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鹏池:也谈“四个伟大”的由来 | |||
送交者: 不平 2014年04月24日16:48:52 于 [天下论坛] 发送悄悄话 | |||
胡鹏池:也谈“四个伟大”的由来
参加了塑像制造的戚同学回忆说:记忆中林彪的题字确实是为清华的毛泽东塑像提的。当年五一前夕(好像是四月二十九日或三十日的夜里)派人从中央取来的题字原稿,然后突击刻在塑像的基座上。至于题字被发表在五一报纸上,我认为应该是为扩大林彪题字的影响吧。
孙同学在文革时是蒯手下的一个部门负责人,他回忆说:然而,题词发表时却“抹杀”了老蒯的功劳。------塑像题词已堂而皇之地改变为“为今年‘五一’国际劳动节的题词”,同时老蒯能捞到的政治资本也大打折扣了。【注8】
当时的清华围绕着“解放干部问题”已经初步形成了意见不同、情绪对立的两派,站在蒯大富对立面的是以沈如槐、孙怒涛等为首的“414派”,当时的组织简称为《414革命串联会》。工物系的孙维藩同学是《414串联会》的一名普通群众,他在日记中写道:
1967/5/1星期一晴
今天发表了林彪同志题词:“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林彪六七年五一节”。这是为我校毛主席塑像题的,但报上没说,看来中央对老蒯是有了解的。【注9】
林彪大概没有想到,他的题词发表时间与缘由的“变化”,居然被清华《414》的群众理解为中央对蒯大富的看法是有保留的。
五、林彪是“四个伟大”的专利拥有者
由于林彪“四个伟大”的题词手迹首先发表在1967年5月1日《人民日报》第一版上,继之,《人民日报》又对此进行了大力炒作,紧接着由林彪题词的全国第一座毛泽东塑像在清华大学落成,报纸上又是一番炒作,“四个伟大”就成了神州大地的一股旋风,同时也催生了长达十多年的劳民伤财的“塑像风”。虽然全国各地所建造的“毛主席塑像”造型不一,尺寸也各不相同,但有一点是基本相同的,那就是大都沿用了这一林彪题词。
从此,“四个伟大”,就在全国范围内更为广泛的流传开来,与之同时也将林彪的名字与“四个伟大”紧紧地扣在了一起。
在“四个伟大”定型前,中央领导人、红卫兵、造反派、普通群众对毛泽东的称谓都是各说各的,无非是在“敬爱的”或“亲爱的”之前之后,将领袖、导师、红太阳、大救星------这些最好听的名词中任意选择并任意排列组合,形成了各种五花八门、光怪陆离的“口号”与“颂词”的“搭子”。其中“统帅”用的并不多,“舵手”的说法更是少见。但是,这些说法在中共历史上全都曾经出现过。周恩来就曾说过毛泽东是“艄公”,他在1962年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谈到犯错误的责任时说:
“主席早发现问题,早有准备,是我们犯错误,他一人无法挽住狂澜。现在要全党一心一德,加强集中统一,听‘梢公’的话,听中央的话。中央听毛主席的话。”【注10】
更早在延安整风时期,陈毅也已经称呼毛泽东为“船老大”了。
无论是“艄公”还是“船老大”,这些称呼都有“舵手”的涵意了。
自从林彪作了“四个伟大”的题词后,全党、全国人民这才口径高度统一,动辄就是“四个伟大”,排序不能变,三个“万岁”一个也不能少,再也没有什么人可以自创了,也没有了自创的余地。
虽说林彪不是“四个伟大”唯一的原创,但他是原创者之一,他的地位及他所起的作用也远远超过了陈伯达与康生,所以将“四个伟大”挂在林彪的名下,不仅是“自然形成”,也是“人心所向”,更是历史的真实。
打个比喻,如果将“四个伟大”比作为一项专利,林彪就是唯一的“专利注册者”。“专利注册者”也不一定是“专利发明者”,而其它在“专利”发明过程中的参与人,又从来也没有与林彪来争抢这个“专利权”。
曾经喧嚣五、六年之久的“四个伟大”是“个人崇拜”史上一件绕不过去的事,搞清楚它形成的过程,再现当时的历史,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阎长贵先生是有影响的文革史专家,在他的《关于“文革”中“四个伟大”由来的历史考察》及《“四个伟大”是谁提出来的?》两文中,相继郑重指出“四个伟大”并不是林彪提出来的,它是一个集体创作。并向读者呼吁“从今以后,我们再也不要在这个问题上,以讹传讹了。”【注11】
笔者认为阎先生的理由是有一点的,但是不充分。阎先生的这一“呼吁”也是不必要的。笔者一向对阎先生治史的严谨态度深为感佩,但对在这一点上的“史识”却不敢苟同。
笔者认为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将“四个伟大”归结于林彪的名下,说成是林彪提出来的,都不是“以讹传讹”,而是更大、更重要的历史事实。相反,如果仅以陈伯达、康生,也包括蒯大富在内的其它人曾经参与的历史细节而淡化林彪的主导作用,这倒不是历史的真实了。有点“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意思。
