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些有争议问题的探讨

2.1. 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的外交

左派常常引用的就是前三十年外交的独立自主，所谓的骨气和不屈服，藐视一切的精神。但是真实情况究竟如何呢？所谓的核武器加草鞋，凭着一股不要命的自尊心 所构成的自力更生不结盟外交，效果是否像官方宣传的那样，的确很值得探讨。真实的情况很可能是由于以意识形态划线而僵化的思维，经济极其贫穷而外交手段捉 襟见肘，使综合外交实力大打折扣。再加上领导人好大喜功，没有条件也想当老大，本来就难以为继的外援外交早已无法继续下去，长远战略更无从谈起。外交部去 年也承认当时（建国后的前三十年）在外交上的让步远远比现在大，只是老百姓不知道而已。

从现在解密的资料看，苏联的确在珍宝岛争端的时候考虑过对中国的新疆的核基地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但是在美国的威胁下改变了主意。因此可以看到， 虽然64年我们造出了第一颗原子弹，但是真正的核安全还是在冷战环境下大国战略对峙的基础上获得的。所以中苏交恶后，同时面临美苏两个大国，中国的战略形 势和国家安全是非常危险的。三线建设实际上就是一种劳民伤财的被动战略准备。所以后来中美建交值得肯定，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弥补，总算务实了一回，至少没有 再以意识形态划线，把头埋在沙子里面。至于在骂了美国20年后与其建交官方宣传如何自圆其说，在这里就不再展开了。

这个往往也是极端民族主义者和温和派经常争论的问题。在极端民族主义者看来，毛就是民族主义的代表，是旗手，因为“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但是从上述事实看来，真正的纸老虎恐怕不是别人吧，毛的这些话，就当作说给人民听的，有提高士气，精神安慰作用倒是真的。

2.2 工业体系的建设

现在我们知道新中国并不是从官方宣传的“一穷二白”开始建设的。东三省的工业基地是在日本满洲时期就打了非常好的基础，而国家从上海接管了大量的工厂直到80年代末仍然还在运转。国民党“黄金十年”也修了两万公里铁路，另外棉纺等轻工在国民党时期也颇具规模。

自力更生也可能更是个神话。

以下摘自网上，作者不详：

“

苏联转交的日本在东北的工业和其他苏联机械,在10000名苏联专家10年帮助下建立地.苏联国内的工程院帮助可行性研究,设计和制作图纸,还有 28000名中国技师到苏联培训,比如长春汽车厂500人去莫斯科-利哈切夫厂实习,洛阳拖拉机厂173人去莫斯科-哈伊科夫厂学习.苏联还帮助建设了长 春汽车厂,洛阳拖拉机厂,武汉钢铁厂,包头钢铁厂,兰州炼油厂,哈尔滨拖拉机厂,苏联在51-57年为中国建设211个项目,投资81亿卢布.完成198 项,包括63个机械制造厂,7个钢铁厂,24个发电站.....苏联也用自己的机器.培训帮助.特别是在内地建设了完备的工业体系.

2000 多名苏联顾问团还担负着指导军事委员会领导机关,各个总部,各个军兵种和大军区机关的领导业务,各个技术兵种部队日常训练,军事工程的建设,常规和尖 端武器的使用和装备,测试场地,基地维护的技术和业务.军事学校的教学和学术研究,使正规化的建设达到了新的高度.

可以说苏联从教育.培训.工业.军事和组织上帮助我国建立了1个完备的体系.等苏联专家一走,立马什么能力都没有了,只是倾尽国力在凭借那些从美国回来的核专家和火箭专家模仿制造了原子弹,卫星.其余没有任何创新,直到90年代依然在生产,修补50年代年苏联设计的武器. 主战武器依然是在苏联帮助建设的工厂生产苏联50年代提供版权和资料的歼7战斗机.59式坦克和改进型.萨姆2式防空导弹和一样的野战火炮.没有毛的创 新.直到90年代初期花大钱引进了苏联80年代技术,才又有了一点本钱.

50年代的工业发展是官方最愿意吹嘘的地方,你看国军时代工业那么烂,到我们这里10年工夫就提高那么快.还是毛毛领导有方,党得力呀.其实就是苏联玩的 1个撮而已,日本已经把东北当作重点建设了超过10年,苏联到了把日本投资建设的价值20亿美圆机械搬走了,50年代又搬回来,在原来的地址,重新开始生 产.当然是工业一下子就爆富起来 了.

在60年以后又失去苏联援助,自己无法生产新的大中型机械,到70,80年代实际还是依靠这些质量非凡的老日本机械,直到90年代以后才进口欧洲,日本的过时的和2手机械,代替这些作为工业顶梁柱使用30-40年的日本老机械.

在50-60年代的工业辉煌,很大程度上绝对是十足地在苏联的帮助下把日本在东北建立的亚洲第2大的重工业基地继续发扬光大而取得地.

