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5日，120年前这天的清晨，日本联合舰队在丰岛海域对北洋海军护航舰队发动了突然袭击，甲午战争正式爆发。此时，维新的日本帝国阴诡谲诈、野心勃勃，志在必得，老迈的大清王朝自负、颟顸、惊慌、游移，一场激烈的世纪碰撞到来了。

入伏后的七月，酷热难当，读毕金满楼的《重读甲午——中日国运大对决》，仍然是冷汗淋漓。作者的态度是沉静的，将一场惊心动魄的世纪之战铺叙地细致绵长，从两国被迫打开国门的相同窘境说起，直到半世纪后生死对决、强弱异势。其间几十年的历史风云，包括政治捭阖、决策营谋、人物情态、战场悲歌等，无不在一个个细节中毕尽毕肖，引人入胜——与其说这是一部阐述历史的通俗读物，不若说更是一部在详尽史实和比较方法基础上的壮阔的史诗小说。作者有蔡东藩的史笔，也有卓然的史识，文采斐然间道出历史本质，面对今天中日两国似乎又进入历史循环的局面，不能不令人深思。

（一）1894，不战而败

刘伯温在《郁离子》里写了一篇《象虎》，讲一楚人为狐所扰，听说老虎是山兽之雄，于是用虎皮包裹木头，做成一只“象虎”。狐狸和野猪都被吓到了，楚人洋洋自得，“以象虎为可以皆服天下之兽矣”。后来遇到敢咬真老虎的“驳”，该楚人还是举着象虎去虚张声势，结果被咬得脑裂而死。

以此“象虎”来比况当年的北洋舰队甚至整个大清王朝，应该说是恰当不过。李鸿章费尽心力打造的近代海军也罢，三十年的洋务运动也罢，充其量只是给大清王朝蒙上了一张虎皮，虎皮底下病态、孱弱的身体却并没有得到纠治。

甲午战端初起，朝中一片战声，清贵权臣们出奇乐观，认为日本“不过三岛，浮沉东海，犹一粟，土地、军事俱不及中国十分之一”，加之“兵轮不坚、炮弹不伙、人手无多，水陆不相护”等种种弊端，“中国于此不日本之胜，而谁胜乎？”。在“想天戈所指，不难指日荡平”的诗意想象下，更有人将此次战争看作“实为我国家发奋自强慑服海外诸夷之一大关键”。

然而想象终归是想象，当大清的官员们在书斋笔墨中义愤填膺、慷慨激昂地义惩倭奴，“捣其神户，神户破……捣其横滨，横滨破，则东京震动，势将迁都，全国可传檄而定”的时候，赫赫扬扬的北洋舰队已经在大东沟海战中折戟沉沙了，在朝鲜的陆军也已一溃再溃败逃国内。可叹的是，直到1895年3月，仍有人给皇帝上疏要求“直攻日本，以图牵制”，而此时北洋海军覆灭已有半年了。

我国历代兵家不厌其烦地申说战争中“知己知彼”的重要性，然而甲午战前清庭满朝上下人等，却对日本这个“同文同种”的邻居和对手惊人地无知。“蕞尔小邦”“国小民贫”“饷绌兵单”“未经外战”是文武大员们对日本的普遍认知，全然不知经过明治维新的日本已脱胎换骨。

甲午54年前的鸦片战争，自谓天朝的满清首次遭受挫败，认识到西方的强大。然而由儒家观念主导的朝廷，仍然执守着夷夏之防，坚信“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视学习西方为耻辱。《重读甲午》中有一专节叙写了发生于同治年间的“同文馆风波”。同治五年（1866年），恭亲王奕訢奏议在培养翻译人才的京师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馆、化学馆等新馆，并且从科举正途出身的举人、优贡等中招收生员。这本是培养新型人才的应时之举，结果却引发轩然大波，招致朝臣们的强烈抗议，认为有损国体，侮辱圣学。风潮声中，本有意报考的多半退却，而坚持考入的，亲戚朋友咸为之耻，有的竟至断绝关系，最终同文馆仅有5人坚持到毕业。

反观日本，1868年，明治天皇颁布维新总方针《五条誓文》，其中之一就是“求知识于世界”，1872年明治政府制定了“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的目标，在全国设大学8所，中学256所，小学近三万所，学制与课程均仿欧美，建立起完备的新式国民教育体系，至甲午战前，日本已有23100多名新式大学毕业生。

