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由搜狐公司治理的案例尝试驾驭资本阶级”[1]一文中提到：“资本阶级对中国的统治已经到了失控的边缘，谁来‘驾驭’中国的资本阶级呢？”

经过几年准备，2014年6月17日，我“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在搜狐的2014年股东会议上宣读我的提案（第4号）[2]，要求董事会主席独立。我指出：靠1989年天安门悲剧上台的江泽民抛出“三个代表”论以来，中国社会没有任何独立的监督机制，由创始人兼CEO、President总裁、Chairman董事会主席，令人担忧，也不符合国际趋势，并引用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发布的企业社会责任调查结果“D: concerned令人担忧, need improvement需要改进”，敦促搜狐改进公司治理。[3]会议除了我和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的代表（股东）、只有迟到的唯一董事（CEO兼President兼Chairman）和公司的几个高管参加。正式会议结束后，我提议按照美国的惯例，由董事会介绍公司的业务现状和展望。CEO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还能够流利地讲解公司的四个业务方向，多少打消了股东对公司业务方面的担忧。我最后表示会继续持有搜狐股份，保有每年提交提案的权利，同时也指出公司应该改进在交流方面的缺欠，那样的话，我也愿意配合公司，不一定非要正式通过公司的波士顿律师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而直接、建设性地、有效地沟通，改进公司的治理，他们也同意如此。正如中国的“不达不成交”古话，美国的No fight, no right经验，我要进一步补充：No fight, no respect。

2013年5月23日的高盛股东人权提案[4]揭开了纪念“六四”24周年的序幕，得到多于四分之一股东赞成的2014年6月20日搜狐股东提案[5]意味着对25年前靠天安门悲剧上台、推行“三个代表”垃圾论的江泽民路线的判决。在中国转型的巨变中，以搜狐公司治理的尝试，提出了改进中国的social order(社会秩序与规范)的一条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