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現代人類思想的殿堂中，“進步觀”是最重要的支柱之一。概言之，為之催生的是兩支力量。其一，告別中古時代後，人類的社會與文明猛然從靜態變為動態，從緩進變為疾行。這一進程為每個社會成員留下深刻的印象，它是進步觀產生的社會歷史基礎。其二，與技術和社會演進同步發生的是思想家對意識形態的重塑。培根、笛卡兒、孔多塞、聖西門、孔德、約翰·穆勒、黑格爾、馬克思，從理性、歷史、科學，多方面論證了進步的不可阻擋。但是，即使如此，如果沒有一支重要思想的加入，進步觀的理論基礎仍有欠嚴整。這一思想就是達爾文主義，準確地說，是被世俗理解的達爾文主義。它排列出了從低等生物、魚類、兩棲類、爬行類、哺乳類、人類，這樣的進化序列，使得文明與社會的進步從物種的進化那裡找到了根源和基礎。

　　從此，人類的精神開始被“進步觀”籠罩。崇尚進步、標榜進步，成為一切黨派、學派的口頭禪。這之中固然有為自身貼金的意味，但這也恰恰說明幾乎一切人都篤信進步乃人間最偉大的事物。人們以為，一切均可變，人類進步之趨勢不可變。

　　但是人類物質與精神世界繼續發生的巨變真的又到了質疑和顛覆“進步觀”的時候了。為之催生的仍然是兩支力量。其一，二百年來，人類的能力增長了許多，但是今天的世界遠不美好：環境嚴重污染；二次大戰之殘酷超過了以往的歷史；奧斯維辛集中營和古拉格群島；以及冷戰後暴力的升級，直到9．11事件的發生。率先富裕的西方人早就在質疑社會的“進步”了。歐皮特在其《進步：一個概念的興衰》中指出：從1972年到1982年，德國信仰進步的人數從60％下降到28％，不信仰進步的人數從19％上升到46％。人們已經不可能像半個世紀前那樣相信一個“新社會”、“新世界”、“新人類”即將來臨。相反，是“危機”和“風險”這樣的詞彙在頻率上超過了“進步”。其二，與此同時，敏感的學者開始了對“進步觀”的批判。他們指出：進步觀只是歷史的、晚近的產物；很可能只屬於一段歷史時期；科學的進步與道德的滯後導致手段的濫用；科學很可能成為人類毀滅的工具。但迄今所見的批判，大多並未涉及達爾文主義。而不涉及這一基礎理論不僅不可能對“進步觀”作出深刻的再思考，甚至必然陷入概念上的混亂，無法自圓其說。比如，該如何回答處在科學的進步和道德的未進步中間的人類是否在進步與進化呢？

　　生物學家終於出場了，並且一鳴驚人。古爾德在其1977年出版的《自達爾文以來》中提出：達爾文在《物種起源》中一直使用和探討的是“帶有飾變的由來”（desseent with modification）。達爾文否認物種有高級、低級之分，他說：假如一個阿米巴可以很好適應它所生活的環境，就像我們適應我們的生活環境一樣，誰又能說我們是高等的生物呢？達爾文幾乎獨自堅持認為，生物的變化只能導致提高生物更適應所生活的環境，而不導致結構的複雜性。達爾文只是在《物種起源》的最後才使用了“進化”這個字眼。是因為這個字眼的使用才導致了人們的誤解和混亂。順便提醒讀者們注意，生物學家在爭論物種是否進化時，核心概念是解剖學上的複雜與簡單，這要比權衡社會進步中的好與壞，明確清晰得多。

　　1996年古爾德的著作FULL HOUSE（中譯本的名字是《生命的壯闊》，我以為是誤譯，兼顧書名和書的內容，譯為“全局觀”似乎更合適。當然英文full house還是一種牌戲的名稱，漢譯很難兼顧書名的這種韻味）問世，將這一討論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度。

