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往事：沙甸事件 （组图）

2011年10月22号出版的英国《学人》杂志上有一篇题为“邓小平的遗产”(Deng Xiaoping’s Legacy)的文章。文章提到，“1975年邓小平下令军队镇压云南省的一个穆斯林村庄。那次行动导致1600多平民死亡，其中有300个儿童。由此可知，14年后，邓小平对学生和工人游行抗议的回应（加注：64事件）完全合乎他的性格。”（“In 1975 he ordered the army to crack down on a Muslim village in Yunnan province, an action which resulted in 1,600 deaths including those of 300 children. Deng's response to the student and worker protests 14 years later was hardly out of character.”)

文章提到的被军队镇压的云南穆斯林村庄就是沙甸。那次军队镇压云南沙甸回民的事件被称为沙甸事件。

沙甸事件，是父亲工作生涯中，惊心动魄刻骨铭心的一段痛苦经历。

1973年父亲从四川三线工厂调回云南工作。1975年沙甸事件武力镇压前，他被省革委会指派，到沙甸做调查，和沙甸回民代表对话，协商。1974年底中央来电，指名父亲带领沙甸回民代表赴京办学习班，并参加当时以王洪文为首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的三次见面会。武力镇压之后，又参加了对回民的安抚善后工作，父亲亲身经历见证了沙甸事件的很多发展过程。

1976年春天，我从青海回昆明探亲期间，听父亲讲述过他经历的沙甸事件。以后和父亲相处的日子里，又多次听他讲述有关事件的一些回忆。现在觉得有必要把父亲的讲述写下来，发表在自己的博客里，算是个历史记录。

历史背景

沙甸，是位于滇南个旧地区的一个有7、8千人左右的回民聚居村庄。

沙甸事件，是由文革中派性斗争发展最后导致严重的民族冲突。

文革初期，云南的造反派分成两派，八派和炮派。1968年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八派上台炮派受压。沙甸回民大部分属于炮派，因为人多势重，比较顽固强悍，不买八派控制的当地革委会的帐，当时滇南地区同属炮派，受到打击迫害的500多人，跑到沙甸来避难，当地八派主导的革委会随即派出以军人为主，一个加强营编制的庞大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沙甸，号称捅马蜂窝，搞所谓”划线站队“，批判”反军乱军黑干将“。军宣队进村后，就直接住在清真寺内。 这本来只是文革中常见的派性斗争，但因为沙甸炮派都是回民，这种斗争发展到极端时，八派开始以侮辱民族侮辱宗教的方式进行，比如强迫被批斗者学猪叫，学猪拱，甚至把工作队吃过的猪骨头丢到水井里等等，派性斗争开始朝民族冲突转变。

沙甸事件中，革委会和沙甸回民冲突焦点是清真寺是否开放的问题

从文革初期破四旧开始，沙甸的清真寺就被关闭了。1971年“913”事件后，沙甸回民开始上访，要求落实民族宗教政策，开放清真寺，让回民进入清真寺做礼拜。但没有得到解决。

1973年10月，沙甸回民自行打开被封闭的清真寺做礼拜。消息传出，红河州和蒙自县的革委会，立即派出有部队和地方干部组成的近百人工作队进驻沙甸搞“反复辟”，封锁道路，不准回民到清真寺做礼拜。回民绕道进去，工作队即用高音喇叭进行干扰，并说“打开清真寺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

1974年，全国开始批林批孔运动。批林批孔运动联系当地实际，沙甸这样的回民地区就变成了批判可兰经，关闭清真寺。

父亲回忆：

“当时省革委负责人执行‘四人帮’路线，派大批工作队到沙甸搞‘批林批孔’，实际上是批宗教，粗暴干涉回民宗教活动，强行关闭清真寺。省革委主任周兴讲：‘他们（回民）打开一万次，你们（指工作队）要关闭一万零一次。’ 由于强行阻止回民进清真寺，引起了冲突。有人上京告状。王洪文批示：‘云南此类事件不少，希望周兴同志亲自抓一抓’ ”

