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对红卫兵的认识

                            ——给几位老同学的邮件

顺成同学说“不赞成笼统地指责当年的红卫兵”，我很同意。红卫兵是指文革初期全国几乎所有的青少年，除了所谓的“黑五类”子女，几乎所有的大、中学生都参加了，如果不参加就会被认为是不革命，思想落后，就会受到歧视。红卫兵的成立以及在全国的兴起，部分红卫兵的过火行为，都是在最高领袖的号召和鼓动之下发生的。有些人不去追究文革罪魁祸首的责任，而去指责受蒙骗、被利用的幼稚学生，是违背历史的，或者是别有用心的。

说起红卫兵，其实不可一概而论，它又分成很不相同的几种群体。第一种是所谓的“老红卫兵”，主要是指北京最早的中学生红卫兵，后来在大学也成立了这种以高干子女为核心的红卫兵；第二种是以工农子女为主的八一八红卫兵；第三种是造反派红卫兵。这三种红卫兵在当时分属于北京市先后成立的三个红卫兵司令部，简称“一司”、“二司”和“三司”。下面分别谈谈这三种红卫兵。

许多宣传画上的红卫兵大多是穿着褪色的旧军装，头戴军帽（女的扎着两根短辫），腰扎皮带，一手怀抱红宝书，一手紧握拳头，怒目圆睁，杀气腾腾。这正是“老红卫兵”的形象（工农子女是没有旧军装可穿的），其实他们才是红卫兵的真正代表。“老红卫兵”以高干和革军子女为核心和头目，狂热鼓吹“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老子一般儿骑墙”的反动血统论，仇视“黑五类”及其子女，蔑视工农及其子女，自认为是当然的红色江山接班人，所以狂妄自大，目空一切。他们从老子那里及早得知了“5.16通知”的精神，最深刻理解了伟大领袖“反修防修”的决心。所以他们在1966年6、7月间高举“造反有理”的大旗，满怀“砸烂旧世界”的豪情，先是在自己的学校里“造修正主义的反”，批斗和殴打自己的老师和校领导，然后又杀向社会，“破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破坏了大量的文物古迹，对“黑五类”分子进行抄家、殴打、关押。这些“革命行动”居然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见《毛主席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和人民日报的赞扬，于是这股“破四旧”的浪潮迅速席卷全国，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和灾难。

在天安门上给毛泽东戴红卫兵袖章的宋彬彬（中共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之女）就是这些“老红卫兵”的代表。她去年回母校（北京实验中学）向老师做了道歉，有人认为道歉总比不道歉好，还有人认为她的道歉没有诚意，是在推脱文革中打死副校长的责任，至今她没有说出打死副校长的凶手是谁，所以那位副校长的丈夫并没有接受她的道歉。她一面道歉，一面和张玉凤等人一起纪念毛泽东诞辰，这说明她对文革灾难根本就没有正确的认识。说起道歉，我认为在文革中打死打伤人的，进行道歉是应该的，对于大部分随大流参加批判老师的人，道歉是大可不必的，只要对文革有正确认识就行了。

“老红卫兵”在政治舞台上的活动大概也就半年左右的时间，到后来他们的老子纷纷被打到，他们自己也变成了“狗崽子”，于是便老实了。后来他们中有部分人组织“联动”，反对中央文革，被打成反革命组织，受到镇压。过了若干年，他们的老子又被纷纷解放，他们又重新神气起来。文革之后的八十年代，老一辈革命家要选拔第二梯队，首先想到了这批人。据说陈云说过这样的话：还是让我们自己的子女接班比较放心。如今这批人大都如愿接了班，掌了权，不是国家领导人、省部级高官，就是大型国企和金融机构的董事长，成了权贵集团的核心人物，个人攫取了巨大的社会财富。

在全市的“老红卫兵”都在鼓吹反动对联的时候，我们大部分工农子女都明确表示反对，并和他们辩论。在毛泽东八一八接见红卫兵之后，我们工农子女也踊跃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于是我们学校的“八一八红卫兵”应运而生，大批工农和其他平民子女加入。“八一八红卫兵”的政治理念和行为与“老红卫兵”是很不相同的，是比较温和的。在“破四旧”和抄家在全国风行的时候，虽然“八一八红卫兵”也随大流地参加了一些活动，但很少有打人和破坏文物的情况发生。我们参加了史家胡同的“破四旧”活动，但那些“黑五类“的家里已经被中学红卫兵抄了好几次了，我们只是在被翻乱的书堆里再随便翻了翻。在一间小屋子里，我们发现了被中学红卫兵捆绑关押的十几个“黑五类”，由于小屋门窗紧闭，十分闷热，已经有人死亡。于是我们赶紧给他们解开绑绳，打开窗户，救下了其他人的性命。9月份的一天，周恩来总理在先农坛体育场接见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即“二司”）的同学们，并派我们到桂林去，任务是动员那里参加绝食的学生吃饭。后来又奉命去了长沙和蚌埠，支持当地的红卫兵批判省、市委，一个多月以后才回到北京。

