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美国两次大危机的前因后果中，我国的金融改革能够并应该吸取一些什么经验教训呢？个人认为可以有下面几点：

（1）认识到市场自由主义的危害，从思想理论上抵制市场自由主义的蔓延泛滥。

市场自由主义是一种反映私人大资本利益和诉求的思想理论。在19世纪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市场自由主义也的确适应了当时某些国家的需要。但到20世纪世界进入垄断资本主义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以来，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市场自由主义越来越显示出其不适应，30年代大危机就是这种不适应的警示。二战后的三、四十年市场自由主义被抑制，人们普遍认为，这一时期是西方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

    到70年代，由于多种原因（这些原因需另外分析），新自由主义逐渐兴起；80年代后，右翼政党的“减税、去监管、削减政府开支”三大政策和国有资产私有化一时成为世界潮流，但最终引发了08年金融大危机。在反思金融危机的形成原因时，奥巴马曾讲：“问题不在于某一项政策，问题在于一种根深蒂固的‘经济哲学’。这种‘经济哲学’如此根深蒂固、深入人心，以至于除了如此规模的金融危机之外，没有什么东西足以宣判布什及其共和党政府所奉行的那套‘经济哲学’的彻底破产。”

市场自由主义不仅在美国造成两次大危机，也在南美造成了“失去的十年”，在亚洲造成了多国的衰退、混乱和经济金融危机，在前苏联造成了也许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经济崩盘。只是在中国，由于一些“政治恐龙”们的抵制，还未完全得手。

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的社会、民心普遍左转，左翼政党候选人奥巴马以压倒优势当选并顺利连任，即是例证之一。包括萨缪尔森、斯蒂格利兹、克鲁格曼等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内的左派经济学思想理论影响扩大，包括格林斯潘、萨默斯在内的一些老市场自由主义者也有所反思。2010年，尽管华尔街的全力游说和共和党右翼的激烈反对，《多德一弗兰克法案》仍在众议院以237：192、参议院以60：39的优势通过，当时有评论讲：“这表明市场自由主义至少不那么理直气壮了。”

不仅美国的社会、民心普遍左转，除英国2010年大选出现战后首个中右政党和中左政党联合执政的政府外，法国2012年大选左翼社会党候选人胜出；德国一直是个重视政府作用的国家，二战后一直是主张“政府引导市场经济”的社会市场主义居经济学主流地位，主张市场自由主义、类似于美国共和党的自由民主党长期处于第三政党位置，从未单独执政，在2013年大选中，更是仅获4.7%的选票，低于5%的门槛，无缘进入联邦议会；在北欧国家，市场自由主义自二战后就基本没上过台面，居经济学主流地位的是瑞典学派；在南美，民族主义力量兴起，赶走了那伙“芝加哥小子”；在俄国，普京成功地使政府重新掌握了主要经济命脉、抑制住了私人寡头，市场自由主义只有梅德韦杰夫几个人有时还小声念叨几句。唯独在中国，市场自由主义这几年更加气壮如牛。

当文革结束后，虽然极左政治势力已经垮台，但思维惯性的力量往往超出人们的想象，僵化迷信思想仍然禁锢着很多人的头脑。在经济领域，要破除把“社会主义”等同于“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观念是今天难以想象的艰巨任务。那时，思想解放的人士都是“市场派”，或者说，市场观念代表着那时的先进理念。但“事无美恶，过则成灾”，当从“市场观念”转变为“市场原教旨主义”、从对“消灭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迷信转变为对“一私就灵”、“市场万能，市场总是对的，市场能自行解决一切问题”的迷信，那就意味着我们需要另一种内容的破除迷信、解放思想。

在学术领域，市场自由主义者当然可以自由研究、自由发表意见；但在参与、影响政策制定的部门，则至少应有不同的理念和声音来制衡市场自由主义的走火入魔。从世界范围看，右的原教旨主义所造成的危害同左的原教旨主义几乎一样大。

（2）去年，当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公布后，国内外市场自由主义者们纷纷指责、不满；而当《决定》公布后，则轰然叫好。这反映出《决定》中有相当一部分符合市场自由主义理念的东西。

拿《决定》中金融这部分来说。金融这部分不算长，不到四百字，其中引人注目的是两个“加快”：“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和“加快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但这两个“加快”都可以说是极易引发混乱和灾难的轻率、鲁莽行为。

其实“利率市场化”很可能是个并不很准确的提法，因为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和一些国家，利率决不是完全市场化的。例如我们都知道，美国银行的利率是由美联储确定的联邦基金利率调控的，而且获得联邦存款保险的银行的存贷款利率也是要受到一定制约的。

那么，在罗斯福时代起的利率管制到现在的利率调控之间，美国是否有过一个既没有利率管制、也没有利率调控、完全市场化的时期？基本没有过。美国是1986年随着存款利率上限的取消而结束利率管制的，但美联储对联邦基金利率的调控50年代就开始有了，存款保险制度更是30年代罗斯福时代就建立起来了。也就是说，美国是在调控利率工具已经具备的情况下，经过十几年的逐步解除管制，才最终实现了利率管制和利率调控之间的基本“无缝对接”。用我们常用的比喻，就是“先挖好了渠再放水”。实际上，英文中很少使用“利率市场化”（interest rate marketization或interest rate liberalization）这个词，在《维基百科》的中英文版中都查不到这个词，英文中所用的词是“deregulation（去管制）”。

