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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瓯貉将到二征-中国的阴影挥之不去
在越南这块土地上，生活着众多的民族。大约在公元前257年，越南东北部的以游牧和狩猎为生的蜀部族强盛起来，他们迁移到红河两岸，战败了当地的文郎族，建立起一个名为“瓯貉”的国家。在瓯貉的国家机器中，蒲政、貉侯和貉将处于重要地位，蒲政相当于部落的族长，貉侯是行政管理者，而貉将就是军事负责人。
公元前218年，秦始皇南平百越，派大将屠睢率军侵入瓯貉北部，拉开了中国征服越南的序幕，但这支由商人、罪犯和赘婿组成的军队并非瓯貉的对手，加上水土不服、疫病严重，很快，秦军就被瓯貉人击败，屠睢战死。公元前214年，秦始皇以任嚣为主将，赵佗为副，再次南征，灭亡了瓯貉，设置南海、桂林、象郡，以任嚣为南海尉，赵佗为龙川令，后任嚣病重，命赵佗主政，秦末战乱之际，已经割据一方的赵佗趁机僭号，自称南越王。
对瓯貉人(也就是越南人)来说，定都番禺(今广州)的南越国不过是一个符号，这个由中国地方政府蜕化成的割据政权，显得毫无吸引力。赵佗没有费心去占领瓯貉，虽然他在交趾、九真和日南派驻了文武官员，但仍靠蒲政、貉侯和貉将进行管理。赵佗的统治很残酷，几乎可与秦末的暴政媲美，他也很乐于挥霍瓯貉的财富。史载，赵佗一次就进贡给西汉朝廷“白璧一双、翠羽千尾、犀角十座、紫贝五百、桂蠹一器、生翠四百只、孔雀一双”。南越末期，赵氏政权甚至掳掠瓯貉人卖为童仆，牟取暴利。
公元前111年，汉朝灭亡南越之后，在三郡设置了官吏，来自中国的移民潮水般地涌入(与日本在满洲的农业殖民如出一辙)。东汉时，曾任交趾太守的锡光和九真太守任延，为在当地推广先进的铁制农具和耕作技术，曾经大力教导越南人使用铁犁和耕牛，锡任二人在《后汉书》中是有名的循吏，所作所为看来也是好意，但在越南人眼里，所谓的德政却恰恰是暴政。吴士连的《大越史记全书》指责：两个中国太守强迫(我国)人民挖河、挖沟，把土地分成一畦一畦的，将中国的铁犁和铲锄强卖给人民。越南史学家认为所谓先进的农业技术只不过是使汉朝的官员更放肆地掠夺由貉侯直接控制的村社土地。
很显然，先进的思想或技术并不总是受到欢迎，特别是当先进的程度超过了理解能力，或许今天美国在伊拉克遇到的是与锡光、任延相同的困扰。
与传统史书的溢美相反，中国在越南的统治完全不受欢迎。《后汉书-贾琮传》记载：“交趾土多珍产，翠羽、犀象、异香、玳瑁、美木之属，莫不自出”，为了满足来自中国的老爷们对宝物的狂热嗜好，越南人必须轮班到山林和深海里去寻找，繁重的徭役超出了忍耐的极限。公元40年，交趾终于爆发了著名的二征起义，征侧、征贰姐妹俩的起义军占领了六十五座城市，建立了定都麊冷(今越南永富省安朗县)的政权。
不过，二征的运气实在欠佳，她们碰到的对手是东汉名将马援，马援与扶乐侯刘隆、楼船将军段志率领汉兵八千、蛮兵二万从合浦进军，在浪泊打败了二征的军队，姐妹俩于是投河自尽(中国史书说是斩首)。作为对有功将士的犒赏，马援麾下的很多官兵在交趾得到了封地，相当一部分人留而不返，越南称为“马留人”。在中国史书中，马援是“马革裹尸”的英雄，但在越南人眼中，他就是侵略军总指挥，罪名包括杀害起义军领导者一百多人、残害当地人民，疯狂掠夺土地等等。1950年6月27日，***在接见赴越南的顾问团时特别告诫：“我们的老祖宗对人家不起，侵略过人家。大概是汉朝吧，东汉时期，有个大将军叫马援的，带领兵将把人家征服了，有个成语马革裹尸，就是从他那里来的。史书上马援征交趾，说的就是这回事，交趾，就是现在的越南嘛!”在越南人心中，二征当然是民族英雄，史载“后三年援还，土人哀慕征女王，立祠奉事之，祠在福禄喝江社”。