北京来电

为了镇压遏制沙甸回民的反抗，当地革委会政府，在临近沙甸的鸡街建立了专门对付沙甸的民兵指挥部，沙甸也以原有的民兵武装为基础，并抢夺附近武装部的枪支，相应建立了民兵团以对抗。两边冲突不断，互有死伤。

1974年底，中央来电，点名由父亲 带领沙甸回民代表上北京解决问题。这封电报被省革委印成传单，在昆明市及全省到处张贴散发。我记得母亲当年这样讲过：“你爸爸在云南工作这么多年，从来没这样出名，他的名字随着中央来电被到处张贴散发。”

1975年元旦之夜，父亲和另外一个汉族干部带领沙甸回民10个代表，登上中央派来接人的三叉戟专机，当夜飞到北京，住进国务院招待所。

来到北京办学习班的10个沙甸回民代表（网上下载）

中央来电上面，父亲的名字排在前面。到北京后，带队干部的名字做调整，父亲的名字被排后面。大家都知道，在共产党的体制里，排名顺序非常重要。父亲说：“我知道，他们对我犯疑心了。” 父亲还说，时任省革委会主任的周兴问过父亲多次：“你是哪里的回民啊？” 父亲回答是滇东北昭通的（沙甸是滇南）。从周的多次问话中，父亲感觉到一种不信任，好像是在探寻父亲和滇南那边的回民有无什么关联

云南回民分为滇东北，滇西，滇南3块，历史上大多是作为军人从北方而来。 第一次，元朝时期随蒙古军队进入云南。第二次，明朝初年随蓝玉沐英征战云南，剿灭元末残余小梁王。根据家乡石碑记载，我的祖先就是第二次时，征战云南明王朝军队中的一员。回民一般比较彪悍，而云南回民因为先祖的军人历史传统，更加彪悍，最有名的就是清朝咸丰年间的杜文秀造反。那次造反主力是滇西回民。有意思的是，沙甸所在的滇南回民在那次造反中，被清王朝招安，是镇压杜文秀为首的滇西造反回民的急先锋。滇东北回民也参加造反，老家那个村子因为造反被屠村，死了上千人，不过并没有和杜文秀的造反回民连成一片。

因为名字排序调整和周兴多次问话，父亲开始很小心了，所有和回民代表的交涉开会，父亲一定等到那位汉族干部在场才做，自己绝不敢单独和回民代表接触。

父亲虽是抗战初期参加共党的干部，一直也自认为对党忠心， 但在这种民族关系高度敏感紧张时刻，中国传统文化中那种“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观念，在共产党内还是起主导作用。共产主义原教旨本来讲“工人没有祖国”，“无产者没有民族性”，但实际上不论是前苏联还是49年后的中国，实际做的完全相反，虽然同为共产党人，少数民族的共产党人在政治上，要比汉族共产党人多一个小心：要时刻提防被戴上“叛国” “独立”“地方民族主义”的帽子。

父亲回忆：

“1974年12月，接到中央通知，要我和XX带领10个回民代表上京，在飞机上看到省州市有关负责人和两派头头都来了。到北京后一起开会学习，中央领导人三次接见，参加的人有王洪文、吴桂贤、苏振华、陈锡联、纪登奎。中央宣布派红河州委书记冯治国和回民代表马绍美回红河收缴枪支。王洪文在会上讲“如果不听就要打土围子”。到第三次传达26号文件精神，就说要“实行军事包围，如不欢迎解放军进村，就采取军事解决”。要参加会议的每个人表态。我被指定发言。由于初到北京时我的排名在XX之前，后来我的排名就靠后了。由此使我产生了疑虑，不敢再与回民代表私下接触，和回民代表开会时要有统战部的人参加。固此，在这次会上我的表态十分慎重，主张劝说回民欢迎解放军进村。”