”

因此，建国后三十年，铁路才增加到五万公里，很难说那时的成就是值得骄傲的。工业体系即使有些成型，技术落后和低效也很明显。所以到70年代末中国仍然是个极其贫穷的国家，非常缺乏资金，技术来构建一个真正现代意义的工业体系。

所以这些工业成就到底是正资产还是负资产，的确难说得很哪。

2.3.文革期间的经济建设

正方，来自于国家统计局的年检：

从“文革”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经济统计数字上看，“文革”时期的经济取得了发展，是明显的事实。关于年平均增长率，1967 年至1976年的10年（1966年因经济领域尚未受到“文革”较大影响，故不计入），工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7.1%，社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 6.8%，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为4.9%。具体到各年，动乱最严重的1967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9.6%，1968年比上年又下降4.2%。其 余各年均为正增长。关于阶段发展指标，1976年与1966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增长79%，社会总产值增长77.4%，国民收入总额（按当年价格计算）增长53%，关于生产水平，1976 年和1966年主要产品产量相比，钢增长33.5%，原煤增长91.7%，原油增长499%，发电量增长146%，农用氮、磷、钾化肥增长117.7%， 塑料增长148.2%，棉布增长20.9%，粮食增长33.8%，油料增长61.6%。（《中国统计年鉴（1993）》，第57、50、33、444— 447、364页，中国统计出版社1994年版。）

反方，摘自吴晓波 《跌荡一百年》（下卷）

“尽管取得了上述成就，但是中国显然不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甚至因为政治局势的动荡，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经济成长总是被打断和处于 停滞的状态。据安格斯•麦迪森在《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一书中对亚洲各国人均GDP增长率的计算，在1952~1978年之间， 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是整体落后的。中国人均GDP增长率是2.3%，日本、韩国、新加坡及香港和台湾地区分别是：6.7%、6.3%、4.8%、 5.4%、6.6%。从1952年到1978年，中国的出口额只增长了一倍。①

1976年，随着“文革”的结束，国家治理者面对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经济摊子。“1978年以前的中国格局可能是最糟糕的局面。”美国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的这一评论，是经济界的一个共识。

指 令性计划经济体系的构筑，让产业经济的效率非常低下。城市的食品和基本消费品实行配给制，国有企业部门非常庞大，普遍实行对生产资料的价格管制，甚至火柴 涨价一分钱，都要由国务院讨论和批准。私人财产不受法律保护，民营经济近乎于零。在国营企业领域，工厂没有生产积极性，效率与效益的双重滑坡十分惊人，僵 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走到了尽头。林毅夫等人的研究表明，传统工业化道路造成了畸形的产业结构和低下的经济效率，使得产值增长的数字并不能反映实质性的经 济增长。

在全国投资总额中，重工业所占比重在连续两个“五年计划”期间高达51.1%和49.6%，但生产效率、经济效益却渐趋低下。虽 然多年强调“以钢为纲”，但1976年的钢产量只有2 040万吨，仅相当于1971年的水平。整个工业到1976年出现了“六个惊人”的大倒退- 一是消耗高得惊人，二是劳动生产率低得惊人，三是亏损大得惊人，四是设备破坏得惊人，五是“胡子工程”（久拖不决、久建不成） 长得惊人，六是投资效益低得惊人。

有一些数据可以生动地表明投资效率的低下到了多么可怕的地步。据国家统计局的计算，在1976年生产1千瓦电所需要的投资，竟比1966年要高3倍，生 产1吨钢所需投资则高将近两倍，运输每吨每公里所需投资则超过40%。另据李安增、王立胜所著的《中国当代史》统计，每百元积累所增加的国民收 入，1955年为35元，到1976年已下降到16元；工业每百元实现的利税，1966年还是34.5元，1976年下降为19.3元；商业每百元实现的 利税，1957年是20元，到1976年只有9.7元。

到1976年底，私营经济在我国已经绝迹，个体经济也微乎其微，全国城镇个体工商 业者只剩下19万人，仅为“文革”爆发时的12.2%，锐减了87.8%，其中个体工业减少了88.9%，个体建筑业减少了60%，个体运输业减少了 88.9%，个体商业、饮食业和服务业减少了75%，其他个体经营者减少98.4%。在上海，全市的日用工业品集体商业网点只有1 283个，个体商贩仅剩3 085人，百业萧条，已到绝境。

在民生方面，片面强调重工业优先的产业发展战略，让物资短缺的问题始终无法得到根本性的改变。

人们的日常生活被各种各样的票据所困扰，而收入则常年没有增加，从1958年到1977年，20年间中国城镇居民的收入人均增长不到4元，农民则不到2.6 元。在当时，一个工厂学徒的月工资为18元，而最具资历的“八级”老工人的最高月工资为108元，这已是普通人中最高的收入了。1976年，一个北京市的 工人，每月可配到半斤油票，另外可凭副食品供应证购买半斤鸡蛋、一斤半猪肉、半斤豆腐、二两粉条和一两芝麻酱。

