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劼：毛泽东文革：在毛天下与党天下之争中同归于尽

摘自《枭雄与士林》上篇 第四节

作者李劼

李劼，旅居纽约的知名学者、作家、文艺评论家。《枭雄与士林——20世纪中国政治演变和文化沧桑》是对传统、对定论、对习见进行反思和批判的一本 犀利新著。该书所涉话题，深刻火爆，其论述具有对主流陈见的颠覆性震撼，慧眼独具，洞见迭出。其中一些内容，已在海内外网站上，不胫而走，广为流传。


内容提要：十年文革乃是毛泽东的文革。作为史无前例的千古一帝，毛泽东集秦始皇与陈胜、吴广于一身。毛泽东在帝王史上的的另一个史无前例，乃是集帝王和圣贤这两个角色于一身。毛泽东不仅手握至高无上的权力，而且拥有以前的帝王所从来没有拥有过的话语，或者说，思想体系。1949年，毛泽东成功地领导共产党夺得了天下。1966年，毛泽东又同样成功地把共产党的天下，变成了毛泽东的天下。即以毛泽东、江青夫妇为核心的家天下或曰毛天下，取代了共产党的党天下。毛泽东的文革最后是以失败告终的。毛泽东的权力和毛泽东的话语、毛泽东的帝王之尊与毛泽东的造反有理、毛泽东的思想和毛泽东的乌托邦，最后都同归于尽。
   
毛泽东让中国人民在他脚下站起来
   
早在井冈山把共产党从五四党变成山党的时候，毛泽东就开始走进几千年来绵绵不断的历史轮回(参见拙作《论毛泽东现象的文化心理和历史成因》)。从陈胜吴广到洪秀全、孙中山，二千多年来，在那个长长的行列里，与毛泽东的成功比较相近的有刘邦、朱元璋、李自成。1949年10月1日，当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时候，人们应该意识到，这其实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皇帝宣告诞生了。假如中国人幸运的话，那么，这应该是最后一个中国皇帝。

     发生在二十世纪中国的革命，可以说，是从打倒皇帝开始，到毛泽东步入中南海重新坐上龙庭结束的。这场从孙中山到毛泽东的革命，充满了滑稽和反讽。江湖革命家孙中山无数次地组织起义，及至标志历史转折的武昌起义爆发，此公却偏偏不在场。革命家们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地致力于推翻满清王朝，而真正解决那个王朝的历史人物，恰恰是后来复辟称帝的袁世凯。袁世凯以炉火纯青的政治手腕，把紫禁城变成了满清王朝的坟墓。不放一枪，不流一滴血。整个过程之精彩之高妙，不要说孙中山和毛泽东，就是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华盛顿，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宠儿拿破仑，乃至英国革命的克伦威尔，都难以望其项背。

孙中山的革命结果是引狼入室，将苏联革命的恐怖和专制嫁接到中国传统的草莽造反和江湖起义。毛泽东的革命完成了乌托邦专制和中国传统极权的杂交，所谓革命成功，无非是毛泽东戴着共产主义的面具，坐上秦始皇和朱元璋同样坐过的龙庭。比起毛泽东冠冕堂皇地入主中南海，袁世凯的称帝庶几成了冤大头。袁世凯不知道，中国历史到了二十世纪，皇帝已经不再叫做皇帝，而是叫做领袖。假如当年的袁世凯宣称，他是中华民国的领袖，那么得到的就不会是反对和哗变，而是欢呼和拥戴。聪明一世的袁世凯，实在是糊涂一时。他竟然都不知道，称领袖做领袖也一样的可以皇恩浩荡，一样的可以专制极权，一样的可以嫔妃成群，一样的可以践踏法律，一样的可以把国家玩弄于股掌之上。
      
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的话语能力确实过人。他不仅知道把皇帝的称呼改成领袖，而且还懂得把自己的称帝，说成是“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叫做欲擒故纵，要让国人拥戴他的称帝，非但不提皇帝这个词，而且还把自己的入主中南海说成是“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国人民确实站起来了。1949年10月1日走过天安门城楼的所有中国人民，全都感觉自己站了起来。他们当中没有人意识到，他们是在毛泽东的脚底下站起来的。毛泽东只消轻轻一踩，中国人民就成了粉齑。

这与其说是中国人民太愚昧，不如说是中国人民太聪明，竟然能够和毛泽东心照不宣。在有皇帝的时代，中国人民动不动就想起来造皇帝的反。而一旦没有了皇帝，中国人民又觉得很难受，很想找个伟大领袖作代偿。东方红，太阳升，并不是毛泽东自己唱的，也不是毛泽东逼着中国人民唱的，而就是中国人民自觉自愿地唱的。没有了皇帝的中国人民，绝对不能再没有伟大领袖。这两者都没有了的中国人民，就像没了爹娘的孩子，在没有皇帝和领袖的黑暗里瑟瑟发抖。那东方红、太阳升，不唱行么？

毛泽东把自己的称帝叫做“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无疑是高明的，而中国人民心领神会地高唱东方红、太阳升，也不失为一种伟大。毛泽东的伟大，建立在中国人民伟大的基础之上。没有中国人民的伟大，哪来的伟人毛泽东？毛泽东的伟大，只不过是集中了所有中国人积攒了几千年的伟大罢了。因此，毛泽东的伟大无论在中国人民心目中，还是在西方知识分子心目中，尤其是美国左派知识分子和美国左右两派政客心目中，都是毋庸置疑的。尼克松和基辛格在各自的回忆录中，对毛泽东如何伟大表示五体投地，并不是客套，而是对毛泽东的心悦诚服，也是对整个中国人民和中国历史的心悦诚服。犹太人的聪明是全世界人民有目共睹的，唯有中国人的伟大，却还没有达成共识。

      伟大的中国人民和伟大的毛泽东，在1949年以后的政治运动中，配合得相当默契。一部分人民跟着毛泽东，不断地打倒着、乃至在肉体上消灭着或者说清除着另一部分人民。基于一种拉帮结派的传统，中国人民很知道如何划分界线，把自己划入革命派，把别人划入反动派；把自己划入胜利者，把别人划入失败者。失败者的行列中，在农村有地主富农，在城市有资本家，在知识分子中有右派，在无业游民中有坏分子。假如说，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暴虐狰狞的专制舞蹈，那么无论是领舞者毛泽东，还是群舞者中国人民，全都跳得十分投入。过去鲁迅笔下的看客，如今有了把别人置于死地的机会和肆意地折磨同胞的快乐。所谓的中国历史，真的如同毛泽东说的那样，变成了“一些阶级消灭了，一些阶级胜利了”的历史。通过不断地消灭另一部分失败的人民，胜利的那部分人民斗志昂扬、意气风发地走在毛泽东指定的那条叫做革命的大路上。毛泽东喜欢这样的历史游戏。毛泽东不仅敢于玩弄这样的历史游戏，毛泽东也善于玩弄这样的历史游戏。这是以往中国历史上的秦始皇们和朱元璋们所望尘莫及的。

     假如没有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沉缅于不停地打倒别人的中国人民是绝对不会感到疲惫的。信奉斗争哲学的毛泽东，深知中国人民几千年来已经养成了狼狗一样互相撕咬的习性。即便是饿得头昏眼花，只要一说有敌人，马上就会眼睛发亮，怒发冲冠。用发现新的敌人来代替饥饿的感觉，使毛泽东轻而易举地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转危为安。彭德怀不过是像被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一样，做了毛泽东的替罪羊。指鹿为马的本领，在毛泽东进一步上升到了随心所欲地看风使舵。

  毛泽东以善变保持其英明伟大  

比起镇压反革命，屠杀地主富农，消灭资本家，1957年的反右运动，毛泽东的英明不在于明察秋毫，而在于顺势作变。坐了龙廷的毛泽东，在镇压了所有失败的阶级之后，一时间有些轻飘飘。小人得志，即便在具有雄才大略的毛泽东也未能免俗。在把党外的敌人赶尽杀绝之后，毛泽东开始把斗争的目标锁定在党内的同伙身上。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有传统的。做皇帝的从来不把平民百姓当作对手，而总是与官吏们过不去。尤其是皇帝身边的大臣重臣，通常是皇帝的主要斗争对象。这与其说是皇帝与官僚阶级天然相克，不如说是皇帝不喜欢官僚们动不动与圣上分享权力。退一步说，就算是一伙强盗抢银行，到了分赃的时候，领头的那个总是把充满狐疑的目光投向欢天喜地的同伙。

发动知识分子向党提意见，不能说是毛泽东的阳谋，而是他想给党内同伙敲敲警钟，至少是提醒他们不要忘了是谁给他们带来了胜利：喝水不忘掘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在这之前的批判胡适唯心主义，批判胡风，批判《红楼梦》评论上的非毛式意识形态倾向，虽然声势不可谓不浩大，但毕竟不过瘾。敲打文化人，只消一声令下，中国人民立马一涌而上，吐痰泼污水，热闹得很，但也无趣的很，没几下就玩腻了。生性好动的毛泽东，接下去产生了反过来玩游戏的冲动，让文化人向党提意见。这个游戏的玩法不再是批判文化人，而是放手发动文化人，让文化人大鸣大放。

