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能給老三屆道歉

——為紅衛兵說句公道話

山人

陳小魯和宋彬彬回校道歉的消息備受關注，一方面因為他們曾是天子腳下、與宮廷具有千絲萬縷聯繫的貴族紅衛兵；另方面他們都是北京“紅八月”時期中學紅衛兵的出名人。山人與他們是同齡人，也是六六屆高中畢業生，也參加過紅衛兵組織。山人認為：凡是做過錯事、壞事的，都要懺悔，凡是傷害（包括肉體和精神）過別人的，都應該道歉，這是做人的準則。但是，山人同時又認為，紅衛兵是歷史的產物，是奉旨造反的。老三屆中學生在1966年還是未成年人或准成年人。中國這麼大，各地紅衛兵在文革初期的表現具有相當大的差別。同時，紅衛兵本身是文革的受害者，就群體而言，應當是最大的受害群體。山人想說一句：文革十年，除了紅衛兵需要道歉外，其他人要不要道歉呢？事過近半個世紀，又有誰能給走進暮年的老三屆道歉？除了道歉外，是否還有更深刻的教訓呢？

（一）紅衛兵的興衰史說明，最應該道歉的不是紅衛兵

毛澤東發動和領導的“文化大革命”，從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時間跨度應該是十年零五個月。我記得文革中《參考消息》曾轉載過一篇外電報道稱紅衛兵“頭年香，二年臭，三年挨批鬥”，其實這也是紅衛兵的真實寫照。紅衛兵最肆無忌憚的日子是1966年“紅八月”；最風光的時期是1966年九月至年底的“大串連”和“炮打”；最血腥的時期是1967年夏天至1968年夏天的大武鬥。從1968年夏天開始，軍、工宣隊進駐大中學校，紅衛兵組織被解散，紅衛兵組織事實上已經不復存在了。

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的文藝作品常把紅衛兵描寫成凶神惡煞，歷史上真正紅衛兵幹了多少壞事呢？在長達十年零五個月的文革運動中，紅衛兵的存在不到兩年。如果將文革初期工作組領導下的運動也算在內（那時除了北京的少數中學，其他地方還沒出現紅衛兵，勉強可稱為“前紅衛兵時期”），滿打滿算，紅衛兵也只存在兩年。山人結合自己的經歷，對紅衛兵的興衰史作如下概括和評點：

（1）1966年六七月間工作組領導下的“揪黑幫”運動

1966年五月底批判“三家村”、六月一日號召“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然後大中學校“停課鬧革命”，黨內傳達打倒彭羅陸楊的材料，公開批判的是吳晗、鄧拓、廖沫沙。運動主要在文化教育界進行。學校受衝擊的主要是各級領導和老教師。因為是黨的號召，又是在黨的領導下，幾乎所有大中學校學生都投入到運動中去，極少人沒有寫過大字報。這兩個月中，對老師精神上傷害很大，尤其是被稱為“反動學術權威”的教師和出身不好、有“歷史問題”的老教師。寫大字報“批判”自己老師，深深傷害了老師的心，作為學生，當然需要道歉。其實，在第二年的大武鬥中，許多老師跟學生參加同一派組織，成了“一個戰壕的戰友”，已經有人私下向老師道歉了。我們學校最大規模的集體道歉是1995年老三屆大聚會，我記得一位當年全校第一個被打成“黑幫”的陳姓歷史老師，那一天是同學們用藤椅抬來接受道歉和一起合影留念的，次年，他就享盡天年歸西了。我說當年的學生應該道歉，領導運動的人更應道歉，發布“五一六通知”的組織難道不更需要道歉？

（2）1966年“紅八月”

紅衛兵最肆無忌憚的日子是1966年“紅八月”。“紅八月”的策源地是首都北京，風暴是由高乾子弟為主體的老紅衛兵刮起來的。第一個被打死的是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副校長卞仲耘。時間是在《十六條》公布之前的1966年8月5日。8月8日，八屆十一中全會結束，通過並公布了全會決定，即《十六條》。《十六條》雖有“要文斗，不要武鬥”的條文，但從8月18日開始，針對教育工作者、原工商業者、社會無業游民的血腥迫害和殺戮升級。據當年的中學生王友琴《恐怖的紅八月》披露：在“紅八月”風暴中心北京，共有1772人喪生。

八月下旬，首都紅衛兵到各地“煸風點火”，“紅八月”風暴向全國大中城市輻射。各大中城市也出現高乾子弟為主體的紅衛兵組織，用同樣的手段迫害同樣的人群。也有被迫害致死的，但風暴強度已經大大減弱，目前尚無統計數字。

靠“紅八月”風暴最近處的北京大興縣，從8月27日至9月1日，縣內13個公社，48個大隊，先後殺害了地富及其親屬325人，最大的80歲，最小的才出生38天，有22戶人家被殺絕。這個暴行主要是當地自稱“貧下中農”的民兵所為，但確是受到城裡紅衛兵運動影響的結果。

當年還好沒有網絡，信息主要靠口筆相傳，“紅八月”風暴吹到縣城一級，已經減弱為“低氣壓”。山人所在縣城出現“南下紅衛兵聯絡站”，已經是九月初了。在首都南下紅衛兵和省城紅衛兵的教唆下，縣城也出現體罰和人格侮辱。如給被打成“黑幫”的老師塗黑臉、剃陰陽頭、戴高帽遊街，逼他們登高爬台階，逼他們唱《牛鬼蛇神哀歌》——“牛鬼蛇神要滅亡，我的狗命不久長。牛鬼蛇神ХХХ，難以逃出此邏輯！”穿綠軍裝的紅衛兵開始在校園中神氣活現，校園內充滿了戾氣。不時可聽到《造反歌》：“拿起筆作刀槍，集中火力打黑幫。革命後代舉紅旗，文化革命當闖將！忠於毛主席忠於黨，黨是我的親爹娘。誰要敢說黨不好，馬上叫他見閻王！革命無罪，造反有理！一反到底，就是勝利！殺！”這些東西都是“首都南下紅衛兵”傳授的，版權應屬於貴族紅衛兵們。