在物价上，出现了日用食品 价格较为低廉及家用工业品无比昂贵的反差。1976年，1块钱可以买12~13个鸡蛋，一碗素面8分钱，肉面1毛4分钱，一个成年人每月的粮食定量标准为 30斤，一斤大米的价格不到3毛钱，一斤菜子油不到6毛钱，肉是凭票供应，分为四等，最肥的一级肉8毛多一斤，最瘦的四级肉为4毛多一斤。相比，工业品的 价格就要贵很多，一辆凤凰牌自行车售价156元，一台蝴蝶牌缝纫机售价187元，一块上海牌手表售价120元。人们为了得到上述这“三大件”，不得不拼命 地缩衣节食。工业品的价格之所以那么昂贵，除了供不应求的因素外，还是快速回笼货币、防止产生通货膨胀的“办法”之一。

城市居民的住房条 件长期得不到改善，三代人甚至四代人同居一室的现象比比皆是。一份对全国192个大城市的调查报告表明，城市住房面积在1949年为每人平均4.5平方 米，到1978年则下降到3.6平方米。从1976年起，北京、沈阳等城市的居民开始大着胆子，违规“盖小房”。作家王蒙描述说：“大伙纷纷将（公家的） 建筑材料化为己有。开头，这种‘偷’虽然明目张胆，还是有某些节制某些分寸的：有的人尽量挑一些半截砖，烂木板，各种下脚料，就是说将工地淘汰下来的东西 往自家搬。渐渐地，有人肆无忌惮地拆开工地上的各种保护阻拦，拿起最好的建筑材料就往家里走。当这样的大胆者受到工地上的人的劝阻，告诉他们拿公家的东西 去干私活未免不妥的时候，他们回答说：‘什么叫公家的？我就是公家的！我就是国家的！连命都是属于公家的！’他大声疾呼，公然宣告，振振有词，理直气壮， 气冲云霄！

相信大家能自己作出判断。

2.4.毛时代没有腐败？

很多人怀念毛时代的原因，就是那时候不管干部和一般职工都没有什么钱，干部显得很清廉。而反对的人认为虽然那个时候没有金钱的腐败，但是制度腐败更为厉 害。我的看法是，只要有特权阶层，就一定有腐败，只是表现形式不同。从延安时代开始，高层的特权供应和腐败已经被大家所熟知。而主要是基层干部没有太多的 条件腐败，整体的物质缺乏特权带来的表现形式不同而已。如果不相信，请看：

“在食堂断粮、群众生活最困难的时候，郫县红光管区竟不顾群众死活，开办干部食堂，大米白面，吃酒吃肉，几个干部吃了牛肉200 多斤，过旧历年一队社员食堂杀了一只150 斤重的猪，干部食堂就拿去90 多斤。红光公社有两对著名恋人，一对是县委农工部部长潘兆清和公社党委书记郑功瑶，另一对是合兴公社总支书记刘绍元和和独柏管区的支部书记游福群。他们的干部食堂将供应照顾病人和幼儿园的白糖、鸡蛋都卡住吃掉。“

。。。

“四川省留下的档案中，只有揭发农村基层干部的特权行为，县以上干部的特权行为没有留下多少资料，这是四川省委严加控制的结果。当时任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 任廖伯康提供了李井泉的生活情况，李井泉住在重庆潘家坪招待所的时候，几乎每天吃了晚饭后先看电影，再打桥牌，或者先看戏再跳舞。看电影是专场，看戏是堂 会。跳舞、打牌到凌晨再吃夜宵。基层干部的特权行为是为了吃饱，而少数高级干部则是在饿殍遍地的情况下追求享乐。”

--摘自杨继绳的《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

有兴趣也可以看一些知青回城的报告文学，可以知道当时当权的人，在掌握别人命运的时候如何吃拿卡要，侮辱妇女，如何滥用自己的权利。

2.5.如何看待文革中的科技成就

以下摘自应学俊的博客：文革期间”科技经济成果是因文革而取得吗？

一、一个常常被错误地拿来作为论据的事实

文革的某些拥护者常常用我国原子弹的试制成功来作为事实佐证之一。但这实在是一个错误，如果不是出于粗心或无知，便是别有用心地浑水摸鱼，贪天之功为“文 革”所有——因为原子弹是1964年10月16日试验成功的，将近两年后文革才开始，如何与“文革”扯上关系？这太离谱了，不作评论。不过这反过来却恰恰 可以论证，没有文革，我国照样取得了令世界震惊的尖端科技成果。下面的事实会使我们看到，如果没有文革，我国这方面的发展将会更快。

二、除了时间搭边——氢弹、导弹的试制成功基本与“文革”无关

1967 年6月，我国氢弹成功试爆。但是众所周知，没有原子弹的试验成功，氢弹的成功是不可能的。1966年5月文革开始，一年后氢弹爆炸成功。仅从时间来说，仅 一年，我们能说氢弹是文革的“伟大胜利”吗？没有文革，我国氢弹就不能试制成功吗？诚如是，我们如何解释原子弹成功研制于文革前两年呢？事实是，早在我国 研制第一枚原子弹尚未成功的1960年，有关部门就做出部署，要求氢弹的理论探索先行一步；因为氢弹是利用原子弹爆炸的能量点燃氘、氚等轻核的自持聚变反 应，瞬间释放巨大能量，又称聚变弹或热核弹，理论先行，可以在原子弹成功后更快地完成氢弹的试验。（见《于敏：中国“氢弹之父”》）