号称中国共产党创始人的毛泽东，在领导其党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之后，内心深处产生了莫名的反党冲动。很难从意识层面上解释这样的冲动，因为这多多少少带有潜意识的成份。且不说毛泽东在成为领袖之前曾经被这个党折腾得苦，即便是党的许多纪律，也使不愿受束缚的毛泽东感到不耐烦。连讨个老婆都得通过政治局讨论。更不用说，党得了天下之后，毛泽东再英明再伟大，也不得不首先承认，这是党的天下而不是他毛泽东的天下。在打倒了所有党外敌人之后，接下去的斗争，不知不觉地渐渐朝另一个方向聚焦：究竟是党坐了天下，还是毛泽东坐了天下？这是1957年大鸣大放最为深层的历史背景。这个背景无论在党还是在毛泽东，都是潜伏在其无意识层面里的，而不是被明确意识到的，更不被诉诸语言文字，因此是绝对不可能在任何文件里找到的。哪怕把天底下所有的秘密档案翻个底朝天，也翻不出这样一个隐秘的背景。真正的历史，不是隐藏在文件里，而是潜伏在无意识之中。

毛泽东和党内官僚的梁子，其实早在1957年的大鸣大放中就已经结下了。只是在当时，彼此谁也奈何不了谁。结果当然是达成妥协，拿那些当真大鸣大放起来的书呆子们出气。在这个过程当中，邓小平那样的党内权贵是积极的、主动的，而毛泽东起先则是消极的、被动的。鼓励文化人向党进攻，本来就是毛泽东本人的意思。一如当年高岗向刘少奇周恩来发难，得到过毛泽东的默许。但无论是高岗还是1957年的知识分子，全都不懂得毛泽东的善变本性，不知道毛泽东的因势利导本事。再说，毛泽东让知识分子大鸣大放的本意，也不过是以此跟党开个玩笑，至多只是闹个别扭。一旦从鸣放中听出诸如轮流坐庄之类的意思，毛泽东的龙颜即便不怒，至少也断然不悦。一句“事情正在起变化”，就像八股文中起承转合的转字诀，一下子将斗争的矛头转向了正在鸣放的书呆子们。

真正是风云突变。刚才还是个鸣放的春天，转眼便成了知识分子的地狱。千百万右派纷纷中箭落马，在地上痛苦得翻滚不已。此时此刻，毛泽东和党内权贵们却两情相悦，“根，相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每一阵风过，彼此都互相致意。毛泽东和党内官僚阶级，就这样达成了默契，就这样一笑泯恩仇。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究竟是毛天下还是党天下，可以慢慢说，要紧的是彼此同心协力地把这天下给坐稳了。

就当政了的中国共产党而言，毛泽东既是大救星，又是麻烦制造者（Trouble Maker）。1957年的大鸣大放，差点弄得彼此都下不了台。好在有千百万书呆子填底，彼此踩上一脚，省却了不必要的误会。这边厢刚刚摆平，一转眼，大跃进造成的饥荒又成了个难题。毛泽东的好大喜功，以千百万中国人民的性命作赌注。赶超英美，大炼钢铁，多快好省，高产卫星，一日千里……搞建设就像变魔术，赢了证明伟大领袖的英明无比，输了只好请中国人民自己承认渺小。

像蚂蚁一样的中国人民，饿死成千上万，也不过是伟大领袖和同样伟大的党为了拯救人民于水火之中所交付的学费。他们的生命本来就是领袖和党给的，关键时候献出去，也不枉了领袖和党疼爱他们一场。这原本是在党和人民之间不言而喻的事情，更是伟大领袖和党内官僚心照不宣的隐秘。

1959年的庐山会议，假如大家能找出个替罪羊来，让伟大领袖仍然伟大，让党继续正确，一切都将平安无事，就像1957年大鸣大放造成的危机一样，毛泽东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便和党内官僚们安然度过，彼此皆大欢喜。问题只是在于，谁是替罪羊？

按说，在跟随毛泽东搞大跃进的许多个省级官僚中，随便找一个出来，就可以摆平大跃进造成的尴尬。无奈彭德怀太天真，稀里糊涂地扮演了一次说出皇帝新衣的孩子，而且还是指着皇帝说新衣，这比当众将皇帝扒光了还要让皇帝老羞成怒。面对可怜的饥民，彭德怀良心发现，忍不住喊道：我为人民鼓与呼。为人民呼吁是不错的。可是，向谁呼吁却大有讲究。向党呼吁意味着党是罪魁祸首，向毛泽东呼吁则意味着要毛泽东承担罪责。彭德怀不假思索地选择了向毛泽东呼吁。这与其说是彭德怀赤子之心尚未泯灭，不如说是彭德怀本能地维护着党的声誉和清白。总不能让党替毛泽东承担罪责吧？按照一个共产党人的党性，个人服从组织，毛泽东再伟大，也不能比党更伟大。彭德怀下意识地认为，毛泽东应该为党承担责任。就算责任本身并非全在毛泽东一人身上，也理应如此；更何况大跃进还真的是毛泽东的好大喜功所致。必须注意到，彭德怀如此呼吁的前提是，在党和毛泽东之间，必须有一方承担责任。正是这么个前提，让彭德怀吃了大苦头。

彭德怀犯了一个与袁世凯相反却又相近的错误。袁世凯称帝是为了袁氏的家天下，彭德怀呼吁是为了天下的黎民苍生。此其相异之处。袁世凯当年是搞不清楚皇帝和领袖之间的微妙区别，1959年庐山会议上的彭德怀是没有明白，党不能承担的罪责毛泽东也同样不能承担。袁世凯没有摆平诸候，彭德怀没有提防党内同僚。此乃相近之处。彭德怀不懂、但一些党内权贵们却深知，毛泽东的错误是必须有别人来认领的，只是苦于一时找不到替罪羊。于是，彭德怀十分及时地跳了出来，成为在毛泽东和党内官僚阶层之间心照不宣地认定了的冤大头。

此时此刻，毛泽东再一次显示了他的话语能力，不是把彭德怀打成大跃进的替罪羊，而是借力打力地将彭德怀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真是机变神速，庐山会议开始之后，起先的政治风向还是力图纠正大跃进的偏颇，突然间就变成了矫枉过正。这是无法从逻辑上解释的。加在彭德怀头上的罪名，竟然不是大跃进的偏颇，而是大跃进还不够偏颇，饥民还不够多，饿殍还不够遍野。但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党内官僚，全都顾不上逻辑和事实，先把彭德怀踩下去再说。在毛泽东和党之间产生危机的时刻，平衡是当务之急。而要获得平衡，又必须有人做替罪羊。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向彭德怀一发怒，党内诸公马上跟着毛泽东，群起而攻之。这与其说是这些攻讦者人品太差，不如说是他们的党性太强。即便是朱德、林彪一类当年与彭德怀生死与共、内心深处又很不以倒彭为然的同僚，也不得不屈从他们的党性。此时此刻，党内权贵中假如有什么聪明人的话，那么应该从彭德怀的下场中看出自己的未来。

  毛泽东发动文革是圣上与众爱卿长年龃龉的必然  
   
在1949年以后执政了的中国共产党权力阶层中，有二个特点是不得不指出的。一个是文官当朝的传统，一个是五四启蒙的影响。在中国历史上，武人治国从来没有好结果。所谓的五胡乱华，最为突出的一个特征，就是武夫当朝。以马上取得天下，不能以马上治之，几乎成了历代统治者的共识。就连朱元璋都知道这个道理。文治武功，武功者，打天下也；文治者，坐天下也。

中国共产党执政之后，当红的权贵当然不是武夫，而是文官。首轮政治斗争，就是在文官当中进行的。自以为是的高岗，不以刘少奇周恩来为然，结果落得被毛泽东不得不遗弃的下场。高岗的自讨没趣，连站在他一边的毛泽东首席亲信林彪，都只能袖手旁观，无能为力。林彪虽然同情高岗，但骨子里并不热衷权力斗争。林彪是个相当有自知之明的人。他不仅明白全国解放之后，理当退到一边，而且还知道毛泽东的热衷于镇压反革命，有点类似秦始皇。在共产党的高级将领里，有三个元帅是淡泊的，不以权争为然的。一个是朱德，因其天性的忠厚。一个是刘伯承，知道战争一结束，就应该飞鸟尽、良弓藏了。再有一个就是林彪。虽然林彪战功最高，又深得圣上的信任，但一则受了重伤，一则本性淡泊，始终退居，隐居。朝鲜战争，林彪辞战。元帅授勋，林彪请假。要不是毛泽东一再相逼，林彪本来是绝对不会那么招人现眼地出现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总之，这三位帅明白，安邦治国，不属于他们的职权范围。

相比之下，彭德怀不太明白。朝鲜战争拔了头筹不说，还不小心丢失了太子毛岸英。平日里见了皇上张口闭口叫老毛，还爱管皇上的私生活，竟然把去中南海陪皇上跳舞和侍寝的文工团叫做后宫什么的。毛泽东对退到一边的明白人林彪，赶着上架；而对事事强出头的糊涂人彭德怀，只好暂且隐忍不发。就算彭德怀不在庐山会议上为民鼓与呼，早晚也会被毛泽东找个借口打发出中南海。彭德怀的糊涂在于，即便学不了朱德，至少也该学学刘伯承，找个军事学院做个教头，平平安安地了却余生。