 “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即“三司”）是在六六年九月初成立的，是由各大专院校反党委、反工作组的红卫兵组织组成，是得到中央文革明确支持的。“三司”的造反派头头中最著名的是“清华井冈山”的蒯大富、“北航红旗”的韩爱晶与“地院东方红”的王大宾。蒯大富最著名的事迹是在清华组织批斗了王光美，王大宾最著名的事迹是带人到四川把彭德怀揪回北京批斗，韩爱晶最著名的事迹是在批斗彭德怀时带头打彭，把彭打成了重伤。这些人的行为都是在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的指使下干的，他们在文革后都受到了惩罚，被判了刑。这些青年学生其实也是文革的受害者。蒯大富在受审时对审判长说：“你比我大10岁，1966年时你认为毛主席犯错误了吗？你当时知道林彪、江青是坏人吗？”审判长无法回答。不过这些造反派头头至今对文革仍然没有正确认识，在他们的回忆录中仍然对毛泽东十分崇拜，因为他们当年的风光，他们能扬名全国，都是托毛的福。

1967年3月，根据中央指示，北京大专院校的三个红卫兵司令部合并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简称“首都红代会”）。在学校党委瘫痪、工作组撤离之后，大部分学校都形成了相互对立的两派群众组织。到1968年，不少学校都发生了大规模武斗。外地的武斗更是到了动枪动炮的地步，许多青年学生（红卫兵）和群众被打死。1968年7月27日毛泽东派数万工人强行进入清华大学制止武斗。随后，“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陆续开进了各大、中学，接管了权力，停止了各派红卫兵组织的活动。至此，持续了两年左右的红卫兵运动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刘长瑜说：“那个年代的人们就好象被注射了什么针剂似的，神经全部不正常了。”说得非常对。那个年代的人们确实都被注射了针剂，这个针剂不是别的，就是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和空想共产主义思想。经过几十年的静脉点滴，特别是在文革时期又加大了剂量，使得绝大部分人的头脑都中毒很深，变得癫狂，变得好斗，满眼都是阶级敌人。被注射针剂的不仅仅是青年学生，而是所有生活在大陆的中国人。被注射了这种针剂之后，头脑里经常浮现共产主义的美好远景，即使在现实生活中缺吃少穿，蜗居斗室，也觉得很幸福，于是天天歌颂使我们翻身解放的“大救星”。同时还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让全世界都实现共产主义。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就象现在的北朝鲜人民那样可悲、可怜。

提起文革就不能不提到江青。江青在文革中为什么如此猖狂?她自己说得很明白：“我就是主席的一条狗，他叫我咬谁我就咬谁。”最后连辛辛苦苦为皇上效劳多年的周恩来总理都被她咬得遍体鳞伤。把狗故意放出来咬人，狗的主人当然要负全责，不能只让狗负责。不彻底清算文革，中国就没有希望。人民不知道文革发生的根本原因和根本教训，不建立起监督和制约制度，仍然把希望寄托在“救世主”身上，那么文革的悲剧还可能重演，只不过方式会有不同，但对国家对人民的危害依然是巨大的。

当年的红卫兵，如今大部分都已过了花甲之年。文革之后的几十年来，有的人在努力探求历史真相，深入思考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逐渐拨开思想上的迷雾。有的人则糊里糊涂，几十年前被注射在身体里的针剂仍然在起作用，你告诉他什么事实真相他都不信。如果说当年的各个红卫兵群体在理念和行为上有许多不同，而如今的这些老年人个体在思想认识上的差距就更大了。即使是当年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如今有的也分别在两个或三个战壕里了（现在关于中国问题的不同思想观点已经不止两种）。这是一个思想混乱的年代，朋友或熟人见面时若谈起政治问题，难免会发生争论，个个都振振有词，自认为真理在手。到了这种年龄，政治观点是很难改变的了，大家只好各自带着自认为正确的观点去见上帝了。

红卫兵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朵浪花。世界潮流依然滚滚向前。

                                      老农      2014.7.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