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反共势力借助周永康案兴风作浪

周永康案发后，公知们借助此案炒作，从根本上否定法治的社会主义方向，推销西方的宪政民主、鼓吹司法独立;还疯狂造成“选择性反腐”的舆论态势，阻止中央进一步反腐。而爱国群众则希望中央全面反腐。

我国当前的腐败有两种类型，一种类型是自己虽然贪污腐败，但是对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我国的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政并不持否定态度，这种腐败属于“一般性腐败”;另外一种是自己贪污腐败，还大力鼓吹私有化、西方普世价值和宪政民主，否定我党的指导思想和我国的社会主义道路，甚至配合外国误导我国的政治经济改革，为外国输送巨额利益，这种腐败就属于反共、卖国的腐败，有学者称之为“代理人腐败”(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代理人)。

对于一小撮反共卖国公知来说，他们一直试图将第一种腐败上升到“路线斗争”的角度进行炒作，将中央的反腐败成绩描述成“普世价值”、“宪政民主”的胜利。他们最近对于周永康案，公知们就是这样操作的。公知们借助此案抹黑我国的政法工作，从根本上否定我国法治的社会主义方向，推销“宪政民主”，鼓吹“司法独立”，更有甚者直接将矛头对准左的施政理念和“缺乏竞争的权力体制”，实质是对准社会主义理念和一党专政体制。

同时，他们又要求中央进行“选择性反腐”，将腐败的“代理人”保护起来。甚至恐吓体制内官员称：“只要公开声称支持民主自由，就不再是腐败问题，或可逃过一劫。”在中纪委还没有处理那些“代理人腐败”的问题之际，公知们的这种舆论攻势起到极坏的效果：在这种“选择性反腐”的舆论氛围下，中国的官员们就会认为，只要投靠了美国，只要信仰了新自由主义和普世价值，主张私有化，无论多么腐败都可以免受惩罚。最终结果是，美国主导了中国的反腐，如果亲美卖国搞私有化的官员都被庇护下来，就会形成官员们更大规模叛国的浪潮。

与公知相反，广大普通民众则希望中央彻底反腐败，无论是一般性腐败还是代理人腐败。当下，在一般性腐败得到大规模整肃、公知们制造的“选择性反腐”舆论四起、人心不安的情况下，许多网友认为已经到了迫切需要反“代理人腐败”的时候了。爱国学者张捷认为代理人腐败多发在金融领域，“金融与其他腐败的不同就是卖国性”、“中国不能对此止损，未来则难以有希望。”、“这些金猪不光是公务员也有富商甚至外商，是勾结的整体，要杀猪是比打老虎更难的事情。”而爱国导演刘毅然称必须揪出“卖国求荣”的更大的老虎：“只有揪出所有的大老虎，才能漫卷烟花喜欲狂”、“贪污腐败是对民族的犯罪，而卖国求荣则是遗臭万年!”

前政法委书记周永康被立案审查之后，国内外反共媒体与公知借此事炒作，有如下特点：

第一，借机全盘否定我国过去的政法工作，从根本上否定法治的社会主义方向，推销西方的宪政民主、鼓吹司法独立;

腾讯新闻第一时间采访法学家徐昕，徐昕首先谴责了周永康期间司法“严重倒退”的情况，然后“期待”四中全会能够“提升司法的独立性”。而腾讯新闻也将这样一番借周永康案鼓吹“司法独立”的言论重点推荐。

在中国鼓吹资产阶级宪政、取消共产党领导的代表人物贺卫方发表微博说：“一个令中国法治十年倒退的强权人物终于落马，毕竟是大快人心的消息。……今天的策略是把真正的路线斗争与经济犯罪相切割，只用贪腐为罪名。这种做法无助于中国合理走向的确定。”