据说几年前国内曾有好事的愤青前往越南旅游，专门寻找传说中的马援铜柱，以期重温历史的辉煌，谁想导游却是越南愤青，结果惨遭群殴暴头。
万春国、丁朝和李朝-独立的越南与中国
南北朝时期，中国对越南的统治日趋衰弱，公元544年，豪强李贲、并韶、赵光复率众起义，赶走了南梁的刺史萧谘，占领了府城龙编(今越南河内东天德江北岸)，建元天德，立国号为万春，这是越南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独立政权。
第二年，南梁朝廷任命杨瞟为刺史，陈霸先为司马，率领大军重占龙编，赵光复军退入夜泽(今越南兴安省快州县)与梁军对抗，在三年的时间里，陈霸先围攻夜泽，但始终无法攻克，公元548年侯景之乱，陈霸先的主力北返，万春军队趁机收复龙编。
令越南人痛心的是，李贲族人李佛子后来以欺骗手段掌握了权力，与赵光复为敌，公元571年，李佛子的军队占领了龙编。严重的内乱消耗了万春的国力，公元602年，当强大的隋朝派遣刘方率军前来征伐时，李佛子无力抵抗，万春灭亡了。
越南史书不遗余力地讴歌短命的万春国，对中国人来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越南人认为打败南梁军队是持久战的胜利，是包括大民族和小民族在内的全体越南人民的胜利，是保卫国家独立、反抗外来统治的胜利，当然，胜利果实最后被软弱无能的不抵抗分子李佛子葬送了。幸运的是，李贲或赵光复都不是理论家，没有写出《论持久战》之类的名著，否则难免令人产生不愉快的联想。
入唐以后，中国对越南的统治愈加严密，公元679年在越南设立安南都护府，安南，即被安抚的南方，在越南人看来是个贬损性的称谓，***中国被称为支那一样不可接受。唐朝将越南全境划分为十二个州，各州人民除了承担常规的租、庸、调之外，还必须进贡当地的土特产：交州贡纳香蕉、槟榔果、蛇胆和翠羽，陆州贡纳银、翠羽、玳瑁和香料，峰州贡纳白腊，汤州、长州和演州贡纳黄金，爱州贡纳绫、绸和翠羽。当然，越南人还得承受中国官吏和地主的额外盘剥，如安南都护李琢曾派人在辖境“购买”牛马，每头牛或马只付给卖主一斗盐(当时由政府垄断)作为报偿，实与抢劫无异。
来自唐朝的各种产品充斥安南市场，安南的手工业者大多被征调去从事繁重的徭役，只留下能够制作贡纳品的工人，导致安南的各种产业急剧萎缩。公元八世纪以后，唐朝的统治逐渐衰落，安南各地起义频发，越南的历史学者以饱含热情的笔触写道：公元906年，正当中国紊乱的时候，我国人民的倔强精神迫使唐朝的官吏包括节度使在内，不得不狼狈而逃，从此不敢践踏我国的国土。
唐末，安南鸿州(今越南海阳省宁江县)豪强曲承裕自称节度使，表面上听从中央政府的号令，但实际已处于独立状态。虽然，中国的南汉政权后来俘虏了曲承裕的儿子曲承美，但安南的变乱已无法收拾。公元939年，南汉军队在白藤江之役最终败给了由爱州牙将吴权率领的地方武装，吴权随即称王，在他死后，吴氏政权衰乱，安南经历了所谓“十二使君之乱”，最后牧童出身的丁部领击溃各使君，在爱州消灭了吴氏政权的残余势力，于公元968年统一安南，自称万胜王，建国号为大瞿越。