观念封闭导致教育的全面落后，而体制落后则导致维新的彻底失败。作者金满楼说得好，可以和日本明治维新相提并论的是清末新政而不是洋务运动。洋务运动至多只能等同于明治三策中的一策——“殖产兴业”，也就是发展近代工商业。但是，脱胎换骨和浅尝辄止带来的效果必然不同，大清王朝想要在不改变农业社会政治、经济结构，不触动落后保守势力利益的情况下发展成为近代化的工业强国，显然是不可能的。

为达富国强兵的目的，自1865年起，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一批洋务领袖相继创办了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福建船政局、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兰州织呢局，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即后来的汉阳兵工厂）等一系列近代史上的著名企业，修铁路、造枪炮、通电报……一时间洋务似乎“洋洋大观”。然而几十年下来，并未见得多大成效，大清还是那个大清，所建军工厂每年靡费甚巨，所产军火却质量低劣、不足敷用。更严重的是，朝庭实行“官督商办”的政策，商人出钱，却由官员干涉经营，安排人事。挥霍浪费、裙带勾连、营私舞弊等官场积习大行其道，而企业盈亏却“全归商认，与官无涉”，以致郑观应愤慨地感叹“名为保商实剥商，官督商办势如虎，华商因此不及人，为丛驱爵成怨府”。

即便这样，终洋务运动三十年，清朝也只不过创办了60家近代企业，而同时期的日本是5600多家，几乎是清朝的100倍。

日本发展近代工商业实际上比我们还要晚几年，但其一开始立足就是要“切实谋求其进步发达”，而不是生产些洋枪洋炮聊以自保。1874年，内务卿大久保利通制定了《关于殖产兴业的建议书》，认为“大凡国之强弱，决定于人民之贫富”，将“厚殖民产，振兴民业”制定为基本方针，1880年其继任者伊藤博文更进一步，发布“官业下放令”，将军工、铁道、电讯以外的官营企业全部以极低的价格出售给民企，使许多民营企业获得了与列强竞争的第一桶金，而这些企业中就有今天的三菱、川崎、三井、住友等。

殖产兴业使日本的工业化狂飙突进，短短20年就从一个农业国家变而为一个新兴的工业国。同时，殖产兴业的另一成果是大大提升了日本的军事技术，至甲午战前，日本已有自己研发的适合日本人体型的村田步枪，有自产的4000吨级铁甲舰和先进的“下濑火药”，后者是黄海海战令北洋舰队败北的重要因素。

两相比较下来，强弱自见。大清先是在教育方面封闭自守，导致国民素质、思想观念、科学技术等软实力的落败；继而又在政治上宁顽不化、腐败保守，导致工商业发展裹足不前，在军队组织、军备制造、经济水平、战争动员等硬实力方面落败——可以说未尝接战，大清王朝就已经失败了，甲午战争，只是这种失败的形式演绎罢了。

（二）天朝、天道及夷夏

清朝向以天朝自居。乾隆皇帝对英国公使马嘎尔尼说：“天朝物产丰富，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之物以通有无”，林则徐、邓廷桢给英女王的照会中说“我天朝君临万国，尽有不测神威”。兹后，虽迭经巨创，但天朝的想象并没有殒灭，不过是由自大变而作自慰，直至甲午战败。

持续9个月的甲午战争使大清从天朝跌入深渊，这一战败得彻底、败得惨烈，以至于直接影响到了此后一个世纪的中日两国国运，中华民族在上世纪前半叶遭受的动荡和痛苦，都与此战有莫大关系。

皇皇天朝何以失败，我想在当时，还是现在，都是让人痛苦深思的问题。

可以说，在甲午战前，如同在鸦片战争前一样，没有几个人想到大清可能会失败。这一方面来源于“幅员之广，人民之众，饷粮之厚，兵卒之多”（当时《申报》社论）的物质自信，另一方面来源于天朝顺承天命、代天立极、行仁布德的精神自信，或者说是文化自信。

不唯清朝，商周以来，恐怕没有一个中央王朝不具有这样的自信、不以“有命自天”自命。商则是“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书·咸有一德》），周则是“诞膺天命，以抚方夏”（《书·武成》）。入汉以后，更是由于董仲舒的大力阐扬，帝王们将“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德侔天地者称皇帝，天佑而子之，号称天子”（《春秋繁露》）视为理所当然。清太祖也不例外，在祭天文告中说“我爱新觉罗氏，由上天降生，事事顺天命、循天理……”

