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残酷的党内斗争——从血腥到文明(组图)

送交者: 贾版主 2014年04月04日22:06:46 于 [天下论坛] 发送悄悄话

在1900年，拥有4.5亿人口的中国被两万洋兵征服，中国人不分男女老幼一人赔一两银子。一直到1944年，日本兵还在中国横行霸道。这种屈辱激起无数仁人志士为之奋斗，当时中国革命党无数，中共只是其中一支。 与其他党派不同的是，从中共建立伊始，一次又一次的路线斗争如影随形，残酷的斗争最终使毛泽东脱颖而出，他亲手缔造出一支革命党，最终赢得了胜利。然而，“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革命党是无法适应执政需求的，在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过程中，中共沿着一条崎岖的道路，从血腥走向文明，从传统走向现代。 这条道路是漫长而遥远的，正如习近平在2013年7月所说，“当年党中央离开西柏坡时，毛泽东同志说是‘进京赶考’。60多年过去了，我们取得了巨大进步，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富起来了，但我们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依然严峻复杂”，“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 整肃AB团：血腥清党 江西吉安市青原区的富田镇，如今不过是个极普通的乡镇。如果对中国革命史稍有了解的人，对这个地名一定不会陌生。这里曾是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1930年12月这里发生了肃反“AB团”引发的大规模革命恐怖浪潮，最终席卷了中共领导的江西苏区。 1931年，毛泽东（右二）与苏区中央局同志在瑞金 AB团为“反布尔什维克”（Anti-Bolshevik）的缩写，全称为“AB反赤团”，原本是北伐战争时期在江西建立的国民党右派组织，成立于1927年1月，其目的是打击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这样一个组织还没有发挥其作用，就被三个月后的南昌“四·二”大暴动摧垮。但历史总会出人意料，这个早已被摧垮的组织，在几年后被毛泽东利用，仍是达成了它最初的目的。 毛泽东无疑为中共革命立下最大的功勋，他在1927年国共分裂后，最先走上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的道路，在江西农村的努力及其实践为中共开辟了一条新路。凭借着一系列军事上的胜利以及在根据地建设的经验，毛泽东终于在1929年的古田会议上跻身军事领导高层，同时获得了江西苏区的指挥权。然而，这里离中共的权力核心层还相当遥远。即便如此，毛泽东的权威仍是遭到了以李文林为首的赣西南地方红军和党组织的挑战。 毛泽东的回击是快速的，1930年2月初，毛在赣西特委所在地吉安县陂头村召开了由红四军前委和赣西南方面负责人参加的联席会议，列举李文林的两项“严重政治错误”：倾向富农，走上托拉茨基陈独秀的道路，取消土地革命；用“非政治的琐碎话，煽动同志反对正确路线的党的领袖”——即毛泽东派任赣西特委书记的刘士奇。 此次会议后，“革命恐怖的气氛在江西苏区已逐渐形成”，赣西南特委在书记刘士奇的领导下，遵照红四军前委关于“各级领导机关已充塞地主富农、打倒机会主义的政治领导的第一通告”的精神，率先发动肃AB团的攻势。 到了10月，在赣西南三万多共产党中已开除地主富农一千多人，消灭一千多AB团，绝大部分被杀，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的四分之一被打成AB团，也大多被杀。此时，毛泽东因忙於主持军中事务分身乏术，当他在介入后，肃反AB团的情况更糟糕。毛指出“全党完全是富农路线领导……党团两特委机关、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红军学校发现大批AB团份子，各级指导机关，无论内外多数为AB团富农所充塞领导机关”,为“挽救这一危机”，要进行一场“打AB团”的肃反运动以对赣西南的党团机构“来一番根本改造”。结果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在四万多红军中肃出4400余名“AB团”份子，“几十个总团长”都遭处决。 11月，毛泽东的“根本改造”的利刃终於刺向赣西南地方红军。此次行动更因李文林等坚持执行李立三中央的路线，反对弃攻南昌的主张而更加惨烈，由此毛认定李文林就是“AB团”首领。