相比之下，那些个文官重臣，一个比一个聪明。周恩来的圆通是不用说的了，刘少奇也从来不糊涂。刘少奇的商人秉性，比犹太人还精明。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可谓共产党生意经中的至理名言。至于后进显贵邓小平，更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沉着机灵，遇事不慌。假如没有毛泽东，或者毛泽东在革命成功之后，便像周武王那样早早地撒手人世，那么这党天下便由刘、周、邓再加上陈云一类的官僚们铁板钉钉地坐定了。就安邦治国的党天下而言，毛泽东乃是多余的。这些个红色官僚们，玩权玩不过毛泽东，说话语也说不过毛泽东，但安邦治国的本事，却个个都在毛泽东之上。

无庸置疑，毛泽东不是不知道这样的反差，而是太知道这样的对比。毛泽东的应对，乃是先发制人，用大跃进那种咄咄逼人的气势，将安邦治国那么精细的事业付诸翻江倒海般的群众运动，从而将那些精明的官僚们一下子压倒。大跃进的荒唐，官僚们心知肚明，只是敢怒不敢言罢了。官场上的权力运作和官场上的游戏规则，牢牢地捆住了官僚们的手脚，也堵住了官僚们的嘴巴。这是一种庙堂内的心照不宣，官僚们让圣上始终活在圣明的光环里；作为回报，圣上自然也把官僚们叫做众爱卿。谁要想破坏这样的游戏规则，谁就是自取灭亡。

从官场的游戏规则上说，彭德怀的自取灭亡，是没人同情的。但从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传统上说，彭德怀的敢言，迫使他们不得不回忆一下当年的“五四”精神。虽然毛泽东的革命把当年的“五四”精神改变成了打天下和坐天下，但是“五四”精神依然存活在许多共产党人的内心深处。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许多老共产党人如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被打成右派，不是因为他们党性不强，而是由于他们依然举着“五四”的火把。正如“五四”在过去烛照出的是传统的专制黑暗，此时此刻，“五四”精神烛照出来的，却是一党专制和党天下的黑暗。虽然共产党在1949年以后走进了专制极权的黑暗，但许多共产党人的内心深处，却依然“五四”不已。文革以后的80年代，以胡耀邦为首的党内改革派，其基本的精神资源，就是当年的“五四”精神。专制犹在，精神的火把却从来没有熄灭过。文革以后的共产党之所以能够起死回生，也跟共产党人心中的“五四”精神很有关系。

由此可见，做了皇帝的毛泽东，不仅要面对党内权力阶层中的安邦治国派，还要面对他们尚未完全泯灭的“五四”精神。即便以科学和民主来概括“五四”精神，也足以使毛泽东原形毕露。在科学面前，大跃进是绝对荒唐的。就民主而言，毛泽东的独裁和家长制作风，也是有违民主原则的。官僚们不敢跟毛泽东公开比试安邦治国的本事，但他们可以按照“五四”精神，委婉地向毛泽东暗示，天子再圣明，也有犯错时。一向玩弄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毛泽东，终于躲不过官僚们无言的审视，只好在七千人大会上，吞吞吐吐地下了个罪己诏。

假如在毛天下的前提下，毛泽东下个罪己诏，乃是无伤大雅的事情。但偏偏是在还没有分出这天下究竟姓毛还是姓党的情形下，毛泽东一下罪己诏，就等于明明白白地宣告了这天下不姓毛。这是毛泽东最不能容忍的窝囊。然而，官僚们却不明白个中奥妙。毛泽东的败北，使官僚们得意忘形。刘少奇代表着党内的权贵们，喜滋滋地与毛泽东平分秋色。他们满心以为，只要把毛泽东高高地捧起来，远远地架空掉，那么毛泽东再能说会道，也只好退居二线。他们哪里知道，从此以后，毛泽东不管农业，也不搞工业，正好一心一意地搞起了阶级斗争。当他说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时，等于在宣告：刘少奇一打就倒。

从安邦治国的角度说，毛泽东确实退居到了二线；但从政治斗争的角度说，毛泽东无意间又占了个十分有利的位置。成了甩手掌柜的毛泽东，乐得什么事情都不做。因为不做事，意味着不犯错。任何一个做事者，在旁观者眼里都可能成为一个犯错者。世上之事，不做是没有错的；一做便有错，做对了有错，做错了更错。中国古代的无为政治，是避免犯错的政治。中国后来的有为政治，则是错得不能再错的政治。毛泽东站在不做事的有利位置上，以逸侍劳地时刻准备着，收拾刘少奇。那个七千人大会，与其说是毛泽东败退一步，不如说是刘少奇自讨苦吃。精明的刘少奇和糊涂的彭德怀，在毛泽东的棋盘上一样属于要被吃掉的子儿。对于毛泽东来说，彭德怀也罢，刘少奇也罢，都是毛泽东把党天下变成毛天下的政治障碍。

  “五．一六通知” 的实质：全民动员 打倒共产党  

虽然不得不面对远比自己擅长于安邦治国的官僚权贵，不得不面对时不时闪烁在共产党人言词中的“五四”精神，但毛泽东同时又深知党内诸公再有本事也难免染上中国人的国民性。就像人性的弱点是独裁者的温床一样，国民性的病根是产生毛泽东一类枭雄的心理基础。

毛泽东的本事与其说在于运动群众，不如说在于擅长利用国民性。长年的孔儒教化，中国人早已学会了向强权低头，向流氓致敬。讲道理的畏惧不要命的，不怕死的害怕不要脸的。张闻天认认真真地作了逻辑缜密的长篇发言，毛泽东一封短信就把他给打发了：说他得了虐疾，叫他去读《七发》。对付文官们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威胁要重上井岗山打游击。摆布许世友那样的武人，毛泽东的方式是叫他去读《红楼梦》，而且一遍不行，起码要读四、五遍。周恩来要扮演《出师表》里的诸葛亮，毛泽东正好始终以秦始皇自居。即便打击刘邓也是分而治之，一面抓住刘少奇懦弱的特点，将他置于死地；一面将邓小平流放江西，不死不活地放在那里以观后效。一句刀下留人，把痛失丈夫的王光美感动得刻骨铭心。一幅龙飞风舞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硬将一避再避地退避在一旁的林彪赶进权力格杀的“斗兽场”。正如对周恩来需要不断地鼓励那种“鞠躬尽粹、死而后已”的忠诚，利用林彪为毛天下保驾护航耍的是激发其“士为知己者死”那类义气的手段。人是有弱点的，中国人是有国民性的，光凭着这两点，毛泽东就足以天不怕地不怕，与人奋斗，其乐无穷。毛泽东五十年代的反右和打倒彭德怀，乃是出于随机应变，而六十年代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则是精心策划的。虽然任何计划付诸实施，都会顺势而变，但从大致上的发展轨迹来看，这场劫难绝对不是无心插柳之举。

退居二线的毛泽东从六十年代初开始，就充分施展话语权威，大造阶级斗争舆论。那边厢是刘少奇们在想方设法地修复国民经济，以包产到户的方式，鼓励农民的积极性；同时开辟自由市场，让民间有点生意可做。且不说如何的振兴国家，至少是救饥民于水火。这边厢却是毛泽东危言耸听地四处煽风点火，一会儿指责他人走资本主义道路，一会儿警告中央要出修正主义。那边厢是周恩来陈毅向文化界表示安抚，让惊魂未定的知识分子松一口气，安一安魂。这边厢是毛泽东大骂文艺界毒草丛生，私底下悄悄地物色姚文元之类的笔杆子，寻衅闹事。及至六十年代中期，国计民生刚刚有点起色，一场风暴便铺天盖地的向整个国家整个民族袭来。

不错，姚文元批判的《海瑞罢官》也罢，吴晗写的《朱元璋传》也罢，三家村专栏里的文章也罢，确实都有含沙射影之嫌。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小偷小摸尚且难逃法网，更何况犯下了饿死几千万人的弥天大罪。连刘少奇都忍不住地当面警告毛泽东，“历史上要写上你我的”。人民虽然愚昧了点，都再愚昧也不能如此不把人当人。在舞台上出出怨气，在杂文里发发牢骚，这已经是相当客气的了。要不是中国人民被罩在一个巨大的革命神话里，要不是理想主义的幻觉掩盖了现实生活的贫困，饥民们早就揭竿而起了。然而，历史的荒诞在于，饥民们没有造反，反倒是犯下了制造饥荒罪的毛泽东却大声疾呼：造反有理！

从刘少奇们在六十年代的一些作为上看，共产党并非没有安邦治国能力。在几千年的中国专制文化里，同样也有悠久的文官传统。在专制的权力框架里发挥文官治国的优势，曾国藩和李鸿章的成就，不失为一个先例。如果说，刘少奇邓小平的治国能力在六十年代只是初显身手，那么在文革后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中，邓小平的主政则成了一个历史经典。要不是毛泽东的兴风作浪，刘邓式的安邦治国，或许也能走出一条现代化的道路来。但也许是命定如此，历史并没有照着刘邓的意愿走，而是转向了毛泽东的造反有理。