縣城的紅衛兵更多是響應《十六條》號召“破四舊”，開頭主要是毀壞了一些廟宇、神像和古建築裝飾，還燒了一些古籍。本人也參加過一次搗毀神像的行動，後來感到十分後悔：我們總以為搗毀神像是破除封建迷信，卻沒想到自己加入到製造最大封建迷信——億萬人忠於一個人——的可卑行列！泥菩薩如果有靈，我願給他們磕頭道歉！

“紅八月”是紅衛兵的罪行，紅衛兵的恥辱。每一個當事者都應當反省、道歉。但是，筆者認為，光光道歉是不夠的，還應當通過回憶，弄清真相，弄清根源。筆者認為：弄清根源，不但可以防止文革悲劇的重演，同時對當前反恐也有指導意義。北師大女附中一個個“窈窕淑女”，為什麼一夜間變成打死校長的女魔？這跟昆明“301”恐怖襲擊發生後人們的疑問“花一樣的少女，怎麼會變成揮刀砍殺無辜旅客的惡魔”是一樣的道理：施暴對象都與她們無冤無仇，她們是被“聖戰”洗了腦。人的本能都有動物的獸性。人類與普通動物的區別僅僅在於有思維，有理性，理智能夠克制獸性。一旦被某種邪說洗腦，理性消失，獸性也就復萌。洗腦者比施暴者罪惡更大。清除邪說，才能拯救人類的靈魂。

（3）1966年八月底至年底的大串連和“炮打司令部”

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接見紅衛兵，此後，大約每半個月接見一次，前後七次，共有一千多萬來自全國的紅衛兵接受毛澤東的接見。本人是當年國慶節進京朝見的，也就是第四次。紅衛兵被毛澤東稱為“革命小將”，他們所到之處都被稱為“毛主席的客人”，這是紅衛兵最風光的歲月，也是他們的巔峰期。毛澤東為什麼要花這麼大的代價，讓全國紅衛兵來個大串連？用他的話說，就是中央出了修正主義，希望地方能出“孫悟空大鬧天宮”。紅衛兵就是“孫悟空”。毛澤東的意圖通過“中央文革”傳達給首都幾大紅衛兵領袖，然後再由他們的組織傳到全國各紅衛兵組織。通過串連，在紅衛兵中形成“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共識，文革進入主題——“炮打司令部”。不但劉少奇的“司令部”被炮打，地方黨委也先後被炮轟。如福建省，1966年8月29日，廈門雙十中學（即廈門八中）紅衛兵到福州揪斗教育廳長王於畊（省委第一書記葉飛的夫人）從而揭開了炮轟福建省委的序幕。此後，從省到公社一級，黨政都被炮轟，領導人都靠邊站。紅衛兵“大鬧天宮”，不但打倒了劉少奇的“司令部”，同時也搞垮了各地“分司令部”。

不過，如果單靠紅衛兵“炮打”，他們打的幾乎都是空炮，無非是到黨政機關靜坐、示威，最激烈的也不過是封了辦公大樓，逼領導人交出“黑材料”。說句在行話，這樣的“炮打”，對“走資派”毫髮無損。

但是，全社會都已經明白，毛澤東是紅衛兵的“紅司令”。所以，“革命小將”的“革命行動”很快就得到社會的響應，黨政機關、企事業單位先後都殺出“造反派”，堅決支持“革命小將的革命行動”，並且很快就出現了跨單位的群眾自發組織——聯絡站、司令部。其中不可低估的是兩股力量：一股是工人造反派組織，人數多，敢沖敢幹，他們聲稱是“革命小將的堅強後盾”。另一股力量更加關鍵，那就是機關造反派組織。處級幹部在縣裡算“當權派”了，但在省直機關只是中層幹部，可以參加群眾組織、佩戴紅袖章。在中央機關，司局級幹部也還算“群眾”，也可佩戴紅袖章。這些人最了解內情，他們如果往紅衛兵的大炮中裝填彈藥，殺傷力就大不一樣了！所以，表面上看，各地“司令部”是被紅衛兵轟垮、“走資派”都是被紅衛兵打倒的，實際上最起作用的是機關造反派，特別是中層以上幹部。關於這一點，其實常常被文革研究者所疏忽。

“炮打司令部”是功是過，近年頗有爭議。如果真像某些人說的屬於“反腐敗”，那麼，這個功勞不能全都記在紅衛兵的功勞簿上的；如果是過錯，這個過錯也不能全都記在紅衛兵賬上的。他們只是奉旨造反而已，況且，炮彈還靠別人裝填！

（4）1967年的“一月風暴”，紅衛兵運動退潮

1967年1月，上海的造反派奪了市委、市人委“走資派”的權，成立了“上海人民公社”，毛澤東高度評價這個行動，並將新政權欽定為“革命委員會”。全國各省市的造反派競相仿效。所謂“一月風暴”，就是奪共產黨政權的風暴。小娃娃豈能掌大政權？大中學校紅衛兵已經退居配角。“上海人民公社”的領導機構“勤務組”一共設十九席，紅衛兵只占一個席位。當時的報刊就說：“一月風暴”之後，“工人階級已經登上文化大革命的舞台，成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軍”。所以，山人負歷史責任地說一句：一月奪權風暴，紅衛兵干的壞事極其有限。

（5）歷近一年左右的大武鬥中，紅衛兵只是炮灰而已

《十六條》的確寫上“要文斗，不要武鬥”。可後來為什麼又演成被毛澤東稱為“全面內戰”的大武鬥呢？山人認為主要有三個方面原因：一是各派間明爭暗鬥都是為了一個“權”字；二是“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理論已經滲透到國人的頭腦深處；三是軍隊的介入和江青的講話促成了武鬥的升級。

