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近些年，新闻界同仁有个观感：湖南盛产调查记者。

这一观感得到数据佐证。2010年至2011年，中山大学新闻学副教授张志安课题组针对中国调查记者行业做过一次总体普查，发现湖南是最大的调查记者“出产地”，约有14%的调查记者来自湖南，比人口大省河南还高出1个百分点（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广东人口超过河南成为人口第一大省）。

调查“湘军”为何蔚然成林，湘籍记者内部也多有讨论。一次饭局上，曾当过记者的湘籍作家十年砍柴认为这源于湖南民风。他说，湖南人是“白天爱看牛打架，晚上唯愿火冲天”，好动不好静，好事、好围观、好打抱不平，不好过安静日子平淡生活。

好打抱不平，就是尚义任侠。这一特点在许多调查记者都非常喜欢的一首诗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大地春如海，男儿国是家，龙灯花鼓夜，仗剑走天涯。”

这首诗是民国初年烈士熊亨瀚写的，全诗大气慷慨，既有侠客般的况味，又饱含理想主义情怀。熊亨瀚正是湖南人，而且，最显著的身份也是报人。

翻开民国史，湘籍名记者不少。上大学时，我有心研究刘少少，因为他是我的正宗老乡，湖南善化人，善化现为长沙市望城区。

清末明初，刘少少有报界“怪杰”之称。袁世凯称帝后，他著万言书，斥责袁世凯卑劣非人， “用种种方式，或以金钱，或以禄位，或以虚荣心，买人心，塞人口” 。

刘少少敢逆龙鳞，可谓勇者。现今的湘籍记者也不乏勇气，其中尤可为代表者，是2012年实名举报时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的罗昌平。

这种勇气，用湖南方言说就是“霸蛮”，即执着、认死理。湖南人总结自己的性格，喜欢说四点：“吃得苦”、“霸得蛮”、“不怕死”、“耐得烦”。而这四点，正是一个优秀的调查记者应当具备的素质。

二

身在此圈，我也会思考湘籍调查记者群体的特点。

从地域上来说，湘中地区出得最多。这些地方，晚清出了曾左彭胡，革命战争年代则多出将军和烈士。

湘籍调查记者多生于乡村。张志安在调查中也总结了这一点，称出生环境使调查记者对基层民瘼、百姓民生更有切实体悟。

这一点我有例证。为写此文，我专门问了我的头儿吴湘韩是如何走上新闻道路的。他说，上高中时，村里有个五保户孤苦无依、无以安生，他写了个情况反映给《湖南日报》，结果没多久，县里就下来人调查了，部分解决了这个五保户的问题，这让他看到了新闻的力量。他大学的专业是哲学，但大二就开始修习新闻课程。

在湘籍调查记者的成长中，传帮带起到了不小作用。上世纪90年代，湖南新闻界有著名的“三吴”——《中国青年报》的吴湘韩、《人民日报》的吴兴华、《农民日报》的吴砾星。他们通过调查报道来揭露时弊，文章经常震动三湘，因此激励了包括邓飞在内的一批年轻人。

我也是其中之一。大四那年，我偶然找到了佩服已久的吴湘韩的手机号码，联系他要求实习，从此亦步亦趋，至今已在他手下干了8年。

邓飞出道后，也时常帮助和提携朋友、后辈，受他影响的有数十人。

湘籍记者的中坚，成长多受到广东传媒基因的影响，但大部分出道于本地。像邓飞、罗昌平、龙志、欧阳洪亮等都是先就职于本地媒体，后就职于有南方系基因的媒体，因而在湖南有极为广泛的人脉资源。他们早年的成功，也大都建立在出湖南后对湖南的调查报道。

三

之后，他们全都来到北京。这有点像《史记》所言：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

因为长期“搞”湖南，湘籍调查记者有了一个统一的称谓：“湘奸”。“搞”得最多最狠的邓飞、罗昌平、龙志和欧阳洪亮，还有“湖南四害”之说。

“湘奸”一词的来源，湘籍记者圈传言，来自于湖南省委宣传部某官员。说是十多年前的一天，他把一位著名的湘籍调查记者叫过去，打印出了他过去一年有关湖南的所有报道，然后说，其中有70%多是负面报道，斥责他作为湖南人，不爱护湖南的形象，是“湘奸”。

对此传言，我专门找这名记者作了求证，他说这并不完全符合事实。湖南省委宣传部确实统计过他在某一年的报道中负面报道的比例，但未能囊括所有报道，也没有官员专门把他叫过去斥责他，更无“湘奸”一说。他猜测可能是后来有人附会上去的。

不论如何，“湘奸”一词已不胫而走。而入选“湘奸”队，也成了湘籍调查记者的荣耀。

（作者系中国青年报特别报道部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