如果撇开道德上的是非，仅仅从操作的成功与否来看，毛泽东的打倒刘少奇，确实是一部政治杰作。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指鹿为马，横加罪名，中国式政治游戏中的种种流氓手段，毛泽东几乎全都用上了。从当年批判俞平伯《红楼梦》评论中得到启发，毛泽东起用姚文元那样的小人物，向吴晗发难，向北京市委开火。从北大学生贴出的大字报中获得灵感，毛泽东咄咄逼人的写出了《炮打司令部》。比起当年启发文化人向党提意见时的欲盖弥彰，毛泽东此刻的矛头指向十分明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正是这样的定性，顺理成章地揪出了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

为了打倒刘少奇，毛泽东动用了所有的资源，连自己的老婆也被他推上阵去，还硬逼着林彪站在后面助阵，制作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文艺座谈会》的谎言。毛泽东深知，让文艺界打头阵，必须得有枪杆子垫底。文艺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向来是用作娱乐的。唯有枪杆子，才是实力的标记。而在所有的将领当中，林彪无疑是一枝最具威摄力的枪。不管林彪愿意不愿意，必须为他毛泽东站台。江青上阵，是求之不得。林彪出场，却是勉为其难。文革之后，有许多人不理解林彪的助毛为虐，有不少人以为林彪也是个野心家。殊不知，在共产党所有实权人物当中，林彪恰恰是个十分鲜见的屡屡直言犯上者。林彪为毛泽东站台，在很大程度上是抵不住“圣上知遇之恩”的心理压力。共产党的首席战将林彪，骨子里却是个恪守儒家信条的文士。从现今解密的《林彪工作札记》中可以得知，林彪不仅深知毛泽东的胡作非为，而且也十分明白自己不得不屈从的处境。

毛泽东的利用林彪，要的是武力的威胁。毛泽东的使用江青，用途在于得有人冲锋陷阵、得有人四处得罪人、得有人做他毛泽东不便公开做的恶人。这类恶人在过去的历史上，通常有太监扮演。虽然毛泽东身边不缺类似于太监式的人物，但一旦使用上了，难免会因此坐大。与其让一个贴身保镳坐大，不如让自己老婆扮演一下八面威风的皇后娘娘。可惜的只是，江青终究不过一个戏子，既没有慈禧太后那样的心计，也没有《红楼梦》里王熙凤那样的能耐。毛泽东的使用江青，其实是将就着用的。要是毛岸英不死，毛泽东也就没有必要那么辛苦地栽培自己的老婆了。比起皇后娘娘，太子的作用无疑要大得多。二十四史烂熟于心的毛泽东，不会不知道那样的奥秘，只是天公实在不作美罢了。

通过林彪抓住了枪杆子，通过江青握紧了笔杆子，毛泽东籍此舞动起那条意在缚住苍龙的长缨，把国家主席打下宝座，把党内的权贵阶层扫荡殆尽。他的那张大字报是一声号角，逼着政治局通过的《五.一六通知》则是一个动员令，动员全体中国人民起来造反，以打倒党内走资派的名义，打倒共产党。饿得头昏眼花的中国人民不是心里有气么，被打倒遭迫害的那部分中国人民不是怀恨在心么？毛泽东给了他们出气的机会，给了他们报仇雪恨的机会。全体中国人民不由眼睛一亮：敌人又出现了。

伟大的中国人民有一个特点：他们不吃饭可以，但他们不能没有敌人。因为中国人民是看《水浒传》、看《封神演义》长大的，那里面的英雄，全都是靠着敌人的存在而存在的。没有老虎，哪来的武松？没有纣王，哪来的姜子牙。自以为是武松是姜子牙的中国人民，即便没有老虎也要找一只老虎出来打一打，即便没有纣王也要立一个纣王出来杀一杀；更何况毛泽东告诉他们说，老虎出现了，纣王出现了，就在我们身边，就是躺在我们身边的那个赫鲁晓夫。中国人民能不愤怒么？中国人民能不起劲么？

最为重要的是，敌人也是中国人。这是让中国人民最来劲的原因。假如敌人是日本人或者俄国人，中国人民愤怒是愤怒的，但打人家的力气是不足的。一旦敌人也是中国人，那么中国人民具有与愤怒一样足够的力气，把敌人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被打死的敌人永世不得翻身。在中国人的历史上，中国人打中国人远比中国人打外国人要狠，要来劲，要残酷，要毫不留情，要非得置于死地而后快。

可怜的刘少奇，他以为他搞活了经济，中国人民就会感谢他。他也不看看以前的曾国藩李鸿章，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立下汗马功劳，中国人民感谢他们过没有？中国人民从来不把给他们带来丰衣足食的人当回事。端起大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毛泽东的流氓气本来就是来自中国人的流氓性。中国人民一向敬服的是，在历史的一轮轮流氓比赛当中，最终胜出的那个最大的大流氓。中国人民会匍伏在那样的大流氓面前，唱着热烈的赞歌，跳着表忠的舞蹈。敬爱的毛岁爷，您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我们有多少贴心的话儿要对您讲，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儿要对您唱。所谓的文化大革命，既像是一部《水浒传》的演习，又像是一部《封神演义》的操练。不要以为中国人民在那场革命中是痛苦的，他们也许从来没有如此幸福过。敌人是明确的，方向是正确的，发嗲效忠的对象更是清楚的。中国历史上哪里有过如此阳光灿烂的日子？

应该说，在这场革命中被折腾得死去活来的共产党人，确实是长了见识。革命革命，革别人的命是好玩的，但革自己的命却一点都不好玩了。几乎被遗忘了的“五四”精神，从被关进牛棚或者坐进牢房的共产党人内心深处，重新激发出来。结果是，文革过去之后，形成了以胡耀邦为代表的党内开明派和党内改革派。正是靠了这批开明的要求改革的共产党人，在邓小平主持的改革开放年代里，共产党得以起死回生，从革命党过渡到了执政党。

在这场革命中，中国人民也确实得到了锻练。那样的锻练绝对不是出出气而已，而是从中学会了如何对付官僚专制。一场文革，让毛泽东教会了中国人民如何造反，如何对官僚们说不。虽然就现代政治的层面上说，那样的造反未必导向民主政治，但毕竟对官僚们形成了一定的制约，也对在专制体制中迷恋权力的统治者构成了压力：凡事不要太过分，官逼民反的可能并非不存在。或许正因如此，在文革过后三十年的新世纪背景下，有人提出了人民文革一说。既然毛泽东让人民在文革中出过气，那么以文革的方式造反，也就成了中国人民对付专制的一个传统。七十年代的“四五”也罢，八十年代的“六四”也罢，多多少少都带有文革的印记。

记得马克思曾经预言过，阶级斗争的最后结局，乃是斗争的双方同归于尽。一场文革，最终并没有赢家。所有的参与者，全都是牺牲品。得利的，被利所伤；作孽的，被孽所作；造反的，被人所反；杀人的，被人所杀。向党天下挑战的毛泽东，最终并没有把天下变成他的毛天下。

       《五.七一工程纪要》：毛泽东文革的转折点  

正如在网上公布的《林彪工作札记》让人难以确信，《五.七一工程纪要》的真实性也始终疑窦重重。假如说，《札记》可能是出自他人对林彪处境的一种理解，那么《纪要》在当时则可能出于政治对手的欲加之罪。当时同时作为中央文件下达的另一个文件，即毛泽东在一九六七年致江青的那封信，也同样是出自抹黑林彪、维护毛泽东形象的需要。假如以往所有的党内斗争都可以让毛泽东振振有词的话，那么与林彪的分道扬镳却是让毛泽东最难解释的。

从林彪对毛泽东的追随来看，林彪似乎并不在意这天下究竟姓党，还是姓毛。但从对九大政治报告的重心强调来看，林彪很在意在打倒了刘少奇之后，究竟是继续搞文化大革命，还是转入国计民生的考虑。为此夹在林彪和毛泽东之间受了天大的冤屈的陈伯达，晚年如此回忆道：

     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后，一九六九年四月三十日，主席请了总理、林彪、康生、谢富治和我，讨论文化大革命还要进行多久。总理讲了经济停滞、社会无政府主义、大批干部被打倒等问题。主席听着，有时用铅笔记着。林彪讲：‘同意总理意见。要发展经济，发展国防，整肃社会派别、山头。’我也讲了：‘毛主席革命路线已经取得彻底胜利，要发展经济，团结大多数。’主席怕（文革）结束，他讲：‘斗批改还刚起步，斗争还有反复，彻底胜利！还要不要革命？看来，今天我又是少数。’康生、谢富治当即表态，站在主席一边。当时气氛很沉闷。总理说：‘我对主席的教导、对主席思想的学习、领会还是很差，要很认真总结、检讨，否则，在工作上会犯大错误，还迷惑着。’主席讲：‘总理，检讨不要勉强。党内有不同观点、有不同立场，我不惊奇。’他说着就朝屋外走，散步去了。原订和主席的晚餐也取消了。事后，总理见了林彪，也打了电话给我，希望能向主席作检查，缓和政治局常委内部的气氛。为此，林彪给我打了电话，表示理解总理善意，顾全大局；但又表示：主席听不得一点不同意见，比斯大林更专制，国家会有灾难降临。
     
