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反對尊重知識分子

1.引子

好歹，我也是一介知識分子。無論高級低級，也無論大小。在知識分子的立場上，卻說“反對尊重知識分子”，這種胳膊肘往外拐的話，肯定讓知識分子們，不爽。

我是不想討社會喜歡的，也不會討知識分子的喜歡。我有我的邏輯。我的邏輯，牢不可破。

說的遠點兒。

79年夏天去縣城，考高中。我和父親，住在縣造紙廠的一間大房子裡——同村的農民老大，在造紙廠搞副業（打工，是80年代之後的說法。打工，是個人行為；搞副業，是集體活動，以生產隊為單位）——我們就和農民老大，睡在一個大通鋪上。晚上，洗完腳，卻沒有擦腳毛巾。

我說：爸爸，怎麼擦腳啊？。

老爸說：就用擦臉毛巾！

以前認為，手上腳下，一定是手比腳高貴。如此看來，手腳均是身體的一部分，無分貴賤啊。“身體髮膚受之父母”，哪一個細胞，不是鮮血凝成的呢？何來高低之別呢。之後，我堅定了身體的每一部分都是同等高貴的信念，至今不渝。

2．邏輯

尊重知識分子的提法，有兩個思想根源。其一，是我們的傳統。所謂“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十年寒窗無人知一朝金榜天下曉”，“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等等。想想《儒林外史》裡的范進，中舉前後，所發生的“革命性變化”，也可知道，在古代中國，有多麼深厚的尊重知識分子的優良傳統。

其二，是馬克思學說。馬克思說：複雜勞動是簡單勞動的倍加。倍加多少，沒說。什麼是複雜勞動？什麼是簡單勞動？也沒說。但我們理解為，腦力勞動是複雜的，體力勞動是簡單的。腦力勞動比體力勞動效率高，所以，腦力勞動者就該受尊重。小平也說：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知識分子是科學技術的主力軍，是科技創新的主要承擔者。知識分子的地位，再一次“水漲船高”。

如此說來，尊重知識分子，好像天經地義、無可置疑。可事實上，這種“理論”，滑稽和幼稚之極。

手，是每個人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腳，也是；大腦，也是。人的每一個器官，都是自然進化之傑作。之於任何一個人，都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和價值。手、腳和人的大腦，並不因為分工之差異，而有高下之分。既然手腳和大腦，沒有高下之分，憑什麼靠大腦吃飯的人，就應該得到尊重；靠雙手吃飯的人，就在另冊呢？或者說，受到的尊重就少一些呢。一個尊敬多，一個尊敬少，難道不是歧視嗎？

手腳和大腦同等重要，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者，尊重的程度卻有等差，這符合邏輯嗎？此其一。

進一步，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能分得開嗎？

倒杯水，簡單吧，低級吧，體力勞動吧。這麼一個“簡單”勞動，有多少人類最高級、最精微、最複雜的智力活動呢？1948年，控制論奠基人、美國科學家在《控制論：或關於在動物和機器中控制和通訊的科學》中指出：人的行為，是以信息傳遞為基礎的負反饋系統。任何一個貌似簡單的活動，都有基本一致和複雜的信息採集、傳遞、處理和控制過程。

一手舉杯，一手提壺，開水飛流直下。但小心：1，不要燙了手；2，滿了，要停下來；3，杯子要拿穩，不能打翻了，也不能掉地下。如何做到呢？要測量位置和距離，以保證水流正好落入杯子中央；要計算流量和杯子的容量，以保證水流中斷的時候，杯子恰好滿了；要感覺和估計水流對杯子的衝擊，並隨時調整，以保證杯子既不左傾，也不右傾。

如果，還不明白，不妨這樣。造一個機器人，讓機器人倒一杯水，和人完全一樣。看看，結果如何？果如此，所有人都會驚嘆不已，都會認為這是高科技。人，乃天賦靈秀。任何一種體力勞動，都蘊含着極為繁複、即使最高性能的計算機，也難以模仿的智力活動。人類的每一小步，都是自然界數億年進化成果之展現。離開了人的高超智商，人，只能是一具具殭屍。

種地的、蓋房子的，搬磚的、和泥的、綁鋼筋的，是體力勞動者。舞蹈家呢？“體育健兒”呢？乒乓球羽毛球足球籃球排球呢？彈鋼琴的朗朗呢？是什麼？是體力勞動者？不是。是腦力勞動者？他們不都是在“動手動腳”嗎？

從來不存在什麼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之分，也不存在什麼腦力勞動者和體力勞動者之別。即使在“最簡單”的體力勞動中，也隱含着最高級的智力行為。從事“最簡單”體力勞動的人，與最尖端的科學家之間，其差異細微到可以忽略。換言之，把人分成體力和腦力勞動者，本來就是一種武斷和無知。這樣做，古代尚可原諒，今天則實屬可笑和難以理喻。

既然，不存在什麼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之別；既然，每一個人的每一種行為，都有大量複雜的知識活動；既然，每一個人，都是動物界的“知識分子”。人人如此，人人平等；尊重知識分子，豈不是多此一舉；尊重知識分子，從何談起啊？