父亲对我说过，他在王洪文为首的政治局委员们的接见会上的发言，除了谈到要欢迎解放军进村外，还讲了这样一个家乡发生的故事（这个故事我听奶奶也讲过）：19世纪50－60年代，云南滇西发生了杜文秀回民起义，老家滇东北地区回汉关系也高度紧张。有一天，一头疯牛突然跑到了昭通城里最热闹的陡街上，街道上有人为了躲避疯牛，就开始奔跑，这一奔跑，造成了恐慌，有人看见别人跑自己也跟着跑，这时听见有人边跑边喊：”回子造反了！回子造反了！”。一下子回民和汉民都各自回家拿出刀枪开始互相砍杀起来，一个疯牛奔跑，就这样毫无理由地引发一场残酷的民族仇杀。父亲给政治局委员们讲这个故事的意思是说，民族关系要长期经营和维护，如果不注意做长期维护的工作，到了民族关系高度紧张的时候，一点点无关的小事，都可能触发大规模的民族冲突。

父亲讲的这个故事是不是和昆明血案后，广州最近发生的地铁践踏事故有相似之处？

父亲回忆：

“中央工作组组长袁木（注：就是64后那个国务院发言人）找我谈话，我给他讲了回族全民信仰伊斯兰教的特点，还讲了伊斯兰教的“五功”等，希望他正确理解回族和伊斯兰教，他问我对宗教的态度，我用马克思和毛主席对宗教的论述来回答他，意在说明信教或不信教是人民群众自己的事，应由人民群众自已去决定，别人不能“代疱”。他说：“那么你是反对他们的做法（指关闭清真寺，不让回民做礼拜）？”即然他已挑明，我就不作解释了。”

武装镇压

回民代表回到云南后，他们提出的大部分要求省里都同意了，最后最大的一个争议集中在清真寺的关闭问题。沙甸回民要求政府答应，解放军进驻沙甸后不要关闭清真寺，但政府对此事不表态。父亲说，周兴很多问题都让步了，但就是对此事不表态，而此事也正是沙甸回民最在乎的问题。

因为政府不答应解放军进村后不关闭清真寺，沙甸回民就不让军队进村，最后就是武力解决了。

执行武力镇压的是14军，也就是后来的14集团军，有近万人。昆明军区由副司令员刘春山指挥。军队先是武装包围村子，和沙甸回民武装形成对峙局面，1975年7月29日凌晨突然开打。父亲说因为是军事行动，地方干部完全不知情。父亲估计可能连周兴都不太清楚军队的进攻行动，就算知道，也可能最后一刻才知道。那是从中央军委，总参，到军区，再到14军的军事行动命令，邓小平时任总参谋长。

镇压过程非常惨烈。解放军开始采用穿插分割传统战法，凌晨先派一支精干部队（当时听说是个侦察连，最近听有人说是一个侦察排。）在一个副团长亲自带领下，偷偷潜入村子，想把沙甸分割成几块，再一块一块吃掉。但是沙甸回民武装警惕性非常高，发现部队进村偷袭。立即全民动员，打起人民战争。部队因为在文革中搞政治学习太多，战斗素质不强，加上地形不熟，穿插分割失败，副团长被打死，偷袭部队几乎被全歼。这一下子震动了沙甸前线指挥部。最后为了最大限度保护部队避免牺牲，尽快结束军事行动，采取了最极端最容易的方法：调集炮兵部队（据说是个炮兵师），用炮地毯式轰平整个沙甸村。沙甸回民武装赖以抵抗的工事，只是普通农村民房建筑，勉强挡得住子弹，在炮火攻击面前，完全不堪一击，整个村子被炮火夷为平地，战死的沙甸回民绝大部分丧生于炮火之中。周兴在沙甸前线目睹部队和回民都死了很多人，心中着急，自认为责任重大，当场病倒不起，当年10月病逝于北京。