毛澤東認為，革命的核心問題是政權問題，有了政權，就有了一切；喪失了政權，就喪失了一切。靠什麼奪取政權？新中國從來沒有人說過可以用民主手段和選票獲得政權，“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理論已經滲透到國人的頭腦深處，成了“唯一真理”。從1949年到1966年，各級共產黨組織都牢牢地掌握着政權，到了1966年底，共產黨的各級地方組織幾乎全部癱瘓，誰取而代之？靠什麼取而代之？在1966年底之前，人們都還相信，毛主席一定會派他的司令部的人來取而代之。可是到了1967年一月，人們從上海看到，不是中央派人來接替陳丕顯、曹荻秋、魏文伯，而是讓造反派取而代之！因而各種勢力都想爭取造反派，都打起造反的大旗，雖然口號都是“誓死保衛毛主席，誓死保衛黨中央”，其實都是為了一個“權”字，都想能分到文革果實的一杯羹。

紅衛兵造反的時候，動機確實還是比較純正的——“保衛毛主席，保衛黨中央”，不管保守派還是造反派，動機一般不會是為了奪權當官。待到全社會都動起來，問題可就複雜了：曾經受壓的老幹部，過去沒有機會翻身，現在時機來了，要維權，要造反，要翻身——山東王效禹、山西劉格平、西南“兩挺”都是這樣的人。到了1966年底，保守派基本上都已土崩瓦解，既然都是造反派，為什麼還要分裂成兩派或幾派呢？答案很簡單：為了權，為了不同的利益。例如安徽，前任省委書記曾希聖先是搞極左餓死人，後又支持所謂“單幹風”被罷了官，曾希聖手上提拔重用的那批幹部都倒了霉，他們何曾不想翻身？而後任省委書記李葆華又被列入“劉鄧黑線”，他提拔的幹部豈肯服輸？這兩部分勢力各拉隊伍，其實就是後來的安徽兩大派。福建的的問題則更加複雜：福建曾是緊挨中央蘇區的老根據地，紅軍長征送走一批，新四軍成立又送走一批，留下打游擊的還占領着武夷山、鷲峰山、戴雲山和閩粵交界的烏山。本來就山頭林立，1948年又發生了中共福建省委濫殺127名中共城工部骨幹的事件，不但激化了內部矛盾，而且影響當事者日後在新政權中的地位。1949年6月，在國民黨還占領着省會福州和大半個福建的情勢下，在建甌召開分配權力、定鼎福建的會議，確定了行政區劃和黨政領導人。按這個方案，山西南下幹部在新政權中占據絕對優勢，許多比他們資歷更老的當地老紅軍、老游擊隊長、老地下黨員卻屈居他們之下，心裡當然不是太服氣。1959年廬山會議之後，葉飛在“反右傾”中又反了“地方主義”，使包括省長在內的許多地方老幹部再次受挫。文革將葉飛列入“劉鄧黑線”，很多地方幹部都覺得揚眉吐氣。在他們的影響下，原屬他們“革命活動”的地區紛紛成立“老區農民造反團”，進駐省城要求揪斗葉飛，各個山頭、各種力量都浮出水面。同樣打着“老區農民造反團”的，有的參加誓保韓先楚的“八派”，有的卻參加打倒韓先楚的“革派”。

大奪權是因，大武鬥是果。大奪權初期，為了一枚大印而幾派大打出手，用的還只是冷兵器。毛澤東為了收拾這個亂局，在1967年春決定派軍隊介入。但是，軍隊介入對亂局而言只不過是“揚湯止沸”，不但制止不了造反派之間的衝突，反而使武鬥迅速升級。為什麼？後來官方的宣傳都歸咎於江青“文攻武衛”口號和王關戚的“揪軍內一小撮”。當然，江青和王關戚確實給造反派之間的衝突火上澆油，但參加過文革的人都只道，其實“支左”部隊本身就是武鬥升級的重要因素。軍隊不是鐵板一塊，而是山頭林立。例如福建，當時稱為“福建前線”，全中國駐軍最多的一個省。野戰軍28軍、31軍原屬三野，海軍的許多幹部也來自三野，而福州軍區（台海局勢緩和後撤消，劃歸南京軍區）司令員韓先楚屬於四野林彪的愛將，韓有自己的人馬。廈門是“八二九事件”的策源地，全島都屬“八二九派”（簡稱“八派”）勢力範圍，廈門大學是他們的核心。但“八派”內部又分裂為“促聯”和“革聯”，而且打得不可開交。究其原因，就是：福州軍區支持的是“促聯”，31軍支持的是“革聯”。寧德縣乃至整個福安地區（即現在的寧德市）的武鬥中，福州軍區支持的是“八派”，海軍支持的是“革派”。

全國大武鬥，只有飛機導彈原子彈沒用上，其他武器基本上都用上了。武器從何而來？當然，部分軍工企業曾捲入武鬥，他們提供過不少武器。也有來自“民兵”，其實就是各地人武部甚至正規軍。所謂“造反派搶槍”，在許多地方實際上是明搶暗送的。所以說，軍隊介入是武鬥升級的重要因素。

打仗是要用軍事技術進行指揮和布陣的。大武鬥中兩派“武衛司令部”實際的指揮者都不是學生，而是轉業復員軍人，甚至就是現役軍人脫下軍裝在幕後指揮。青年學生血氣方剛，不考慮後果，背誦一段毛澤東語錄“下定決心，不怕犧牲……”和林彪語錄“老子今天就死在戰場上……”之後，就衝上火線。由於學生缺乏必要的軍事常識，被打死的機率就特別的大。