贺卫方一方面抹黑中国法治“十年倒退”，一方面又借机鼓吹资产阶级宪政。他认为周永康落马是路线斗争，是社会主义法治和资产阶级宪政的斗争，他表示“大快人心”，但却不满意中央只提贪腐罪名，不对过去的社会主义法治进行否定。这是严重的栽赃与误导，贺卫方试图将中共的反腐栽赃成否定社会主义法治、追求宪政的“路线斗争”，从而试图误导即将召开的四中全会推进资产阶级宪政。

宪政派律师纷纷亮出自己的观点，律师干卫东力挺“无宪政转型，老虎打不尽”的言论，昆明律师许思龙称，“无自有媒体监督，无独立检察司法，是贪败横行之祸根。”迟夙生律师则发誓以后为了宪政要“奋起前行”。

教授学者公知则轮番跟上。

清华教授孙立平则称四中全会必须要“推进法治”，而所谓“法治”的内涵则是“破权贵、除恶政、立宪政”。地产大亨、反共公知任志强对于立宪更显得迫切，主张“用立新宪破恶政”。

自由派学者荣剑也发微博称，“制度沉疴积弊，非宪政法治而不可终焉!”自由派学者马勇回复称，“如果不利用此次契机重建制度，开起宪政，大到正副国级领导人，小到动物园长，还会像韭菜一样不断重生。”

胡耀邦史料信息网也借机力挺宪政，它称“大快人心事，铲除周永康。反宪乱政者，万载梦黄粱。”此处的“宪”和“政”应当是“宪政”的暗示语。如果它只是单纯指“反宪”的话，不知胡耀邦史料信息网此处的宪法指的中国的宪法还是外国的宪法，“反宪”指的又是哪些行为?如果宪法指的是我国当前的宪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那么铲除反宪者当然是大快人心的事情。聚集在胡耀邦史料信息网下面的大量反共反社人物，不知认可否?

反共媒体财新网则准备了大量的所谓“一手资料”，将周永康和薄熙来相联系，更将矛头对准左的施政理念和缺乏竞争的权力体制，实质是对准社会主义法治和一党专政体制。

周永康刚刚下马，胡舒立的财新网就于7月29日19:35分推出了十几万字的长篇系列报道《周永康的红与黑》，共有五篇，将周永康任公安部长和政法委书记时的维稳工作，比如【“大讨论”、“大练兵”、“大接访”、“三基”工程】等等，都视作【来自“左”的遗风，反而给公安工作带来很多负面的东西】，其文章更定性：【不幸的是，周永康在公安部时期带有左的风格的施政理念，也借此扩展到整个司法领域，“维稳”更成为各级政府的一项重点工作。】详见财新网：《【周永康的红与黑二】周永康的三基石：石油、四川、政法》http://china.caixin.com/2014-07-29/100710304.html

系列文章的结尾对周案做出定性，将矛头指向【缺乏监督和竞争的权力体制下】：【周氏王朝，由此已经不再是一个贪腐集团的身影，而成为一个西西里化的黑客帝国的化形。……在缺乏监督和竞争的权力体制下，“小国之君”和盘根错节的窝案油然而生。】详见：《【周永康的红与黑五】四面埋伏打老虎》http://china.caixin.com/2014-07-29/100710362_all.html

财新网的系列报道不仅仅得到了腾讯网、新浪网等门户网站的头条宣传，在微博上也得到广大公知的热烈转发。

例如，著名自由派学者、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刘胜军，他之前曾提出重要观点建议中央进行选择性反腐，将阻碍私有化阻碍宪政化的官员以反腐名义打倒，而对那些支持私有化和宪政的官员则保护下来，以推进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周案公开后，刘胜军发表微博，引用财新网的报道，暗示周的问题是路线问题，他认为随着周的落马，中共四中全会将以“依法治国”的名义推行西化派、自由派的政治改革主张。

