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六安市四屆人大常委會近日開會，許可警方對六安市人大代表何濤採取強制措施。何濤是全國道德模範，因網上販賣新生兒出生醫學證明，涉嫌買賣國家機關證件罪。消息傳出，輿論大嘩，大家都提出一個問題：道德模範緣何淪為嫌犯？
這個問題背後的邏輯很荒謬，似乎是說，「道德模範」就不能違法犯罪了。其實「全國道德模範」也是人，所謂「全國道德模範」是我們社會強加給他或她的，一個被別人硬給戴上一頂「全國道德模範」就失去自主性，從此就無權做不道德的事了？帽子是死的，人是活的，一個正常的人難道會成為帽子的奴隸不成？
何濤本是上海姑娘，2004年與六安農民工侯燦相識並熱戀。 2005年侯燦因車禍致癱，有可能成為植物人，何濤守在他身邊，每天俯身對他說話。侯燦病情逐漸穩定，2006年何濤嫁到侯燦老家，護理下半身癱瘓的侯燦，伺候半身偏癱的婆婆。何濤的選擇基於她對愛情的理解與追求，是一種個人選擇，但公權力硬是要將其上升到無限的道德高度。2008年，中央文明辦授予她「中國好人」榮譽稱號；2009年9月，在第二屆全國道德模範評選活動中，何濤入選「全國道德模範」。
何濤涉嫌買賣國家機關證件罪，很可能不是她的道德墮落，而是其道德本然。她愛侯燦，所以她甘願承受侯家的苦難；她想弄錢，於是滑向違法犯罪的深淵。不是何濤現在墮落了，而是「全國道德模範」的帽子本身是公權力製造出來的一種道德膺品。
不說中國五千年歷史，就是改革開放以來，英雄、模範人物悖離社會期待的，就不少。上世紀80年代，「老山英雄」徐良受到全社會熱捧，所唱流行歌曲《血染的風采》更是紅得發紫，但1987年12月爆出他向演出邀請方索要高價的消息，一下子輿論視之為唯利是圖的典型。到1997年，徐良更捲入一樁鬥毆致死人命案，雖非主凶，但社會影響惡劣。
中國大陸一直有樹典型的做法，像工會、共青團、婦聯等群團組織基本上每年的工作任務就是評幾批先進人物，作為推薦給社會模拜的典型。工會的典型是勞動模範，共青團的典型叫「五四青年獎章」獲得者、「十大傑出青年」等，婦聯的叫「三八紅旗手」及其「標兵」之類。
評先進，不是只有中國大陸才有的事，比如香港每年也評「十大傑出青年」，評選標準是青年人的成就。但與香港不同，大陸評先進的標準是泛道德化的，做「好人好事」者當選的機會更大，一切典型本質都是「道德模範」。一個剛進入社會的青年人，競爭意識僨張，哪會是一個全面利他的道德模範呢？則所謂「道德模範」，不是假，就是被捧殺，鮮有名實相副者。
上世紀90年代，某地有個眼睛有殘障的女青年辦了個「傾聽熱線」，自稱專門接聽打工者打來的心理諮詢電話，幫他們釋疑解惑。其實女青年自己尚生活無著，也不具備心理諮詢資格，但經過當地團組織層層吹捧，最後被推薦到團中央。當時團中央第一書記是李克強，他帶著中央電視台記者前去考察，給予了高度評價。女青年順利獲評為「全國十傑青年」，成為國家級的先進模範人物。但後來當地領導發覺，女青年一開始就是一個騙子，涉嫌詐騙犯罪，於是對之採取冷處理的方式。
很多善良的人們可能不知道，在中國現行體制下，評選先進典型本身就是一條牽連著廣泛政治與經濟利益的利益鏈，各級官員則是分食者。地方官翹首以盼的是出典型，出政績；為此地方領導向中央宣傳部門求爹爹告奶奶，甚至送錢。當年樹典型最紅火的年代，中宣部控制著宣傳典型的指標，地方領導為了給自己主推的典型排上隊、掛上號，必須進京公關。表面上光鮮的先進典型，實際上是吸著人民的血汗誕生的，是一枝政治腐敗之花。
中國有樹道德楷模的悠久歷史傳統，歷代義士忠臣、孝子節婦不絕如縷，但除了孔聖人屬全面的楷模，其他都是「專門化」的，比如「二十四孝圖」列舉的是孝道的榜樣，各地貞節牌坊表彰的是節婦之「節」。但現在一旦有人做件好事，宣傳部門必定把他往「高大全」的方向整。 「道德模範」成了「全能冠軍」，在道德的方方面面都表現卓異，本質上無非是一堆道德的泡沫。公權力一方面要全國人民向他學習，另一方面則限制人家的道德自治，以榮譽和輿論逼他「一輩子都做好事」。
上世紀90年代，湖北武漢有個政府基層幹部，工作中幫一些群眾解決了部分問題，當地決心把他樹為典型，推向全國。政府做了一個50萬元的宣傳費預算，他成功入選「全國優秀共產黨員」。後來黨在政治上陸續給他副區長、巡視員的待遇，作為義務，凡黨和政府需要先進模範出場時他都要趕去捧場。只見他成年累月在全國各地穿梭，拿回「全國學雷鋒先進個人」、「全國道德模範」之類榮譽稱號。
道德本諸良心，助人為樂也好，見義勇為也好，作為實踐主體的人感到快樂就好。但快樂終有限度，專門化地利他，其實是人的異化。很多武漢人很同情他們身邊的那位先進模範人物，覺得他失去自我，活得挺累。據與他知心的人透露，他當初因為與妻子關係不睦，所以用做好事的方法排解內心的苦悶。表面上他助人為樂，看上去笑容可掬，但不足為外人道的是，他的內心深處其實很苦。
這樣的「道德模範」堪稱做局騙人，害人害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