山人沒有參加過武鬥，但親身觀察到，紅衛兵是大武鬥的炮灰，不是大武鬥製造者。應該對大武鬥負責任及道歉的，不應該是紅衛兵。

（6）革命委員會成立後，大多數原紅衛兵是被迫害的對象

文革到底整了多少人？葉劍英曾說過整了一億人，這裡的“整”應該是廣義的，包括大會小會被點名批判。而狹義的“整”，指的是立案審查，中組部統計的幹部共有230萬人被立案審查，如果把一般老百姓統計進去，估計立案不少於一千萬件。文革中的冤假錯案百分九十以上是革命委員會成立以後製造的。而此時已經不存在紅衛兵組織，即使有個別原紅衛兵組織頭頭被“三結合”進革委會，大多不負責專案。“三〇辦”、“二號辦”、各種專案組，基本都操縱在軍人和老幹部手中。因此，山人認為，文革冤假錯案的賬不能算在紅衛兵的頭上。

文革到底死了多少人？鄧小平在接見外國記者時說是“天文數字”。文革中非正常死亡有這麼幾類人：一是經不起迫害自殺身亡的；二是紅色風暴中“群眾專政”打死的；三是武鬥中戰死的；四是被革委會處死的。《炎黃春秋》2010第8期史曉東的文章粗略估計在二百萬左右，山人覺得大概如此。文章曾分時間段粗估：一九六六年紅色恐怖殺人十萬左右；文革初期自殺者約二十萬左右；武鬥一年死人三十到五十萬；五十萬人死於清隊；十五至二十萬人死於“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份子”。儘管這個數字十分粗略，但至少也說明：文革中的非正常死亡，大部分與紅衛兵無關。

不但紅衛兵不要為文革的非正常死亡負主要責任，而且紅衛兵本身也是文革的受迫害者，也付出不少年輕性命。毛澤東靠高超的政治智慧，既能召來數千萬“孫悟空大鬧天宮”，又能適時地將數千萬“孫悟空”壓在五行山下。更奇妙的是：事到如今，在五行山下受壓最深的“孫悟空”，竟然還有對毛感恩戴德的！

紅衛兵受迫害的主要罪名略舉幾種：

1、“五一六分子”：開頭只針對北京的“五一六”組織成員和“西糾”、“聯動”成員，基本上都是高乾子弟。這些人有的被送到監獄，有的跟平民子弟一起上山下鄉，有的被送到軍隊保護起來，打倒“四人幫”之後，都獲平反。有的內定為“第三梯隊”，有的下海經商發了大財。後來，“清查五一六”越出北京，作為運動，擴大到全國。各地革委會都組織有專案組，對運動初期的大事件立案審查。筆者所在的只有十來萬人的小縣也將五六個事件列為與“五一六”有關的事件。現在看來十分可笑，可當年誰也不敢笑。

2、“現行反革命”：“一打三反”的“一打”，打擊的就是“現行反革命分子”。所謂“現行反革命”中，不少就是紅衛兵中的“先覺者”——幡然醒悟，開始懷疑文革，甚至懷疑毛澤東。如北京的遇羅克，江西的李九蓮，這些人最慘，不是被殺頭，就是被判重刑。

3、“站錯隊”：受“五一六分子”、“現行反革命”兩項罪名迫害的紅衛兵畢竟還只是少數，但受“站錯隊”罪名迫害的學生全國估計有數千萬。沒有參加過文革的人不知道“站錯隊”的滋味，當年有句話可以讓你明白箇中滋味：“站不完的隊，請不完的罪，流不完的淚。”什麼意思？文革初期，許多學生，特別是學生幹部，鑑於1957年“反右派”的教訓，站隊站到保守派一邊了。後來，聽傳達“站錯隊，站過來就好了”的“最高指示”，退出保守派紅衛兵，加入造反派紅衛兵。而造反派紅衛兵組織像雨後春筍，你今天選擇的這個“戰鬥團”，明天或許就被宣布為“反動組織”——這叫“站不完的隊”。你不小心參加了“反動組織”，想退出，首先就得“向偉大領袖毛主席請罪”，這叫“請不完的罪”。……“亂世英雄起四方”，前面的“站錯隊”，“請”了“罪”，“流”了“淚”，並無大礙，最後一次“站錯隊”——革委會成立前的“站錯隊”——卻了不得。例如福建省革命委員會成立後，當局大搞“以韓劃線”：凡是保韓先楚、受福州軍區支持的群眾組織及其成員，均屬“路線正確”、“站隊”正確的；凡是反韓先楚，不管受那些部隊支持，均屬“路線錯誤”、“站錯隊”的。各級革委會怎麼懲罰“站錯隊”人員呢？機關幹部和專業技術人員，凡屬“站錯隊”的，集中到“五七幹校”或“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學習後，下放到偏遠山區；工人凡屬“站錯隊”的，不能當勞模和“工宣隊”；黨員凡屬“站錯隊”的，不能“恢復組織生活”；大中專畢業生，凡屬“站錯隊”的，分配到最艱苦的地區去；普通中學，凡“站錯隊”學生比例大的學校，其畢業生上山下鄉都安置到相對更艱苦的山區。“站錯隊”學生，一律不能參軍、入黨、提干、推薦上大學和選調機關工作，甚至不得當民辦教師；已經在部隊服役的不得提干，一律復員回家。筆者的同學中，就有幾個在部隊提乾材料都備好了，收到地方“站錯隊”材料，馬上復員回家。各級革委會迫害“站錯隊”群眾最損的一招是“裝袋子”——將寫有“站錯隊”或“參加反軍倒韓組織”的《畢業生登記表》或《幹部履歷表》放進人事檔案，所有政審材料都設有“文化大革命表現”一欄，都必須填上“站錯隊”這類詞句。總之，福建全省受“站錯隊”影響（實質是迫害）的人數多達數百萬，其中原中學紅衛兵是受害最深的。他們的受迫害處境到了1971年“九一三事件”後（這回輪到韓先楚“站錯隊”了！哈！），才有所改善。直到胡耀邦當中央組織部長的時候，才通知各地將幹部職工檔案中“一切誣衊、不實之詞”剔除出去。1979至1980年，筆者曾被借調三個月，專門清理人事檔案，故有很深的體會。

