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今天的知识界越来越失望，民主斗士和痞子成为同义词。都会背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会维护你的发言权。但背的滚瓜烂熟的人的行动是拳打脚踢的维护。 更糟糕的是民主人士自己搞出来的划分标准不是行为而是站队的程度，依靠站队划线成就了一批不能批评的人，谁批评他们就是五毛；谁调子比他们低谁就是五毛。 说60年代饿死二千万万的可以称说饿死一千万的是五毛。说三千万的同样可以说饿死二千万的是五毛，现在已经有说四千五百万的了。许志永无疑是站在最前线的 一批人之一，因此许志永的失陷很是让一些人纠结，究竟是把线划得靠后一点，还是干脆触线而死来彰显自己的斗志。以我来看这些所谓民主斗士多数是没有这个担 当的。
许志永等人在互联网上的影响一般，不及当前活跃的一些大V们，但在“维权”的特定圈子里较为知名。与当局对抗似乎已成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也像是陶醉于自 己的“勇敢”里，不太可能妥协。应当说，存在这样一个喜欢对抗的异见人群，已是中国社会的现实。他们总是给社会带来触动，也同时给社会治理带来挑战。他们 做事不是以合法不合法、对社会治理实际有益还是有害为出发点，而是只认自己的价值判断，把与当局尖锐对抗看成道德上的高尚行为。
     许志永带领着公民的一群政治投机商上蹿下跳，妄图制造第二个俄罗斯，然而公知中流行苏联是一夜变天是一个错误和有破坏力的说法，这个说法导致很多人 失明和盲动，投机者大量涌现；梦想在一夜变天前豪赌一把的人层出不穷。而改革开放后的多元化和后极权主义的镇压不再如前有力，使得作为政治反对派的生意越 来越红火；可惜做生意的多不肯付出只想收获。最明显的例子，在公盟逃税案上，为逃避责任，许志永无耻栽赃公盟出纳庄璐，致庄璐被拘留20多日。庄璐不过一 个小小出纳，既非志永所称“财务主管人员”，亦非志永所称“直接责任人”；在公盟工作期间，庄璐不仅无罪，且有功于公盟，结果却被无情抛弃，许志永将政治 投机商人的无耻表现得淋漓尽致，责任担当却分毫不见。
知识分子应该是议政而不从政，议政可以原则性的说话而不考虑操作往往会高调，从政就必须考虑现实必须懂妥协。许志永以议政为幌子，行从政之实，口号却高调的离谱，完全不考虑现实，究其根源不过是用高调坑蒙拐骗，抬高自己的身价，流氓变公知真是太容易了。
民间对他们的态度也是复杂的。他被拘留被审判的遭遇很容易得到同情，但了解他的人中很多也认为他们有些“极端”，并不希望他“做大”。实事求是说，这些人的社会群众基础并不好，他们的主张容易在媒体上炒作，但与老百姓的切身民生改善关系不大。
对抗性的异见人士也应清楚，中国处在转型和进步的特殊阶段，无论他们出于什么目的，过于激烈的对抗行为有悖社会根本利益，遭到法律追究和限制是必然的。如果他们的对抗是不顾一切的，他们等于选择了非正常的人生。
也许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注定少不了一些对抗导致的社会代价，但尽量减少这样的代价，比“用对抗改变中国”更应成为广大知识分子的理想，因为前者才是中国人紧 迫的共同利益。对抗遍布今天的世界，它们带来我们可以看得见的巨大社会痛苦。减少对抗对个人以及对社会都具有重要的人道主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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