11月底，李文林在宁都县黄陂被拘押，紧接着一批与李文林有工作联系的人相继被捕。 江西吉安的红军标语 时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兼肃反委员会主席的李韶九携着毛泽东指示信于12月3日前往富田，将省行委和红二十军八个主要领导人段良弼、李白芳、金万邦、周冕、谢汉昌、马铭等人予以逮捕。萧克将军回忆道，“通常捆着双手吊起，人身悬空，用牛尾竹扫子去打，如坚持不供的，则用香火或洋油烧身，甚至有用洋钉将手钉在桌上，用篾片插入手指甲内，在各县的刑法种类，无奇不有。有所谓炸刑、打地雷公、坐轿子、坐飞机、坐快活椅子、蛤蟆喝水、猴子牵缰、用枪通条烧红通肛门”，“即便过了半个世纪，也不能不令人惨然一叹。我们这些‘过来人’也觉不堪回首”。 李韶九等的残酷行动终於引发12月12日震惊苏区的“富田事变”，最终导致江西苏区内部的严重危机。 无论是当时的亲历者黄克诚，还是对中共党史颇有研究的高华，都倾向于毛泽东是为了巩固自己党内的绝对领导地位，通过肃AB团来打击政敌。事实上，江西当时远离核心，毛泽东的整肃只能巩固其在江西的地位。当时，比毛泽东更残忍、更酷烈、规模更大的肃反运动大有人在。如候补中央委员夏曦在担任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后，在湘鄂西根据地掀起4次肃反，原来的人马5万多人减员为4千人，杀得只剩下5个党员，就连夏曦身边的4个警卫员也被杀了3个。张国焘则是在鄂豫皖苏展开肃反，仅红军指挥员就被杀掉2500之多，而当时的红四方面军不过1.5万人。 可见，30年代中共苏区的肃反运动并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波及全党全军的内部大清洗。如果再联系到3年前国民党的清党运动，就能发现国共两党在1927年分裂后，在激烈的斗争中产生了极大的警惕性，抱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双方在各自地盘上都进行了空前的清党运动。 延安整风：革命党形成 延安之名始出于隋，处于宝塔山、清凉山、凤凰山三山鼎峙，延河、汾川河二水交汇之处的位置，被誉为“三秦锁钥，五路襟喉”。红军布局好几年才拿下这个交通要道，作为回报，这块根据地在大革命后是红军唯一一块保存完整的革命根据地。此外，陕甘地区位于苏联、国民党、日本三大势力交叉点，即可接受苏联援助随时开始抗日，又可免除国民党的大规模围剿。 从现在看，“到西北去”挽救了红军，在当时则引发了毛泽东与张国焘的严重分歧，毛泽东不得不在1935年9月率领军团单独北上以避免红军自相残杀。坚持己见的张国焘在南方屡屡碰壁，只能掉头北上与毛泽东回合。这无疑证明了毛泽东的成功，使其影响力向全党扩散，并逐步向党的最高领导位置迈进。就在此时，长期在苏联遥控中共的王明回国了。 左起：张闻天、康生、周恩来、凯丰、王明、毛泽东、任弼时、张国焘在延安时的合影 “背靠大树好乘凉”，共产国际就是王明的大树，这让王明与毛泽东有关是否该“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争论中轻松占据了上风。不可思议的是，毛泽东凭借一己之力使这场拉锯战持续了一年多。直到1938年9月，从苏联回来的王稼祥代表共产国际肯定了毛泽东思想，结束了这场漫长的争执，持续混乱的八路军终于可以统一思想专心打仗了。只是王明不甘心失败，以其掌控的意识形态部门向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后有可能出现偏差的担心。 对此，毛泽东一直予以相当的容忍。然而他们在教条主义的路上越走越远，1940年的延安充斥着“空对空”的纯学理讨论的空气。令毛泽东不安的是，中共军队在毛泽东的整合下完成统一时，他对军队的控制却相对减弱了，新四军对王明、周恩来领导的长江局言听计从，与毛则貌合神离。而在华北，八路军辛苦建立的根据地却在被日军反复扫荡，新四军的情况也步履维艰，毛泽东已决定清除王明及其背后的国际派。 1941年5月19日，布局半年的毛泽东向王明直接发起攻击，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他要求彻底扭转 1938 年后开展的学习运动的方向，同时停刊国际派的舆论阵地，王明也失去了所有可以公开露面的职务。9月，毛泽东联合刘少奇对国际派再一次发起攻击，以王明病重不能出席政治局会议为结束，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控制力已基本丧失，在中共政治生活上曾经发挥过重大作用的国际派已经土崩瓦解。 