丁部领死后，十道将军黎恒掌权，宋朝以为有机可图。知邕州侯仁宝上《取交州策》，宋太宗以侯仁宝为交州水陆计度转运使、孙全兴为交州行营部署，与宁州刺史刘澄、鞭辔库使贾湜、祗侯王僎率领荆湖士卒二万人出征。宋军水陆并进，声势颇盛，但丁朝有一支久经战阵、精于水战和射箭的军队，战斗力远非宋军可比。
公元981年，侯仁宝在支棱遇伏，全军覆没，宋军大败而归。宋太宗震怒，追究战败之责，贾湜、王僎和孙全兴全被处死。公元1009年，李公蕴建立李朝后，迁都升龙，为防备宋朝的侵略，着意加强了军事力量。公元1075年，战争果然再次爆发。
对于这场战争，越南说是宋朝的侵略，中国说是自卫反击战，越南史料作了如下阐述：中国内部的封建保守派与王安石代表的封建改良派发生了冲突，在国外，宋朝遭受到辽和金的侵略威胁，中国封建国家的财政经济更加窘困，企图侵略我国以便搜括财物。宋朝在广东集结兵力，准备征服越南，李朝被迫采取先发制人的策略，派兵侵占了邕州和钦州。中国的史书则说，由于李朝的挑衅，宋军才不得不自卫反击。
公元1076年，宋神宗以宣徽使郭逵为安南招讨使，天章阁待制赵卨为副，率兵八万征讨李朝，先收复钦廉二州，然后进至富良江，与逆流而上的李朝名将李常杰的水军展开一场生死攸关的大战。对这次战役，双方的记载完全对立：中国史书说宋军造抛石机攻击敌舰，将敌军打得船毁人亡，狼狈逃窜，宋军随后乘巨筏猛烈冲击，阵斩李朝太子李洪贞，大获全胜。越南史书说李常杰的军队奋勇死战，将敌人的运兵巨筏全部打沉，阵斩四万人，也就是说宋军被消灭了一半，最后郭逵败退到广源、思琅、苏茂三州和广陵县。
真实的情况不得而知，大约这是一次两败俱伤的战役，作为宋朝方面，稍稍挽回了天朝上国的面子，而李朝的背后有占城的侵扰，所以双方乐得就此罢兵。
社稷两回劳石马，山河千古奠金瓯-武力征服的全面失败
十三世纪初期，李朝的统治衰落，公元1225年冬，权臣陈日煚篡夺王位，建立了陈朝。由于内忧外患频仍，陈朝非常重视武装力量的建设，平时寓兵于农，允许士兵轮流回乡耕作，实际上是全国皆兵。陈军训练有素、装备精良，是一支劲旅。
公元1254年，蒙古军占领了云南大理，蒙古名将速不台之子兀良哈台派使者到陈朝，要求陈太宗向蒙古称臣，而自信满满的陈朝君臣拒绝了这一要求，囚禁了使者，号称“越南第一名将”的陈国峻奉命到北方布防。当年，蒙军三万沿红河一路进兵，经兴化直扑升龙，攻破了天险扶鲁桥，陈朝被迫迁都天幕以避其锋。但蒙军不耐南方气候，疫病流行，粮草也遇到了困难，公元1258年1月28日，陈国峻精心策划，集中优势兵力攻陷了蒙古军在红河东岸的补给中心东步头(今河东省长信县)，蒙古军被迫撤退，残部在归化又遭少数民族武装的截击，最后溃不成军。
公元1282年，元朝又向陈朝开列了一长串丧权辱国的称臣条件，包括每三年进贡一次，呈献医生、工匠等技术人才，贡纳奇珍异宝，国王入朝、派遣宗室入质、缴纳赋税、出兵役和劳役，甚至要在当地设置达鲁花赤，这些接近亡国的条件当然不可能被接受;不仅如此，陈朝还再次囚禁了使者，元世祖忽必烈曾试图扶植陈朝宗室陈遗爱当傀儡皇帝，这个企图也落了空。在这种情况下，忽必烈决定再次兴师，以太子脱欢为镇南王，与左丞李恒(党项人，征服南宋的功臣)、先锋乌马儿等人率大军从广西进入越南。元军的具体部署是三路进兵，脱欢的主力直取升龙，纳速刺丁率领的一路元军从云南出发，沿明江流域攻入越南;此前，元朝的右丞唆都奉命征讨占城，已经控制了占城北部地区，主力驻扎在越里、乌里一带，准备向义安包抄，与二路元军形成夹击之势。
