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酱面与中国人的精神

钱勇从美国回来，吕群请客我作陪，在甘家口商场南边的一个胡同里吃饭——据说是从Google上搜出来的。这是一家正宗的老北京炸酱面馆，伙计们远远儿见了客人，就大声吆喝，此落彼涨的喊声随着客人一路过去，从大门口一直到落座。大堂里熙熙攘攘，烟气汹汹的，红火热闹，典型的中国场景。方桌一张，长凳四条，七八个人排开，一帮人开始回味老北京的幸福生活了。

饭间少不了中西比较的话题，个人自有感慨。钱勇说中国洋化了，完全没有乡土味儿；北京也没有北京的样子了，更不要说老北京的样儿了。他指着吃饭的房间说：除了这间屋子，和我们吃的这碗炸酱面，周围哪一件东西不是外国货啊。

钱勇同学走南闯北，阅历沧海，这番话必是有根据的，真如钱勇所言，当是国人之幸。不过，我的看法却相反，中国的现实是，虽然“变脸”了，外表光鲜西化，与境外国外无异，也可能比美国和欧洲更现代、更摩登，可是，中华的风骨依然健在，所谓“洋装虽然披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就像100年前的那个老朽辜鸿铭，英文说得贼溜，满脑子却不过是儒学的一勺浆糊。

向死人开刀，是很不地道的。可是，假如有那么一些人“借尸还魂”，假借过去的所谓“学贯中西”的大学者来做挡箭牌，我们也不能绕过去，装作什么也没看见。辜鸿铭就是这样一张牌，他出生在马来西亚，在中国长大，后来到欧美留学，然后再到北京大学任教。拖着前清的辫子，讲着大不列颠的语言，把这样一种标本级的人物供起来，作为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的“播种者”是再恰当不过了。

“在我看来，如今要想评估一个文明的价值，我们最应关注的问题不是其所建造的或能建造的城市如何宏伟，建筑是如何华丽，道路是如何通达；不是其所制造或能制造的家具是如何典雅舒适，仪器、工具或者设备是如何巧妙实用；甚至也与其创造的制度、艺术和科学无关；为了评估一个文明的价值，我们应该探求的是人性类型，也即这种文明产生了什么类型的男人和女人。”

这是辜鸿铭最流行的著作《中国人的精神》开篇的一段话。本来，我不打算“断章取义”，本意是要把这本书从序言读到后记。可是，看了这一段，我断定后面的所有文字全是中国女人的裹脚布，不看也罢。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不妨分析一下辜先生的逻辑。

辜鸿铭既然以《中国人的精神》为题，自然是要和西方精神比拼一个高低。说到比拼，每一方必然要把自己的家底亮出来，互相展示炫耀一番。西方世界有巍峨的哥特式教堂、屹立的城堡以及像雕塑一样永恒的城市，辜鸿铭说：这不算；欧美有奢华的室内布置、精巧的钟表、花坛喷泉以及突飞猛进的蒸汽机，辜鸿铭说：这也不算。西洋文化诞生了伟大的戏剧、音乐、绘画、舞蹈和“为万世开太平”的民主制度，辜鸿铭说：这些全都不算。

“形而上之为道，形而下之为器”，在辜老先生看来，以上所列，全都是“形而下”之“器”，是细枝末节，是不值得做比较的。而辜老先生所关心的、有自信的、沾沾自喜的是“中国人的精神”。而这种精神是超现实主义的，是悬浮在半空中的“精神热气球”。

照辜鸿铭的逻辑，早在50万年前的北京周口店人，也可以说：“在我们山顶洞人看来，要想评估文明的进步与否，我们最应关注的问题不是其所建造的或能建造的长城是如何雄壮，故宫是多么威严，长安街是如何宽阔；不是其所制造或能制造的明式家具是如何古朴优雅，瓷器是多么瑰丽，火药是如何威力无比；甚至也与其创造的中央集权制度、国画、京剧以及其他艺术和科学形式无关；为了评估一个文明，我们应该探求的是人性，也即这种文明产生了什么类型的男人和女人。”

辜鸿铭有知，不知道他该如何应答山顶洞人的“古老的对话”。辜鸿铭是最典型的有见无识的中国人，不仅没有学到西方的科学精神，甚至连传统中国的思辨也弄丢了——他不具备常识性的说话逻辑，却有非常顽固的“信念”。不客气地说，辜鸿铭在《中国人的精神》中的开场白，除了用辞讲究，其蛮不讲理的刁横之态，无异于就地十八滚的乡下泼妇。

就像武林高手华山论剑——一方说，比剑要从头儿说起。先看剑的材质，是青铜所制或金钢所铸；再看剑的锻造技术，是传世精品还是一次性的粗制滥造；第三，看剑的外观和佩饰是否与剑浑然一体，相映生辉。这三条，是“器”之对抗，是论剑的第一个层次。往上，就要比试剑法如何精妙了。双方拔剑出鞘，剑舞银蛇，寒光闪闪，上下翻飞，左右回旋，斜刺重砍，轻挑猛剁，一招一式地互相拆解，分毫之间可见功力。这一层是为“术”。而当势均力敌的两大高手巅峰对决之时，“器”之精良，“术”之奥妙，难分高下，此时，决定胜负的将是两大高手的意志力和精神。