既承天命、为天子、称天朝，就需要按天的内涵和秩序来行事，也就是要循天理、行天道，否则名不副实，自然也得不到佑护，“天厌之，天厌之”了。夏桀不就是因为悖乱天德，而被“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了吗（《书·汤誓》）？商纣则更是被视为“自绝于天，结怨于民”（《书·泰誓》）——古人也是挺有意思的！

那么，天道者何？

《易·谦》：天道下济而光明。
《书·泰誓》：“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
《书·皋陶谟》：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

可见，无论从自然哲学，还是政治哲学的角度，天都是“下济”的，是“矜民”的，是以民为本的。

同时，天道还有着赏善罚恶的道德色彩，《书·汤诰》说“天道福善祸淫，降灾于夏以彰厥罪”，《书·蔡仲之命》说“皇天无亲，惟德是辅”。

由上来观照甲午前清日之所为：日本设议院与民公议，兴学校普及教育，下放官业“厚殖民产，振兴民业”，废除武士阶层特权，使“文武一途，下及庶民，各遂其志”，明治天皇本人又励精图治、勤政克俭，捐私产以资国家。大清则反是，国政决于深幄、国帑奉于妇人——慈禧做寿，不仅挪用军费，还迫令全国献寿金，轮船招商局就为此进贡了五万两白银。臣工僚属之间也是离心离德，互相倾轧，致使北洋海军8年未添一舰。而官督商办的那些企业，又遭重重盘剥、事事掣肘，终于难成气候。其种种情状，正如梁启超痛心疾呼的“数千年民贼即以国家为彼一姓之私产，于是凡百经营，凡百措置，皆为保护己之私产而设。”（《国家运命论》）

谁更接近天道，不是一目了然吗？如此说来，如果甲午战争日本败了，那倒是天道不公了。有人总把北洋水师的失败归结于这样那样的偶然因素，殊不知，历史没有偶然，所有的偶然不过是天道的必然显现罢了。

再论夷夏。

自公羊派标明“内诸夏而外夷狄”的春秋大义后，夷夏之防便成为儒家一直持守的核心观念。在儒家看来，夏是以炎黄为始祖居于“中国”的华夏族人，（许慎训夏为“中国之人也”），居于大地中央，据有天道，并且有礼乐、衣冠、道德、仁义等文明，故孔颖达称“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春秋左传正义》），南宋陈亮称“臣窃惟中国，天地之正气也，天命之所钟也，人心之所会也，衣冠礼乐之所萃也”（《上孝宗皇帝第一书》）。而夷则是偏处四方，是“四方之异气也，蹲夷踞肆，形同鸟兽”（《后汉书·鲁恭传》），在不同的典籍中被描绘成“封豕豺狼”（《国语》）“无父无君”（《孟子》）“贪而好利、人面兽心”（《汉书》）等等。

可见传统儒家眼中夷夏之间的畛域有多么大！也可见夷夏悬隔的本质，虽与地域之居中处偏有一定关系，但更重要的，是在于文明、教化、礼义的差距。就是说，孰为夏，熟为夷，应当以谁更尊奉礼义、更崇尚文明为标准。关于此，后世大儒倒有不少阐发，如韩愈曾在其《原道》中代孔子立言：“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陆九渊也说“圣人贵中国，贱夷狄……贵中国者非贵中国也，贵礼义也”。

到了清朝，满洲本来是被视为以“夷狄”入主中原的，但其承袭明制，用汉文化，不久即以夏自居了，转而又以夷目之其他国家。但不幸的是，清碰到的情况完全不同于以往。

如果站在历史的角度，在历史的情境中，以早熟的华夏文明来看待尚处于蛮蒙状态的周边民族，传统的夷夏观是可以给予理解的。但清不一样，清碰到的敌人，并非是蛮蒙状态的“戎狄蛮夷”，而是如清第一任驻英公使郭嵩焘所说的“西洋立国两千年，政教修明，与辽、金崛起于一时，倏盛倏衰，情形绝异”。