越南方面，陈国峻率主力二十多万在谅山、万劫部署了多道防线，抵御脱欢的大军，以将军陈日橘在收物(今安沛省安平)阻截纳速刺丁，大将陈光启率兵数万在义安迎战唆都。战争伊始，元军进展顺利，势如破竹，脱欢突破了陈国峻的三道防线，并强渡了红河，陈朝被迫再次放弃国都升龙;纳速刺丁占领了收物，向白鹤江前进，迫使陈日橘退到了红河下游;唆都在义安打败了陈光启，陈朝将军陈健率所部万人投降，元军占领清化。
面对危局，陈国峻再次收缩兵力，将主力集中在天长和长安，俟机而动，元军则策划了一次两路夹击：脱欢从升龙派出大军，唆都也从清化出发，企图在长安会歼陈军主力，但在陈国峻的巧妙机动下，这个计划最终落空。为了控制越南，脱欢在占领区采取了很多措施，分兵守卫各个战略要点，建立了驿站负责联络，特别是在红河沿岸建立了严密的堡垒体系，元军的营寨鳞次栉比，控制着主要交通线。
进入夏季，炎热的天气使元军疫病流行，加上兵力分散，到处受到袭扰，士气逐渐低落，陈国峻认为反攻的时机已经成熟。公元1285年4月，陈军五万在海阳打败唆都，从此脱欢与唆都失去联系，陈国峻的主力出其不意地袭击了元军在红河沿岸的据点，各处元军被分割消灭，脱欢亲自率兵来援，也被陈将范五老、陈国瓒的伏兵所败，脱欢最后不得不放弃升龙向北方撤退。5月，唆都的军队在从天长到西结的转移途中，遭到陈军的伏击，唆都中毒箭身死，元军死伤三万多人，只剩乌马儿只身逃回。
脱欢本想在北江一带占稳脚跟，但陈国峻跟踪而至，同时设置了二路伏兵，元军在北江被陈国峻击败后，接连又在万劫、思明遇伏，全军覆没，大将李恒战死。
公元1287年，元朝派出三十万精兵再次南征，脱欢从钦廉二州出发，张玉从思明州出发，程鹏飞、奥鲁赤从陆路进兵，樊楫、乌马儿、阿八赤从海路出发，张文虎负责接济粮食;陈朝方面也是严阵以待，陈国峻亲率大军坐镇广安，分派诸将布防。脱欢攻升龙不克，退据万劫，而陈军在绿水洋袭击张文虎的粮船获得大捷，元军军心动摇，脱欢决定分陆路和水路撤军。公元1288年，元军的水军在白藤江被歼，乌马儿被俘，樊楫战死，损失战船四百艘，脱欢在陆路也遭到伏击，张玉、张均、阿八赤全部阵亡。
在成功粉碎了元朝的三次大举进犯之后，陈朝进入了一个平稳发展的时期，统治者逐渐腐朽，后来权臣胡季牦掌握了大权，杀国王陈炜，于公元1399年推翻了陈朝，自立为帝，改国号为大虞，与其子胡汉苍同朝主政。政权的更迭加上胡氏父子采取了一些损害权贵利益的改革措施引起了陈朝宗室和既得利益集团的不满，也给明朝的武力干预提供了借口，从而引发了一场绵延将近三十年的残酷战争。
在中国的史料中，胡季牦被描绘成弑君的篡位者，按照后来逃到明朝的陈艺宗之子陈天平的说法，胡氏政权“暴征横敛，酷法淫刑，百姓愁怨，如蹈水火”，但实际上胡季牦是位很有作为的改革家，秉政以来，对陈末弊政多所匡救。例如规定除大王和长公主之外，任何人不得拥有超过十亩的土地，限制了兼并的狂潮;除极少部分高官之外，严格限制王公贵族豢养奴婢;公元1396年，下令回收所有铜钱，发行加盖印章的线币;为发展商业，统一了度量衡，在沿海和陆路开辟了交通线;相对于陈朝而言，大大降低了赋税，同时采取了各种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政策。