摘自《陈伯达回忆录》
   
虽然个人记忆不能作为历史本身来看，但陈伯达的这段回忆，可信度很大。在打倒刘少奇之后，最高层出现这样的分歧，是在情理之中。林彪和周恩来不约而同地误以为，打倒了刘邓及其一大批追随者，毛泽东的目的也算达到了，应该回过头来安邦治国了。这应该就是陈伯达说“彻底胜利”的意思。他们的共识既不是出于党性，更不是出于与毛泽东有什么贰心，而是基于常识，出于在长年累月的政治斗争绞杀中尚未泯灭的良心。他们哪曾料想，毛泽东会恶狠狠地作出“还要不要革命”那样的反应。

此刻的毛泽东一如当年打进天京杀人杀红了眼的湘兵，整人整出了瘾。这个信奉斗争哲学的湖南蛮子，全然成了一个政治吸毒者。相比之下，当年的朱元璋倒十分干脆，把功臣们一锅端，省得花时间一个个收拾，结果把自己弄得很变态。文化大革命的疯狂，很大程度上源自于毛泽东的变态。一百多年前的法国大革命，是激进的杀死不激进的，然后再由更激进的杀死激进的。革命和吸毒十分相像，也跟赌博不无近似。栽进赌场的赌徒，无可救药的吸毒者，没完没了整人的独夫毛泽东，全都是一回事。这样的革命狂，放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是应该被送进精神病院里去的。无奈他偏偏雄踞在数亿患有皇帝崇拜的不治之症的国民头上，得以兴风作浪。

在毛泽东拂袖而去的蛮横面前，周恩来、林彪和陈伯达三个人的反应，颇有象征意味。陈伯达自然是不敢吭声，但从他后来在庐山会议上的带头向张春桥发难，也不失为一种勇气，不管那样的勇气是基于田家英式的书生气，还是受了林彪等一大批军人支持的激励。陈伯达式的柔弱和勇气，从大致上勾画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形象。周恩来立即投降不说，还低声下气地说出了那番“奴才该死”式的话来，把个诸葛亮活脱脱地扮演成了李莲英。周恩来这种唯唯诺诺，代表了绝大多数混迹于红色官场的官僚。这三个人之中，最为精彩的无疑是林彪。毕竟是身经百战的军人，虽然不得不同意周恩来的所谓顾全大局，但还是把个腰背挺得笔直，把话说得铿锵有力，掷地有声：毛泽东“比斯大林更专制，国家会有灾难降临”。林彪这种不服气秉性，可能仅为共产党人中极少数精英所具备。

跳出陈伯达所描述的具体场景，将彼此的分歧置入历史的语境，中国式的权力斗争图景就更为清楚地呈现出来了。在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发展经济、结束阶级斗争的要求背后，蛰伏着一句意味深长的潜台词：刘少奇是无辜的。因为被毛泽东所指责的刘少奇，其罪责无非就是发展经济，不搞阶级斗争。非常反讽的是，刘少奇被打倒之后，无论是谁主政，最终都得回到刘少奇曾经做过的事情上去。

且不说林彪、周恩来和陈伯达，就是以提出破除资产阶级法权而赢得毛泽东欢心的张春桥，主政上海时的主要政绩，恰恰也是发展经济。文化大革命期间，上海的经济成了全中国的国民经济支柱。上海的轻纺织产品，成为中国百姓的购物首选。但张春桥的城府在于，他从来不提自己治理上海的政绩，而是顺着毛泽东的心思，高唱继续革命。在热衷于斗争哲学的独夫毛泽东的专制之下，发展经济是只能做、不能说的。即便是在发展经济上所取得的成就，也得归之于满脑子权力斗争的毛泽东的英明领导。假如刘少奇明白这样的奥妙，他应该在七千人大会上像林彪那样，把所有的功劳全部记到毛泽东的名下，把所有的错误全部归之于没有遵循毛泽东的教导。

如果说，在这样的权力斗争里还存在着什么悲剧意味的话，那么悲剧在于，无论是刘少奇，还是林彪，抑或是周恩来，虽然都不得不屈从于毛泽东的淫威，但毕竟都是天良未泯之人。假如他们真的犯了什么罪孽的话，那么无非就是良心罪。在当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是刘少奇犯了良心罪。在打倒刘少奇之后，则是林彪犯了良心罪。在毛泽东的独裁之下，思想早就不存在了，任何原则也都已经丧失了意义，最后剩下的，不过良心而已。而在权力斗争的格杀当中，成为输家还是赢家的原因，恰好也在于良心的有无。有良心者必输，没良心者必赢。

    周恩来原本是凭着良心说话的，只是一看毛泽东的脸色，吓得赶紧将良心收了回去。周恩来的这一退缩，使林彪和陈伯达一下子处在了非常尴尬的境地。好在大家全都是在那样的环境里挣扎过来的，对周恩来的低声下气，林彪非常大度地表示了理解。不仅如此，林彪还打电话给陈伯达，特意表达了他对周恩来的理解。这三个在毛泽东专制面前由于为国为民而犯了良心罪的同案犯，彼此临难之际，还颇有一种以沫相濡的人情味。难怪林彪后来惨死之后，周恩来会忍不住地失声恸哭，听凭当初那颗收回去的良心，在痛哭声中和着泪水尽情地流将出来。

就林彪个人而言，当然并非完人。为了迎合毛泽东，或者说报答毛泽东的知遇之恩，林彪说了许多违心话，做了许多违心事。但林彪在毛泽东面前最终表现出来的宁死不屈，却是包括周恩来在内的许多党政军首脑们所难以面对的。这可能也是邓小平复出之后，始终不愿为林彪平反的原因之一。尽管邓小平对林彪抱有许多个人成见，但非常重要的隐衷可能在于，邓小平难以直面林彪的不畏强暴。比起林彪在毛泽东面前的绝不低头，邓小平可是一再写了检讨书一再保证过永不翻案的。如此鲜明的对比一旦大白于天下，邓小平还有什么脸面站在敞蓬车上向全国人民招手？在林彪的悲剧面前，苟活下来的邓小平，纵然有改革开放的丰功伟业，也比林彪矮了一大截。只是中国人民也许不会如此看问题，他们会把邓小平的苟活，看着是一种生存智慧。假如中国人民全都像林彪那样直面暴君，那么要么是中国人民早就死绝了，要么就是暴君在中国历史上早就绝迹了。二千多年之前的殷商遗民，不管周公如何残杀和镇压，始终不屈服于周朝的统治。二千多年之后的所谓中国人民，却变得如此容易被暴君所征服。历史难道真的像有些人断言的，是不断前进和发展的么？

整个一场文化大革命，还真是幸亏留下了一份《五.七一工程纪要》，否则，被暴君如此折腾的人民竟然连暴君一词都不曾说出来过。虽然许多中国人民读到以中央文件形式下达的这份《纪要》时，依然崇毛不己，盲目痛骂林彪，但还是有不少中国人民，因此猛然醒悟，原来如此：

     “他滥用中国人民给其信任和地位，历史地走向反面”，“把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家长制生活”，“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独裁者越来越不得人心”。“党内长期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中被排斥和打击的高级干部敢怒不敢言”。“农民生活缺吃少穿”。“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已经发现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了替罪羔羊。”“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
 
摘自《五.七一工程纪要》
     
不管邓小平与林彪有多少个人恩怨，在如此一番真话面前，竟然能够说出“林彪不死，天理难容”，其人格也就不言自明了，其“六四”作孽也就顺理成章了。虽然事功和人格经常是分裂的，但在指出其事功的同时，很有必要指出其人格。林彪没有机会做出邓小平那样的事功，但林彪在毛泽东的专制面前，做出了邓小平做不出的事情，说出了邓小平说不出的话。不管林彪有没有看过这份《纪要》，不管林彪知不知道这份纪要，能够把毛泽东看得如此清楚者，非林彪莫属。有其父，才有其子。因为有林彪的洞察，才会有林立果在《纪要》中的如此直言。

从《五.七一工程纪要》反观林彪和陈伯达在庐山会议上的发难，可以看出，他们的心地过于宅厚，他们的反抗太过有限。他们一方面把毛泽东看得很清楚，是秦始皇式的封建暴君。其实早在五十年代初，林彪就曾当面以秦始皇焚书坑儒一说，向毛泽东提醒过不要重蹈秦始皇的覆辙。但在另一方面，当他们真的准备有所作为时，却完全低估了毛泽东的不可理喻。更不用说，林彪还不忍心将矛头直接指向毛泽东。林彪和陈伯达一样，基于在九大政治报告上的分歧，把怨恨仅仅集中在张春桥头上。或许是出于对毛泽东的这种回避和退让，陈伯达等林派军人在庐山上向张春桥的发难，有类于西汉时的清君侧。只是张春桥虽然是像晁错般的文人，但毛泽东却并不是汉景帝那样的帝王。

假如毛泽东只是汉景帝那样的帝王，那么庐山会议上的清君侧，确实有成功的可能性。不要说身为毛泽东秘书的书生陈伯达那么起劲，就连毛泽东最信任的贴身卫士汪东兴，都站在林彪一边。这些人一个个在权力斗争中饱经风霜，不说魄力如何，至少眼力是不错的。张春桥再受毛泽东青睐，也抵不过与毛泽东有着几十年生死之交的林彪。即便不算毛林间的友情，就拿林彪和张春桥在实力、人气、威望等等上的各种指标来衡量，毛泽东也不至于取张舍林。这就好比一场豪赌，就连知根知底的汪东兴，都把赌注押在了林彪这一边。这情形很像1989年的“六四”期间，不少人都误以会，事情闹到这个份上，邓小平再蛮横也不至于真的下令开枪屠城。他们没有设想过一个简单的逻辑推理：一个可以一再作检讨一再表示永不翻案的人，一个可以在林彪惨死之后马上乘机向毛泽东表示效忠的人，怎么不可能向手无寸铁的学生和民众断然开枪？在不顾脸面和没有底线这一点上，检讨效忠和开枪杀人，是全然统一的人格。