4、借清查“三種人”，對原紅衛兵最後一擊：十年文革自始至終是老幹部、軍隊林彪派和江青文革派的博奕。紅衛兵只是他們手上的棋子，卒子。棋下完了，棋子就可扔掉了。因此，歷史註定：不管那一方勝局，原紅衛兵就整體而言，都不會有好下場。

前文說到“站隊”，福建省革命委員會成立之後，“站錯隊”的原“革派”成員一個個灰溜溜，夾着尾巴做人。而“站隊”站對的原“八派”成員，包括少數進入到權力機關的原紅衛兵，頗感躊躇滿志，但好景不長。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不但標誌着顯赫一時的林彪軍派的失勢，更重要的是標誌着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敗局已定。江青文革派雖然頻頻出擊，人心已經喪盡，頹局無可挽回。老幹部利用民意優勢，後發制人，已經占了上風。鄧小平復出，八大軍區司令調動，軍代表退出各級權力機構。福建形勢十分明朗，韓先楚調往蘭州軍區，四川的廖志高調任福建省委第一書記，以南下幹部為主體的老幹部重掌實權。進入到各級權力機關的“站隊站對”的原“八派”成員如能激流勇退，離開權力中心，或如原“革派”成員一樣，夾着尾巴做人，也許暫時還能躲過一劫。可他們錯估形勢，再尋新靠山，主動往江青線上靠，矛頭直指周恩來，其下場可想而知！當然，由於紅衛兵只是卒子，能進入革委會權力中心的人極少，但是，他們在江青集團覆滅後無一不受到清查。他們的敗局，直接影響到他們那一派的紅衛兵命運。三十年後回過頭來看那些人所謂的“篡黨奪權”罪名，實在太滑稽，——純粹只是政治鬥爭的犧牲品而已！

那麼，支持老幹部、夾着尾巴做人的原“革派”紅衛兵頭頭們能“終其天年”麼？俗語說“躲得過初一，躲不過十五”。你以為“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中站在老幹部一邊，老幹部就能領你的情？他們能忘掉文革初期的“一箭之仇”？果不其然，在“清查三種人”中，沒有一條漏網之魚。福建是這樣，全國何曾不是這樣？1976年“四五運動”的骨幹其實就是當年的紅衛兵——已經幡然醒悟的“紅衛兵”；思想上成熟的“紅衛兵”。“四五運動”為四人幫倒台奠定了基礎，也為老幹部全面復職奠定了基礎，但在某些老官僚眼裡，參加“四五運動”的青年仍是“頭上長角身上長刺”的“紅衛兵”！“他們能用這種手段對付四人幫，今後他們能不用同樣手段對付我們？”

所謂清查“三種人”，文件界定為“造反起家的人、幫派思想嚴重的人和打砸搶分子”。筆者對打砸搶分子是痛恨的，對“造反起家的人和幫派思想嚴重的人”也沒有過好印象。但什麼叫“造反起家”？什麼叫“幫派思想嚴重”？這好像是文藝創作用詞，而不是法律用語。如果當清華“井岡山”的頭頭算“造反起家”，那麼當“聯動”的頭頭算不算“造反起家”？中國曾是“會道門”王國，舊社會幫派多如牛毛，要說“幫派思想”，文革中只有逍遙派扯不上，參加群眾組織的人，哪有不為自己一派說話的？嚴重不嚴重，沒有一杆標準秤，最後只能由掌權者說了算：我說你嚴重就嚴重，我說他不嚴重就不嚴重。比如說對“紅二代”紅衛兵頭頭和草民紅衛兵頭頭，是不是一樣“記錄在案”了？如果一樣“記錄在案”了，為什麼前者往往被內定“第三梯隊”，而後者已經在領導崗位上還要被拉下來呢？山人的質疑不是現在才說，當年有位中學同班同學差點被打成“三種人”，他所在單位專案人員通過我單位找我外調。我和這位同學曾分屬不同紅衛兵組織，他是頭頭，曾讓他手下人抓打過我。專案人員以為我會提供對他們有利的證詞，豈料到我說的都是他們不愛聽的話！

總而言之，紅衛兵的存在只有二年，受迫害卻超過二十年！當年的紅衛兵命里註定：他們只能是文革的殉葬品。

紅衛兵的興衰史說明：紅衛兵充當文革的急先鋒，幹過錯事壞事，有道歉的必要。但需要為文革罪行道歉的，絕不僅僅是紅衛兵！或者說，最應該為文革罪行道歉的，絕不是紅衛兵！

（二）有誰能向老三屆道歉？

2005年前後，山人在《鳳凰網》上見到一篇劉雙先生寫的《醜陋的老三屆》的文章。讀罷大作，唏噓不已。

劉雙先生效法柏楊先生的筆法，對老三屆進行自我解剖，許多分析應當是入木三分的。例如：

老三屆的青春時代是在紅衛兵運動和“上山下鄉”運動中度過的。“胡為”、“無為”、“虛度”、“懊悔”應該成為老三屆人生回憶錄中的關鍵詞。

直率地講，就整體而言，老三屆是一個不但沒有接受過高等教育，其大多數也沒有接受過完整的中等教育的一個群體。這一代人的群體素質低於他們的父輩，也不如他們的孩子們。

“上山下鄉”運動是十年浩劫的副產品。是“文革”這部反文化、反文明的大合唱中的一個不可分割的一個聲部。“文革”是國恥。國家之恥，國人之恥。“上山下鄉”運動則是中國青年的恥辱。如果一定要紀念的話，那就應該只是為了這曾經發生在共和國青年人身上的悲醜劇永不重演。

山人基本贊同老三屆與“醜陋”二字派對。同時，山人也擔心有人曲解劉雙先生的原意。左派朋友可能將劉雙原意曲解為“毛澤東無錯，錯在紅衛兵”。右派朋友可能曲解老三屆為“極左的一代，野蠻的一代”，進一步逼紅衛兵老三屆統統“道歉”。所以，覺得很有必要寫一篇澄清老三屆、紅衛兵在文革中的造反和苦難歷程的文章。

