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需要什麼樣的領導人？

　草庵居士

當中國在一個平庸誤國的人執掌經濟數年之後，朱容基先生在眾人的歡呼聲中接掌了中國總理的職務。當時海外人士曾為此興奮有餘，並稱朱為中國“經濟沙皇”。在九十年代中期，我在北京曾與大陸經濟界人士和一些中層政府官員交談，談到朱的政策及未來。特別是針對當時朱容基提出來的一個“國有企業三年解困計劃”進行了詳細的討論。儘管我一向在經濟政策上十分保守，但當時我對朱的經濟政策還是提出了質疑，相當一部分官員也同樣抱有我這樣的看法。我當時說：“朱的政策不是要中國實行市場經濟，而是要對計劃經濟補洞，國有經濟三年解困，實際上是將寶貴的資本投入到無限的窟窿之中，是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國有企業三年解困的完成之日就是國有企業重新入困之時，中國政府不能靠挽救舊體制下的企業謀求發展，而應當是將有限的資本完善社會福利保障制度，讓人民在解除後顧之憂的情況下自由地發展新的經濟”。

說起朱容基，以我個人觀點看，至少他在品格上是無可挑剔的，他同樣具備一個領導人應該具備的個人魅力，也有自己的宏偉報負。但問題是，無可挑剔的品格及抱負能否視為政府總理的唯一條件，如果僅依靠品格和抱負來挑選總理，我相信中國的百姓更願意挑選一個不滿五歲的兒童，至少他的品格和抱負都無可非議，比朱更有優勢。但中國人並不這樣考慮問題，人的能力往往不如人的品格更重要，而這個貌似公允的道德標準卻是因人而異，眾說紛紜。我從來沒有看到中國人在討論他們的領導人的時候會以他的能力為第一標準，相反卻是相互傳頌着某領導人廉潔奉公，微服私訪的故事。

我從來不否認朱容基先生的能力和品德，但我同樣要批判朱容基先生在中國執政數年來的過失。儘管他在施政中受到了各種勢力的牽制和干擾，但他的經濟政策中從來沒有真正地顯示出中國未來發展的模式，更沒有給中國百姓指出一個發展的方向。儘管他是中共建政以來最好的總理之一，但他並不是一個合格的總理。

數年前，我曾聽到朱容基先生講過這樣一句話：我要準備一百口棺材，九十九口送給貪官，一口留給自己。這樣的話很符合中國百姓的胃口，也很讓人振奮。但問題是，朱先生沒有能力在中共體制上完成一次根本性轉型，如果沒有健全的政黨制衡機制和開放的輿論監督機制，僅僅依靠政府總理個人的意願和力量（包括領袖魅力），難道可以制止遍及全國的普遍性的制度性的腐敗嗎？什麼是中國最需要的？什麼是中國人民最需要的？豪言壯語就能改變中國嗎？

除去上面提到的“國有企業三年解困計劃”，我要批判的是目前仍在實驗中的“農村費改稅”計劃。農村問題一直是個大問題，農民稅收政策也一直是令中共頭痛的問題。我曾在以前的文章中根據中共公布的資料給中國的農業稅收算過一筆帳，依照目前中共的組織結構，要維持農村基層政權的正常運轉，農村的稅收不但不會減少，反而要增加，政府的人員連薪水都無法保證，怎麼能談到減輕稅收的問題。不從制度的根本上解決問題，農村的費改稅能執行下去嗎？中共為了維持其政權的有效統治，在基層施行的就是一種地方精英政策，換句話說就是，反覆將農村的精英提拔到基層政權，讓他們成為自己的利益統一體，從而抑制農村的發展和動亂。如此長期的發展早已經造成農村基層政權的超級臃腫，而龐大的政權又怎麼能降低稅收，畢竟這些基層既得利益者要依靠稅收來生活，來維持他們的既得利益，你朱容基要進行“費改稅”，但基層政權答應嗎？不從本質上根本上改變基層政權結構，不削減政府人員和開支，如何“費改稅”？