因此，即使抛开干涉内政不提，明朝所谓吊民伐罪的战争理由也并不充分，胡氏父子对明朝也有所警惕，做了许多战备工作，但对越南来说，当时的明朝实在是太强大了。从公元1404年陈天平到明朝乞兵复国，直至公元1427年，二十多年的时间里越南饱受兵灾。战争初期，明军长驱直入，推翻了胡季牦的政权，明成祖也自食其言，不再寻找所谓陈氏子孙之贤者，而是另谋在安南开设三司及郡县。6月1日，明朝正式设立交趾布政使司，以吕毅为都指挥使，黄中为副，黄福为布政使兼按察使，并分设官吏，改置17府，自此越南正式成了明朝的一个行政区。
没有人会对国破家亡无动于衷，在越南史书的字里行间，我们能够感受到一个弱小民族对占领军的刻骨仇恨，越南人列举了明朝的三大罪状。
甲、变我国为中国的一个省，取消越南国家，为了实现这一阴谋，实行血腥镇压;
乙、搜括钱财、掠夺土地，同时把我国变为一个作为与东南亚和和本欧各国船舶往来通商的根据地;
丙、破坏我国民族文化的遗迹，并且强迫我国人民要仿效中国的风俗习惯。
明朝在越南照搬了中国的里甲制度，每110户为一里，每里分11甲，里长和甲守都由本地人担任(也就是所谓的越奸和中国人的走狗)，凡人丁、土地必须登记造册，呈报明朝政府，每十年另造新册，每丁必须随身携带称之为“户贴”的身份证(一说每户一份)，对未携带户贴出行的越南人，明朝占领军一律格杀勿论。
在各地设立了矿监部门，利用越南的人力资源大力开采贵重金属，强迫人民贡纳大象、犀角、珍珠等宝物，胡椒和香料等特产被搜括一空。《大越史记全书》记载：明军统帅张辅一次就向朝廷呈献了112头大象、420匹马、3.5万头水牛和8865艘船只。越南学者认为，正是这种掠夺造成了十五世纪初叶越南经济无法获得发展。
明朝的税收也十分繁重，每亩课谷五升的地税似乎与胡季牦时期持平，但又规定一亩地必须登记为三亩，凡有桑田一亩必须纳丝一两，每斤丝必须缴纳定量的丝绸，食盐制成后，必须全部缴纳到盐课提举司，课税后方能出售。普通越南人如果携带超过三碗以上的食盐，将会受到明朝占领军的严厉处罚。
张辅第二次征服越南时，又将许多越南妇女带回中国，变卖为奴婢，甚至被卖为妾媵或妓女(令人想起日军在中国的暴行)，黄福也强迫很多越南工匠到中国做工。
在文化方面，胡季牦时代的书籍遭到禁毁，代之以四书五经，并由来自中国的儒生负责教授，越南人还被迫改变发式，改穿中式服装。用喃字写成的越南乡土文学作品被大量焚毁，许多历史典籍被强制运往中国，包括《建中常礼》、《箕裘录》、《陈朝大典》、《葆和殿余笔》、《万劫秘传》、《樵隐诗》、《昭明王乐道集》、《峡山集》、《菊堂遗草》、《越南世志》、《越史纲目》、《大越史记》、《蕊溪诗集》等等，很多后来湮灭无闻。
公元1427年，明军最终被赶出越南，起义领袖黎利建立了新的王朝，为了得到册封，答应连续三年进贡金象两只，明朝才正式封黎利为大越国王。十八世纪以后，黎朝统治衰落，郑氏和阮氏两大集团南北对峙，公元1771年，著名的西山起义爆发，起义军最后消灭了郑氏和阮氏，也打败了清朝和暹罗的军队的干涉，公元1799年，原阮氏集团的族人阮映在法国支持下以嘉定为基地，推翻西山政权，建立了越南最后一个封建王朝。
阮氏王朝的建立，也为元、明、清三代，历时几百年的中国与越南之间，征服与被征服的战争划上了句号，越南从此成为了独立国家。
中越关系三十年-打翻历史的五味瓶
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讨论1949年以后的中越关系显然是非常困难的，太多的恩怨、太多的误解、太多的仇恨、太多的猜疑，已经纠葛得化解不开。
