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米·卡特1924年10月1日出生于佐治亚州平原的一个农场主家庭。他有一位在美国海军服役的舅舅戈登。戈登在上世纪初，曾从中国寄给幼年吉米无数明信片，这开启了他对中国的向往。卡特年轻时也担任过海军军官，曾数度随舰访问中国。他对《财经》表示，他不认同“中国威胁论”，因为冷战时期的美苏对峙，与中美竞争截然不同。

　　作为在历史转折关头，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核心人物，卡特细述了当年坚持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艰难历程。他与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曾经以完全秘密的方式，激烈地“讨价还价”，最终达成协议。三天之后，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也作出了改革开放的决定。这两起影响中国命运的大事件几乎同步发生，绝非历史的偶然。

　　卡特回首往事称，甚至在当选总统之前，他就看到了中国的未来一定会直接影响美国。历史证明了他的预见。

　　与邓小平谈判

　　《财经》：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实现与中国关系正常化在美国并不是件“政治正确”的事，你甚至还为此被联邦参议员戈德华特以违宪罪名告上了联邦法院，是什么令你甘冒这样的政治风险？

　　卡特：我年轻时就去过中国，我看到了中国发生的变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国。 10月1日也是我的生日(难怪邓小平说我跟中国有不解之缘)。我也看到了美国政界高层内部的努力，乔治·马歇尔将军和其他人试图让美中关系变得更和谐。但当我上任的时候，这一政治运动陷入了停滞，关系止步不前。

　　尼克松总统访华时(1972年)曾宣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但是他并没有明确是哪一个，在美国就默认还是台湾，因此中美关系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我看到了中国未来一定会直接影响美国，甚至在当选总统前，我就清楚地看到了这点。我出任总统后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实现与中国关系的正常化，与中国建交，为此我做了很多准备。

　　我很幸运。我认为有邓小平这样无可争议的领导人，对美国和中国而言都是万幸。我就职不久，我们就开始谈判。1978年，他和我之间有过非常激烈的“讨价还价”，谈判是通过中间人以完全秘密的方式进行的。最终，在1978年12月15日，我们宣布达成协议。三天之后，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也作出了改革开放的决定。我认为这两个事件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的开放及与美国关系的正常化几乎是同步发生的。

　　我从未怀疑过，美国和中国共同合作，尽力做朋友，对我的国家、对亚洲、对整个世界而言都是最佳选择。

《财经》：美国有不少人对中国的崛起表示担忧，这是否使你为自己曾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中扮演的角色产生悔意？

　　卡特：不。自从我卸任进入卡特中心，我们的主要目标之一以及所做的努力，就是改善中美关系，克服双边分歧，确保中美之间的争执不会严重到使美国与中国这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关系交恶。

　　摩擦和龃龉都是必然的。我想说的是美国对中国的批评集中在人权方面。但1981年访华后，我看到中国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此前，中国人不能经商、不能保障私产安全，也无迁徙自由。中国也缺乏充分的宗教信仰自由，《圣经》不能发行。中国与外界的关系非常紧张。但现在与25年或30年前相比，中国在人权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进步。当然美国和中国的双边关系还有不少问题。

　　我昨天(在爱默蕾大学)给学生们上课，我认为人权不仅限于言论自由、宗教自由、集会自由和司法独立，还包括有居住权、生存权、接受教育和享受医保的权利，以及就业的机会。这些权利在我们的国家也没有得到充分保障，就像言论自由、党际政治协商等一些这样的权利在中国还没有得到充分保障是一样的。我们有权利和义务互相批评，但是这并不意味干涉彼此的内政。

《财经》：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前，你说过：“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政府只有一个，我们承认的是一个简单事实。但这个决策远不止是承认一个事实而已。”你这段话的意思是什么？

　　卡特：我的意思是，美国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中国，意味着这种新的关系将对亚洲乃至整个世界的和平和进步产生影响。我当时低估了中国经济在这之后的强劲增长以及中国外交和政治的发展。如今，我所到之处，不管是拉美还是非洲的国家，到处都能看到中国的参与和影响力年复一年地增长，这是我没料到的。我低估了邓小平当初实施的改革开放所产生的效益。

　　《财经》：很多中国人认为美国《与台湾关系法》和对台军售，与中美此前发表的几个联合公报中的关系正常化精神相抵触。你怎样看待这些观点？你在国会通过《与台湾关系法》时曾表示了不满，回头看历史，你认为这对美中关系产生了什么影响？