老三屆與紅衛兵之間不能劃等號。老三屆特指1968年革委會成立後同時走出普通中學校門的66屆、67屆、68屆高、初中畢業生，實際上共六屆，年齡段大多在1946年至1953年出生。紅衛兵的面比較廣，它還包括大專學校紅衛兵（年齡段在1941至1946年出生，也稱“高校五屆生”）、中專學校紅衛兵，甚至包括“後紅衛兵時期”的紅衛兵（“複課鬧革命”以後，用以取代共青團的組織也稱“紅衛兵”，年齡在1953年之後出生）。同時，老三屆中學生，並不是每個人都參加紅衛兵組織——有些“黑五類”子女被阻攔在紅衛兵組織之外。所以，本文的上半段着重寫紅衛兵，下半段寫老三屆。

老三屆是新中國最不幸的一代：他們的歡樂時光僅限於五十代頭幾年。1957年，有些人的父母被打成右派，這一代人的痛苦也就開始了。

老三屆是知識貧乏的一代。1958年暑期開始，沒有上過幾堂象樣的課，小小年紀就加入到“移苗並丘”、“攔路掃盲”、“興修水利”、“大煉鋼鐵”的人流中。山人至今還沒忘記，本應坐在課堂里的時光，卻被帶到田頭列隊：這一頭將已經孕穗的稻叢拔起，通過千百雙稚嫩的手傳到另一頭，栽到本已密不透風的稻田中。這叫“移苗並丘”，求的是水稻“畝產千斤”。山人也沒忘記，不用上課，幾個人一夥，分頭攔在通往各處的村口要道，行人能讀出小黑板上的詞字，就給放行，如果讀不出，就教到能讀出為止。這叫“攔路掃盲”。山人更不會忘記學校操場上豎起一座座老虎灶一樣的“土高爐”，老師教我們唱的“土高爐”歌：“螞蟻能啃大呀大骨頭，土高爐呀遍地開了花。煉出鋼鐵千萬噸……”那一年，山人剛上高小。那一年，毛澤東提出“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教育方針。此後，參加勞動便成了必修課。山人收到的初中錄取通知書上寫着“新生自帶鋤頭、柴刀”……中小學被稱為基礎教育，它像高樓大廈的樁基，老三屆這樣的“樁基”能蓋高樓大廈嗎？所以，“錢學森之問”，實際上是明知故問！

老三屆是被嚴重洗腦的一代。六六屆高中是1954年秋天開蒙入小學的，語文課本第一課課文是：“開學，開學了”，那時還用繁體字。教材除了封面和插畫，還很少政治口號和說教。內容基本保留民國時期的知識結構，除了教兒童識字外，就是通過童話、寓言講述做人常識，並進行公民常識啟蒙。如“兩隻山羊過橋”。但到了我們弟弟妹妹上小學的時候，語文課本第一課已經變成：“毛主席萬歲”，還有“東方紅”、“吃水不忘挖井人”等課文，傳播忠君思想和現代迷信。還有“劉文學”、“張高謙”、“收租院”充滿階級仇恨和暴力。這一代人從小就被謊言所誤導，沾沾自喜於“地大物博”、“制度優越”，“東風壓倒西風”，“我們一天好起來，敵人一天天爛下去”。這一代人不懂民主與法制，更不懂世界上還存在普世價值！1974年廣州“李一哲大字報”現在看來只是政治文明常識的ABC，當時卻能讓全國同齡人覺得耳目一新！當年，老三屆幾乎不懂國界以外的世界，他們只知道外國有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斯大林，不知道外國還有亞當·斯密、洛克和孟德斯鳩。階級教育和忠君教育取代公民教育，其後果就是：合格公民少了，流氓和奴才多了。如果政治汽缸上的壓力加大，流氓會少些，奴才就多些，一些人懷念的“五六十年代社會風氣”便是此類環境。一旦政治汽缸上的壓力減小，流氓就變多，奴才會減少，這時人們就哀嘆“世風日下，道德淪喪”。萬一政治汽缸暴裂，流氓隊伍膨脹，奴才隊伍也膨脹。流氓加奴才，獸性加奴性，暴力效忠於教主，文革便是這番景象！

老三屆是飢餓中長大的一代。老三屆晚年無不感嘆：“長身體時吃不飽飯，長知識時學校關門，結婚生孩時只能生一個”。1959年，是大饑荒的第一年，這一年秋天，老三屆最高一屆正好進入高小畢業班，最低一屆剛跨入小學門坎。我的那所中學1960級初中招收四個班，報到時滿220人，第二年縮編為三個班，到1963年初中畢業時只剩下50多人。人到哪裡去了？輟學了！飢餓難熬呀。現在看到滿街營養過剩的小“胖墩”，山人就會想起大饑荒年代的經歷。關於那年代，山人不想在本文中細說，想另寫一篇回憶文章。

老三屆是青春被毀的一代。被文革和下鄉毀掉青春！關於這一點，劉雙先生寫得很精闢：

中國的老三屆們被剝奪了學習科學文化知識的權利，正在把自己可貴的，屬於自己只有一次的青春無奈地拋灑在荒原和山坳之中。今天，還會有人去崇尚和再現這種醜陋的青春模式嗎？