。。。

“东方红一号卫星”：在文革干扰和抗干扰中艰难诞生

我国的研制人造卫星是早在1957年就提出来的，1958年正式列为重点攻关项目，1970年发射成功，历经12年，其中最后4年处在“文革期间”。没有前八年的努力，文革中这4年能够完成卫星研制并成功发射吗？

而历史事实告诉我们，正是“文化大革命”的强烈干扰，个人崇拜个人迷信的桎梏，使得日本生生抢在我国人造卫星发射前一年升空（见央视探索发现“东方红一号”卫星传奇/视频）。而研制卫星的主要科学家和众多科技人员的遭遇却更能说明文革对于我国卫星研制的严重干扰和破坏。

赵 九章——中国研制人造卫星的“581小组”副组长，后为我国“651”卫星设计院院长，中国人造卫星事业的倡导者和奠基人之一。文革一开始，他因为是国民 党特务头子戴季陶的外甥，便首先被挂起来“靠边站”了；1967年，中国科学院“造反派”开始夺权，赵九章自然首当其冲。他所有的权利统统被剥夺殆尽。无 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他带来的，除了没完没了的“学习班”，便是白天夜晚没完没了的充满野蛮与疯狂的批判和斗争，每天胸前挂着十几公斤重的牌子，劳动、挨批 斗遭侮辱。由于中科院的许多“海归”科学家大多解放前家境较好或有国民党背景，所以文革中大多均有“特嫌”而遭到冲击或批斗。赵九章当年的同事回忆说：文 革那阵，赵九章常常“长久地望着天上的星星一动不动，一望就是好几个小时。有一次，我亲眼看见，他一边望着天上的星星，脸上还一边流着长长的泪水……”

与赵九章同时遭到残酷折磨的还有中国极其优秀的火箭材料及工艺技术专家姚桐斌， 他在一次残酷的批斗中被活活打死。姚桐斌的死讯传来时，赵九章一颗本已伤痕累累的心，仿佛又被人猛地扎了一刀！1968年10月10日晚，他吞下整把安眠 药，没有留下任何遗言，含恨死去，抽屉里留下的是他工工整整书写的最后一份“检查交代”材料……当正在人民大会堂开会的周恩来听到这一消息时，手中的茶杯 竟掉在了地上，老泪纵横！

在赵九章自杀的1968年，仅中国科学院自杀的一级研究员就有20人！如果统计全国范围自杀的科学家、知识分子，那该是怎样的数字？！而他们难道也是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也正是在这之后，周总理不顾一切拟定了一份《重点保护的科学家名单》并报呈毛泽东——这才使得我国的另一些科学家免遭劫难，才使得一些重要的尖端科研少受文革的冲击和影响。（资料来源：李鸣生《赵九章之死》,2004年8月16日《文汇报》）

我认为不需要再补充什么了。

2.6.浮夸风和饿死人毛到底知不知道？毛泽东和刘少奇到底谁为大饥荒负责

左派常常引经据典，强调五十年代中后期到六十年代中期，毛退居二线，其实很多浮夸风是刘一手吹起来的，刘应该负最大责任。而且是毛发现浮夸风最早，但是在刘的阻挠下没有能够讲实事求是贯彻下去，刘才是饿死人的罪魁祸首。真实情况是这样吗？

从官方的文献看，58年刘在鼓吹浮夸风上的确起了主要作用，所以刘肯定要承担他该承担的责任。不仅如此，大跃进浮夸风的时候邓也是很积极的，特别是五四反 右倾邓比毛还要积极，这些在后来的文献中有意回避了。但是说到底三面红旗，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等社会建设总路线是毛的创举，这个不可否认，因此在一开始，毛 刘都有责任。

接下来，有证据表明毛的确是在58年初就意识到放卫星浮夸风的问题，这个官方和左派的论据没有错，毛了解到问题和他的反应其实是早于刘的。

”大家都知道毛泽东对“三面红旗”情有独钟，对“群众运动”倍加爱护，大家都知道这是毛泽东的基调。现在毛泽东低调讲话，大家看作暂时的，不是根本的。何 况毛泽东在讲这些低调的话时，还讲了另一面的话。报纸上还成天在歌颂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所以，毛泽东虽然说了一些实事求是的话，下面也不敢真正落实。山东 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对郑州会议以来，毛泽东的低调讲话没有认真传达落实。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怕给群众运动泼冷水，他还认为反“三风”（共产风，浮夸 风，瞎指挥风）是一时的事，而反右倾是长远大事。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说：“有纠正高指标错误的过程中，旗帜鲜明，态度坚决，……但是，我也感到毛主席 有时又流露出欣赏高指标的情绪，似乎表现出一种矛盾的心理状态。”

----摘自杨继绳的《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

参考毛在59年给六级干部写得信，就可以知道毛的确也有纠偏的想法。但是因为长期左的惯性，另外毛习惯性的翻云覆雨，谁都不敢真正执行，因为有些话毛可以 说，别人说就是路线问题。党史一贯都是如此。周恩来又刚刚因为保守右倾受到批判；所以毛要求的实事求是，实际上无法得到贯彻执行，这也是事实。最重要的 是，而根据更多的记载，庐山会议后反右让错误的政策走得更远，是情况恶化的关键。