3．歷史

任何一個人，都值得尊重，只要他做了有益於人民的事情，只要他是全心全意為人民、為人民的利益服務的。例如張思德，他是一個普通戰士，是在南泥灣燒木炭的。但是，他是崇高的，是值得尊重的；他的死，重於泰山。

“尊重知識分子”，也行。可我們要問，歷史上，中國的知識分子，作出了值得人們尊重的事跡了嗎？要是有，就值得尊敬；要是沒有，尊重從何說起啊。

古代中國，有世界性影響的，不外“四大發明”。火藥、指南針、造紙術和活字印刷術，這四項，哪一項是知識分子的貢獻？沒有。蔡倫，是東漢宮裡的太監；畢昇，是刻字工人。火藥、指南針，沒有具體的發明者，是歷代勞動人民的智慧結晶。但，可以肯定，絕不是“知識分子”所為。因為，中國的“知識分子”，以讀“聖賢書”為上，“動口不動手”。在他們看來，“動手”是低賤的、沒有品位的，也是沒有技術含量的。

別說體力活了，就是畫畫這種高雅的藝術活動，在中國知識分子看來，也不過是“匠人”。到了宋朝，宋徽宗愛畫畫，對畫家的歧視，才略有改觀。但，骨子裡，文人們是瞧不起只會畫、不懂“經書”的畫家的。為此，畫分兩類：一類是文人畫，一類是匠人畫。匠人畫，再怎麼好，也低人一等，不登大雅之堂。這就是所謂的“匠氣” 。

古代“知識分子”的正途，是科舉和入仕，其餘的，都是“旁門左道”，難成主流。這些“主流知識分子”的主要工作是貪污和行賄，爭權與奪利，上奏與告密，諂媚和邀寵，和儒家所標榜的“修齊治平”之政治理想，毫無關係。他們的業餘生活，卻豐富多彩。坐禪、敬神、焚香、念經，吟詩、作畫、敘事、閒談， 郊遊、會友、游山、玩水，品茗、賞花、聽風、看雪，撫琴、臨帖、登高、望遠，考據、索引、激辯、杜撰，泛舟、訪古、對弈、雅集。

每一件都是風雅韻事，可是，沒有一件有益於他人、有益於人民、有益於社會，全是“文人雅士”之自娛自樂和自我陶醉。流芳至今的蘭亭盛會，不過是，幾個無所事事的文人，圍着一個洗手池。洗手池如九曲黃河，曲水漫流，水上，放個酒杯。酒杯流到誰跟前，停下來，誰就罰酒賦詩。

這種無聊小兒遊戲，居然傳頌至今，令人神迷。在我看來，除了王羲之的《蘭亭序》可看，所謂雅集，純屬矯情。

一個社會，有幾個這樣的“花花公子”，並非壞事。可怕的是，整個社會以此為風尚。傳統中國，正是如此。“知識分子”經由科舉，居於社會的權力和經濟中心，他們的價值觀與行為方式，遂成為全社會之基準。坐而論，頭頭是道；起而行，一事無成。空談大道，蔑視“小技”；妄言道義，鄙薄實利；尚古非今，不務實際；自我陶醉，眾叛親離。

也許，有個別古代“知識分子”，不這樣，如王陽明。但作為一個階層，歷史上的知識分子，大都如此，像《儒林外史》裡的各位一樣。

對這樣的“知識分子”，我尊敬不起來。不僅不會尊敬，反倒只有鄙視。

4．事實

我不主張“尊重知識分子”，“知識分子”也沒啥可尊敬的。可是，不管是歷史上，還是在現實當中，“知識分子”都是中國社會的“人上人”。經濟地位不論，至少，其社會地位是居高不下的。“臭老九”，只是一個反常的、短暫的歷史時期，不成氣候。

“尊重知識分子”，給中國社會帶來的影響，是好是壞呢？以下幾點，不可不察也。

其一，輕視所有直接創造物質財富的體力勞動和體力勞動者。孔夫子是一個“四體不勤五穀不分”的人物，並以此為榮。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

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而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孔子的一個學生樊遲，向孔子請教如何種莊稼。孔子說：“我不如老農。”樊遲又請教如何種菜。孔子說：“我不如菜農。”

樊遲退出去了，孔子說：“樊遲真是小人啊。在上位者只要重視禮，老百姓就不敢不敬畏；在上位者只要重視義，老百姓就不敢不服從；在上位的人只要重視信，老百姓就不敢不用真心實情來對待你。做到這樣，四面八方的老百姓，就會背着自己的孩子、帶着自己老婆的來投奔，哪兒用得着自己種莊稼呢。”

“孔聖人”看來，像他這樣的人，是在“上”的，“民”在最下層。“民”必須種地，而在上的人，只需高舉“禮”，來獲得並維持民的尊敬，是不必親自勞作的。反之，要是親自勞作，就失了身份成“小人”了。

