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岗之谜  

  高岗从党内山头划分来讲，是属于陕北红军派系的。他同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一起闹革命创建了陕北革命根据地。因为高岗事件很少有人再提陕北红军的功劳。可是，当年中央红军在长征落难、没有家的时候，等于到高岗地盘里吃了饭，安家落了户。陕北红军为共产党重新发展壮大，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毫不夸张的说，当时的陕北革命根据地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也挽救了毛泽东。陕北红军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是巨大的，代表人物之一就是高岗。

    其实，高岗是中共党史上一位带有悲剧色彩的传奇人物。他无论在红军时期，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还是解放初期的中共建政都做作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建国后，高岗是当时的中央人民政府五个副主席之一，毛泽东、朱德、高岗是共产党的代表，这种安排决不是偶然的。所以我们对高岗应该有一个客观的评价，有问题也不该抹煞功劳。他对中国共产党对建国是有功的。   

    那么高岗为什么出事？这主要是两条道路的斗争，当时刘少奇的派系主张资本家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过多强调商品经济，发展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他们这个派系的人马做了官，对资本主义的东西迷信多一些，受到了毛泽东的严厉批评，这样，党内才有股风，比如斗争薄一波，在中央会议上斗，在中央财经会议上斗，薄一波多次检查。高岗是坚定地走集体化、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毛泽东开始是支持高岗，反对刘少奇、薄一波右倾路线的。但是高岗误会了这个东西，所谓“高处不胜寒”，权重与不自制也可能招致麻烦。对此，高岗显然缺乏清醒的认识。认为毛泽东要搞倒刘少奇，也觉得到了还权于军队功臣的时候了，他便私下找了彭德怀、朱德、林彪等商量，要重分权力，拉陈云，邓小平等入伙，结果小平向毛告了状。这样，毛泽东必须认真考虑了，以求得全局上的政治平衡。

    其实，毛泽东本来是想用一些资历浅的干部，所以才有"五马进京"等等做法，用意就是削弱刘少奇、周恩来等为代表的一批老资格的权力。但是建国伊始，国家以稳定为重，毛泽东只是想培养新势力，并不想国家出现重大分歧和斗争，但高岗领会错了，也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以为是要取刘周而代之，结果能怎样，肯定是遭到老资格干部的拚命反击，这时候毛泽东还没有无上的权威，要把自己撇清，所以高岗马上就被打倒了。这其实也算是毛泽东一手造成的，不是保刘是保自己。高岗真正的错误是踩线了，违反了党内的规则。正统地说就是违反了组织原则，是宗派主义的错误，但是出发点不是篡夺毛泽东的权利，是夺刘少奇、周恩来的权。这事闹大了，逼毛泽东表态。毛一般的做事是搞平衡，批刘不等于倒刘，这样闹的话，要分裂。毛泽东只能发表意见说有一个公开的司令部是毛，有一个地下搞阴风的司令部，搞地下的人指高岗。刘少奇，周恩来，党内的许多人恨高岗，和高岗的矛盾加深了，他们要借毛泽东指示打倒高岗。如此重大的改变，若不是毛泽东本人的意见，刘少奇和周恩来是绝然不会擅自作主的。那末，是什么缘故促使毛泽东改变初衷了呢？

    新中国有许多山头，实力人物。一方面军林彪是井冈山的山头，二方面军是贺龙的山头，四方面军是徐向前的山头，他们和高岗没有直接厉害关系，有关系的是白区工作的山头，所以在清理高岗的这场斗争中，刘少奇山头很卖力，刘少奇整人是比较有一套的，党内的老同志都怕他。刘抓住高的宗派活动不放，高岗最后说不清了，觉得自己冤枉，为此，错上错，闹自杀。你不好好检查，等主席回来再说嘛！他不，等不及了，自杀了。共产党员有误解可以说，为什么自杀，向党提出抗议，用生命来抗议，高岗这一点做的不好，等于自绝于党。最后，刘少奇组织的中央，给高岗定一个高饶反党集团案。