山人和劉雙先生一樣，讀到“青春無悔”四字就本能地噁心。所以用“青春被毀”四字權當解藥。當然，筆者對劉雙以及鳳凰網大型知青專欄的諸多文章，也還有話說。以筆者的經歷，隱隱約約覺得老三屆有這麼一個規律：女性比男性更慘；初中生比高中生更慘；回鄉比上山下鄉更慘。前二個“更慘”，有些文章有涉及，最後一個“更慘”被嚴重忽視，基本上是研究文章和文藝作品的“盲區”。劉雙先生的《醜陋的老三屆》基本上是根據北京的老三屆經歷寫的，用老三屆知青代替老三屆。文革時期中國大陸人口約八億，其中農村人口約六億，即城鎮人口與農村人口之比為1比3。如果按這個比例測算：老三屆上山下鄉知青如果為1500萬的話，老三屆回鄉知青應該是4500萬吧？實際上沒有這麼多！因為農民子女中學入學率低、輟學率高。但無論如何，老三屆回鄉知青不會少於老三屆上山下鄉知青，也就是說一定超過1500萬，這是我的估計。

城市上山下鄉知青很難理解農村老三屆回鄉知青的痛苦人生。這可能是因為在上山下鄉知青的眼裡，回鄉知青與當地農民並無太大區別。子承父業——農民孩子當農民，理所當然。另外，文革前或文革後都有高考落第回鄉當農民的。而實際上，老三屆回鄉知青與文革前或文革後高考落第回鄉知青是有區別的：後者是高考落第而回鄉勞動的，前者是高考之路被封堵而回鄉勞動的；後者是應屆畢業就回鄉勞動的，前者是鬧了兩年“革命”、背了一身罪名而回鄉勞動的！

但也不是所有上山下鄉知青對回鄉知青都不理不睬。陝西已故作家路遙先生就是一個，他的著名小說《人生》（曾拍成電影）就是寫回鄉知青高加林命運的力作。可惜，高加林不是老三屆，是恢復高考後的應屆落第生。但路遙先生已經敏感地觸及：二元戶口制度是高加林人生悲劇的根源！

山人與老三屆回鄉知青兄弟們曾“戲說”《人生》，情節梗介如下：

農民兒子高加林、縣人武部部長女兒黃亞萍、縣食品公司經理兒子張克南都是縣城一中高中三年級學生。高加林品學兼優、文體俱佳；黃亞萍貌美、好學，擅長表演；張克南學業平平、社交出色、擅長體育。高考臨近，正當他們做最後拼搏時，文革開始，學校停課，高考廢除。他們仨參加同一派紅衛兵，一起到全國串連。張克南追求黃亞萍，黃亞萍卻暗戀着高加林。他們組織文藝宣傳隊，排演《沙家浜》，高、黃、張分別飾過郭建光、阿慶嫂、胡傳魁，也跟支左部隊同台演出過。縣城武鬥，他們就到鄉下巡迴演出。1968年革委會成立了，高加林回鄉當農民。他立志與命運抗爭，決定報名參軍。接兵部隊剛好是與他同台演出的部隊，他如願以償入了伍。高加林在部隊樣樣出色，特別是文筆，受到了師領導的嘗識。提乾材料都準備好了，突然來了一份縣革委會“關於高加林文革站錯隊”的材料。部隊首長愛莫能助，高加林復員回鄉。黃亞萍和張克南被安排在高加林的鄰村插隊，感情有了發展，雙雙通過關係招工回城。復員軍人高加林原被安排在小學當民辦教師。但好景不長，不久就被小學剛畢業的大隊支部書記高明樓的兒子取代了。高加林沮喪地戴着一頂破草帽下地勞動，劉立本的女兒劉巧珍闖入他的心田。正在他灰心喪氣想與劉巧珍結合當一輩子農民的時候，早年參軍的叔叔當上了地區革委會民事組組長，縣民事組副組長馬占勝私下調整了招工指標，把復員軍人高加林安排到縣革委會宣傳組報道組工作。縣廣播站播音員黃亞萍播讀農業學大寨通訊稿時，得知自己的同學高加林來縣城工作，舊情復萌，便疏遠了張克南。劉巧珍到縣城看望高加林，由於雙方學識差異，高加林提出分手。黃亞萍也和戀人張克南分手，跟高加林熱戀起來。張克南的母親（縣革委會財貿組組長）認為這些矛盾都是高加林帶來的，向地區革委會告了一狀。地區革委會經調查認為，高加林工作雖出色，但參軍前屬回鄉知青，不符合招工安置條件，清退回農村。此時，劉巧珍已經賭氣嫁給了馬拴。……

路遙的《人生》，高加林身上只壓着一座叫“戶籍歧視”的大山；我們“戲說”《人生》，高加林身上同時壓着兩座大山，另一座是文革迫害，即“奉旨大鬧天宮”後被壓在五行山下。

毛澤東出身農民，他領導的中國革命戰爭實質上是農民戰爭，靠犧牲無數農民的生命奪得了政權。可他坐進紫禁城後，卻建立了城鄉隔離和剝奪農民的制度。城鄉二元戶口制度等於新修建一道萬里長城，將農民隔離在城市之外：農民的孩子還是農民；農民跟城裡人結婚生的孩子也是農民；農民進城務工稱為“盲流”；城市招工不得招農村戶口。工農業產品“剪刀差”實際上部分剝奪了農民的勞動：國家強制收購農民稻穀每斤不上一角錢，一塊上海牌手錶卻值120元。即一塊上海牌手錶價值相當於1300斤的稻穀，即一個強勞力一年的收穫！城裡人享受的福利待遇，農民沾不上邊。而大饑荒年代餓死數千萬人，百分九十以上是農民！所以，稱農民是新中國二等公民，是恰如其分的。正因為毛澤東時代實行城鄉二元政策，回鄉知青的命運要比上山下鄉知青慘得多：