所以，建国后的政治分水岭，其实是庐山会议。

”

1959 年9 月1 日，毛泽东将他上山前和刚上山时写的《到韶山》、《登

庐山》两首七律寄给臧克家、徐迟，同时在附信中写道：近日右倾机会主义猖狂进攻，说人民事业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全世界反华反共分子及我国无产阶级内部， 党的内部，过去混进来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投机分子，他们里应外合，一起猖狂进攻，好家伙，简直要把个昆仑山脉推下去了。同志，且慢。国内挂着“共产主 义”招牌的一小撮机会主义分子，不过是捡起几片鸡毛蒜皮，当作旗帜，向着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举行攻击，真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了。全世 界反动派从去年起，咒骂我们，狗血喷头。照我看，好得很。六亿五千万伟大人民的伟大事业，不被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大骂而特骂，那就是不可理解的了。 他们越骂得凶，我越高兴。让他们骂上半个世纪吧。那时再看，究竟谁败谁胜？我这两首诗，也是答复那些王八蛋的。

毛泽东认为大批农民饥饿而死只不过是几片“鸡毛蒜皮”，骂为农民说话的人是“王八蛋”。这种思想由各级党组织贯彻下去，为反右倾的运动添柴加火，也为1958 年以来的错误作法推波助澜。一时，全国所有的报刊，各级党委和政府的会议，都围绕批判右倾思想这个中心。各种报刊保卫“三面红旗”的调门也越来越高。全国各地都有大批的人受到批判和斗争。被批判斗争的人，有的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有的定为“严重右倾”。

什么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共中央批准了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党委、中央国家机关党委提出的六条标准，这六条标准经中共中央转发，成为全国的统一标准：

1，公开散布系统性右倾言论，从多方面攻击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

2，积极支持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纲领，公开为反党集团辩护，攻击党中央和毛主席的；

3，组织宗派集团，夸大、歪曲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中的缺点，反党反中央的；

4，对党中央规定的重大方针政策和业务方针拒不执行，同党闹独立性，或者采取其它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手段，以阻挠总路线的贯彻执行的；

5，历史上多次犯错误，屡教不改，对党心怀不满，1958 年以来又借批评大跃进中的缺点为名，猖狂向党进行攻击的；

6，在革命斗争中，在党的路线、政策问题上，一贯严重右倾，1958 年以来，有严重的右倾言论和行动，在学习八届八中全会文件以后，仍然保持错误贯观点，不主动检讨的。

-- 摘自杨继绳的《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

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也提到：

“庐山会议直接破坏了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党和国家政治体制上

的弊端更加突出地显现出来。庐山会议由前期纠“左”，转为后期反右，转

折点是7 月23 日，毛泽东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极其严厉

的批判和斗争。自此时起，没有人再讲大跃进、人民公社中的问题了，“问

题不少”的中心议题被搁置一边。”

八届八中全会以后，从党的中央到地方以至基层，都开展了反对“右倾

机会主义”的斗争，错误批判和处分了大批干部，许多对大跃进、人民公

社化运动的错误提出过不同意见，讲了真话的同志，被扣上了右倾机会主

义的帽子，全国戴帽子的共达三百几十万人，大大超过1957 年的“右派分

子”的数量。尤为严重的是，经过庐山的斗争，越来越多的领导干部接受

了“阶级斗争”实践，导致了这一错误理论不断发展，斗争的范围逐渐以

党内为主，矛头日益指向党内领导层，最终出现“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

当权派”和“中央出修正主义”的判断。

庐山会议给国民经济造成的损失，当年比给政治生活蒙受的危害

更为直接。在“反右倾、鼓干劲”精神鼓动下，各地不顾大跃进运动已经

产生的严重比例失调和农业出现的危机，仍盲目坚持继续跃进，使国民经

济日益紧张，造成严重的饥荒。突出表现为；农业生产大倒退。根据后来

的统计，1959 年，全国农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13.6%，粮食实际产量只有

3400 亿斤，比上年减产600 亿斤，仅为最后调整计划的62%。

。。。

由于庐山会议错误的“反右倾斗争”，不仅直接造成1959 年至1961 年

连续三年严重的经济困难，更为严重的是，如前所述，阶级斗争和社会主

义革命理论与实践的错误发展，终于导致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内乱。

”

从这个意义上将就是说，随着事态的发展，也许毛主观是想纠偏的，但是权力斗争的神经占了上风，庐山会议客观上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毛是难辞其咎的。所以毛应该为情况进一步恶化承担最主要责任。