当时听到两件事令我印象深刻。其一是，炮火轰平村子后，回民武装完全丧失抵抗力，剩下没死的也都身受重伤。部队进村后，开始施行优待俘虏政策。有个战士看见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腿被炮火打断躺在地上，就把孩子背起来，想把他送到战地医院去救治。这个孩子在战士背上一声不吭，拉响了战士屁股后面挂着的手榴弹，两个人同归于尽。其二是，军事行动结束后，逃到村外避难的一些老弱妇幼，被允许回来收拾处理亲人遗体和成为废墟的家园，据说她们没有哭泣，脸上毫无表情。在场观望者说：“这些人太可怕了，她们要是哭泣，到还不害怕，居然面无表情，冷漠以对，让人不寒而栗。”

父亲回忆：“最后中央决定回民代表回云南，省委办公厅副主任金冶敏要我跟他一起到沙甸工作队，我拒绝了....。7月中旬，看到由周兴签名的一个命令写着“XXX（父亲）带50人于16点30分到沙甸，不到追究责任。”我只得遵命按时到达，加入了工作队，我声明患有周期性瘫痪病，需要单独生活，没有与工作队住在一起。后来我问红河州委书记，“周政委要我来，究竟要我干什么？”他叫我直接去问周兴，后来通过李文传话说：“XXX（父亲）不能走，就在沙甸”。但决定开战，并把沙甸定为反革命武装叛乱，这样的大事，事前并不让我知道，也不征求我的意见。战斗打响后，又要我表态，我只好向受难群众讲：“你们应该欢迎解放军进村不就没事了。不该修工事设防对抗解放军”。其他只能照本宣科。8月9日接到xxx来信，说：“估计你有许多困难，也会有些意见，但不管怎样，以大局为重，以完成艰巨繁重的政治任务为主，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努力工作为上。你是回族领导同志，做起工作来有利于发挥更大作用”。我看后，心里不是滋味。后接省委通知，要我带着50人先回昆明，再到文山去。到了文山让我当回民工作队队长，主要任务是所谓“平叛”善后工作，安排群众生产、生活，盖房子。做安定团结工作。我们先到茂克大队，发现有些回民逃跑了，有的被抓去劳改，有的办学习班。在学习班把地主分子与群众放在一起学习，要我去讲话，我说你们把地主分开。我主要讲了如果欢迎解放军进村，不采取对抗就没事了。后来到小石桥，那里支部书记坚持欢迎解放军进村，避免了灾难，丘北县的河边、旧城、日若三个回民村同样欢迎解放军而没事。”

父亲谈到，因为他在沙甸事件中的表现，沙甸军事镇压后，省委某常委曾在常委会上提出要处分他，不过别的常委听到这个提议后都不表态，父亲才没有被整，此事是另外一个和父亲关系比较好的常委私下透露给父亲的。

父亲说过多次，当时如果采取围而不打的办法，结局可能会比较好。滇南有好几个回民村落，就是采用围而不打的办法，耐心做工作，最后让解放军进了村，避免了双方的流血。对沙甸进行军事镇压的决策者们可能这样想：堂堂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的地界上，没有进不去的地方，小小沙甸居然胆敢不让解放军进村，反了！再等下去就是示弱，不狠狠镇压，军威何在？可是从沙甸回民的角度看，他们捍卫的是宪法保障的宗教信仰权。即使是中国1975年年初通过的最左的宪法也有这样的规定：““第二十八条公民有言论、通信、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罢工的自由，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和不信仰宗教、宣传无神论的自由。”打开清真寺做礼拜，是最基本的信仰宗教的自由。当然在中国，党从来都高于宪法，军队是党的军队，以宪法来对抗解放军，是反党反军，必遭镇压。

沙甸镇压后政府进行的宣传中，沙甸回民有条罪状是企图建立伊斯兰共和国。我当时问过父亲，他说那不是事实。父亲说他们就是拿了沙甸村里发现的一面有可兰经文在上面的旗子作为证据，其实那只是个宗教含义的旗子，根本没有什么独立建国的意思。想想也是不可能，那么一个小村子，周围都是汉族村庄，想独立建国？简直是笑话。如果想独立建国，那他们为什么还一直不断地上访，最后到北京去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为什么当时政府要如此宣传，原因很简单，死了这么多人，必须最大限度使军事镇压合理化正义化。只要被戴上叛国分裂祖国的帽子，就罪该万死，没有任何人会同情。