但毛泽东还不能停止斗争，多年来，王明作为俄式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代表，在中共党内已建立起广泛的影响。它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中共党内普遍存在的照搬马列原典和盲目崇拜苏联的气氛。王明等人在这种气氛下，不仅争取到了以周恩来为代表的老干部派的合作和支持，也嬴得了全党的尊敬。眼下王明虽然已退出中央核心层，但还未正式缴械投降，若不乘势打碎党内根深蒂固的苏联崇拜情结，斩断俄式马列主义伸向中国的须根，一遇风吹草动，很难排除王明有挟苏联支持、在最高层卷土重来而获全党普遍拥戴之巨大危险。为了确立自己对全党的领导权，毛泽东必须从根基摧毁王明的党内基础，在全党肃清王明等俄式马列主义的影响。 为此，毛泽东甚至借用了自由主义。1942 年的初春，春寒料峭，毛泽东整顿三风的报告犹如一股春风，将延安知识分子干部的心吹的暖烘烘的。各机关、学校纷纷办起壁报，人们踊跃着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向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发起猛烈的攻击。出乎意料的是，这些攻击随即转向中共高层，王实味呼唤平等，抨击延安的等级差序制度，一时间，各学校、机关“反官僚，争民主”的浪涛正汹涌澎湃。毛泽东在3月发出了严厉警告，但王实味等青年干部不以为意，毛泽东震怒之下拿王实味做鸡儆猴，在延安掀起整风高潮，其主要内容是号召全党干部学习中共中央指定阅读的一系列文件，以学习文件先行，并不单纯依赖暴力镇压，反映了毛泽东在开展党内斗争的方法上所具有的独创性。1942 年秋冬之交，就在广大干部和党员纷纷写出个人反省笔记的时候，运动的风向又发生了新的变化，原先以教化为重心的学习运动，迅速向以镇制为重心的审干、反奸运动转移。 八路军在学习 一些著作说康生错估了形势不是为其开脱，先不说延安一直处于国民党的监视下，国民党的特务头子戴笠还开办了一个特务训练班，将受过训练的特务分批派到陕甘宁边区。中共中央不得不以高度警惕来关注国民党的各种动向，包括防止、清洗特务，肃清反革命分子。审干反奸是保证中共生存的手段，但在康生的领导下，“抢救失足者运动”演变为第二次“肃反AB团”。 在康生的抢救失足者报告影响下，开始出现严重的逼供现象并且手段繁多。手段之一：主观臆断，指鹿为马；手段之二，欺骗恐吓，诈骗口供；手段之三，酷刑折磨，刑讯逼供……据当时任靖边县统战部长的陈元方同志回忆说：“逼供有精神上的，肉体上的。精神和肉体的折磨有时交叉进行，有时同时并进。精神上的是找被审查者谈话，施加种种压力，威胁，甚至诱供。比如承认可以戴大红花，吃好的，保留党籍等等。肉体上的有车轮战、坐小凳、五花捆绑、假枪毙等等……。” 据关中分区一个县统计，他们采用过车轮战、压杠子、打耳光、举空摔地等二十四种肉刑。延安青年剧院为了逼一个赶大车的人承认是特务，捆绑吊打，活活折磨致死…… 仅延安一地自杀身亡者就有五、六十人……不仅青年知识份子受到抢救，一些老干部也受到迫害，例如陶铸……，一些娃娃也被坦白为特务分子。 这种做法使得延安人人自危，引发了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人的反弹，毛泽东不得不出面承认审干有“肃反扩大化”的倾向，纠正了“抢救”运动的错误。随后展开的甄别平反工作，直到1945年“七大”前夕才结束。 延安整风结束了，其作为运动模式对中共的重要影响没有结束。不少对毛泽东颇有微词的学者也承认，正是延安整风才将将中共锻造成为一个统一号令、统一纪律、统一思想的铁的团体，也为中共建国提供了一整套统治方式和动员程序，最终御敌人与国门之外，如果没有延安整风可能就不会有中共的建国。但也正是延安整风让毛泽东看到了大规模的群众动员的效率，并将斯大林的清洗创造性的发展为要求“人人过关”、个个检讨而达至革面洗心、重作“新人”。在20年后，毛泽东将这种实践扩大到了全中国。 高岗：不听话的棋子 当共产党终于将国民党赶到了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理应转变为执政党，党的理念、基础、工作方式、能力等等，应按照执政党的需要作深刻的转变。遗憾的是，新成立的中国周边形势十分糟糕，只有紧紧依靠苏联才能保平安。国际形势很紧张，国内局势也不太平，中共虽然座稳了江山，却面临百废待兴的局面，何时开始社会主义建设一直困扰着党内高层领导，虽然毛泽东力压党内对是否坚持新民主主义治国路线问题的分歧，成功得到斯大林首肯，并通过全国人大，但毛泽东与刘少奇的争论没有从根本上取得一致。 毛泽东从来不是个温和的人，他有着相当独裁的作风，由于抗日和反蒋的需要，中共其他领导人不断做出妥协，尤其是周恩来的不断协调，才保持了中共的统一。