当时以反洋务最为坚绝而著名的刘锡鸿在出使过英、德等国后也不得不称赞英国的政治“以民治民，事归公义”“官政乖错，则舍之以从绅民”，英国的刑法“以民命为重，而惩戒从宽”，英国的财政“以通国之财，治通国之事，而无所沾润”，英国人“以理之是非为事之行止”，虽然最后刘锡鸿不知出于何种心态，仍执拗地认为“今英国知仁义为本，以臻富强，未始非由久入中国，得闻圣教所致”，但至少，他承认了英国也是文明之国。

而同一时期，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看到的清朝却是官场“贿赂成风，政以贿成”，士大夫“倡圣贤之言，行苟且之事”，“中国之精力，全耗于形而下之事，崇尚虚华，拜金风靡，国不似国，民不似民”。此外，全民存有贪腐之心，“卖官鬻爵，贪污受贿，执法犯法，此乃庙堂之贪也；米中掺沙，酒中灌水，鸡鸭里硬塞碎石，此乃匹夫之贪也”。另一间谍荒尾精也得到了相同的结论“清国上下腐败已达极点，纲纪松弛，官吏逞私，祖宗基业殆尽倾颓。”

人心治制礼义一至于此，如何还能自居于夏？同“英夷”相比照，其谁为夷，其谁为夏？

其时被蔑之为“蕞尔小夷”的日本，其实浸淫中华文化最深。《重读甲午》中描写日本史事的某些细节，其人之慷慨义烈，其事之卓荦奇宕，隐然有春秋风。明治期间日本虽是全盘西化，但源于中华文化的忠、勇、信、义、礼等价值观并没有被抛弃，明治一词本身即来源于《易·说卦》：“圣人南面听天下，向明而治”。这些价值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光大，为日本的快速崛起提供了精神支撑。如本书中写到日本明治时期的“实业之父”涩泽荣一，其成功的理念就是“算盘加论语”。他说道：“自问我没有违背过《论语》，也不曾拨错过算盘。不管怎么说，我的银行也有着相当高的成就，不失为东京头号大银行。因此我有资格说，《论语》和算盘完全一致。”

梁启超在1897年为友人著作《中国夷狄辨》所作的序里沉痛地说“何谓夷狄之行？《春秋》之治天下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禁攻寝兵，勤政爱民，劝商惠工，土地辟，田野治，学校昌，人伦明，道路修，游民少，废疾养，盗贼息。由乎此者，谓之中国；反乎此者，谓之夷狄。痛乎哉！”

若按这些标准来衡量清朝和日本，我们很容易明白梁公的痛乎所在，明治的日本，的确比大清更像“中国”。当然，日本未能吸收承继中华文化的仁爱宽广，其民族性褊狭、残忍、刻薄，后来发展成为毒害世界的军国主义国家，险致灭国，也是咎由自取。

伟大的德国作家托马斯·曼在20世纪30年代因反纳粹而被迫流亡，但他声称“我在哪里，哪里就是德国，因为我带着德意志文化”。同样，“中国”在哪里，“夏”在哪里，不是因为地域，而是文化。

（三）余感

当看到宗方小太郎给日本政府的分析报告《中国大势之倾向》，我就知道，中国还没有从120年前走出来，报告中所述官、民、人心的种种情状，与当前别无二致。120年，两个甲子，我们还在过往中轮回。

金满楼说，甲午战败开启了中国激进主义的先河，“因为战败，所以着急，结果是越急越乱，每到历史的重要关头，中国总会在激进主义的干扰下选择一条糟糕的道路。”

我们不能责怪先贤们的失措，历史没有给他们从容不迫选择的机会。

但今天不一样。今天，至少我们可以相对裕如地思考我们的道路。只是，面对似曾相识的历史情境，改变或被迫改变，是个问题。

天道，不是个老问题，而是个根本问题。董仲舒说：天不变，道也不变。很多人加以嘲讽，实际上，人类基于天地而生，一定有一些东西是共通的和不变的，这就是天道。只不过，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他有不同的主题。

今天他的主题是宪政和民主。

只有行使宪政和民主，才符合“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的天道。上天也才能够对其“惟德是辅”，使其“永保天命”，当然，这里的“上天”是民众。

“世运之降，如岷峨之水，已下三峡，滔滔而流入荆扬之江，乃欲逆而挽之，使之在山，虽有神禹，亦不能至”，这是晚清骄子严复先生的话。他说得对，当历史大势澎湃而来之时，任何阻挡它的力量都是不足道的。

今天，还是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