    但是我想，真实的情况，高岗不是反党，是拥毛的。高岗是中共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是毛泽东为摆脱新中国成立初期经济困难采取的一种策略。现在看来，高岗联盟的提法根本不成立，甚至荒唐，所谓的联盟与集团，完全是强加的。高岗是毛泽东为保自己而牺牲的第一个重要人物。事实上高饶事件是解放以后第一次党中央内部的斗争，这件事处理得并不好。因为高岗只是反对刘少奇个人，并不反对毛泽东。这件事应该作为党内矛盾来处理，不应该作为敌我矛盾来处理，也不应当把反对某一个领导同志当成反党。实际上这件事开了一个不好的先例，从此以后动不动就把党内问题当作敌我问题来处理。现在来看，把高饶的问题作为敌我问题来处理，其历史的效果是不好的。当时如果把高饶的问题作为党内问题处理，就会比较妥当一些。
    对高岗事件，有些史料也证实，高岗的下台，，与1952年1月“东北一党员”的来信有重要的关系，由于来信第一次向中央和毛泽东揭露了高岗领导下的东北地区所存在的严重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等问题，引起了党和毛泽东对高岗问题的注意，因此成为发现直至识破高、饶问题的起点。从已披露出来的材料看，围绕此信曾引起了激烈的政治斗争。这封信主要是揭露高岗的腐败问题的，它对党中央、毛泽东了解高岗和开展反对‘高饶反党联盟’的斗争，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封信（“东北一党员信”）是原鞍山市委书记和原东北局党校教育处长在马列学院学习期间写的，通过薄一波于1952年1月27日转给了毛泽东。毛泽东把这封信批在很小的范围内进行传阅。这件事使高岗对薄一波大为不满，认为是故意给他抹黑。

    另外，有些史料称：毛泽东不保高岗最重要的一条是斯大林传来的情报造成的，说高岗私下里想把东北变成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并经常拍斯大林的马屁。我不太相信这个东西，高岗虽然霸道、行事过于张扬，但不至于愚蠢到这种地步。因为，无论高岗为了从“东北王”并进而攫取更高权位，曾处心积虑极力讨好苏联，妄图“挟洋自重”也好，还是“与贝利亚之间有阴谋”也好，乃至“通过贝利亚与英国人有联系”也好，都是毛泽东的猜测和臆断。其实，“高岗里通外国”的罪名至今广为流传，其由来是有人在中央高干座谈会上揭发说，在东北时期，高岗“与一个洋人（科瓦廖夫）单独谈了三天三夜”，引起与会者哗然。事实并非如此。那是在1947年与1948年之交，苏联的一个名叫科瓦廖夫的军事情报员来东北民主联军司令部找刘亚楼索取“关于东北敌我军事力量对比和增长的估计”等材料。科瓦廖夫与刘亚楼有过工作上的联系。可是刘亚楼不在，便要找当时主持司令部工作的副司令员高岗。高岗让秘书刘家栋将其介绍给作战参谋处处长尹达接谈。在整个过程中，高岗根本没有和科瓦廖夫见面，哪来“谈了三天三夜”？更何况他不懂俄语，又怎能单独密谈呢？1953年6月，贝利亚事件发生后，苏共领导人把一份资料交给中共中央代表，并说：“这些挑拨中苏关系的失实情报，就是贝利亚干的坏事！”当时去莫斯科听取苏共中央紧急通报的中共中央代表不是别人，正是高岗，翻译就是毛泽东的翻译师哲。高岗回国后即把文件和资料交给党中央，并如实作了汇报。如果他真的心里有鬼，怎敢将材料全部交出？

    在高岗事件中被毛泽东未公开点名，但同时认为高岗与其打得火热的前苏联驻沈阳总领事列多夫斯基在1990年出版专著，为高岗事件进行辩护。列多夫斯基表示，自己在与高岗朝夕相处的两年多时间里，高岗从未说过半句反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话。他认为：“高岗这个人爱拉拉扯扯，他私下和科瓦廖夫讲了什么我不清楚。但是他作为中国人、中共政治局委员，从未当众也绝不会提出将东北变成苏联的第十七个加盟共和国。高岗很不满意苏联搬走东北的机器，很想向斯大林透露一下，但是刘少奇不同意。” 由此可见，高岗连我们的机器被苏军搬走都不同意，他怎么会提出将东北变成苏联的第十七个加盟共和国？高岗提前回国，这在出国前就定下了，而且是高岗自己提出来的。他当时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他说工作忙，离开时间长不好。所以刘少奇到工厂参观、座谈他都未去，提前回国了。”所以，科瓦廖夫等外国人所谈的高岗的情况，真假混杂。有关高岗“里通外国”的问题仍存在许多疑点，值得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