第二个重要证据是，真正大饥荒最厉害的是61-62年，你已经找不到刘少奇鼓吹这些的记录。

而这个阶段，毛刘不同反应，才是真正的重点：

先看刘的反应：

“１９６０年６月，刘主持各大区、各省市负责人会议，指出半年以来问题严重，却将”粮食问题，浮肿病问题，非正常死亡问题，事故问题，计划完成情况的问 题”放在一起讲，［４８］以减缓讲话的冲击力。１９６０年９月，中央虽然通过“八字方针”，但在落实、贯彻方面却显得迟缓、无力，“始终没有摆脱‘跃进’ 的架势”，［４９］以至数月后，仍看不出成效。刘少奇在谈到”非正常死亡”时更是极为小心，他说“农民饿了一两年饭，害了一点浮肿病，死了一些人，城市里 面的人也饿饭”，［５０］尽量使语言不那么尖锐。

虽然刘少奇已为毛做了不少开脱的工作，但他作为中央日常工作的主持人却不得不每天面对各地如雪片般报来的灾情报告，在这种严峻的形势前，刘的心情愈益 沉重。１９６０年６月１０日，刘少奇首次针对毛的著名的“指头论”（成绩是９个指头，缺点、错误仅为１个指头）发表了看法，他说“现在是一个指头，将来可 以慢慢扩大到两个指头，三个指头”。［５１］１９６１年３月，刘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一方面讲“有些错误是不可避免的”，但在另一方面，又情不自 禁地检讨起中央决策的失误。刘说：“中央有些政策，决定前缺乏很好的调查研究，根据不够，决定以后，又没有检查执行情况，发现问题，及时纠正”。［５２］ 刘少奇这番话，带有自我批评的含义，却容易引起毛的疑心，因为多年来，“中央”即是毛，除了毛可自称中央，毛以外任何人，包括刘，皆不可以中央自居。他们 以中央的名义起草的各种文电，也须报毛批准后才可下发。因此，刘的这番言论，已构成对毛的“压迫”。

形势日趋困难，对刘的态度变化有决定性的影响。１９６１年４月，刘亲赴家乡蹲点，对形势的严重性有了完全彻底的了解。八届九中全会后，毛又去了南方，由刘少奇在京主持日常工作。刘少奇加大了政策调整的力度。

１、同意陈云建议，从国外紧急进口粮食，以舒缓空前严重的粮食危机。２、支持陈云有关减少２０００万城镇人口的建议，以减轻国家对城市的沉重负担。 ３、主持罢免了一些“非正常死亡”现象严重省份的党委第一书记的职务。１９６１年，河南的吴芝圃、山东的舒同、甘肃的张仲良、青海的高峰等皆被免职，调作 较次要的工作。刘甚至提出对一些罪行严重的地、县负责干部应加以逮捕法办。

刘少奇的上述举措十分有力，进口粮食和罢免浮夸官员在相当程度上挽回了已被严重损害的共产党的威信。刘在与毛共事的几十年中，既有顺从、畏惧毛的一 面，也有提出并坚持自己看法的一面，这是刘少奇政治性格的特点。１９５９年４月，刘接任毛做了国家主席，１９６０年后，毛有所消沉，暂时做了“甩手掌柜”，默许刘少奇等对过往政策进行适当调整，又使刘的活动空间得到进一步的扩大。”

相反，毛是怎么做的呢？

“從毛澤東的角度講，他已作出相當的讓步，凡所能退讓的，他都讓了。這對自尊意識極強的毛，已諏俨灰住�1960年後，毛在若干文件上刪去"毛澤東思想"，他也解散了過去一向堅持的公社食堂，毛甚至批準從國外進口糧食，對包產到戶，在一段時間里，毛也沒明確表示反對。

毛知道自己闖了大禍，在1961年沒太具體過問劉等的糾偏，毛不吃肉也在這個時期。但是從內心深處，毛不認為自己有何大錯。死人事固然不好，但也沒有什麼 了不起。"要奮斗就會有犧牲，死人事是經常發生的"。在這一點上，毛的知音惟林彪數人而已。1960年春，林彪來南京，江甦省委領導向其匯報已出現群眾餓 死的嚴重情況，林彪開導他們，"我們這麼大的國家，死幾個人算什麼"。〔74〕

可是餓死人畢竟不是好事，正是因為餓死人現象太普遍，毛避"黑暗"猶如避鬼神。在他看來，所有有關"黑暗"面的報道都像一把利劍指向自己，毛用堅強的意志 為全黨定下調子，不許亂講，凡亂言餓死人事，一律以攻擊三面紅旗論處。1961年3月23日，毛親筆修改文件︰"中央認為最近幾年建設成就是偉大的，證明 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的方向是正確的"，只是在"具體工作"方面發生一些缺點和錯誤，造成了一些損失。〔75〕所以當陳毅南下時，其老部下也不敢向他 直言。徐子榮雖親眼目睹信陽慘狀，只能在家痛哭，而不敢在正式場合吐露一句真言。

毛澤東認為，在嚴重的困難面前，黨內普遍已對走社會主義道路發生了"動搖"。1962年夏，毛在中南海游泳池當面叱責劉少奇，"你不頂住，我死了以後怎麼 辦！"〔76〕毛認為产生饥荒的原因是："修正主義，被打倒的階級復闢或企圖復闢，特大的天災，以及一段工作和斗爭中的困難，挫折等等，一切都不可怕"， 〔77〕而毛相信，唯有他才能力挽狂瀾。“