　　達爾文在一本鼓吹進化論的名著上寫下這樣的眉批：“千萬別說什麼更高級、更低級。”在回答同行的信中說：“經過長期思考，我無法不相信，所有生命都沒有天生的進步趨勢。”達爾文認為，自然選擇只能導致物種適應當地的環境，適應局部的環境，這種適應不可能產生全面的進步。特別重要的一個觀點是，對當地環境的適應，固然可能導致自身解剖上的複雜化，但同時也可能導致解剖上的簡化。這是反駁“必然進化”的極其重要的子觀點。其中的一個例證就是寄生蟲。寄生是比較普遍的一種生存策略選擇，而寄生蟲的結構顯然比其祖先簡單。一句話，寄生是適應的，卻不是進化的。這一生動的例證使我想到了我們社會中流行的“寄生”現象：一方面那些腐敗者獲取了豐厚的利益，另一方面他們的能力在全面退化——腐敗是絕對不需要高智力的；他們自己會發問，能夠獲得利益為什麼還要“進化”呢？另一個更雄辯的例證是細菌。古爾德說，細菌有36億年的歷史，它是整個生命歷史中的耐力冠軍和主宰者。人類要想撼動細菌的地位，還是無法想象的事情。甚至人類自身的重量中10％是細菌。人類是地球上最複雜的生物，而細菌是最簡單的。二者中誰的適應性更好呢？人類不能在地下六英里處靠玄武岩和水為生，也沒有能力利用地熱，沒有能力離開太陽能生存。細菌比人類有更強的適應性。一切抗生素都消滅不了細菌。原子彈可以消滅人類，卻根本奈何不了細菌。所以古爾德說，如果有生存賭博的話，把賭注壓在簡化上要比壓在複雜化上更明智。精緻和複雜固然有其一定優勢，但其劣勢也是巨大的：它由更多的部分組成，因此就有更多危機的可能。

　　如果生命中的複雜不是必然的發展規律，它又是怎麼產生的呢？古爾德提出了“牆與醉漢”的理論。他繼承了達爾文的觀點，物種在適應環境的變遷時，既可能將自身複雜化，也可能將自身簡化。他的建樹是提出，簡化這一邊有一堵“牆”，因為簡化不能無限發展，到了細菌這種程度就到頭了，不能再簡單了。而複雜這一邊沒有“牆”，可以一直走下去。古爾德作了這樣一個比喻：醉漢在路上蹣跚的右邊是一堵牆，左邊是一條溝。醉漢可能向任何一邊邁步，但既無“前定”的規律也無某個方向上的嗜好。是牆壁制約了他右行，他幾度右行撞牆，又幾度左行接近水溝，當某一次左行稍遠些時就掉進了水溝。醉漢們屢屢掉進水溝，但左行卻不是必然的，不是蓄意的，而是偶然的，是消極的。古爾德進一步以學術語言和圖像表述他的理論。

　　圖1表述的是統計學上的正態分布，圖2表述的是“牆”所導致的傾斜性分布，也即簡單物種與複雜物種的分布情況。

　　由於物種在適應環境時有向兩個方向變異的可能，而簡單方向上有一堵牆，使物種不能向左伸張，所以在牆的附近屯積了最大數量的簡單的物種。這與現實的生命世界中細菌和昆蟲的數量大大高於比之複雜的生物的情況相符合：地球上現存哺乳動物4000種，正式命名的多細胞動物多達100萬種。如果生物只能朝複雜方向變異，則擁有幾十億年歷史的地球上的全部生物，在數量上不應以簡單生物為重心。相反，由於生物在每一階段都有朝着兩個方向變異的可能，因此是無數次偶然地倒向了右邊，才產生了人類。走向複雜之路是成幾何級數銳減的。人類是跌跌撞撞地走到生物世界中的複雜的巔峰的。說人類更複雜是沒有問題的，更適應卻談不到，甚至不敢在適應性上向細菌誇口。