自由派学者普遍认为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政左经右”，他们反对政左，支持经右。2013年刘胜军在财新网发表文章说，“政左”仅仅是习近平的一种策略，目的是集中权力搞新权威主义，以推动右的改革，比如国企私有化等等，这是一条现实的资本主义改革路线：【对时下“政左经右”的担忧，笔者更倾向于认为这是一种改革的战略/策略。】刘胜军认为【在不可逆转的互联网革命推动下，历史的车轮已经难以倒转】，也就是认为【政左经右】将不可逆转地走向【政右经右】的彻底的资本主义道路。

http://weibo.com/1889213710/ApJv2lpUN?mod=weibotime

反共学者赵楚则显得悲观失望，认为一边打压“宪政”、“民主”的反腐不过是“专政者自身权力逻辑的延伸而已。”在微博博客《周永康与中国技术官僚政治的终结》一文，并得到海外反共媒体博讯网的转载

http://www.boxun.com/news/gb/pubvp/2014/07/201407301045.shtml#.U9hwJPeS1Ms

赵楚在文中称，“在党的理论媒体和军方人物多次严厉咒骂社会的宪政、法治及民主诉求同时……对言论和媒体的压制力度空前，而文革中臭名昭着的那些政治口号与提法，各种腐朽的红色意识形态话语在公共讨论中借尸还魂，不断被各种官方背景的人士和机构有意释出。这一面严酷的现实表明，当局的反腐只是专政者自身权力逻辑的延伸而已。”

第二，自由派们认为反腐不宜扩大化，借机保护更大的卖国大老虎

自由派们鼓吹不会再有更大的老虎被打下了，他们坚决执行要求中共“选择性反腐”的战略，意图将人尽皆知的比周永康更大的老虎、推行私有化的老虎、卖国的老虎保护起来。同时，自由派们借机为侵吞国有资产的顾雏军翻案，为颠覆共产党领导的贺卫方翻案，试图借助周永康鼓吹私有化和取消共产党的领导，也是妄图在这个过程中(鼓吹选择性反腐与鼓吹经济不断自由化、私有化)透支中共的信誉，壮大卖国官僚阵营，为颠覆我国社会主义奠定基础。

周永康案的消息一出来后，凤凰网马上采访《炎黄春秋》社社长杜导正，杜导正认为，反腐不应该“扩大化”。而应该“提高国家的法制程度”。

什么是杜导正眼中的法制呢?杜导正在《政治体制改革应该中步前进了》(http://www.21ccom.net/articles/zgyj/xzmj/article_2012091967982.html)文中提到：“因此，我们要政治体制改革，我们的最终目标是民主宪政，但是要分阶段走。”

那为什么杜导正认为反腐不该“扩大化”了?其意图无非是为了保护《炎黄春秋》背后的既反共卖国、又贪污腐化的大老虎们。

反共公知吴祚来和温云超则在推特上赤裸裸地恐吓道，官员们只要声称支持“民主自由”、“普世价值”，就“不再是腐败问题，或可逃过一劫。”

受访的独立时评人邓聿文分析指出，周永康被拉下马，对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个人而言，是“真正树立个人权威的重要标签“。但他评估，周永康落马是中共高层交易的结果，因此不会再有“更大的老虎”被打下了，“每个人都可能有腐败嫌疑，你打谁呢?”

早在6月16日，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刘胜军在《金融时报》上发表文章，称现阶段中国必须“选择性反腐”，“‘选择性’的标准应该是：对积极推动改革的官员应该降低反腐力度，对阻挠改革的官员应该加大反腐力度。”，并建议中央“反腐时优先‘关照’那些阻扰改革的官员”。

什么是刘胜军的“改革”呢，此前刘胜军发表过一篇文章《为改革呐喊的老人》，刘在文中给吴敬琏、茅于轼、江平和资中筠戴上了“改革旗手”的高帽。刘胜军还发表微博称茅于轼、周其仁、张维迎、陈志武是改革的“四大金刚”。