　　卡特：我曾公开说过，也在文章中写过，目前的对台军售与我当初代表美国做出的承诺有所违背。我也曾私下与几位总统谈及我的感受。比如，当乔治·布什对台出售F16战机时，我感到这违背了我对邓小平做出的承诺，即我们只向台湾出售防御性武器。而我对邓的理解是中国政府会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这是我们当时做出的两项承诺。

　　当然，我认为在评估中国是否以和平方式解决关于台湾是否中国一部分的分歧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台湾地区领导人的态度。现在两岸关系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我认为我们的政府在售台武器的性能上超出了我的预期，一些售台武器实质上已经算得上是进攻性的了。

中美之间的竞争

　　《财经》：你担任总统时是在冷战后期，而美中关系当时正处于战略性的转折期。当中国全球影响力上升时，你说过：“苏联与中国的力量此消彼长。这可能是对苏联全球地位最严峻的挑战。”现在中国的全球影响力已经上升到可以影响世界格局的地步，你是否认为这是对美国全球地位的严峻挑战呢？

　　卡特：不，我从未这样想过。我认为你的解读不是很准确。因为我在任时，美苏之间存在爆发军事和政治全球大战的严重危险。我一直面临这种威胁，对和平的威胁。但这与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截然不同。现在不同，过去也不同。我不认为中国对美国构成任何威胁。

　　《财经》：不是威胁，可能只是挑战？

　　卡特：这取决于你怎么定义挑战。军事上，中国不是挑战，因为美国的军力是中国的6倍。

　　《财经》：那么在经济上呢？

　　卡特：美国的全球影响力仍然远超中国。但中国在某些国家，在政治和外交上正变得更有影响力，也包括经济上。这部分是因为我们政府所犯的错误，它未能有效地控制债务。现在中国是我们的大债主，持有1万亿美元左右的债务。但我不认为这是对美国的挑战，或者说可能是促使美国纠正错误的“挑战”。

　　中国的经济实力已为欧洲人及我们所承认。欧洲最近请求中国出手救市，帮助他们走出困境。现在全世界都知道中国有巨额财政储备。中国能生产创新产品，提供更为全面的教育，相较而言，美国却原地不动，我们没有在全球经济影响力、政治影响力和教育的质量方面取得实质进展。但是，中国仍有很长的路要走，例如，在提高人均收入方面。

《财经》：看起来中国还任重道远。但也有不少人已经在计算中国还需要多长时间就会赶上美国，对此你怎么看？

　　卡特：是，中国在大踏步迎头赶上，这对美国来说也不是坏事。现在你们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要赶上美国还需要至少20年。这取决于美国如何应对经济挑战，及中国能否保持惊人的增长速度。从历史上看，保持每年10%的经济增长速度对任何一个国家都很难。这样的速度对美国来说几乎是前所未有的。中国和印度做到了，但世界上几乎没有别的国家可以做到。美国的增长是停滞的，就经济而言，实质几乎是零增长。

　　《财经》：有人认为，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主导地位正在削弱。

　　卡特：现在存在一些竞争，部分是由于中国在东部沿海附近的海域影响力提升造成的。但我们有巨大的合作空间。我们的一个主要担忧是朝鲜半岛。我去过朝鲜(三次)，是为数不多的造访朝鲜的外国人之一。中国人可以去朝鲜，韩国人和美国政府都很少能有人去。解决朝韩问题基本上要依靠中国的斡旋。中国非常明智，在过去20年与朝鲜和韩国都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是在朝韩都拥有特殊政策优势的国家之一，这对营造朝鲜半岛的和平是非常宝贵的财富。

　　“我不认为G2已是事实”

　　《财经》：很多评论人士认为，刚刚过去的APEC峰会标志着美国外交政策重点的转向——从大西洋转向太平洋，你是否认同美国已经步入了“美国的太平洋世纪”？也有评论表示美国应该把更多精力放在拉丁美洲，而不是太平洋地区，你同意这种观点吗？

　　卡特：我们应该多关注拉美，但不是以牺牲亚洲为代价。我们可同时做好这两件事。我在担任总统期间就是这么做的，我们集中精力于拉美，而当时大部分南美洲国家都还是独裁统治。我一点不怀疑包括印度、韩国和中国在内的亚洲将越来越成为世界经济的发动机，比世界其他地区发展都快。美国应当更关注拉美，但不放弃在太平洋的努力。