1970年，第二次庐山会议上的发难者，也没有设想过一个简单的逻辑推理：既然毛泽东连向他表示投降的刘少奇都不肯放过，岂会饶了向他挑战的林彪及其同党？就利害的权衡来说，林彪的份量确实是张春桥所不可比拟的。但问题在于，份量越重，毛泽东越忌惮。熟谙官场的汪东兴，至少有二点没有想到。其一是，打倒刘少奇之后的毛泽东完全处在一种非正常的状态里，胜利就像是一种特殊的兴奋剂，或者说一种革命的春药，让毛泽东欲罢不能。胜利后的毛泽东不愁斗争不己，就恨没有敌手。其二，毛泽东虽然深知林彪没有野心，从而一而再、再而三地把林彪赶进权力斗争中心，但毛泽东却同样深知林彪有个老虎般的儿子和自己没有那样一个儿子之间的微妙区别。这是无论如何不能用革命理论路线斗争之类来解释的。这是只能用中国传统的帝王术和权力术来解释、才会一目了然的秘密。网上有文章说，林彪纵容他人吹捧林立果，乃是其在政治上的最大败笔。此言确然。

毛泽东在南巡期间，并非偶然地曾经对地方军政大员一再说起：一个毛头小子，捧为超天才，没有好处。假如当时在场的官员之中，有点悟性的话，可以从中听出毛泽东的潜台词在于：如此吹捧你的儿子，是不是欺我毛泽东无后呀？倘若我家岸英不死，又岂是你家林立果所能比得上的？ 毛泽东并不是个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的庸常帝王，而是个占有欲如同秦始皇一般强烈的绝代暴君。

他不仅看重生前的权力，而且也同样在乎身后的名声和身后的权力所属。虽然天公不作美，绝了他的后，但他依然把目光紧紧地盯在他死后这江山能不能继续姓毛的焦点上。林彪处处小心，却还是因为对儿子的钟爱而有所疏忽。按照暴君政治和江山归属的逻辑，毛泽东在打倒刘少奇之后，接下去还要消灭一连串政治对手，无论是浮出水面的，还是潜伏水底的；也无论是林彪，是周恩来，还是张春桥，或者是其它对毛家江山构成威胁的任何人。政治只有利益没有朋友，暴君政治只有不断地消灭对手，没有任何容忍对手存在的可能。眼看着林立果青云直上，就算林彪不向张春桥发难，毛泽东也会找个籍口将他除掉。客气点，打入冷宫。不客气起来，那就是打入地狱。毛家无后，林家岂能有后？这可能是当时所有当事人都没有弄懂的一个秘密。不要说林彪不明就里，不要说陈伯达不知轻重，就是汪东兴也没有弄明白个中堂奥，自作聪明地站到了毛泽东“亲密战友”林彪一边。

不过，神机妙算的毛泽东，有一点没有算到：事事称臣的林彪，骨子里却对毛泽东是何许人一目了然。真不知毛泽东在批发那份印有《五.七一工程纪要》的文件时，怀着什么样的心情。他应该知道，在把林彪打入地狱的同时，那份《纪要》也同时给了他毛泽东一巴掌。林家父子的刺秦之剑没能出手，但这份《纪要》之锐利，绝不下于一把刺杀暴君的利剑。这份《纪要》使高高雄踞在神坛上的毛泽东原形毕露。毛泽东此刻也许应该明白，他早该在林彪对他“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和“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溢美之词中，听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的潜台词来。毛泽东没想到，林家父子会在死后留下一份明镜般的《纪要》，照出他毛泽东的真面目。

    据毛泽东身边人士回忆，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大病了一场，神志不清，嘴里不停地说胡话，而且句句说的是林彪。经由林家父子的血祭，在毛泽东昏话中度过的那段历史，开始在毛泽东的胡话中起死回生。需要指出的是，林彪虽然不接受毛泽东的继续革命，但他骨子里却并没有刺秦的意图。这也是林彪掉进悲剧的原因之一。以林彪的军事才能，一旦启动刺秦行动，绝对不会做得像林立果那么稚嫩。相反，毛泽东却以防备林彪那样的戒心和警惕，布置了对林家父子的反击。初生牛犊林立果虽然行事不够老练，但他的断然出手，也确实抓住了历史的要害：面对疯狂到了不可理喻的暴君，除了博浪一击，别无选择。按照毛泽东自己的说法，就好比景阳岗上碰到了老虎，打也是死，不打也是死，还不如放手一搏。中国人民虽然迷信帝王，但对于敢做荆轲的猛士，倒也一向心存敬意。

林彪事件及其《五.七一工程纪要》，乃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转折。这个转折按说在九大开过之后，就应该出现。要是毛泽东还听得进别人意见的话，那么早该尽快结束文革，发展国民经济。由于毛泽东的一意孤行，导致了这个转折直到林彪反抗失败之后，才姗姗来迟。为此，邓小平赶紧上书效忠，陈毅得意忘形，拼着一付老命，落井下石。原先被打倒的权贵们，纷纷从地上抬起头来，盼望着圣上扔出赦令。于是，毛泽东再一次发挥出因势利导的变色龙本事，把以往的作孽朝林彪身上顺手一推，朝着倒地的权贵们和颜悦色地做起了好人。且不说这些权贵被打倒之前做过些什么，就凭着他们这付下贱的模样就可以想见，没有一个是冤枉的。只是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林家父子的惨死，总算换得了“抓革命、促生产”这六个字。在革命的名义下，生产总算有了合法性。换句话说，在疯狂得不知如何了结的互相残杀中，大家总算有了活下去的可能性。

  从天下退向床笫 毛泽东家天下的末日  
     
如果说，九大以后的毛泽东不用头脑思考，而是凭着意志行事；那么林彪事件之后的毛泽东，不再以思想和原则取人，而是跟随着身体的感官起伏了。毛泽东从林彪事件上吸取的教训之一，也许就是思想是靠不住的，原则也是随时可以变动的。唯有跟他同床共枕过的女人，或者血缘关系上的亲属，肯定不会背叛他。比如，是他床上的女人，发现了有人在他的专列上安装了窃听器。更不用说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替他冲锋陷阵。即便是从他龙床上毕业出去的谢静宜，不管权力地位如何的不断升高，对他的忠心耿耿却是始终如一。据毛泽东最信任的侍妾回忆，毛泽东晚年最后定下的政治局常委名单，毛泽东的女人占了二席（江青，张玉凤），毛泽东的亲侄子占了一席（毛远新），毛泽东的大内侍卫占了一席（汪东兴），毛泽东的忠实信徒占了一席（华国锋）。可说是个典型的毛家班底。那位侍妾还回忆道，当江青不解地问毛泽东、为什么没有王洪文和张春桥时，“主席当即指着江青说：‘你好幼稚！’举手往左右方各斩一刀，说：‘老帅，王（洪文）、张（春桥）都不进！’”

不让老帅们掌权，无疑是吸取了林彪背叛的教训。不让王洪文和张春桥进政治局，则是对这二个人不放心。王洪文是个刘盆子式的人物，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而张春桥又过于老谋深算，无论是毛泽东的女人还是毛泽东的亲侄子或者毛泽东的侍卫，全都压不住这个军师般的政治人物。在毛泽东的权力中心里，张春桥扮演一下亚父范增出出主意是可以的，但高踞决策层却是危险的。且不说毛泽东的这个如意算盘是否把机关算尽，也不说那位侍妾的回忆是否真切，更不说网上流传的这个回忆究竟有多少可信度，能够肯定的是，毛泽东对身后的权力所属，确实非常上心。

一个独裁者，在打败了所有的对手之后，在感到终极胜利的孤独之余，最为牵挂的也许就是死后的权力归属。嬴政将自己奉为始皇，意思是皇位将世世代代传下去。这在毛泽东，牵挂的就不啻是皇位，还有他的话语权力能否得到承传。所谓的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线，这些劳什子本来不过是用来唬弄党徒和欺骗人民的，一旦成功，连毛泽东自己也迷上了。正如秦始皇四处求仙，追寻长生不老之药，毛泽东处心积虑地安排后事，求的无非是身后的权力犹在。就算身后的接班人不姓毛，执政的思想和路线也必须属于毛泽东。秦始皇以求仙缓解对死亡的恐惧，毛泽东以寻找接班人填补他死后的空虚。毛泽东明白，肉体的消失是无可抗拒的自然规律，但精神的不死却是无论如何也要拼死一搏的。连秦始皇都知道自家的王朝要永远延续下去，毛泽东岂能不懂得权力应该千秋万代承传下去？天下的男人信不过，还有床上的女人嘛。
 