值得一提的聰明決策是目前正遭到新興利益集團全面反對的“國有股份減持”計劃。這個計劃應該說是近年來中共為改變中國，並為適應未來發展做的最大改變。但就是這個計劃也因為中共政治及體制改革的嚴重滯後而受到了新興利益集團的全面封殺。儘管這個計劃有很多技術上的缺陷，但仍不失為一個良好的改革開端。也許很多人在高喊眾多的大眾股民利益受到了損害，但我們是否可以看看，面對數億沒有能力購買股票的農民和城市貧困者，你們的利益是否代表了大多數？中國的改革是為了一部分利益集團還是全體人民？難道中國的股票泡沫要讓下一代來承擔嗎？難道我們還要用虛假的數字和指數來維護早已經破產的國有經濟嗎？非常可惜的是，在這個大是大非的問題上，貧困的廣大農民和城市貧民的聲音被強勢的新興的利益集團的聲音所掩蓋。中共在面對這個棘手的問題上再次顯示出自己的利益傾向，“國有股份減持”計劃已經面臨再次流產。朱容基的強勢作風再次遭到挫折。

在曾被中國青年報刊載，後來被腰斬的一篇文章中，我曾談到：“中國面臨的最大問題不是產業結構問題，而是社會結構問題”。面對現實中的中國，我們只要能清醒地看問題就會發現，今日的中國已經是一個社會結構四分五裂，地方割據的國家，人民處在一個極不平等，相互排斥，利益對立的社會。一方面是經濟繁榮，信息發達，高樓林立的現代資本主義城市，另一方面是資源短缺，知識匱乏，面臨破產的原始農村社會。在城市的居民可以享受着與世界一流國家同步的物質生活，具備完善的教育和生活。而在數百公里之外的鄉村則是仍為一日之餐而不知所終的廣大農民。他們不知道什麼是因特耐，也不知道什麼是納米水，他們所知道的只是如何讓自己的孩子能讀完小學，能夠讓自己的家人不再挨餓。這是什麼樣的兩極世界？我們在世界上還能找到什麼國家有這樣懸殊的兩極分化？是什麼原因造成了這種現狀？難道生活在現代的城市居民們忘記了中國的古語“物極必反”了嗎？難道你們在喝着哥倫比亞咖啡，眼看着股票漲落時就不會想到饑民會造反嗎？這樣的社會是個穩定的社會嗎？歷史沒有告訴我們過去嗎？

就在我遭到網絡上一些別有用心的人的毫無根據的人身攻擊之後，一位網絡上認識的朋友曾給我發來一封長信，詳細地分析了國人的心態。這位先生這樣說：“中國人善於平衡，隱藏自己的鋒芒，用春秋筆法來表達自己的觀點，這個社會不允許異人，也不允許思想家，朱容基就是例子。”朱容基先生也許在執政當初希望自己能改變中國，但現實不允許他進行下去；但我想問的是，既然自己知道不能改變，為什麼又要做維護舊體制的事情，既然知道國有企業不可救藥，為什麼還要將數千億人民幣投入到這個無底洞，為什麼不去用這筆龐大的費用建立中國的社會保障體制？讓人民減少對未來的恐懼，讓社會更安定？為什麼明知道這個體制無可挽回而還要鞠躬盡瘁去挽救？難道人民讓你執政是為了救活一個違背人性的體制嗎？就是為了延緩它的生命嗎？難道我們沒有子孫後代嗎？你的道德和勇氣哪裡去了？你是真正的改革者嗎？你與那些逆歷史潮流而行的人又有哪些區別？

中共十六大即將召開，平衡術將再次在中共官場上演，中共需要什麼樣的領導人？人民需要什麼樣的領導人？我們是否會再次看到一個“廉潔”而對中國未來無用的“清官”？當我們嘲笑了數年俄羅斯的變革之後，是否要在數年之後再被全世界人民嘲笑？當我們看到今日俄羅斯快速進步的時候是否會意識到，中國短期的發展和穩定已經走到了絕路？歷史和時間是檢驗真理的標準，難道我們不能在危險來臨之前就杜絕社會動亂？中國人的智慧到那裡去了？難道中華民族真是一個弱智短視的民族？

我們是否認識到世界的發展？我們是否需要深思？我們需要什麼樣的領導人？偉大的中國人，你們為什麼不講話？你們為什麼不發出自己的聲音？為什麼不告訴大家，我們需要一個對中國未來負責任的領導人，我們需要一個能改變中國的“異人”。一個能真正代表中國百姓利益的領導人。

誰是我們需要的領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