　　這一切顯然更符合達爾文在《物種起源》中屢屢講述的主題——飾變的由來，而不是進化。那麼為什麼達爾文要在該書的結尾改用進化一詞呢？這將是生物學歷史上永遠的謎團。古爾德的猜想是，那個時代“進步觀”正甚囂塵上，達爾文在其著作的最後一頁的措辭中向流行的話語妥協了。而這一措辭上的擺動，立即被斯賓塞這樣的狂熱的進步觀持有者歪曲和發揮。以至最終，進化論成為了達爾文主義的代名詞。這其實是絕大的誤會。所以古爾德說：“我們還緊抓進步的稻草不放，因為我們還不準備接受達爾文的革命。只有當我們摧毀了自大的基礎，承認了生物進化的不可預測，達爾文的革命才算完成。”

　　敏感而執著的讀者一定不肯全盤接受上述思想，他們分明看到了人類文化走上了日益精緻複雜的不歸之路。哪裡還有複雜和簡單的兩條道路？這正是我們想繼續討論的內容。

　　其實作為一個物種，人類在身體上並沒有一直不停頓地進化。人類學家認為，我們找不到過去十萬年來人類體型和大腦變化的證據。而這在生物的世界中恰恰是正常的，即成功地適應環境後，將發生的正是停滯，而不是持續的變化或曰進化。

　　持續變化或曰進化的是人類手中的文化，而不是作為物種的人類自身。一方面，文化不斷變異的事實不意味着我們以上對物種的討論遭受到嚴酷的挑戰。另一方面，人類是生物世界中的特例。其獨一無二性在於，他的大腦的進化（大約在十萬年前完成）使他跨越了智能的門坎，並賴此建立起他的文化系統。

　　物種與文化是極其不同的。“種”一旦從祖先的譜系中獨立出來，就定型了，不再變動。異種之間無法交配和混合。而文化是可以交流和混合的。並且交流恰恰是文化發展的一大促進力。文化通過交流而發生變異。

　　物種的變化是通過自然選擇獲得的。自然選擇是靠清除不適應環境的種類，而不是靠主動設計更好的版本，因此更簡單的和更複雜的都有可能被揀選。文化選擇則不同。它是人類的主動的、有目的的設計。拉馬克的“後天繼承性”在解釋動物進化中失敗了，卻歪打正着，可以用來解釋文化的繼承。因為文化是人類蓄意的結果，它當然擁有積累性和方向性，其系統越來越龐大，越來越複雜，越來越精緻。

　　這樣，我們又返回到本文開始時提到的，一些學者從科學與道德的脫節來質疑進步。我的看法是，道德問題實為物種內部的和諧問題；即使拋開道德不談，如前所述，在生存中選擇了複雜，極有可能增加了風險。發明原子彈的那個時刻意味着，單獨一個人就可能消滅全人類的新紀元開始了。今天人類面臨的風險之一是，隨着技術的發展，可以獨立地消滅全人類的個體越來越多。這意味着什麼不言自明。除此人類還面臨很多別樣的風險。我的看法是，人類隨時可能從地球上消失。它能走到今天實在是小概率中的小概率。當風險的概率變得非常大的時候，將是防不勝防的。

　　除此，在物種與文化的進化關係上還有一個問題應該稍稍提及。就是文化的進化是否將影響人類這個物種體質上的進化。我們前面說過，十萬年來尚未產生看得見的影響。但是這一歷史就要終結。一個消極影響是，由於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醫療條件的改善，發生在其他物種身上的自然選擇——弱者被淘汰出局，已經不再作用於人類。或許其結果是使人類這個物種更穩定。而一個積極的影響大概就要開始了。那就是以基因工程和克隆技術為代表的對人類自身的研究的深入。我們前面說過道德問題。人類馬上面臨的將是最大的惶惑：我們要不要將革命指向人類物種自身。而革命者們幾乎一定不會等待着道德爭論的終結。其結果將是任何人都無法預言的。

　　（古爾德：《自達爾文以來》、《生命的壯闊》，三聯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