假如上苍再给毛泽东十年、二十年的寿命，那么不仅张玉凤升入政治局常委，还有谢静宜，王海容等等一大批毛泽东的女人们，进入权力中心，从而体现毛泽东的妇女解放理想，还可以美其名曰：让半边天们来担纲整个天下。江青主政，张玉凤主管内务部，谢静宜主管教育部，王海容主管外交部，然后再找个小女兵或者美丽的文工团员在床上栽培一下，就可以主管国防部了。毛泽东的天下就此安排得妥妥帖帖。如此一个以床治国的新时代，如同躁动于母腹中的婴儿，如同茫茫大海中看得见桅尖的航船，如同喷薄欲出的一轮红日，从中南海边冉冉升起。这是秦始皇所不敢想象的，也是秦始皇即便想得出来也断断乎做不到的。

要是真的弄出一个列女治天下的景观，倒也不枉了毛泽东读了场《红楼梦》。只是毛泽东在床上栽培的那些女子，实在太平庸。且不说没有一个及得上王熙凤，更不用说找不出一个贾探春，就连及得上鸳鸯水平的，也一个都没有。真是女到用时方恨庸。当初上床时也不考察一下人家治国平天下的本事，一味的猴急着满足欲望，如同解决内急一般。结果弄得武则天空缺，慈禧太后空缺，王熙凤空缺，甚至连晴雯鸳鸯平儿都通通空缺，终使以床笫治天下的创举成为南柯一梦。

无法让他的女人们来救急的毛泽东，最后只好在他不喜欢的男人当中周旋和折冲。周恩来，邓小平，张春桥，王洪文，还有那个跟王洪文一样平庸的亲侄子毛远新。这些人没有一个能让毛泽东放心，没有一个能让毛泽东真正信任。尤其是那个号称人民好总理的周恩来，越是做出死心踏地的样子，越是让毛泽东不放心。

不管周恩来如何努力，毛泽东绝对不会相信这个当初跟刘少奇一起搞过国民经济、又跟林彪一起向他建议结束文革回到经济发展的忠实助手。在毛氏家天下和党天下之争的文革当中，毛泽东早就看清楚，周恩来始终站在党的立场上，而不是站在他毛家的立场上。周恩来的忠于毛泽东，不是因为毛泽东是天下的主人，而是由于毛泽东是党的领袖。周恩来之于毛泽东的奴性，跟周恩来之于共产党的党性，紧密相联。奴性和党性，始终在周恩来身上此起彼伏。奴性一减弱，党性马上站起来。奴性占上风，只是暂时的；党性的坚定，才是主要的并且是不变的。就因为这一点，周恩来做死奴才也得不到毛泽东的信任。

毛泽东的起用邓小平，实是在个无奈之举。毛泽东虽然不把他所缔造和领导的共产党放在眼里，但他发现把党内当权派通通打倒之后，马上就出现了一个权力的真空。也许是共产党把旧时代的官僚阶级扫荡得忒过彻底，以致于等到他们填补上去之后，一旦全部打倒，再也找不出另一个官僚群体来替代。当个真命天子固然轻松自得，但国家机器的运作，还得由官僚阶层来操办。一场浩劫过后，就算是马上恢复科举考试，也来不及培养足够多的管理人才维持一个国家的运行。凭着老茧上大学，一时兴起玩玩可以，当真起来却绝对误国误民。跟王洪文一样无能的准太子毛远新，以此讨好毛泽东是可以理解的，但就此治国平天下却不免会闹笑话。权衡来权衡去，毛泽东最后不得不让邓小平重新复出。这与其是对邓小平的信任，不如说是对党内官僚集团的一个让步。顺便说一句，毛泽东的这种尴尬，可能也会让将来的政治家碰上。虽说共产党的治理带有种种专制的因袭，但真的把共产党一下子摘除掉，会不会像毛泽东当年那样面对一个权力的真空？会不会像毛泽东一样，在打倒刘少奇邓小平之后，发现自己接下去面对的竟然是王洪文、陈阿大、毛远新、张铁生之流？暂且在此存疑。

虽然张春桥有政治头脑，有理论素养，但毛泽东比谁都清楚，张春桥没有林彪那样的军事天才，没有邓小平那样的治国能力，没有周恩来那样的众望所归。唯一的选择，只有在所有这些人当中走钢丝，搞平衡。林彪事件出来后，毛泽东应该后悔自己的猜疑和不择手段。毛泽东在林彪背后说的种种坏话，几乎都是毛泽东的自画像：不搞马克思主义，搞修正主义；不光明正大，背着林彪搞阴谋诡计；不搞团结，要闹分裂。林彪一死，原来的权力平衡顿时丧失。周恩来没有了制约者，张春桥没有了死对头，江青没有了忌惮者。原来被打倒的官僚们全都蠢蠢欲动，伺机翻案。逼死林彪，对于毛泽东来说真正叫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林彪死后的毛泽东，最好笑的事情，莫过于提携王洪文做接班人。从毛泽东的帝王术来说，这种手法颇类于当年鼓励叶群入政，以此为江青的出山作铺垫。明里提的是王洪文，暗里准备的却是毛远新。但不管毛泽东怀有什么样的鬼胎，他对王洪文那些个可笑透顶的赞誉，却铁板钉钉，白纸黑字，怎么也抹不去了。从此以后，中国人民一面赞颂伟大领袖，一面忍不住地会嘀咕几声：昏君。

毛泽东晚年的昏庸，有一个人看得十分真切。那就是大内主管康生。康生临终之前，做出了一系列怪异的举止。诸如揭发江青，指控张春桥，等等。康生的这些举止，很像陈伯达在70年庐山会议上的作为。且不说其中到底隐含着什么样的奥妙，至少说明康生并非糊涂虫一个。联系到康生曾经委婉地提请毛泽东向林彪让步，林彪之死很可能对康生有所触动。中国的政治虽然是黑幕，但透过黑幕，也能看到人心的些许亮点。即便可恨可恶如康生者，最后也对毛泽东的昏庸和一意孤行不无失望。

当然，康生应该庆幸他死得及时。要不然，很可能会像周恩来那样，即便不想及时死去，也不得不及时死去。既然毛泽东的专制是架绞肉机，那么被绞进去只是迟早之事，谁也别想抽身逃避开去。就此而言，邓小平不惜低声下气，苦苦哀求，也确实是不得已而为之。在毛泽东的专制高压之下，能够幸存的，唯有庸人。至于邓小平的永不翻案，也确实是靠不住的，该哀求时则哀求，该泼辣时耍泼辣。毛泽东在床上没能发现的王熙凤，在被打倒的男性官僚当中，却实实在在地存在着。由此也可想见，苍天并不襄助毛泽东。

独裁者的末日是凄凉的。且不说最后一个除夕过得如何凄惨，即便是千选万选最后选中华国锋主政，也实在可怜可悲、无可奈何得无话可说。帕金森定律，特别适用于独裁者的专制政治：不是矮子里拔长子，而是长子里找矮子，越找越矮。中国人的退化，就是这么形成的。专制确实给中国带来了大一统天下，但同时也给中国文化造成了无可挽回的衰落。毛泽东耍流氓还知道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毛泽东以后的中国人耍流氓，却只会说：我是流氓我怕谁？如果说毛泽东以前的流氓崇拜通常诉诸英雄崇拜，那么毛泽东以后的流氓崇拜只能以崇拜流氓来表达。

从毛泽东侍妾的回忆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对自己死后中国会发生什么事情，并非不清楚。这其实不用看侍妾回忆也可以推理出来的。如同秦始皇那样，企图永远窃据江山，占据国人之心，只能是一种梦想。这种梦想比毛泽东假装信奉的共产主义乌托邦还要虚幻。毛泽东更加不会不清楚的是，他的成功，是建筑在中国人的国民性之上的，一如专制通常建筑在人性的弱点之上。这可能是让毛泽东感到不无安慰的地方。只要中国人的国民性不改变，那么毛泽东永远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这不是心灵的相通，而是下水道的连接。在一个精神病院里，病人和病人之间，经常是互相会意的。

毛泽东感到不安的，是他的话语和他的所谓革命路线，是否能够得以承传。这可能是毛泽东跟以前的帝王不太相同之处。以前的帝王，以姓氏的承传作为家天下的标志，而毛泽东则以他的思想和路线能否继续，作为毛氏天下有无香火的记号。这也是毛泽东跟其它同时代的东方专制者之间的区别。比如北韩的金日成，台湾的蒋介石，新加坡的李光耀。当然，毛泽东并非没有家族观念，并非没有血缘意识，假如毛岸英不死，毛泽东会毫不犹豫地把江山传给岸英皇太子。至于岸英皇太子会不会按照先父的思想和先父的路线行事，那就只能顺从天意了。就此而言，老天确实并不眷顾毛泽东，把个窝囊废毛远新代偿了英俊潇洒的毛岸英。这是邓小平以及其它所有让毛泽东感到讨厌的党内权贵深为庆幸之处。这帮马克思主义的伪信徒们，骨子里对于王朝兴衰的故事可是烂熟于心。大家全都在按照老皇历行事，虽然嘴上说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并不担心马克思主义或者列宁主义能否在中国继续下去。这跟他无关。林彪说他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并没有说到点子上。毛泽东其实是当代最伟大的毛泽东主义者。马克思列宁之类的，可以作为前提，但最好不要说出来。无论是作为思想资源，还是作为话语权力，马克思也罢，列宁也罢，对于毛泽东来说，都不过是打鬼的钟馗，利用过了也就利用过了。既然孙悟空都是从石头缝里爆出来的，毛泽东岂能有那么多的精神之父？毛泽东的画像一旦在天安门城楼挂起来，谁也别想随便分享。