不能不說“聖人”的力量，是無窮的。孔子之後，凡是有身份的人，是絕不會幹體力活兒；干體力活兒的，不是下人、太監、宮女，就是草民。

以中國、俄羅斯最有作為的政治家為例。康熙十分好學，但，僅限於動腦和動口。有人說，康熙學貫中西，是當時中國最有學問的人。也許是真的。可是，他的知識，只用於炫耀，以證明他是“先進文化”的代表者，證明他當皇帝理所當然。

康熙沒有做過任何實際勞作。每年春季祭天，做一下禮儀性示範，告誡人民要“以農為本”。真的下地幹活兒，是沒有的。

與康熙同時的彼得大帝，就不一樣了。他隱姓埋名，完全忘記了自己的帝王身份，“留學”歐洲。彼得大帝自稱下士，身高兩米多的下士，和工匠們“同吃同住同勞動”，汗流滿面地幹活。鑿木頭、造軍艦、學駕船，他的手藝樣樣出色，被師傅和工友們推薦為“優秀工匠”。

換言之，康熙是以帝王身份學習西方的，歸根結底，他瞧不起西方。他醉心的是古老的中國文化，是“治大國若烹小鮮”的儒家之道。“形而上之為道，形而下之為器”——直接的實踐活動，總是處於低下的位置。彼得大帝則不一樣，他是以“工匠”身份，融入西方，學習西方的。他對體力勞動，充滿樂趣；對實用技術，有瘋狂的熱情，辦公室里有木匠、石匠、鐵匠的全套工具，一生精通十二種手藝。在一次接見海外歸來的留學生時，彼得伸出右手說：“你看，老弟，我是沙皇，但我手掌上有老繭，這些都是為了給你們示範。”

上行下效，“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皇帝看不起體力勞動，民間變本加厲。迄今，大學生依然以進車間為恥，以坐辦公室為榮。俄羅斯的情況，就不一樣了。在他們看來，凡是創造社會財富的勞動，都是光榮的。反之，誇誇其談，並無實效的社會活動，才是可恥的。

其二，理論和實踐之斷裂。實踐，是一切理論的起點，也是其最後的終點。所有理論，無論其多麼玄妙和高深，都要接受實踐的終極檢驗。沒有實踐檢驗，理論只能是一種願望和假設；不以實踐檢驗結果為唯一標準，會帶來兩種截然相反的狀況：其一，因循守舊；其二，“創新”如潮。歷史上，我們屬於前者，兩千年一貫，原地踏步；今天，我們屬於後者，花樣翻新，全是表面文章。

也有檢驗結果很糟糕，卻死不認賬的。《論語》，就有一段。

子曰：“回，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為於此？”

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丑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國者之丑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

孔子被困，對自己的“道”也沒了信心。於是說：“顏回，詩經上說，‘不是犀牛也不是老虎，卻徘徊在曠野中’，我們的“道”，是不是不對路啊？不然，怎麼會淪落到這種田地呢？”

顏回說：“不是我們的‘道’，不好；而是，我們的‘道’太大了，全天下都容不下。然而，我們還是要盡力推行我們的“道”，不容於天下不是我們的錯，不容於天下，正說明我們是真君子。沒有‘道’，沒有發現治國安邦之‘道’，是我們的羞愧；現在，‘道’已經擺在這裡了，當權者不用，就是當權者的羞愧了。不容於天下，正說明我們是真君子。”

顏回的話，看似有理，也着實打動了孔夫子。其實不然。

“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既然如此，何不找一個“小”道，來試試呢？孔夫子，就是一個鞋匠。做了鞋，太大了，不檢討自己的手藝，卻說顧客的腳太小了。這種辯解，虧顏回想得出來。

其三，“尊重知識分子“的提法，帶來了社會階層之間的隔膜和割裂，不利於社會和諧，也和“人人平等”的普世價值相違背。分工有差異，人人皆平等。每一個社會成員，都以自己的貢獻，獲得各自的經濟利益和尊重。“知識分子”，如此；體力勞動者，也是如此。何來厚此非彼，何來“尊重知識分子”一說啊。體力勞動者，難道不該尊重？難道不該享有同樣的尊重。

歐美，沒這種“理論”；日本，也沒有。美國的門衛，可以理直氣壯地和總統叫板；日本企業的董事長，和打掃衛生的員工，一起喝酒聊天。在中國，根本不可能。中國社會的階層之間，有着難以彌合的隔膜和割裂，互不信任，互不尊重。“知識分子”，看不起工人、農民和一切體力勞動者；反之，勞動者也以他們特有的方式，表達他們對“知識分子”的“尊重”。

一個和諧的社會，必然是人人受到同等尊重的社會；所以，“尊重知識分子”的提法，不利於社會和諧，它只會增加社會各個階層之間的隔膜和斷裂。

5．尾聲

不要忘了，“臭老九”怎麼來的；也不要忘記，“尊重知識分子”，是怎麼來的——它們是當權者加在知識階層身上的。換言之，“尊重知識分子”的提法，並不是知識分子贏得的。具有“獨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的知識分子，應該引以為恥，而不是引以為傲。

要贏得社會的尊重，要靠我們自己——我們不受“嗟來之食”。

2011年3月21日星期一，22:00

米本宅，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