茅于轼、吴敬琏、周其仁、张维迎、陈志武……上述这些反毛反共的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常年以来他们推动中国与西方全盘接轨，在经济上进行国企私有化、土地私有化、金融自由化改革，在政治上进行三权分立、多党执政、军队国家化改革，不遗余力地把中国往“邪路”上引。他们根本无视西方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在近年来遭遇的重大挫折，雷打不动地坚持新自由主义改革主张，西化、殖民化就是他们的中国梦。刘胜军本人也在多个场合主张取消公有制的主导地位，主张土地、国企和金融等各个方面全盘私有化、自由化。

从刘胜军发出“选择性反腐”的号召开始，这就成为公知们一项达成高度共识的策略。周永康案发后，杜导正、吴祚来、温云超等人，都是坚决执行造成“选择性反腐”的舆论态势。当中纪委还没有对他们下手之际，在反共卖国人尽皆知的超级大老虎没有被抓下之际，在这种“选择性反腐”的舆论氛围下，中国的官员们就会认为，只要投靠了美国，只要信仰了新自由主义和普世价值，主张私有化，无论多么腐败都可以免受惩罚。最终结果是，美国主导了中国的反腐，如果亲美卖国搞私有化的官员都被庇护下来，就会形成官员们更大规模叛国的浪潮。形成了这种局面，中国就会有加速亡党亡国的风险。

自由派们不单反对中央继续反腐，而且还借助周永康案为顾雏军、贺卫方翻案，仿佛侵吞国有资产的顾雏军、《xx宪章》签订者、鼓吹取消共产党领导的贺卫方是因为周永康当了政法委书记才被冤枉入狱或者“流放”。

公知们为贺卫方翻案，贺卫方则将自己包装成无辜群众的样子：“听说在某场合康公开声言贺某乃党国之敌人”、“自己一介书生，仿佛激流里一艘失去动力的小船。”

为顾雏军翻案，鼓吹侵吞国有资产与推行私有化

爱国群众希望反更大的腐败，反既卖国反共又贪污腐败的官员，警惕宪政

爱国学者张捷认为“金融与其他腐败的不同就是卖国性”、“中国不能对此止损，未来则难以有希望。”、“这些金猪不光是公务员也有富商甚至外商，是勾结的整体，要杀猪是比打老虎更难的事情。”

【在中国的金融领域才是腐败的集中地，是猪的地盘，在政法为何叫老虎，因为是他们有公权力的暴力，而金融领域虽然没有公权力的暴力，但却有猪的贪婪，而且猪下仔特别快，猪仔的危害是大面积的，赚钱是最多的，个个都称得上是金猪!金融与其他腐败的不同就是卖国性，金融是与外国勾结的，其他领域则是内部的肉烂在锅里，只有移民外逃才是到锅外，但金融的猪和猪仔们吃一口，就给外面的洋鬼子送一盆，对中国全社会的损失是最大的，中国不能对此止损，未来则难以有希望。

但所有的杀猪行动与国际上的联系是密切的，必须有足够的法律支持，因此我们打老虎的同时提出了要开全会进行依法治国，也就是杀猪也要依法杀猪，这些金猪不光是公务员也有富商甚至外商，是勾结的整体，要杀猪是比打老虎更难的事情。

从目前的进程来看，杀猪的一天应当在计划当中，但是否成功道路应当是曲折的，大家还要多做好准备，就如打老虎也是过了这么久的酝酿才公开的，杀猪则可能过程更长，但也更值得期待!】

《毛岸英》导演刘毅然称必须揪出“卖国求荣”的更大的老虎：“只有揪出所有的大老虎，才能漫卷烟花喜欲狂”、“贪污腐败是对民族的犯罪，而卖国求荣则是遗臭万年!”

传媒人苏现称必须更加注意“卖国贼”：“周永康充其量只是贪官，与耀眼的明星卖国贼相比小巫而已。卖国贼对内贪民脂民膏，对外换利益腐国家根基，是最大猛虎!”

爱国学者刘仰主张，要继续反腐，反掉外国代理人的腐败：

郭松民等爱国学者担心，政法系被清空后，江平、贺卫方等西化派势力会接机壮大：

    原载：http://www.wyzxwk.com/Article/shidai/2014/07/32492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