毛泽东也不担心江青在他身后会遭殃，虽然江青对他的忠诚，无人可比。毛泽东在《蝶恋花》里怀念的杨开慧，可能对毛泽东早已生了憎恶之心。斯大林的妻子是用自杀向丈夫表明自己的失望，杨开慧却很幸运地以成为烈士的方式向毛泽东告别。稍许心高气傲一些的女人，或者说，稍许有点精神追求的女人，都不会崇拜毛泽东那样的男人的。就连江青，都嫌只知道吃红烧肉的毛泽东土里土气。忠于毛泽东的女人，不管出身于平民还是世家，都有一个共同的心理前提：精神上没有内容。顺便说一句，孙维世的悲剧恰好源自于她是个有精神追求的女子。孙维世的艺术气质使她既无法爱上苦苦追求她的林彪，也不喜欢霸王硬上弓的毛泽东。江青之所以非要将孙维世置于死地而后快，就因为江青感觉到在孙维世面前的自惭形秽。江青不会吃张玉凤或者谢静宜的醋，因为彼此都是同类。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异类是必须处死的。据说，孙维世死得惨不忍睹，赤身裸体，遍体鳞伤，脑门上还被钉进了一颗钉子。且不说其它，就凭孙维世死得如此悲惨，毛泽东也有足够的理由，不必担心江青日后会遭殃。

很难说，毛泽东的革命、尤其是他的文化大革命，究竟是悲剧，还是喜剧。就毛泽东所假装信奉的共产主义乌托邦而言，应该说是悲剧。因为毛泽东从那个乌托邦里最后引申出来的主张，乃是解放全人类。那与其说是胸怀世界，不如说是贪心不足蛇吞象。且不说其它，只消看一看纪录片里接见马科斯总统夫人及其女儿的毛泽东，以如何贪婪的目光盯着人家母女的身子，就可以知道毛泽东的解放全人类是什么意思了。要是让马克思在天之灵阅读了毛泽东的这场革命，也许会后悔创立共产主义学说的。

相反，就毛泽东处心积虑地建立的毛氏王朝来看，则是一场喜剧。这场喜剧的高潮，乃是毛泽东最后拟定的那份政治局常委名单。毛泽东在那份名单里，一笔改写了《红楼梦》：指派花官和袭人，在焦大及其家丁们的护卫下，昂首阔步地占领大观园，就像当年派军宣队工宣队占领高等学府一样。毛泽东不是不知道这个班底根本不是党内众官僚的对手，只是除此之外，毛泽东别无选择。更为可笑的是，花官式的江青和袭人式的侍妾，还压不住阵脚。最后，毛泽东无可奈何地选择了焦大式的华国锋，成为他的接班人。就权力斗争而言，炉火纯青的毛泽东最后以白痴般的境界作结。就毛氏家天下和党天下的争夺而言，毛泽东最终向对手摆出的，竟然是一个豆腐阵，一推就倒，一踩便烂。只是仅就个性而言，流氓气十足的毛泽东倒也不失为一个性情中人。从天下退向床笫的结局，并非是所有流氓都能够享受的。洪秀全是死在床上的。孙中山还没等到得天下，便命丧黄泉。毛泽东无疑算是最为幸运的，当然也是三个草莽当中最有能力的。也算是多劳多得吧。

弥留之际的毛泽东，可说是四顾茫然。理想的天下，犹如理想的接班人一样，可遇而不可得。毛泽东以为，把党内所有官僚通通打倒之后，会涌现出一大批充满热情充满智慧的国家主人翁。按照毛泽东之于毛岸英的培养模式，既当过工人，又当过农民，还在部队的大熔炉里锻练过。可是，按照这样的模式找到的王洪文，原来是个刘盆子。即便是直接从农民中提拔起来的陈永贵，也只有农民的愚忠和农民的狡猾，毫无治国能力。经过这一系列的讽刺，毛泽东应该发现传统的科举制是如何的有效，至少比以他毛泽东的方式拼凑官僚班底要强得多。科举制难免腐败，但毛泽东选拔的官僚们还没进入运作就已经腐败了。作为对毛泽东的莫大讽刺，王洪文的所作所为给那幅叫做文革的漫画，添加了意味深长的一笔。

假如除去权力斗争的手段、阴谋、权术、韬略等等，所谓的毛泽东思想空空如也。要而言之：四个字，加上一句话。“造反有理”，加上“解放全人类”。造反有理的发明权，属于陈胜吴广，叫做“帝王将相宁有种乎？”帝王将相确实没有种姓规定，洪秀全可以做，孙中山可以做，毛泽东也可以做。至于解放全人类，则是毛泽东一个贪得无厌的白日梦。经由一场文革，让天下姓了毛不算，还想让全世界都姓毛，遍地鸡（既）毛。这种梦希特勒也做过，可是人家却并不想让全世界都姓希，而是想把日耳曼人推到世界之主的位置上。这可能是毛泽东和希特勒之间的区别。毛泽东也抬举中国人，但前提是中国人必须站在他的脚底下。在毛泽东的乌托邦里，中国人都像孙悟空拔下的一根根毫毛。或者说，毛泽东从身上随便什么地方拔下毫毛随口一吹，就变成了中国人。

这样的中国人当然也不是没有。比如把文革岁月说成是阳光灿烂的日子，就可能是毛泽东身上的什么毛。但至少邓小平不愿做这样的中国人。邓小平不敢打倒毛泽东，而是小心翼翼地回避着和毛泽东的话语发生冲突。然而，邓小平的所作所为却把毛泽东思想及其所谓的革命路线，不知不觉地扔进了历史的垃圾箱。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秦始皇的江山，传了三世。毛泽东时代却随着毛泽东的仙逝而归西。毛泽东九月死，毛氏天下十月份就结束，快得足以让秦始皇的孙子瞠目结舌。毛泽东机关算尽，也算不到结束得如此之快。好在邓小平给毛泽东留足了面子，罪恶全部算在江青头上。仿佛是江青而不是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是江青不是毛泽东打倒了党内全体官僚，是江青而不是毛泽东处死了刘少奇等权贵。毛泽东九泉之下，应该感谢邓小平的这种党性，依然念着毛泽东是党的伟大领袖。邓小平只是把天下从毛家手中，收回到党的怀抱里罢了。似乎是为了表明心迹，邓小平不再让家属和子女像江青和毛远新那样等着接班，而是让他们去经商致富，成为新一代富人。在一个没有了地主和资本家的时代里，邓小平不声不响地培植起了新的地主和资本家。要是有人对此提出质疑，邓小平的回应是：不争论。从毛泽东时代煎熬过来的邓小平，深深地懂得，有些事情是只能做不能说的。

毛泽东时代的种种痕迹，在邓小平只做不说的努力之下，慢慢地淡出。对于中国人民的遗忘本事，邓小平充满信心。只消大家都忙着赚钱，忙着买房子买地买车买妓买文凭，谁也没空怀念什么毛泽东。毛泽东最后真的成了钟馗那样的符号，让人们用来避邪避灾。以邪避邪，以灾躲灾。在迷信背后似乎也透出一种生存的智慧。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说起毛泽东想哭，毛泽东时代以后的中国人说起毛泽东想笑。在外国人面前一产生自卑感，中国人马上会想到，毛泽东已经让中国人站起来了。看着电视上的中国官员朝着外国政客点头哈腰，中国人民马上会说，想当年毛泽东接见谁谁谁的时候，是个什么光景。但也仅此而已，中国人民不想再回到当年的阶级斗争年代，不会把光鲜的时装脱下来，换上文革时期的破衣烂衫。这是邓小平比毛泽东聪明的地方，也是邓小平比毛泽东更知道中国人民的地方。

一旦吃饱了，喝足了，还有谁关心这天下到底姓什么？作为一个受了五四启蒙的影响从而有抱负有理想的五四青年，毛泽东转向以他的名字为标记的革命，结局无疑是场悲剧。可是，作为中国专制传统和造反传统的承继者，作为中国几千年帝王史上的最后一个帝王，毛泽东上演的却是一场喜剧。

置身这场喜剧的人们，没有一个笑得出来。那样的残暴，那样的血腥，那样的黑暗，不仅是中国历史上，即便在人类历史上，都是罕见的。好在毛泽东把这场喜剧演到了极致，后人即便再有毛泽东的雄心，也演不了那样的喜剧。相反，毛泽东式的悲剧却依然可能重演。由于邓小平式的改革开放至今没能获得应有的彻底，致使革命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在将来的中国，任何一场可能发生的革命，结局都将是悲剧性的。毛泽东的时代是结束了，但毛泽东式的革命，却依然是悬在历史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中国的命运，前途未卜。

   
附录

参考书目：

   《从曾国藩到毛泽东――论中国晚近历史》，《李劼思想文化文集》第三卷
   《论毛泽东现象的历史成因和文化心理》，
《当代中国研究》 2004年第1期
   《当代》2004年第4期
《商周之交与百年激变》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李志绥
   《鲜为人知的毛泽东》张戎
   《林彪和江青》　　　　　　
   《陈伯达回忆录》
   《晚年周恩来》高文谦
   《我的父亲邓小平》毛毛
   《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