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六四问题真的是“久拖未决”吗？

如果认为六四运动（第二个天安门运动）和四五（第一个天安门运动）一样地被“中共中央”的一纸决议“平反”，那么，25年过去了，六四问题——诚如金钟先生最近所言，的确是“久拖未决”。可是呢？如果说六四问题已经早被中共高层给“解决”了，读者们意下如何？我以为，反对的人很多。因为无论怎么说，人们总是期待六四运动应该像四五运动那样地被“平反”，因此，在等不到这样的平反时，人们就认为六四问题“久拖未决”。

我在前几天写的文章《中共高层与六四》中说道，高层早就解决了六四问题，只是，解决的方式与善良的中国人想象的完全不同罢了。因此，我做出如下判断：高层解决六四问题的模式和方式是一种非常隐秘的并且可以说是百分之百的阴谋诡计。一方面他们拖，根本就没有给六四平反的任何诚意；另一方面却又不时地散布六四将要被平反的虚假信息，从而把一部血淋淋的大屠杀的悲剧在时间中消磨为《等待多戈》的一部喜剧。如果说这也是解决六四问题的一种方式的话，那么，我就有理由判断，在六四问题上高层很早就已经寻找到了解决它的方式和模式，并且我又判断，它是极其阴谋的，也极其有效。至少从现象看，25年一来，中国社会可以说彻底地消灭了类似于六四那样的政治运动。

2、高层解决六四问题的大概时间

我估计，高层解决六四问题的时间最早时间可能形成于苏联解体的1991年前后。其理由是，苏联突然解体对高层造成了一种巨大的冲击，一个强大得“武装到牙齿”的共产党苏联，在一夜之间“红旗落地”，政权垮台，江山易色，这不是给中国共产党一种天大的警告码？

在上述警告面前，我以为在1989年，那些并不真心拥护镇压的高层人物，在此一刻，已经做出了一种在我的分析看来可能是痛心疾首的反思。结果他们可能悟出了这样的一个道理，如果不是六四时期的开枪杀人，中国共产党政权甚至有可能同苏联政权一同完蛋，甚至被苏联完蛋的还要早。我们都记得，在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时，天安门运动正进入胶着状态，大学生还提出了要见戈尔巴乔夫的要求。因此，我完全有理由判断：如果不是大规模的屠杀结束了六四运动，那么，学生运动之后，跟进的市民运动、农民运动不就是可以推翻共产党在中国的一党专政吗？倒过来想，高层许多人突然意识到多亏了大屠杀，要不然用邓小平的原话讲，“我们这些人都要被软禁起来”。

我不认为上述的反思就非要在几次高层的秘密会议上达成共识，但是，我完全有理由判断，如此共识可以在彼此心领神会中达成。显然易见，邓小平等人主张的大屠杀，在这里非但不被高层认为是“错误的”（它是“平反”的前提），而且被认为是深谋远虑的。大屠杀事实上救了中国共产党的命，这是一种用常识既可以解读的事实。有这样的事实存在，你还想共产党出一纸决议为六四平反吗？

六四运动和四五运动不同，它以开始就同共产党政权的“命根子”交织到一块了。在四五运动中，人民在情感上讨厌毛泽东和左毛派，因此，也一边倒地同情于人民认为是毛的对立面的周恩来、邓小平为代表的右毛派。因此，当右毛派掌权后，为四五运动平反，给出的是“毛泽东错误”和“四人帮阴谋”，于是，把责任推给死人（毛泽东）和失败者（四人帮），不但方便，而且容易。遇到六四问题，情况彻底变了，被高层的一些人看成是“邓小平错误”的那种东西，在苏联解体后，不就是变成了“邓小平功劳”吗？在共产党的历史中，如果说中共政权“出于枪杆子”，那么，在1989年，保住政权的，也惟有枪杆子了。中共六四意义在这里给出的不是邓小平的“错误”，而是他的“功劳”

但是时代究竟是变化了，1989年之后，高层对于枪杆子保命、保权的事情不再可以公开地张扬了，于是，统治者的技巧却又教会他们，用不时地、周期性地放出“平反六四之风”的做法，来暗示高层在六四问题上的“松动”，似乎六四问题也可以平反。其意思不外是说：不是不平反，而是时间未到。可进一步想：什么才是“到时间”了呢？鬼才知道。

3、关乎六四平反的两个方面

如果存在着六四平反的可能，那么，我认为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值得注意：一是共产党高层的路线斗争问题；二是人民运动的合法性问题。