2000年，法国巴黎政治科学院当代越南研究小组在河内人民军图书馆发现了一份名为《B同志谈反动的中国集团对越南的阴谋》的档，B同志为时任越共中央总书记的黎笋的化名，这份档与越南外交部发布的所谓《中越关系三十年真相》白皮书如出一辙，对越南在抗法和抗美战争中的中越关系多所苛责，披露了许多秘辛。
事实上从1950年起，中国已开始为越南提供军事援助，1953年7月朝鲜战场停战后，为了扩大新中国的国际影响，***和周en来一度热衷于外交活动，赫鲁晓夫同样如此，与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往来密切。1954年奠边府战役后，法国的殖民体系濒于瓦解，处于上升势头的越共有了统一全国的可能，而这一时期美国干涉的危险逐渐增加，为了避免与美国的公开冲突，中苏联手对越南施压。在当年4月召开的日内瓦会议上，越共被迫放弃统一全国的打算，签署恢复印支和平的协议，以北纬17度线以南、9号公路以北十几公里的六滨河为军事分界线，越南被实际分割成南北两部分。
当时，在越共党内充满了被欺骗和被出卖的怨恨，在《B同志谈反动的中国集团对越南的阴谋》一文中，黎笋指出：正是周en来将我国分成了两部分。我必须说，在1954年，当时我们赢得了奠边府战役的胜利，胡伯伯发电报给我，要我必须前往南越重新集结那里的部队，并向南越的爱国者说明这件事。我乘货车到了南方。一路上，爱国者们出来欢迎我，因为他们认为我们已经取得了胜利。这是多么痛苦!看着我的南方爱国者们，我哭了。因为在这之后，美国人会到来，会以可怕的方式大肆屠杀人民。
从事后诸葛的角度来看，在南越政权尚不稳定的情况下，中苏的干涉确实阻碍了北越以较低成本统一全国的可能，而在美国军队大批涌入之后，等待越共的将是一场长期的战争。平心而论，中国在日内瓦会议上的举措，似乎存在民族利己主义的因素，在中国内战期间，斯大林出于某种目的，也曾很乐于看到国共双方划江而治。
当南越内部的革命和混乱初现端倪时，在越共内部负责南方事务的黎笋主张放手发动游击战争，***立即反对，表示：越南不能那样做，越南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必须坐等。在1964年底以前，由于苏联对越南抗美战争采取脱身政策，因此北越不得不依靠中国，但对以黎笋为代表的某些人来说，这与其说是心甘情愿，不如说是无奈。
勃列日涅夫上台以后，苏联采取了更为强硬的外交政策，公开表示愿意对北越提供援助，派遣志愿军事人员，对此，已经与苏联分道扬飙的中国表现得极为敏感。1965年10月9日，绰号甘草的范文同来到中国，周en来告诉他：中国不支持苏联志愿部队赴越的想法。次年3月23日，周en来又“善意”地提醒黎笋：你们从苏联志愿者那里得到的还不足以补偿他们给你们所造成的损失。8月23日，周en来又以中国的支持部队是正规军为由，正式向范文同提出：中国可以拒绝其它国家派遣志愿军到越南的要求。
1969年1月，当北越和南越革命政权与美国和南越阮文绍政权在巴黎展开谈判后，就遭到了中国领导人的公开反对，事实上，从加勒比海危机开始，中国政府倾向于认为只要与美国或西方国家展开外交活动就是退让和妥协。
对于这次谈判，中国领导人给越南方面安排了五项罪名：
1、谈判本身事实上帮助了正在忙于国内总统大选的约翰逊;
2、改变过去以美无条件停止轰炸越南北方为条件的立场，接受部分停止轰炸的条件，放弃了自己对谈判地点的选择，是向美国妥协了两次;
3、将抗美斗争“逐步降级”，减少对越南南方革命力量的支持;
4、急于同美国谈判而没有摆出一个高姿态，从而使越南丧失主动，陷入被动，因为解决问题的关键是斗争本身，胜利是由斗争决定的;