随着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在全国人民心中的地位和威望的巨大提升，毛泽东在巨大的成功面前客观上产生了一定的骄傲情结，其人的两面性中“帝王思想”和“南面之术”有了长足的发展，距离个人崇拜只有最后一里路。就是最后一里路让他保持清醒，认识到他与刘少奇的矛盾并非不可调和，何况还有斯大林可以助他一臂之力。 1953年，斯大林的突然逝世留下了巨大的权力真空，苏共的继任者们为此争斗不休。这一系列斗争深深的震撼了毛泽东，此时他已年过60，不得不考虑接班人的问题。或许更让他无法忍受的是自己的路线有可能被更改，作为一位精通权术的政治家，毛泽东决不会坐以待毙，他选择了主动出击，而棋子就是高岗。 1953年，高岗(右一)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五一节庆典上 高岗对中国革命立有大功，他和刘志丹等人一同创建的陕北苏区，在中国革命最困难的时候发挥了“落脚点”和“出发点”的作用。高岗在1946年以后主持东北的党政，在他当政的几年中，恢复半个东北的工业，进行粮食和弹药的储备，为解放战争和后来的朝鲜战争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实在不负“东北王”的称号。 更重要的是他忠于毛泽东，在毛的暗示下，高岗已领悟了他对刘少奇、周恩来的不满态度和批评意见，以及用高“倒刘换周”的意图，同时也看到了自己更上一层楼的前景，便积极向刘、周发难。可惜的是，高岗对建国后发展变化了的党内形势不清楚、不研究、不了解，在高层回护刘少奇时，无法认清形势，最后竟然冲昏头脑，对党的核心人物陈云、邓小平谈论中央领导的人选问题，说“多搞几个副主席，你也搞一个，我也搞一个”，还说周恩来也不行了，总理也要换人。 显然，高岗超出了毛泽东的底线和调子，脱离了毛泽东划定的“线”和“格”，加上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党内稳定力量全力拱卫刘少奇在历史上已经形成的地位，反对高岗当时显得轻率的举动。这使得毛泽东设计的刘少奇、高岗、周恩来三人相互制约的格局破产，毛泽东决定牺牲高岗。 “分裂党的活动”的帽子虽然大，实际上毛泽东对高岗留有很大余地。毛泽东指示七届四中全会“应尽可能避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以便等候犯错误同志的觉悟”，指示召开“高岗问题座谈会”对高展开“同志式的帮助和批评”，准备在高检讨认错之后保留其中央委员职务，调回陕西省工作。不料高岗两次自杀、以死抗争，致使毛泽东震怒，立即将“高岗问题”上升到“激烈阶级斗争的一种尖锐的表现”，“分裂我们的党、用阴谋方法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的高度，并把高岗裁定为“与党对抗”的“死不悔改的叛徒”，“永远开除党籍”。 刘少奇暂时胜利了，从此只能在毛泽东的大旗下活动。高岗与刘少奇的斗争摧毁了党内协商的基石，毛泽东更趁此机会将周恩来与刘少奇的权力进行了分割，大权在握的毛泽东终于走完了最后一里路，从此中共党内从毛泽东的意见为准则处理一切党内外斗争。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良好风格，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都毁于一旦，毛泽东的帝王思想和帝王情节乃至南面之术就此发端。 “文革”教训：党内斗争不杀人 在延安整风中，毛泽东成功将共产党打造成革命党，中共的领导者们只有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积累下来的丰富的阶级斗争经验，却没有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而有经验的赫鲁晓夫已经被毛泽东视为修正主义，背离了马克思主义道路。在毛泽东的世界里，“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必须“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才能救中国。 长期与毛泽东路线不合的刘少奇，被毛泽东一举定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在对刘少奇的斗争中，毛泽东创造性的将阶级斗争引用其中，利用在延安整风中的精神控制法，发动群众将刘少奇从精神到肉体彻底消灭。 然而，在一个正常的国家中，长期间的“革命”状态是不正常的。