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二：
友人曹豫生来信
看了你的文章，我虽不是学者，也没真正思考过这些问题，但也想说几句。前几年发生通钢事件后，我曾写了一篇文章，文章的最后一段是：当年，夏衍在《包身工》中，警告“当心呻吟着的那些锭子上的冤魂!”今天，我想到黑砖窑里的残疾人，小说《那儿》中的舅舅，南方冰冷机器上的断指，我想说：当心啊!当心革命的到来，革命的到来不是取决于你们“告别革命”的曲子唱得如何好听，它取决于你们做了些什么。
看来我早就同意纪苏老师的观点了。
时过境迁，中国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前三十年，“革命”的正当性不亚于今天的“民主”，是人人追捧并想贴在自己头上的词，而今天，“革命”恐怕都快与“专制”一类的词为伍了，而“民主”这个词却享有了“革命”一词昔日的荣光。中国的主流知识分子关于“革命”的主旋律论述是“告别革命”，对“革命”的批判，攻击甚至谩骂已经成为一种时尚，是网络文化人的政治正确，其中也包括不少实际处于社会较为底层的网民。
但在我看来，对于革命的正经的批判有两个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好，其一是大力渲染革命的恐怖与暴力，却基本不提反革命的恐怖与暴力，这让很多人对革命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如数家珍，却不知道反革命的种种问题。这和前三十年是一个有趣的对照，前三十年我们都知道反革命的凶残和暴力，却不认为革命有什么问题。所以，当今天的很多人指责过去的历史如历史教材如何不可信，但是看了他们“还原真相”的历史后，却发现他们和他们指控的对象并无本质区别，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洋人在中国杀人，是为了传播文明，而中国人反抗洋人，则是因为喝狼奶长大的;洋人抢夺中国的宝物，则要感谢洋人替我们保存了宝物，这样的“还原真相”，恐怕也就骗骗那些网络傻瓜了。
关于革命的第二没解决好的问题是革命的成因问题。也就是纪苏老师说的“由于一大群傻子遇上了几个骗子或疯子”，这个解释极度欠缺说服力。当年我就疑惑既然那些地主，那些士绅被今天文人们说得那么好，一个个跟待宰的洁白羔羊似得，为什么普通民众，尤其是农民非要革命?要知道革命不是儿戏，是提着脑袋干的事，那么多的普通民众，放着那么“好”的日子不过，要跟自己的脑袋过不去吗?这说得通吗?要说有那么几个傻的是可信的，要说那么多都傻的不要命，怕是难以服人。就说今天，那么多公知和粉丝把今天的社会说得无比的黑暗，好像多数也是耍耍嘴皮子，像过去那样豁出去革命的也没见几个。就是通钢这样的事件，停止和民营合作后，也不再闹了，也没有要革命的意思。可见，革命不是社会矛盾激化到极端的地步，也是很难搞起来的。
还有一个批判革命的常见说法，那就是“革命之后”的问题，就是革命了半天，最后还是和革命前一样，革命者成了新上层而已，所以，还是要“告别革命”。这种说法也是有问题的。首先，“革命之后”和“革命之前”还是有区别的。就说中国历史上，这里把改朝换代也称为“革命”，新的朝代成立早期，很多时候往往民众的日子要比旧朝代后期好过得多，比如唐代对隋代而言，宋对五代十国而言，明对元而言等等，当然这些新朝代后来会变得和老朝代一样，就会有新的“革命”来修正它。如果没有这样的革命，老百姓的日子就苦得没边了。还有一点，很显然，革命很难解决社会分层的问题，就像有人说无非是革命者成了新“皇上”的问题，但革命以一种最剧烈的方式解决了社会各层上下流动的问题。即使现在的网络上，知识分子不是老是指责社会层级固化的问题，认为能上能下的流动才是健康的，批判现在出现的上层“二代”和下层“二代”的现象。当社会层级固化难以撼动的时候，革命无疑是一个最快的解决办法。毛泽东领导的革命无疑解决了社会上下流动的问题，他还想解决社会分层的问题，结果失败了。以毛的能力尚不能解决此问题，以后我只相信革命解决社会层级流动的问题，不相信革命解决社会分层的问题。公平是我最重要的价值观，但是我知道社会不会有真正的绝对的公平，只有相对的公平，社会分层的现实其实告诉了我们这一点。
在当下的社会里，革命还有非常有趣的一点，就是让官方和知识分子非常地纠结。对知识分子而言，他们高声调地宣布告别革命了，但是其实只是自己告别革命了，骨子里却希望民众积极地革命，他们羡慕阿拉伯之春，羡慕颜色革命，抱怨中国民众是“圈养”的，不起来反抗他们所说的专制政权，也就是说，他们反对的是“革命”这个词汇，也为自己的不行动有了借口，心底里却希望民众去革命，去替他们实现他们的理想，这和当年闹革命的共党完全不一样。你说今天嚷嚷着告别革命的家伙，到底要不要革命?
为革命纠结的另一个是今天的执政党。我们的党其实是支持知识分子引吭高歌告别革命的，原因在于党的位置变了，当年是革命者，今天是执政者，今天要革命，那还能革谁的命呢?所以在党的支持下，告别革命的曲儿唱得格外动听。但是共产党又怕把革命完全否定了，原因就在于党承认自己犯了很多错误，但是党可以改正错误，比如文革后的拨乱反正，所以党是有执政合法性的。但是如果完全否定革命，那就不是共产党犯了错误了，而是党本身就是个错误，因为这个党实际上产生于革命愿景中。因此，党要掌握好革命与告别革命之间的度，关键在于这个度实在不好把握，因此就会纠结。
其实，我这里承认革命是正当合法的，不是为了促进革命，恰恰和纪苏老师一样，是为了用正确的方法防治革命的发生。仅仅是知识分子嚷嚷“告别革命”，屁用不顶。要真正地追求共同富裕，当然也只是相对的。要用更公平和公正防止革命的爆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