5、落入作为美国帮凶的苏联的圈套内，使约翰逊掌握了主动权。
最后，中国政府以一种决裂的语气表示：你们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就接受了苏联修正主义提出的妥协和投降的建议，我们两党之间、两国之间已经没有什么更多可说的了。
当然，中方对苏联出卖越南的指责，并未得到越共的认同，在他们看来，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对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评判，应该根据客观的国际主义原则。针对越南的离心倾向，中方采取了强硬态度，1966年4月中越代表团会谈时，周en来和***向越方声明：将苏联的援助与中国的援助相提并论，这对我们是个污辱。1966年，***又向黎笋、阮维桢提出：越南同志对我们的援助方式有一些其它的想法。这使我记起***同志曾批评我们对越南的问题“过分热心”了。现在看来他是有远见的。这种“过分热心”是不是引起了你们的猜疑?怀疑中国的援助有自己的目的，是要控制越南。因为我们有13万人在你们国家，还向边界地区派出了1万军队。不过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我们将立即撤走我们的军队，沿边界部署的军队也将受命返回内地。
在越南抗美战争形势紧迫之时，中国的这种态度几近威胁。此后，本已貌合神离的中越同盟更是危机四伏，最终，越南选择了投入苏联的怀抱。当年，赫鲁晓夫的“老子党”姿态最终结束了中苏蜜月，也让苏联的巨额援助打了水漂，而若干年后，中国居然重蹈履辙，将越南从朋友变为仇敌，历史的巧合耐人寻味。
20世纪70年代以后，特别是在抗美战争结束以后，越南的外交政策完成了亲苏反华的历史转变，华侨问题是其中最主要的导火索。由于历史的原因，越南对来自中国的华侨一直存有戒心，事实上，华侨问题并非只是越南孤立存在，华侨在东南亚各国融入当地社会生活的过程中，难免与原驻民发生冲突，而苏联很愿意推波助澜。
在中苏关系恶化之后，中国出于现实考虑，缓和了与美国的关系，这就引起了越南人的忌恨，为了防止中美接近带来的危险，越南几乎本能地靠近了苏联。在猜疑和怨恨逐渐升级之后，武装冲突成了必然，1979年的战争让两国关系降到了冰点。
对越南人来说，中国是北方强邻，更是一个不怀好意的庞然大物，越南的历史基本上就是反抗中国侵略和压迫的战争史。历史是为政治服务的，越南政府会决定如何运用这些历史，是有意识的弱化和淡忘?还是翻出来激发民族主义精神。
现时的中国同样如此，我们淡忘了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却牢记南京大屠杀;忘记了飞虎队，却牢记沈崇事件;一切都为现实的需要服务。
历史是一种原罪，没有哪个国家纯洁得***婴儿。假如某一天，越南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得到系统的、全面的、精心的调教和培养(***中国所经历的那样);假如有一天，某位越南愤青毅然喊出“中国必须因侵略战争向越南谢罪”，世界将不会感到奇怪!
批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