眾的意見了，總之，整個過程都是暗箱操作。試問，這是不是違背了民主的合法程序？是不是在搞陰謀詭計？
就以由誰雕塑孔子像這件事來說，吳為山講到了其經過。他說，“2010年陽春3月，全國政協會議期間，中國國家博物館館長呂章申先生要我塑孔子像，此事得到了王文章副部長的支持和許多專家的關注。這是文化的使命。”這麼一件違背憲法根本原則的大事，居然就在會議的間隙而由文化部的一個副部長和博物館的館長及創作者三個人在私下就決定了！你們心中還有憲法嗎？還有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北京市人民代表大會這些權力機關嗎？還有人民嗎？簡直是無法無天到了極點！
再看孔子像的製作情況。要在天安門廣場展示孔子像，本身就是極大的違法行為，有人居然膽大包天，敢於獨家承擔這個任務，而整個創作過程都是一個人進行，既沒有向全國招標，在製作過程中也沒有徵詢全國一些行家的意見，幾乎是獨斷獨行，據說，僅用銅即達17噸，如此揮霍人民的財富，這是對人民負責的態度嗎？
更加不能讓人理解的是所謂落成儀式。我看到一個報道說，“一月11日上午10時30分隆重舉行了《孔子》塑像落成儀式。全國人大副委員長蔣樹聲，全國政協副主席孫家正，全國政協常委劉江，文化部副部長王文章，中國文聯黨組副書記覃志剛，國家文物局副局長顧玉才，國家博物館館長呂章申等領導和專家學者出席塑像落成儀式。”既然是“隆重舉行”的，是一件大事，為什麼不像過去天安門廣場的其他紀念性建築那樣先舉行奠基儀式，而一下子就是落成儀式呢？既然是“隆重舉行”，為什麼不像過去天安門廣場的紀念性建築那樣，沒有一個黨和國家領導人出席呢？為什麼政治局常委里分管意識形態工作的李長春沒有參加呢？為什麼中央政治局裡分管文化教育和理論宣傳的劉延東和劉雲山沒有參加呢？為什麼北京市的領導人沒有參加呢？由人大常委會的副委員長蔣樹聲、政協副主席孫家正、文化部副部長王文章等出席，而不由擔任正職的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全國政協主席和文化部長出席呢？再說，三位擔任副職的領導人雖然到了會，但一個也沒有講話，好像是專門來捧場的。還有，為什麼只有專家而沒有群眾參加呢？這樣一個陣容，對於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的活動來說，能夠說是“隆重舉行”的嗎？最後，為什麼中央主要新聞媒體沒有大力報道，中央電視台的《新聞聯播》節目也沒有播這條消息呢？
在我看來，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人，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委員中分管有關工作的領導人、北京市的領導人不參加這個會，正好證明此事沒有經過相應的民主程序，是不合法的。而副委員長蔣樹聲、政協副主席孫家正和文化部副部長王文章之與會，在我看來，很可能是基於私人關係，因為蔣樹聲和孫家正都畢業於南京大學，蔣樹聲曾任南大校長，而孔子像的製作者吳為山就是在蔣樹聲任校長期間調入南大工作的，曾為南大塑了好多像，現在到藝術研究院工作，也是南大校友。當然他現在還在南大兼職。而孫家正、王文章與國博館長呂章申都曾在文化部工作，彼此也都熟悉，參加會議實際上具有幫襯的性質，並不能代表他們現在所在的單位。
問題是在只有專家沒有群眾參加一事，很值得我們注意。之所以這樣，是因為他們心中有鬼，生怕群眾鬧起來不好收場。因此儘管他們很想“隆重”一番，風光一番，結果還是“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淒悽慘慘戚戚”，搞得很不像樣。
至於主要新聞媒體沒有大力宣傳報道，更說明此事沒有經過合法程序，其合法性是大可懷疑的。
總之，他們之所以不敢正大光明地進行活動，是因為他們心懷鬼胎，也知道其非法的性質，對於其能否成功也毫無信心，毫無把握，因此就只能走一步算一步，先放一個試探性的氣球，打探打探再說；一旦出了問題，將來還可以進行糾正或補救。但是，這是絕對不能長久的，越拖就越被動。現在，人們已經看清了他們虛弱的本質。只要我們堅持鬥爭，勝利就一定是屬於我們的。
堅決要求把孔子像逐出天安門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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