不管我们是不是武林中人，这个“游戏规则”大致是没有异议的。可是，辜鸿铭老先生偏偏不信这个邪，他说：我和你比剑，一不比剑，二不比剑术，我就和你比精神，看谁的意念能更快地接触到对方并置对方于死地。如果我们深悟辜鸿铭那一段话，不外是这么个含义。中国人是玩道务虚高手，照这个规则与西方论剑，自然是我们大获全胜——当没有客观的参照系作为裁判标准时，比赛既然无法进行，胜负也就两可，有一方王八咬死嘴，硬说自己赢了，另一方也没有办法扳回来——这应该是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的微妙所在。

辜鸿铭看来：文明的灵魂或者说中国人的精神就是男人和女人，尤其是女人，是中国文明的标志。“我认为，像布兰德和白克豪斯那样的人，他们没有也不可能理解真正的中国妇女——中国文明所造就的最高贵的女人，即清朝皇太后，因为布兰德和白克豪斯这样的人不够淳朴——思想不够率真，过于精明计较，像现代人那样，拥有扭曲了的理智。实际上，为了理解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你必须具备精深、博大和淳朴的特性。因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个特征就是：精深、博大和淳朴。”

一个5000年“文明”的国家，有个把高贵的女人，没什么稀罕。不过，就算是这么一个高贵的女人，她对西方的玩意儿，却十分痴迷——疯狂地爱照相，近乎病态地想把自己“高贵”的容颜留给历史，留给她的臣民，让辜鸿铭之辈望之而感激涕零。这一点，慈禧皇太后比辜鸿铭开明得多，她可没有说：我不管西方的照相机如何巧妙，我也不想把我的尊贵容颜翻印到相纸上；我大清王国的每一个臣民心中都有一幅栩栩如生的老佛爷画像，难道还需要照相机这种蛊惑之术吗？她的信仰是“拿来主义”，照相机玩儿得烂熟，不像辜鸿铭，到死都拖着中式长袍。

进一步说，高贵的清朝皇太后的生活果真那么诗情画意吗？精神生活果真丰富多彩吗？还是苍白得像退休妓女脸上的脂粉。宫闱秘事，草民难得知晓。倒是有两件事儿，可容我们推测紫禁城之内，除了无限权力带来的征服他人的片刻欢愉之外，皇太后也没有过多少好日子。

一件是鲁迅的记录——紫禁城开禁之后，鲁迅进去遛了一圈，看完末代皇帝溥仪的住处，鲁迅说：要是让我住在这个地方，我可不当这个皇帝。再一件是末代皇后婉荣。婉荣这个时代，已经是大清国的末尾，早先那些宫廷的清规戒律已经废了不少。后来，冯玉祥把清政府从紫禁城赶出来，婉荣就干脆住在天津租界里。说起来，这是婉荣的幸运，因为比起阴森恐怖的后宫，天津租界要好玩儿得多，听戏、看电影、打牌、喝咖啡、吃西餐，生活的多元化、国际化远非皇宫可比。就这样，婉荣依然感到百无聊赖，不仅给溥仪戴绿帽子，自己还抽鸦片。

高贵的皇太后，好像不是人，而是仙。每天幽居深宫，身边围绕着一批非男非女的太监，她倒成了中华民族最高贵的女人。她没有亲情，权力扭曲了母子之情；她没有友情，至高无上的权威容不得别人与她对等地交流；她没有通俗的乐趣，任何一个人都不愿意和她一起玩儿。她没有任何人性化的娱乐活动，她被重重交织的眼光注视着，没有自己一丝一毫的自由空间，这样的女人是最高贵的吗？就算养鸟，在一个笼子里，也要成双成对。可是，在皇宫这么一个巨大、封闭的笼子里，整个中华民族养了孤零零的一只鸟，而且是一只最为尊贵的鸟。

姑且不提为了豢养这只高贵的鸟，而被阉割的那些可怜的男人吧——不知道辜鸿铭先生是不是有志向，到紫禁城谋一个差事。要是那样，他就可以每日瞻仰他所心仪的最高贵的女人大清皇太后。辜鸿铭先生喜欢小脚女人，赞扬纳妾，嗜好四书五经，迷恋所有沾染中国精神的老古董，据此，让他去故宫做太监，也不算是委屈他。

辜鸿铭死了，他的精神也灰飞烟灭。可是，在中国这个在2500年前就倡导复古的国度里，依然处处洋溢着“儒学复兴”的热情。那些西装革履的先生们，乘着喷气式飞机，听着Mp3，打开IBM笔记本电脑，在Google里搜索古老文明的辉煌痕迹，然后在BBS 上唾沫横飞地探讨如何弘扬中华民族的精神。只可惜，辜鸿铭这个老朽的那些把戏，是经不起逻辑推敲的，要想把“儒学复兴”的旗帜举起来，换一个人吧。

辜鸿铭死了，辜鸿铭“下课了”，辜鸿铭的那本书也作他的陪葬吧。

2006年4月6日星期四下午

于北京家中

刘云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