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有利于”与新儒学

新儒学热热闹闹很有一段时间了，某些大学还建立国学研究中心。儒学和国学不是一回事儿，要是把两者的关系搞明白，估计也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情。但大致上，国学的中心是儒学应该没有异议。

主张复兴儒学的人和反对这种思潮的人，各持己见，争论不休——自从中国人被英国人打得鼻青脸肿，争吵就没有平息过。悲观的估计，只要中国人不死光，这场“学术”之战就会继续演绎下去。

我无意参加争论。或者说，争论的办法应该变一变。以前的争辩之所以没有结果，原因在于，正反双方始终没有找到一个中立、客观的评判标准，“没有规矩，难成方圆”，所以，比辩论更重要的是，正反双方要首先要制定一个彼此认可的评判标准。

小平1992年南巡的时候，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著名准则，能不能用“三个有利于”来评判儒学的价值呢？我想，最容易让人攻击的是，“三个有利于”是儒学出现2500年之后的标准，用现代的眼光褒贬古人的是非，好像“关公战秦琼”一样滑稽可笑。我可不这么看，因为，“儒学复兴”就是“古为今用”，即把传统中的精华继承下来，用之现世，传之后人，既然这些老古董要为现代人所用，铁定要用21世纪的标准。要是再用大清朝，或者大宋、大唐、大汉的“尺子”，才是南辕北辙呢。

关于标准，就说这些。

“三个有利于”的核心是：第一，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第二，是否有利于综合国力的提高；第三，是否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这三个准则，是儒学价值的试金石，把号称“博大精深”的儒学精华放在这面镜子下照一照，儒学的本来面目自然会显现出来。

先看第一条。儒学在中国社会独占鳌头，可以说是空前绝后。自西汉开始，到1911年民国成立，儒学犹如“永远不落的太阳”一直照耀着九州大地。可是，中国的社会生产力究竟有怎样的发展呢？1776年，亚当.斯密在撰写《国富论》的时候，曾经非常精辟地指出：中国社会的富裕程度已经达到了其能够承受的极限，若干世纪以来，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停滞了。20世纪初使用的农具，与马可波罗游记中所记载的农具几乎一模一样。从这个角度观察，儒学对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并没有值得记载的贡献。此其一。

再看第二条。综合国力的提高，更是笑谈了。宋朝是儒学复兴的一个朝代，人才辈出，文化灿烂。可是国家的综合国力却是羸弱不堪，先是被辽，再是被金打得丢盔卸甲，不得已龟缩在中国的东南一隅，苟延残喘。有一段时间，整个朝廷不得不在大海上四处飘流，堂堂的皇帝和叫花子差不多，最多算是丐帮帮主。明朝也是一样，朱元璋识字不多，可是，对于儒学的虔诚要胜过历史上所有的其他帝王。可是，就在这个儒学昌盛的王朝，帝国的势力却是弱不禁风，东南沿海的几股倭寇就让整个朝廷鸡犬不宁，人人胆战心惊。至于后来，被数十万人口的满族八旗军风卷残云一样横扫，更不是什么光彩的历史。

最后一条，儒学是否有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这种说法本身，已经给儒学增添了光彩。因为，正统的儒学里面，从来没有“人民”两个字。人民无论在和平时期，还是在战乱年代，都不过是皇帝的殉葬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看看秦始皇和历代皇帝的陪葬，就知道所谓的“民为重，社稷为先，而君为轻”，不过是统治者和善于拍马屁的儒学腐儒骗人的鬼话。

好像我们有过“文景之治”、“贞观之治”以及“康乾盛世”。我们不妨作一个最简单的推测，在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水准之下，以土地产出为主要财富来源的中国农民能有多么快活的生活。就算汉朝人口较少，只有6000万人不到，可是，依照2000年前的种植、灌溉、耕作技术推算，丰年有余，歉收不至于饿死就已经是谢天谢地了。再有，国人历来特别能吃苦，多么艰难困苦的生活也能忍受，从这个角度分析，我们就该知道“文景之治”不过是梦呓，而“康乾盛世”更是康熙乾隆“大头症”的最好注解。

辉煌的儒家文化，2000年来没有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没有增强了中国拳头的“硬度”，也没有改善了人民的生活。这样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要他做什么。或者退一步讲，“皇帝轮流坐，今天到俺家”，儒家在中华民族的精神宝座上已经端坐了2000多年，也改“改朝换代”，让其他的先进文化一试身手了。“三个有利于”的准则可以让我们引进所谓资本主义的技术、制度和文化，同样，它也能够指导我们抛弃早已应该抛弃的“精神污染”。

我祈祷儒学倒闭、破产，而且永远也不再重建。离开儒学的日子，中国人的生活会越来越快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