近来见一些学者的研究，“利率市场化”、“金融自由化”最初是70年代斯坦福大学两位教授针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状况而提出的一种理论和建议，不过是书斋里的东西、一家之言。而斯蒂格利茨等经济学家在90年代也针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乱象提出了“金融约束”的理论和建议。这些本来都是研究、讨论的话题，而一些“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的国家和地区，太把美国教授说的话当回事，望文生义，没挖好渠就放水，结果无不出现程度不等的混乱，有2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生了金融危机。

我国如果也没挖好渠就“加快”放水的话，那必然造成一个时期的利率无序上升。而在我国目前资金链紧绷、房地产泡沫积累、地方债务高企的经济情况下，利率无序上升是难以承受的，弄不好真有崩盘的可能。为了避免产生误导起见，我们是否有必要将“利率市场化”这一提法修正为“改革利率形成机制”或“可调控的利率市场化”之类提法为好；甚至就是用英文的“deregulation（去管制）”，也不那么容易引起误导。 

“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是国际金融财团最希望中国做的事情之一，也是对中国经济冲击、危害最大的事情之一。这就好比在拳击竞赛场上，块头大的选手会主张取消体重分级制度、“自由搏击”；而块头较小的选手则需要有体重分级制度保护。在我国的经济块头足够大、水平足够高之前，不能轻易取消对资本出入的管制。（实际上，包括美国在内，发达国家也不是完全资本自由出入的，不过国内有些人视而不见就是了。）我国从朱镕基时代起，资本项目就没有完全放开，现在看来，这是非常正确的。正因为有一定的资本流动管制，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才没能波及中国，中国经济这些年才能有所发展。我们看到，现在的央行领导人在这方面还是务实慎重的，如前些天周小川行长就讲：对短期投机热钱“我们不欢迎”、“人民币国际化还有‘家庭作业’没做好”。其实我们现在对资金出入流动的管制仍不完善，还有很多漏洞。我们应该从自己经济的实际情况和需要出发，量力而行，继续稳步推进，而不能听国际上的某些声音就轻言“加快”。

（3）认真学习、深刻领会《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和《多德—弗兰克法案》的重要价值和意义，在已有政策和规定的基础上，进一步在商业银行信贷业务与投资银行投资业务之间做出坚决切割或严格限制。这样，一方面在正常银行信贷业务与易发生泡沫和危机的投资资金运作之间打上隔离带和防火墙，另一方面减少资金向金融炒作领域转移、迫使银行资金流向实体经济。

（4）吸取美国70年代对银行利率管制过死的教训。美国到70年代时国内通货膨涨率已经很高，但商业银行仍然受制于活期存款无利息、定期存款上限2.5%的规定，形成实际上的负利率，这就逼使或诱使银行和储户搞金融创新来绕过利率管制。后来虽然对利率上限有所提高，但各种金融创新已经活跃，在突破利率管制的同时也突破了银行信贷与投资运作之间的分隔，最终酿成危机。

所以我们几大国有银行的定期存款利率是否应有所提高，使其高于通货膨胀率。如果不主动提高利率的话，货币基金等也会把资金成本炒高，又造成存款流失，还不如自己主动提好。而且从我国国情和习惯考虑，几大国有银行似应仍对储户存款100%担保，以稳定人心、稳定金融。

对其余地方银行和民营银行，存贷款利率都可以更市场化，实行存款保险制度，政府不托底。（有人会认为对民营银行不托底不公平。但如果民营银行也执行政府和央行的产业政策和信贷政策、不以营利为唯一目的、存贷款利率也同国有银行一样接受约束，政府也可以全额担保。） 

顺便提及，推崇竞争是英美文化的一个特点，很可能是源自社会达尔文主义乃至达尔文主义的一种理念。在实际生活中，适度的竞争固然可以推动生产和科技的进步，但过度竞争则会造成内耗严重、几败俱伤。美国自罗斯福时代起，就曾推动各行业建立行规，行业领袖谈判最低价格、无竞争协议、生产限制等。最近见一些学者介绍，在德国、瑞士等地区，由于文化和理念不同，流行“价格协议，服务竞争”，据讲经济效果、社会效果都很好。我们至少在几大国有银行之间是否可以试行“利率协议，服务竞争”？

（5）吸取美国最初对各种“金融创新”放弃监管，出了漏子又用天量纳税人的钱填窟窿的教训。无论对银行信贷业务还是对投行投资业务都应有足够的监管，并且有必要从现在起就反复向公众申明：无论是国资背景还是民资背景，投资银行的全部风险由投行和投资人自行承担，政府决不出一分钱救助，不能搞“富人游戏，公众买单”。

美国这辆车08年被市场自由主义开进了坑里，现在正努力向外爬。我们应当吸取美国的前车之鉴，绕开坑走，而不能沿着美国08年前的车辙，加大油门往坑里开。

文后随笔：

    这两天读到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最近一篇有关中国经济的文章，由衷钦佩，感到他精确说中了中国当前问题所在。例如他讲：

“事实上，中国当前很多问题都是由于市场管的过多而政府管的过少。换句话说，虽然政府的确做了一些它不应该做的事，但也有一些应该它做的事没有做。”

“2008年的金融危机给了我们一个重大教训，那就是市场不会自我监管。市场总是有产生资产和信贷泡沫的倾向，而且必然会崩溃（通常发生在跨境资本流动突然转向的时候），并带来巨大的社会成本。”

“我们希望中国不要走美国的老路，这是一条充满灾难的路。中国领导者的挑战在于设计一套符合自己发展阶段的有效的监管体系。”

如果中国政府和政策制定者们不注意倾听斯蒂格利茨这种真正大师的声音、不认真分析08年金融危机形成原因及美国和世界各国的应对策略，而是以“改革”的名义继续盲目地推行里根、小布什时代市场自由主义那一套，那结果很可能会是：美国从坑里爬出来了，我们掉进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