就第一个问题讲，除赵紫阳一个人外，其他在六四前后被批为“错误者”（包括因死亡引发六四运动的胡耀邦本人），也都可以说是被平反了，如胡启立、阎明复等一帮跟着赵紫阳跑的人，除被“罢官”外，没有人受到像“四人帮”那样的法律制裁，就说赵紫阳本人吧，他除了被“软禁”到死，也没有受到过分的伤害啊！从习近平上台前后，官方媒体大量报道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如何在胡耀邦受到批判时，勇敢而又公开支持胡耀邦的消息中，人们也可以做出如下的判断，胡耀邦、赵紫阳这样的人，在六四以前好像是处于一种“开明”、“进步”的状态中，所以，一种在过去的平反模式中，可以收获到的那种效果：好人遭殃——事实上也已经收到了，是用了一种“不是平反的平反”模式。特别是在今年，中国和日本冲突加剧之际，习近平派胡耀邦的长子胡德平作为他的特使访日一事，也给社会传达了一种信息：开明派人物的后代好像并没有坐冷板凳，照样活跃在政治舞台上。

这样，在高层应对六四的模式中，过去那一套简单的平反模式已经被抛弃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为复杂、更隐蔽、更具有阴谋诡计成分的新模式。那就是大屠杀保命、保权的隐秘共识，在高层小圈子内秘而不宣，与此相应的是，却在六四问题上，不时出现一些解禁，就依着那些被解禁的东西的出现，聪明人就可以猜测：平反六四的时机好像快到了。总之，一种吃不到口里的食物，总是在人的眼前来回地晃荡，把你的胃口吊得高高的。

本文做作一种假设：如果高层用传统的平反模式来平反六四，也就是说，高层解决了“久拖未决”的问题，会出现什么情况呢？这就牵扯到，我说的第二个问题，即人民运动的合法性问题了。众所周知，在1989年《4•26社论》发表之后，大学生的诉求围绕它发生了明显而尖锐的和官方的对立：学生运动是“一场社会动乱”还“爱国的民主运动”？是非法的，还是合法的？与之相应的是，高自联这样的自治组织是非法的，还是合法的？人民与政府对话的权利受不受保障？如果受保障，那么，人民在认为“李鹏政府”犯错误后，要求“李鹏政府下台”，这样的诉求不就是完全合法的了吗？因此，平反在这里，必然要被看成是承认人民运动的合法权利。因此，平反的结果是新的高自联又出冒来了，由它领导和组织的大学生运动又兴起来了；又，如果高自联是合法的，那么，在全国各地大中城市产生了的“工自联”不就是也合法了吗？那时还没有冒出头的“农自联”（农民自治联合会）不也是要生产吗？在这里，我假设六四被平反之后，人民不要求用法律的方式来惩治六四杀人犯，仅仅是这些诉求就已经把共产党专政的命根子给刨了。

当然，在平反之时如果有一个人高呼：“惩治六四罪犯分子，法不容罪！”那么，他会一呼百应的；如果官方迟迟不动，那么，第二六四运动就会在一夜之间兴起，试想，现在活着的这些高层人物中哪一个可以左右得了形势呢？

我进一步假设，在平反六四时，高层可以把李鹏交了出去，作为替罪羊（毛都做过替罪羊，何况李鹏乎），让人民审判，可是呢？六四问题不仅仅是李鹏个人的问题，它是1989年的“中国政府”问题，可见，受到审判的应该是“李鹏政府”，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朱镕基政府、温家宝政府和今天的李克强政府不都是这一条线上的蚂蚱吗？谁个可以逃脱呢？

说道这里，我讲一句大家不爱的话，就是在六四之后，中国人民政治水平、法律觉悟之提高，在客观上也造成了高层没有胆量来平反六四的结果。在第一个天安门事件被平反后，社会层面没有我上面叙述的各种反映出现，大家都安然地上班工作，没有发生政治上哪怕一点的得寸进尺现象。所以，在六四问题上，高层不会让给人民“一寸”的真正原因是，怕人民得寸进尺。寻找的中国人，你看他们软弱得跟面条一样，可是，一旦闹起来，可是了不得的啊！六四运动中的大学生，北京市民不就是例子吗？习近平可能和我们普通人一样滴知道，第二个六四运动如果来了，共产党专政也就寿终正寝了。因此，现在他们的唯一做法是不给它开哪怕针尖那样大的口子。

坚决不给人民运动平反的这种高层决心是和他们要把六四之后的所有人民政治运动“扼杀在萌芽状态”的政策和方针联系到一起的。为做到这一点，他们“不惜使用”一切方法和手段。于是，六四时期的邓小平所作所为，他们不得不复制之，哪怕他们本人对之缺乏敬意。

4、双管齐下：政治统治权和经济奴役权

“党内资产阶级”这个词是毛泽东发明的，当时，这个古怪的东西出现时，许多人都想不通，试想，党如果是某一个阶级的代表的话，党内怎么会出现一个阶级呢？共产党据说是无产阶级的代表，可是“资产阶级”怎么会出现在“共产党内”呢？那时，人们只是从逻辑的角度议论毛的这一“英明论断”，却忽视这个在当时本身并不“英明”的词汇里包含了一些而后非常严峻的经济事实：共产党在掠夺社会财富和国家资源方面，正在形成新的阶级组合。而后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高层通过所谓的“经济体制改革”，使毛泽东生前所说的“党内资产阶级”给活脱脱地显现出来了。尽管目前一些公共知识分子把叫它“权贵阶级”或者“官僚资产阶级”，我看也不过是把猫叫了个咪，其实都是一个东西。