-- 摘自杨继绳的《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

第三，关于毛退居二线的说法，有人觉得都是刘少奇在管，所以，作为二线的毛不应该为那个时候的政策负责。这个说法是没有道理的。

请看，高华的《从《七律·有所思》看毛泽东发动文革的运思》对这个问题的论述：

“

再次，所谓“一线”和“二线”的模糊性，给毛的反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一线”和“二线”最早是在1953-1954年提出的，不久就引发了“高饶事 件”。1959年，刘少奇担任国家主席，刘的“接班人”地位似乎尘埃落定，但在1960年上半年，毛仍在前台，在那之后到1962年上半年，毛有两年的时 间似乎在“二线”了，那是因为出现了全国性的大饥荒和特大经济困难。从1962年下半年后，毛又走到前台了。刘主持一线的概念是什么呢？就是毛不在北京的 时候，由刘主持政治局会议，但所有的决策，所有的重大的人事任命和所有的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都得由毛决定，拍板。严格说，毛一天也没有退出一线。但毛 所处的“二线”地位给了他很大的便利，他可以不具体承担主持中央工作的责任，却是最高的监国者。按照中共八大通过的党章规定，1961年应召开中共九大， 此时开会，毛有可能会转任八大党章设置的“名誉主席”一职，但毛无意在此时开会，于是谁都不

敢提开会的事，谁提开会的事，谁就有逼宫之嫌，结果是在打倒刘少奇之后1969年，也就是时隔中共八大13年后，才召开了中共九大。然而这也不能完全责怪毛，因为1943年3月的中央决定说的很明白：毛主席享有最后决定权，刘少奇则是这个决定的主要参与制定者。

毛的反映是“硬着头皮顶住”，但在当时形势的巨大的压力下，他还是在“七千人大会”上作了简短的自我批评，但内心是不悦的。毛忍耐了大半年，看到经济好转 已成定局，于1962年8月开始反击，毛的法宝是重提阶级斗争，反击资本主义复辟，一下子就站到了革命的制高点上，使刘少奇等无法不接受。因为强调“阶级 斗争”在1957年后一直是“主旋律”，谈阶级斗争是正统，不谈，少谈就是修正主义，而刘少奇也是这套叙述的主要创造者，他就是在六十年代初很短的一段时 间里，才淡化了阶级斗争的宣传。现在经济好转，在毛的压力下，刘也认可应当重拾阶级斗争的口号了。所以，刘对毛重提阶级斗争并没有反对，只是希望别影响到 经济的继续调整。他对毛批评的几个重要干部，例如：邓子恢，王稼祥，李维汉，以及习仲勋，贾拓夫等，也没有伸出援手。毛看到了刘的这些表现，在“敲打”了 他几下后，就暂时放过了他，一来刘愿意改，迅速跟上了毛的调子；二来刘在北戴河会议上已认错，虽属轻描淡写，但已是自我否定，从而证明了毛的主张的正确 性；更重要的是，当时经济刚刚恢复，刘的威望又很高，党内不宜有大波动。毛在当时和随后的几年对国家形势做了非常恐怖的描述：“城乡出现了严重的资本主义 复辟”，“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我们手里”，1964年2月，毛对来访的金日成说，在中国各种“搞地下工作”的坏人有1000万人，毛计算了一下：在6亿 5000万人口中，这种人就占了1/65，就是65人中有1个[12]。继而毛表现出对“官僚体制”的极大的厌恶，他提出 “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的概念，严厉指责“城市老爷卫生部”,“帝王将相部”，“洋人死人古人部”，1965年初，毛更提出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 概念。

毛的这些激愤之词不仅是对当时党内外形势的一种过份反映，也流露出对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等的强烈不满，严格说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困难时期部分地区在上级 默许下推行的“三自一包”和农村中一度出现的商品流通现象（所谓“长途贩运”，“投机倒把”）是使农民活命的非常之举，刘少奇等并非有意和毛对抗，刘等对 农民让步，实属不得已而为之；至于城市里的资本主义复辟，更是子虚乌有，也就是在1961-1962年，刘等才对知识分子、原工商界人士采取相对温和的政 策，并让一些古装戏重上舞台，批准放映一些香港左派电影和少量外国“进步电影”，从而使多年紧张的社会空气有所舒缓。

从刘少奇1962年下半年以后的言行看，他在主观上是努力紧跟毛的布署的。 1963年后，刘具体贯彻毛有关大搞阶级斗争的指示，毛提出要“洗刷几百万” [28]，刘迅即部署在全国开展“四清运动”，甚至比毛还激进。毛说“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共产党手里”，刘则加以发展，说“三分之一以上的政权不在共产党 的手里”，刘还为这不在共产党手里的“三分之一的政权”做了性质判断，称其是“反革命的两面政权”。刘少奇甚至有破有立，在1964年创造出 “两种教育制度”， “两种劳动制度”。在受到毛严厉批评后，从1965起，刘就十分低调，他在重要会议上做自我批评，对毛的批评照单全收。1966年春夏间，刘也跟着毛批 “彭罗陆杨”。

”