最近看到网上有文章说，沙甸事件起因，是一个排手无寸铁的解放军进入沙甸去做毛泽东思想宣传工作，结果全部被割喉杀害，解放军才被迫用炮火消灭回民武装，这也是个不实的说法。第一，当时我从来没有听父亲讲过此事，我最近问母亲，她也说从来没有听过这种说法。第二，当时政府有个沙甸平叛宣传提纲，里面列举了30大罪状，但却没有这条罪状。如果沙甸回民真的割喉杀害了一个排手无寸铁的解放军，罪状中应该明确列出这一条，这为军事镇压提供了强有力证据。凡是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知道政治宣传效果的威力，如果这样的罪行是真的，绝无可能把这么重要的情况隐去完全不提。沙甸回民武装是打死了一个小分队的解放军，不过那不是手无寸铁，打不还口，骂不还手，只是来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军人，而是全副武装凌晨潜入村子打分割穿插的侦察部队。

关于军队这方的死亡人数，维基百科说，军方死亡人数为130多人，这正好是一个连的兵力人数。猛烈炮火攻击后，沙甸回民武装基本没有抵抗，军队自此以后应该没有更多伤亡，所以军队战死的人员，应该是凌晨潜入村子，被回民武装歼灭的那支打穿插分割的小分队。这么看来，我当时听到小分队是一个连的可能性很大。

我记得父亲母亲当时讲述沙甸事件时，还有如下评论：

禁止和消灭宗教，反宗教，限制宗教，都非常愚蠢。宗教，那可是有上千年历史的信仰，世界上那么多民族，那么多人，信奉了那么长时间，那种精神力量有多大，你怎么可能禁止反对得了。你越禁止，它就越反抗，他的信徒就越信，越有市场，传播得越快。宗教当然也可能会消亡，但那应该是个自然的过程，精神的力量只能被另外一种精神的力量去征服，从而走向消亡。任何外力想去消灭宗教的做法都不可能成功。共产主义作为人类一种信仰，不过百多年历史，怎么有人可以如此不自量力，如此狂妄，居然要向宗教宣战. 伊斯兰教创始人穆哈默德的形象是一手拿宝剑，一手拿可兰经，这是它的一个特点，你要灭它，它一定挥起宝剑和你拼一死活。

沙甸军事镇压后，上街游行支持镇压的游行队伍（网上下载）

这次回国在昆明期间，外甥女安排我到一个经络馆去拉筋，据说是“筋拉1寸，寿增10年”。给我做经络拉筋的齐齐老师，20多岁，汉族，云南宣威人。我和她聊天时，问她家乡有无少数民族，她说：“基本没有，只有回族“。她反问我：”你对回族印象怎样？”我说没有什么印象。她接着说：”我们都对回族印象不好，回族太霸道，我读高中时，学校里有个回族同学，非常调皮，爱打架，是全校有名的坏学生”。我心里暗暗发笑，要是她知道我是回族，一定会很尴尬。不过这也正好说明，她说的是真心话。

今日沙甸

这次回国期间，在去元阳看梯田的路上，途经个旧时，拐到沙甸村做了短暂停留

沙甸的大清真寺

街道建筑修建得都很漂亮，可是没有什么人和车，到处冷冷清清。为什么会这样？估计和全中国各地的农村状况一样，青壮年都外出打工做生意去了，剩下的都是老弱年幼。我们中午时分开车进沙甸镇后，本来想吃顿午饭，可是很多餐馆虽然挂着牌子，但却关着门。有个餐馆开着门，进去后，没有人吃饭，也没有人出来打招呼，问了一个路人，他告诉我们村边有个餐馆可以吃饭，我们到了村边后，才找到餐馆吃上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