《财经》：你是否接受全球治理意义上的G2(两国集团)说法？

　　卡特：我不认为事实已然如此，因为欧洲还是一个重要因素。我对中国的快速发展毫不怀疑，但如果把欧洲视做一个国家的组合群体，那么中国不论在经济还是在政治上都还没有超越欧洲。但我认为这一时刻就快到来了，对此我们之前已经讨论过，就不再赘述了。作为一个集体的欧洲国家、美国和中国将是最有影响力的三大势力。

　　《财经》：但你刚才提到曾低估了中国崛起对世界利益格局影响？

　　卡特：是，中国是个新兴的政治和经济大国，但我不认为这对美国而言是令人担忧的。事实上，两国未来可能会有竞争，在某个非洲国家、在海地或巴西甚至是欧洲内部的影响力之争。但这不是坏事，相反这样的竞争可以激励我们去实现人民的富足，通过中国、美国、欧洲以及世界其他地区间的合作与尊重，实现各国人民的和平共存。

《财经》：我发现一个有趣的事实，当政治家们讨论两国关系时，总是谈到合作，较少提及竞争。

　　卡特：竞争是存在的。卡特中心在大约35个非洲国家有项目，我也会定期去那里访问。我们刚观摩了北非突尼斯和利比里亚的选举，更早是在塞拉利昂，年初时是在南苏丹监督公投结果。我们在这些地方都看到了中国的影响力，中国在当地的使馆规模宏大，外交人员众多、投资额与日俱增。如果没有经贸投资和政府间的长期合作，就不必建大使馆，大使馆的规模是一个政府在所驻国影响力程度的重要标志。

　　对未来的忠告

　　《财经》：美国即将迎来大选年。你对美中关系前景有什么看法？美中关系会变得更加政治化吗？两国爆发贸易战的可能性如何？

　　卡特：我不认为中美会进入贸易冲突战，由于共和党参选人面临的右翼压力，这个问题的确被政治化了。但这些压力本质上是暂时的。当共和党人锁定某个可能当选总统的候选人后，他对中国的态度就会缓和很多，会看到与中国合作对美国有益。里根1980年在大选中击败我成为下任总统，他在竞选中对我的攻击之一是我放弃了对台湾的承诺，与“红色中国”“狼狈为奸”。但当他入主白宫后，就看到了双方合作的好处，我认为他随后就改变了立场。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他之后的几位总统身上。

　　美中两国政府在贸易、商业问题上，在图书、音乐、电影等知识产权问题上有摩擦。也有一些美国制造商抱怨，中国在美国出售消费品几乎不受任何限制，而他们在中国市场没有享受到同等的准入待遇。但这些摩擦在美国和世界上很多其他国家之间也存在。

　　《财经》：你认为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会上升吗？

　　卡特：世界上任何政府都面临保护主义的压力。日本是最鲜明的例子之一，欧洲也有保护主义倾向。为了保护生产成本高昂的牛羊养殖户、棉花种植户或生产其他产品的农民，他们制定了人为价格体系，在本国人为提价。美国也对畜牧业有同类保护措施。我自己种花生和棉花，美国也要保护像我这样的佐治亚州农民免受海外进口的廉价产品的冲击。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财经》：就美中关系而言，你对奥巴马和中国领导人有什么建议？

　　卡特：概而言之，一是诚实地承认两国在基本政策上确实存在分歧，二是以和平、合作的方式，通过两国领导人心平气和的沟通解决已知的分歧。我们必须牢记，两国的和平以及在重大全球事务上的合作比任何事情都重要。这样我们就能和谐地解决这些暂时的问题。

　　我在担任总统期间，我们与中国并没有任何竞争，我们的竞争对手是日本，美国的就业机会从本土转移到了日本，几乎涉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与日本首相创立了一个由元老级人士组成的工作小组，我任命的三名代表和日本任命的三名代表每三个月会晤一次，通常在距双方距离大致相等的夏威夷进行，他们讨论汽车销售、服装等问题。这个智囊小组会面之后，会向我和日本首相提出建议，这样我们就避免了冲突。美国和中国在将来也可以采取这种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