其实，很多其他的文献也有类似的记载，毛想当甩手掌柜，但是他也要牢牢把握权力的制高点。这两点其实完全不矛盾。

2.7.困难时期，毛主席都不吃肉了，是真的吗

“

汪东兴担任顾问的《毛泽东遗物事典》收了一份1961 年4 月厨师为毛泽东制定的西餐菜谱，其中各式风味的鱼虾共有17 种，这里不妨抄录一下：

蒸鱼卜丁、铁扒桂鱼、煎（炸）桂鱼、软炸桂鱼、烤鱼青、莫斯科红烤鱼、吉士百烤鱼、烤青菜鱼、菠兰煮鱼、铁扒大虾、烤虾圭、虾面盒、炸大虾、咖喱大虾、罐焖大虾、软炸大虾、生菜大虾。

延安时代以来的见证人、党史专家何方在他的书中写道：

关于毛泽东在三年困难时期有几个月不吃肉被宣传得神乎其神。事实是，医生鉴于猪肉胆固醇含量高，建议他改吃牛羊肉。而毛本人六十年代初一度喜欢吃西餐。所以，1961 年4 月26 日工作人员会同厨师给他订制的一份西餐菜谱中，就有牛羊肉菜十多种，西餐汤十六七种。

”

何方这段引文中注明，他这段资料来自《毛泽东生活档案》下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 年版，第701页

2.8.中国特色的高度中央集权问题

毛和领导下的党建立起了一套现代的集权政治体制并且一直延续到了今天。传统中国实际上是宗法管理，行政基本到县一级，之后乡村都是家族族长和本地大姓等进 行管理。共产党实现了把党委书记派到乡一级和大队，从中央到地方第一次实现了统一的管理，其政令通达的程度达到人类历史上中央集权的最高峰，可以说古今中 外罕见。

“中国共产党承袭了这个制度以后，尽管这是中国帝王专制的尾声，但由于有了现代武器、现代交通工具、现代通讯手段、现代组织手段，因而对社会、对官员、对 民众的控制比历代帝王的专制更为严密细致，更为深入广泛。它严密控制着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生活。专政的强制力量，深入到每一个边远的乡 村，每一个家庭成员，每一个人的大脑和肠胃。说它是极权制度，是指行政权力的扩张，已经达到了极致，已经达到了尽头，已经到了无可复加的地步。”

(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

这样的集权体制产生了极其惊人的动员能力和对社会的控制能力，无论从50年代的大兴水利到人民公社，到六七十年代的工业建设，以及80年代后的改革开放沿 海试点，都反应出党的执行力是非常强的。这个能力在目前工业化，城镇化快速追赶的时代具有非常高的效率。这是毛式政治体制留下的最大遗产，至今领导层仍然 非常受益。同时这套体系也保证了社会的高度超稳定性，有效的避免了几次重大的执政危机，包括三年自然灾害的大饥荒时期对社会的严密控制。

但是，这个到底是社会之幸还是不幸，可能很难说得清楚。再次引用杨继绳的文章

“

中国在帝王时代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说法，但是，由于交通不便，鞭长莫及，还有王法不行的荒蛮之地。在毛泽东时代，借助现代的 交通和通讯，真正实现了昔日帝王的梦想。在全国所有的地方都有同样的组织机构，都执行同样的政策；全国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某一个组织之 中，都喊同样的口号，都流行同样的政治话语；在相同的时间内各地的官员们都在召开同样内容的会议。由于全社会都是同样的情况，一旦出现政治灾难也必然是全 国性的，受难者找不到逃脱之地。本书介绍了一些省份在三年饥荒时的情况，读者会看到，各地的情况竟如此相似，原因就在这里。

当时中国的社会是同构同体的金字塔的社会结构。在城市，是市——区——街道办事处——居委会——居民组——居民。在任何一个城市都可以找到和另一个城市相 同的结构和相对应的层次和角色。在农村，是省——地——县——公社——大队——小队——社员。在任何一个乡村都可以找到与另一个遥远的乡村相对应的层次角 色。在广东省的一个生产队和远在千里之外的黑龙江省的某一个生产队是一个相似形。广东省的一个人民公社社员的生活方式和黑龙江省的一个人民公社社员的生活 方式没有多大差别。同构同体的社会结构，使社会结构稳定，社会成员角色简单，社会成员的行为特征同一化。

政府机构金字塔，城市结构金字塔，农村结构金字塔，交织成网络，构成金字塔体系。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被局限在这一网络的不同层级一个个网眼中。社会成员不能 流动，社会成员之间也没有交换关系。这种社会结构便于高度集中管理，它既排斥民主，也排斥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社会成员的个人自由也就完全消失了。错误的 政策在这种社会结构中会通行无阻，不仅得不到抵制和修正，其错误效应还会层层放大。

在同构同体的社会结构里，没有“化外”之民。著名女作家章诒和在四川被打成反革命时，她父亲章伯钧对她说：“你一定要活下去，那怕落草为寇也要活下去！”章诒和悲哀地说：“哪有草啊！”在这样的社会结构里，饥民连逃荒都没有去处。

”

我想大家都能有自己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