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书的作者杨继绳，曾任中国新华社高级记者和编辑35年。书名《墓碑》，副标题“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记实”，上下两卷共1100页，香港天地出版社发行。

在正文之前，我得先说一下为什么我如此重视《墓碑》。1988年，我在哈佛大学作Roderick MacFarquhar（马若德）的助教，协助他——西方世界研究中国“文革”的头号学者——教“中国文化大革命”一课，他也是全世界第一个在西方主要学府里专为“文革”开课的人。迄今，这门已开了整整20年的课，成了哈佛富有盛名的传统课程。他强调“大跃进”的失败是促发“文革”最大的因素。这段助教经历让我对这方面的研究专著一直很关注。后来，我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时，也给研究生讲过这方面的内容。

现在言归正传，谈谈这本值得尊敬的书。西方学术界通常对中文学术著作不太关注，然而，这本书却不同。它的首次发行是今年5月，但在书上市前，出版的消息已在西方学者圈中传开了。实际上，我首先是从英文渠道得知此事。此书在香港一上市，西方的好几家大报刊即用严肃书评予以反应。迄今我至少看到三篇书评了，对它评价极高。

尽管我刚回香港，诸事繁忙，但十几天来，一直在看这本书，看得非常慢、非常吃力。我之所以要在FT“三十年回顾”专栏中谈这本书，是因为它是我20年来所读到的那么多研究“大跃进”的著述（既包括中文也包括英文）中，最全面、最实证、有最多第一手资料和最多细节的一部杰作。尽管20年来，我一直关注这方面的资料，但这部书依然让我吃惊——有些细节我都看不下去，时常要放下来，喘一口气，因为里面的内容太沉重了。

我相信，这本书在学界的影响将会愈加显著。作者从1990年代初就投入精力做研究，成书至少是花了15年的时间。作者以前是新华社高级记者，有在全国采访的机会，他搜集的资料的扎实程度，在我所见过的这方面的著作中，无与伦比。据作者自己介绍，在写这部书前，他也曾读过相当多的翻译自外国学者、海外华人写的相关著作。他的感觉是：这些研究者远离中国，又无法看到中国档案馆的内部资料，所以他读这些海外研究成果时，总有一种隔靴搔痒的感觉。那些作者无法像他到处调查，更不具有能在大饥荒最严重的地区进行全面调研的时间和条件。因此，杨继绳虽未经过社会科学的系统训练，但他的方法却符合现代社会科学基本的要求。

作者1960年代毕业于清华大学，基础扎实。该书对资料的整理、对数据的比较，非常细致。在长达十几年的研究期间，作者在全国饥荒最严重的几个省，包括西北、西南、华北、华东、东北、华南等地的省区收集了大量资料，并面对面地采访了100多名当事人。他收集的资料多达千万字，仅访谈当事人的记录就厚厚的十多本。因此，书中提供的那些细节，让你看起来非常累，每页上的数据都是大串大串的。

杨继绳在研究中，还比较了几个外国学者对中国大饥荒的重要研究成果。第一个是美国的资深人口学家班久蒂（Judith Bannister），第二个是美国的人口学教授安斯利·科尔（Ansley Coale），第三位是法国人口学研究所的所长卡洛（Gerard Calot）。这三位国际学者都是从中国三年饥荒期间的人口变化，来推算那段时间中国非正常死亡的人数。
三位学者的统计均是从1958年底开始，一直算到1961年的上半年。班久蒂研究统计的死亡人数是2987.1万人；科尔的研究算出的死亡人数是2481万人；卡洛研究算出的是2850.9万人。杨继绳对这三位学者的研究做了仔细的比较，在此基础上，又比较了中国国内三位学者金辉、王维志、曹树基的研究成果。

金和王的研究成果我以前所读很少，而曹的《大饥荒——1959至1961年的中国人口》那部书在国际上非常有名。曹目前就在香港科大做访问学者，他的方法是非常独特的，以清代中国“府”的历史人口资料为基准，测算大跃进期间的饿死人数。

三位中国学者的研究方法及专业背景不一样，王是做统计学的，曹是做历史人口学的，但三人得出的数字比较接近，即死亡人数在3250万-3500万之间。杨继绳认为，他们在计算时，没有把在饥荒最严重阶段的之前和之后，即1958年底之前和1961年之后的死亡人数包括进去。所以，他的研究把这两个数据也包括进去了，因此结论是近4年中，中国总共饿死的人应该在3500万-3700万人之间；在这部书中，杨取的是中间数3600万。

这些数字非常重要，因为中国这场大饥荒中死亡的人数，不但在中国史无前例，而且在全人类文书记载上都是空前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印度裔学者森（Amartya Sen），曾把中国的大饥荒死亡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比较，指出这大大超过了印度40年里所有饥荒加起来的死亡总数。森的结论很有名：中国如此规模的大饥荒能延续那么长时间，绝不可能是天灾造成的，只会是制度性和政策性的原因。回顾世界近代以来的饥荒史可以发现，在任何一个独立、民主、拥有相对新闻自由的国家里，从未发生过长时期的大饥荒，因为信息自由可以促使政府尽快反应，采取措施。所以森强调，导致中国大饥荒死亡数千万人的根本原因，是错误的政策被延续了三年以上，在此过程中没有得到及时纠正，因为没有议会，没有新闻自由，没有选举，正是因为缺少了对执政者的制衡，才能使错误政策尽管每年导致上千万人死亡，也仍然强制推行下去。森在《发展与自由》中论证，经济发展过程中如果没有基本的自由，包括信息自由、普通百姓参与的自由、言论的自由，那么这个发展的过程一定会被扭曲，一定不会产生对普通民众和社会基层生活状况持续改善的效果。

从某种意义上讲，杨继绳1100页密密麻麻的研究成果，是以详细的数据资料论证了森从经济学上得出的结论。杨书中用的那么多细节，超出我的想象，尽管在这方面我以前看了相当多资料，然而读这部书，常常目瞪口呆。

举个例子。以前人们总认为死人是从1959-1960年大跃进进入高峰时才开始，杨继绳调查发现，其实从1958年下半年起，就有饿死人的现象，也有人试图反映。但这种反映往往到了地区一级就被压下去了。杨在书中详细描述了好几个重点省——河南、安徽、四川、甘肃等，12个省。饿死人现象，第一波最狠的是从河南开始。

饥荒蔓延，甚至连“粮仓”江苏，也有部分地区饿死人。杨继绳还跑了山西、广西，福建等省的几个地区，发现饥荒在这些省区也有。饿死人，河南信阳是一个典型，因为这里是“大办人民公社”的样板地区。据统计，信阳仅在1958—1959年期间，饿死人按当地公安局的口径是40万人。后来的调查证实，实际上当地掌握的数据超过了100万人。多数干部不敢讲，而敢于向上反映问题的基层干部被省委书记吴芝圃等上级打成右倾分子，受到批斗。杨继绳采访过一对反复遭打压的信阳干部，张树藩夫妇，都是为了反映这个问题受到严重迫害。今天张树藩已去世，夫人李瑞英还健在。接受杨采访时，她提到一个细节，那时信阳路边常看见饿死的人，基层还上报死人尸体被吃掉的事件。这些细节让人看了受不了——哪一个村子大概被吃了多少人，谁吃谁，包括吃路边人的尸体，吃自己家的死人，甚至包括自己家把自己家的小孩杀死吃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