“文革”的长期持续和几经反复，使人们对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的厌倦情绪越来越强烈，这一切在周恩来逝世后爆发。天安门“四五运动”清楚表达出民众诉求：要发展、不要革命。 北京红旗越剧团导演李铁华在天安门广场发表演讲，抨击时政 毛泽东的逝世给了中共领导人新的机会，“以阶级斗争为纲”终于被废除，陈云在“文革”后期开拓对外经济工作新局面的宝贵思想和实践，与周恩来、邓小平、李先念当时的开放探索汇集成流，在“文革”结束后喷薄而出，迅速奠定了中国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的基础。 “文革”的另一重大贡献就是陈云坚持“党内斗争不能开杀戒”，这比起血腥清党无疑是一大进步，却连邓小平这种受害者都摆脱不了人治的思维定势，“依法治国”仍然遥远。 在十年后，邓小平钦定的接班人胡耀邦因“不理解自由化的危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在“党内生活会”上，被退休的元老和一些年轻些的高级领导人连续七天以“文革手法”批斗，未经过中共全会就完成了辞职程式；在“六四事件”中，因为与邓小平“反自由化”不一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赵紫阳被冠以“分裂党”和“支持动乱”的罪名，因消极对待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方针，被撤销一切职务，仅保留中国共产党党籍并遭到软禁。 胡耀邦、赵紫阳正是由于没有领会或拒不执行邓小平的既要“改革”又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两重性，犯了“右倾”的错误所以才在政治路线上栽了跟头。真正的法治，要到习近平上任才初露曙光。 “薄周案”：法治进行时 中国在很长时期里，或可以说是自古以来，人治总是高于法治。建国之后，在领袖伟大英明的无底线神化下，人治横行，法治被践踏得支离破碎。 2001年，在庆祝建党80周年大会上，江泽民的“七一讲话”中明确的提出要团结社会各个层面的力量共同建设社会主义，要想方设法兼顾各方面的利益，这是典型的执政党的思维方式，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核心问题就是制度化，要让社会在法治下正常运作。 基调已定，行动却难，从2001年到2013年，12年过去。薄熙来案仍然难掩路线斗争的因素。路线斗争不值得大惊小怪，这是薄熙来自己在重庆掀起“思想路线”意识形态旋风，以彰显其合法合理性，为“入常”造势所致。 公审薄熙来 2007年，薄熙来从商业部被调到重庆担任书记后，大搞“重庆模式”和文革式“唱读讲传”，一些民众否定乃至挞伐改革开放，有些人称重庆为“红色重庆”甚至“红都”，在一些公众的潜意识中认为只有重庆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改革开放已经被污为文革话语体系中的所谓“资本主义复辟”。即使薄身陷囹圄，仍有许多支持者。2012年9月抗日游行，公然有人打出“永远支持人民书记薄熙来”“钓鱼岛是中国的，薄熙来是人民的”等横幅，这足以说明路线斗争已经无法回避。 值得欣慰的是，无论路线斗争的味道有多浓，薄熙来案仍是穿上了法治的外衣，他的罪名为涉嫌贪污、受贿、滥用职权，而不是分裂党、妄图夺权。在审判中，既没有因为薄熙来拥有显赫的身份和红色家族背景就法外开恩，也没有因为政治问题而打死薄熙来。2013年9月22日，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一审判决：被告人薄熙来因受贿罪、贪污罪、滥用职权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薄熙来案已暂时落下帷幕的同时，中共官场断断续续传出周永康地位不稳的消息。与雷厉风行的拿下薄熙来不同，“周永康案”至今扑朔迷离，2014年3月，全国政协新闻发言人吕新华在政协会议前的新闻发布会上，回应记者有关周永康大案的传言的提问时一句“你懂的” 更留给外界颇多想像空间。 可以肯定的是，围绕周的秘书以及家人等的腐败案件早已被外界广而告之，一旦周永康案被公布，它无疑是迄今中国涉及资金规模最大的贪腐案，打破中共历史最高记录。当然，这一切都应当在阳光下进行，才能彰显法律的权威，重树人们对执政党的信心。 明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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