诸如“四个伟大”这样的例子不止一个,关于“三个副词”的由来就是另一个典型事例。
林彪于1966年12月16日在《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里写道:
“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前面用三个副词:“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作为前置状语,后面是三个动词:“继承、捍卫和发展”,联在一起,不知有多么好!当年,凡有文化的中国人对“再版前言”无不倒背如流;即使缺少文化的,如叶群在江苏太仓搞四清时一手培养的“顾阿桃”这样六、七十岁的农村老太太也能倒背如流,可见这“三个副词”的普及程度。
但是,“三个副词”也不是林彪首创的。据周恩来对吴法宪讲:
“三个副词不是林彪提出来的,而是在中央书记处开会时,邓小平总书记想出来的。我认为邓小平提出毛主席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继承、捍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三个副词是很英明的。”
如此说来,“三个副词”的首创者是邓小平,发现者是周恩来,林彪只是一个应用者。
随着林彪所一再推广的群众性学毛著运动的蓬勃展开,随着“小红书”人手几册随身携带,“三个副词”早就变成林彪的了。林彪既没偷,也没抢,就像“四个伟大”一样,不知不觉中就归属于他了。当年的老百姓只知道这“三个副词”是林彪说的,谁也不知道原来邓小平说在先。
笔者在文革时就是在北京的大学生,也一直不知道有这回事,也不知道周围的同学中有谁知道这回事。直到前几年,看到吴法宪的回忆才知道历史上竟曾有过这样一出戏。更想不到当下某些人出于某种目的,硬要将此发明权“谦让”地还给邓小平。
邓小平虽然说过这“三个副词”,但后来归于林彪了。无论是在邓失势时还是得势时,他自己从来没有出来说明这一点。邓小平早就放弃了。
再举“一句顶一万句”的例子。
其实“一句顶一万句”不过是一句口头语,与形容封建皇帝的“金口玉言”的意思也差不多。但是这句话被林彪在文革前后的讲话中反复强调了:
1、“毛主席的书,是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毛主席的话,水平最高,威信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
——1966年1月25日《解放军报》
2、“用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军、全党,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
——1966年“五一八”讲话
3、“毛主席的话,一句等于我们一万句。我们要以毛主席的思想来统帅全国,来指导我们的一切工作。”
——1967年3月20日,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这三个版本大同小异,第一个用“顶”,第二个用“超过”,第三个用“等于”。
正是由于林彪的反复推销,“一句顶一万句”家喻户晓,在“造神运动”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所以理所当然地也归属于林彪的创造。
对此,现在也有人为林彪“抱不平”,比如堪称“林彪研究专家”的舒云女士居然说:“至于一句顶一万句,只是一个形容词,像李白的“千里江陵一日还”一样。”
解放后,林彪之所以从一个长期养病的“老病号”异军突起,最终登上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副统帅、接班人的宝座,并不主要是靠他解放前的军功,更重要的是靠他狂热的、无节制地推行“个人崇拜”起家的。当年这些“四个伟大”、“三个副词”、“一句顶一万句”与“顶峰论”、“天才论”、“四个第一”------全都是林彪“造神运动”中的“主打歌”与“组合拳”,它们在“造神”的同时也为林彪捞取了很大的政治资本。
如今这“三个副词”、“四个伟大”、“一句顶一万句”与林彪其它许多阿谀奉承的话全都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了,从当年的“香饽饽”变成了“臭狗屎”。如今想甩了,哪有这么容易的事。就像背在背上的一只湿漉漉的粪袋子,早就凉溲溲、臭哄哄地贴紧在林彪的背脊梁上了,现在想甩,晚了!不可能了!谁让你当初当作宝贝似地捡了去的呢!
六、毛泽东对“四个伟大”的态度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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