上山下鄉知青可從“知青辦”領到200元的安家費和第一年的口糧，回鄉知青自帶“乾糧”在城裡鬧了兩年“革命”卻一分錢安家費也拿不到。當時的200元，相當於農民1至2年的勞動分紅。上山下鄉知青有被國企招工的機會，回鄉知青招工進城的路已經被封堵死。1977年恢復高考，劉雙先生估計，77級、78級入學新生67萬人中老三屆不會超過10萬人。筆者在高校工作的經歷推測，在這10萬人中，屬回鄉知青的不會超過1萬人。因為上山下鄉知青在城裡有親人，得到信息渠道多，還有回城複習功課的機會。而回鄉知青多數早已對升學不抱希望，死心塌地當農民，相當部分已經成家，有些人甚至不知道國家已經恢復高考。即使在恢復高考時有幸考上大學的老三屆回鄉知青，畢業後的待遇與上山下鄉知青還是有差別的：前者工齡從畢業時算起，後者工齡從下鄉那一年算起，相差十三年之久！1979年開始，上山下鄉知青全部回城就業，而老三屆回鄉知青如果想進城，只能當個“農民工”。正因為老三屆回鄉知青整個群體被壓在社會的最底層，所以他們至老至死發不出聲音，漸漸被歷史塵封、湮沒。

進入二十一世紀，中國社會有兩個突出的弱勢群體，一個叫“下崗工人”，一個叫“農民工”，他們其實都與老三屆有關。回城就業的上山下鄉知青，正好遇上企業改革，下崗失業了，他們成為下崗工人的主體，稱為“4050部隊”。到北方城市，你要找個老三屆上山下鄉知青並不難，在廣場上唱紅歌的隊伍中，你准能找到。而老三屆回鄉知青，因為屬於有點文化的農民，在城裡上過學，改革大潮一來，最先扔掉鋤頭跑到城裡務工的就是他們。所以，老三屆回鄉知青真正是“農民工”的先驅。如今，進入暮年的老三屆回鄉知青大都不再打工了，有一些人靠打工在城裡買了房子，或到城裡投靠子女。但很少有人加入唱紅歌隊伍——因為他們明白：自己現在還不是真正的城裡人，只是住在城裡的農民。自己一輩子的不幸，就是從那些耳熟能詳的旋律中開始的！

我今天在網上“曬”紅衛兵，“曬”老三屆，“曬”老三屆回鄉知青，不是為紅衛兵、老三屆爭榮譽、金錢和地位，畢竟他們已經垂垂老矣！我只為紅衛兵、老三屆這個群體說一句公道話、良心話。特別想為被歷史忘記的老三屆回鄉知青說句公道話！

黃金有價，青春無價。文革結束以後，全面復職的老幹部大多缺乏正視文革歷史、全面評價紅衛兵和老三屆的胸懷。所以，當年的紅衛兵，特別是老三屆，處境相當無奈。

但是，也不是所有紅衛兵文革後都很落魄的。除了革委會成立時被“三結合”到權力中心的紅衛兵頭頭躊躇滿志、曇花一現以外，八十年代選拔“四化幹部”時，少量“老五屆”高校畢業生開始得以升遷，而且逐漸走上權力高峰。難道那些人在校時都沒參加文革運動、都沒當過紅衛兵？我不相信！毛澤東號召關心國家大事，那麼大的運動，他們如果對領袖無動於衷的話，他們還憑什麼當毛事業的接班人？但可以肯定，這些人中多數在文革中不拋頭露面。他們得以升遷，當然應該對老幹部“伯樂”感恩戴德，跟紅衛兵和老三屆自然應該保持一定距離。所以，老三屆壓根兒不會希望從他們嘴裡說出公道話來。

再後來，以“紅二代”為主體的紅衛兵、老三屆進入權力中心，如今到了頂峰。這些人縱然只占老三屆的數萬分之一，但他們與“老五屆”當官者不同：他們插過隊（或當過兵），受過苦，甚至遭遇過不公平的歧視；他們對社會最底層有過深刻的感受。他們既然繼承毛澤東的遺產，當然還要高舉毛澤東的旗幟。這一點，廣大老三屆應當諒解他們。到目前為止，老三屆對他們還抱有希望：既然你們跟我們一樣受過苦，理應理解我們這個群體，替我們這個群體主持公道：紅衛兵、老三屆只要做過錯事、壞事，道歉是應該的。但是，你們既然繼承了毛澤東的遺產，你們也應當替毛澤東還債。毛澤東欠老三屆的債就是文革和上山下鄉（回鄉）毀掉了這一代人的青春，我們不要求你們補發“青春損失費”，只要一句真誠的道歉！

道歉也是一種正能量。德國總統雖然沒有參加過希特勒的大屠殺，但他代表德國人向全世界道歉。德意志民族得到全世界的諒解，增強了正能量。而日本人不道歉，他們還要將法西斯的罪惡包袱一直背負下去。1950年6月，國民黨當局在台北馬場町處決了朱諶之、吳石等近千名“共諜”。一個月後，馬英九才降生在台北。可以說他與這場血腥毫不相干。可馬英九當上台北市長後，2000年主持了台北市政府舉辦的《1950仲夏的馬場町》特展，接着，對國民黨過去血腥鎮壓包括共產黨員在內的左翼力量之歷史，公開鞠躬道歉。馬英九的道歉無疑也給國民黨增強了正能量，緩和了國共之間的對立情緒，為中華民族和解積蓄能量。

道歉是政治文明的表現。人是由一般動物進化而來的，人與一般動物的區別歸根到底其實就是兩個字——文明。語言的產生是文明，文字的發明更是文明。講究衛生、美化環境是文明。穿上褲子、不光着屁股是文明，一夫一妻、不在光天化日下作愛也是文明。但最大的文明還是政治文明。尊重人權是政治文明；違背法律原則隨意剝奪人權，甚至剝奪人的生命，是反政治文明，是動物的返祖。熱愛和平，平等競爭，“選票裡面出政權”是政治文明；崇尚暴力、鬥爭，“槍桿子裡面出政權”，階級鬥爭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是反政治文明，是動物的返祖。文革宣揚“造反有理”，號召鬥爭，鼓吹廝殺，瘋狂迫害，所以，文革的要害是反人類文明。

道歉，在國際上可以消除民族對立，消除冷戰思維；在國內可以緩和族群對立、黨派對立、官民對立。道歉是一種美德。老三屆等待着您的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