这样共产党就有了两手，一手是政治的统治，一手是经济的统治，政权+金钱，双管齐下，人民就被统治得服服帖帖了。

让人“发家致富”的政策，在六四后，邓小平的大肆推行下，变成了让人挣钱，挣钱多的人统治挣钱少的人，挣钱少的人统治没有钱的人，于就产生了“以钱洗血”的“新政策”。到今天为止，我们中国人已经看清楚了一件实事：在六四之后于一夜之间爆发起来的“党内资产阶级”统治着中国。用官方网上的话换成另一种表述：“0.5%的人统治社会财富的60-70%”。过去，我们在前毛泽东时代因为受到了毛的“阶级论”的愚弄，所有没有可能在新统治的阶级中发现出那种可以用社会科学方式整理出来的有关阶级的因素，更看不见阶级性在六四之后的高层政策中的支持力度。

1989年六四时期，对于使用军队解决学生问题的人，在高层里是存在着很大的分歧。但是在六四后，“以钱洗血”的政策造成了共产党内的统治阶级经济利益上的一致，于是，阶级利益的驱动使在六四镇压中持异议的人，很快就修正了自己的观点，内心里生出了“谁叫大学生和市民闹事”的另外一种心理。这样一来，六四时面临分歧的共产党高层又出现了一种外人看不见的整合。

习近平、薄熙来、李克强等人，都是六四事件的目睹者，我不知道他们当时的内心是怎样看待镇压的（此一方面资料完全没有）？只是，我就那时获得的有限信息而言，被称为红二代的人大都同情学生运动，反对镇压，因此，由此推理，到这一代人掌权时，给六四平反，可以说水到渠成。可事实刚刚相反，这些上台后，连人民纪念一下六四的事情也给禁死了。前几年，天安门母亲每年都搞纪念，今年已经不行了。过去几年，许多城市的纪念活动虽然规模不大，可是持续发生，没有过间断过，今年一下子给禁死了！这里，一一一种阶级的既得利益是决定性的因素。人也可能是好人，可是在这个已经坏透了的阶级里面，他们也就给变坏了哩！如果说共产党垮台后，这个阶级中的人有可能逃脱不了法律的审判，那么，对此的模糊意识，无意间又强化了他们作为一个阶级的勾结。

5、在六四问题上，谁是输家？谁是赢家

在六四25周年之际，高层怕得要死，简直是“八公山上，草木皆兵”，用金光鸿的话说：“六四将临，我们人人都是敏感人士”。就表面看，这好像是共产党的强大，其实它心虚得很。中国有一句古话，叫“仁义之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今天的情况就是这样。共产党已经是处于守势了，只以至于别人打一个喷嚏它都认为是对它的诅咒。人民总是处于攻势，今天进攻失败了，还有明天；明天失败了，还有后天。从六四发生的那一颗起，人民已经经受得了失败的痛苦了。今年的《重回天安门运动》中引用《v字仇杀队》的话非常好：“我们只要赢一次，他们就永远输了。”

在六四问题上真正的输家是共产党，它彻底地输掉了执政的合法性，犯下了屠杀人民的滔天大罪。以至于任何的挽救措施都不能够彻底扭转失败的结局。正因为如此，高层在六四后采取的各种后续措施，充其量是掩盖罪行而已。倒目前为止，他们已经变成为未来历史审判台上的后补者了！用中国老电影之的一句台词讲：“别看你现在跑的欢，就怕将来拉清单！”


在六四问题上，大学生们是问心无愧的，知识分子是问心无愧的，参与抗暴的北京市民是问心无愧的，所有支持学生运动、支持市民抗暴的中国人都是问心无愧的，甚至包括赵紫阳——这个当时的总书记也是问心无愧的，唯独那一小撮人是心怀鬼胎的。中国人讲究天地良心，在六四问题上特别如此。如果错在人民一方，或者学生一方，我想情况也许另当别论，只是当人民堂堂正正地、光明正大地、合理合法地争取自己的权利（此权利是共产党革命所要“最终赋予”人民的，也是共和国宪法明文列举的），有什么过错呢？六四发生时，我从部队转业到地方不到2年，在和部队上那几个正在服役的战友们谈起此事，他们中的人，无不眼里滴血，说：“人民军队屠杀人民——这简直是天大的悲剧和天大的犯罪啊！如果不是亲眼看见，谁能够相信呢？”

六四发生后的前几年，几乎所有人都相信中共政权在杀人之后会很快垮台，谁相信它还能统治25年呢？可是呢？事实是它又活了25年。这样的事情好吗？我看非也，时间逾长，要拉的“清单”上的罪行就积累得逾多，最后，真正地要变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这样的事情将要殃及民族和国家，民族和国家为此可能要遭受非常大的劫难！

写到这里，我估计《重回天安门》运动和《六月飘雪》的策划，有可能失败了，可是，赢“一次”的机会反倒因此而增多了一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