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顾准在文革期间对秦制官僚机构的原因与后果的简单分析。

1． 从殷王朝开始，手工业就是王家手工业。（老土插话：中国国营计划经济自古就有，比苏联老大哥早得多。）

2． 我们的官僚机构发达的很早。（老土插话：中国是官僚制度的故乡）周成王时代金文，有“卿士寮”，有繁复的宫廷官制。《周礼》__周官制，虽然是秦，汉，战国诸国官制的杂凑，但显然也包含着周官制的某些成分。

3． 也许周代的官僚机构，也还不足以征集“王畿”的税款，所以王畿之内也有卿士采邑（据说不是世袭的），至于王畿以外，当然只好交给诸侯了。正是因为管理技术还不够发达，所以我们的封建制来的很早，战车时代就有“x乘之家”，“x乘之国”。但这里的关系，仅仅是管理技术；（老土插话，注意不是契约关系，所以不同于欧洲封建制。）还有，战争的紧迫性还不太厉害。战国时代征战频仍，战争逼迫郡县化和集权化，官僚机构愈势发达,到秦时，地处关中的秦政府已在管着偌大一个中国的财政，民政，刑法，更不必说军队了。

4． 一旦官僚机构发达起来，任何军事技术的应用，都不会引起什么社会变革了。

摘自顾准对其译著《马蹬与封建主义----技术造就历史吗？》一书的评论

中国的官僚是专制制度的产物和既得利益者，官僚集团天生拥护中国的专制主义，是阻碍中国社会变革的最强大力量。时至今日，中国仍然是由官僚管理的党中央集权国家。

这里有一个我认为是重要的问题：论点4指的是秦制下的官僚机构，洋务运动的失败也是支持论点4的典型例子。但是论点4对今天披着共产党外衣的官僚集团还适用吗？毕竟顾准没有活到中国GDP高速发展的年代。他也不可能预见互联网技术。那么，最新的互联网技术能够改变中共的官僚机构从而在中国创造社会变革的奇迹吗?（确实有人把中共的倒台寄托于互联网。）如果论点4在今天的条件下仍然成立，那么无论中国的经济如何发展，如何引进模仿世界上最先进技术，都不会引发触动官僚利益的政治改革。互联网技术能否冲破专制制度的束缚目前还是个问号。很多右派也认为，邓小平以来中国的政治制度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步。那些什么四个坚持，几个不搞，不走邪路等等的政治宣言就是证明。如果论点4在今天的条件下不成立，那就是说中国可以在中共（官僚集团）的领导下，也就是在维护现有体制的条件下通过先经济后政治途径最终完成中国政治制度现代化的转变。经济决定论或者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仍然被不少人视作真理。中共也确实企图通过经济发展解决许多社会矛盾,包括所谓的执政合法性。

本人认为，30年以来经济的发展并没有产生追求宪政民主的中产阶级。既然经济的改革与发展是由官僚集团主导，那么必然是碍政治改革的官僚资本主义(也有称利益集团)的崛起。

当然还有一种观点，秦制与儒家学说的结合有巨大的优越性和顽强的生命力。它造就了中国历史上的汉唐盛世，康乾盛世。

它最终同化了文明程度落后于汉族但对汉民族取得军事胜利的异族侵略者；蒙族的元朝满族的清朝，是“我们”最阔气的朝代。它是改革开放前30年还可以找出来的亮点的原因。特别是造就了中国近30年以来GDP的高速发展。现在的任务不是批判秦制与儒家学说，而是在中共的领导下把儒家学说发扬光大，把秦制（官僚机构）更加完善。这种观点非常符合当下中共的许多所作所为。比如遍地开花的孔子学院。顺便说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虽然左右两派在专制与民主的立场上泾渭分明，但在鼓吹儒家学说方面却经常有共同语言。

盛世是需要条件的，而且条件很苛刻。能与唐太宗相比的皇帝几千年以来有几个？从时间跨度上说，盛世年代与几千年时间相比就是个小概率事件。说盛世只是专制制度的个别现象应该并不为过。中国历代王朝的兴衰都证明，专制制度与维护专制制度的各种学说解决不了官僚集团一代胜过一代的腐败，中共有可能成为例外吗？不管怎么说，江泽民以来几乎失控的贪腐说明中共目前还没有成为例外。

回到习近平的反腐。这是目前中国政治生活的最大亮点。反腐最终将把中国引到何方？习李王新政不但要解决官僚的贪污腐败，还要解决官僚的昏庸无能尸位素餐。习李王新政能够让官僚集团改邪归正吗？

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的皇帝与贪官集团的斗争都以皇帝失败而告终。即便是毛泽东也拿官僚机构没有办法。我认为，毛泽东并没有忘记延安窑洞对“民主”的承诺。

关于反右，我比较认同廖盖隆（文革前中宣部理论处处长）的观点。反右一开始并不是阳谋。毛泽东确实想通过民主人士的批评解决解放后日益严重的官僚主义问题。但是事态的发展远远超过他的预想。知识分子的力量太小了。他们的批评建议导致以刘邓为代表的官僚集团凶猛的反扑。毛泽东只能妥协，翻手为云将“右派”打入十八层地狱。

同样，虽然文革给中国造成巨大灾难，但也不能简单的把文革理解为毛泽东仅仅是为了争权夺利的阴谋。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踢开党委闹革命，砸烂旧的国家机器，老中青三结合，xx公社，革命委员会等等文革时期曾经风靡一时的口号，清楚的表明毛泽东企图通过底层民众的力量解决官僚主义的问题。对于文革的理论与实践，毛泽东应该做了多年的思考与准备。以刘邓为代表的官僚集团其实是受到了不宣而战的突然袭击。虽然官僚集团一度被造反派（暴民）斗的七零八落，但是文革的发展更是远远超过毛的预期。最终还是毛失败了，官僚集团胜利了。当然，无论是反右时期民主人士的批评建议还是文革时期群众的造反，都必须得到“皇帝”的恩准，与发源于希腊罗马的西方多党制民主毫无共同之处。

邓小平时代，胡赵在邓的有限支持下推动经济改革并且试图进行政治改革，遭到以陈云为代表的官僚集团的强烈抵制。政治上，他们不能容忍知识分子对一党政治的挑战，经济上，他们不能容忍老百姓个体户先富起来。胡耀邦即便没有“邓小平退休”的把柄，他的下台也是必然的。

在胡耀邦去世以前，北京就发生过多起大学生反对官僚腐败（尤其是官倒）的示威游行。随着天安门的枪声，中国自文革以后积累起来的党内外对抗官僚集团的民主进步力量损失殆尽。北京坊间存在一种说法，最希望学生坚守天安门广场的是开枪派。(柴玲是事实上的帮凶）。文革的结束意味着不可能再有最高统帅支持鼓动群众造反的方式制约官僚，而六四悲剧则意味着以知识分子为主的非暴力抗争道路也被堵死。官僚集团这次的胜利使他们可以前所未有的为所欲为，官僚集团的丑劣不堪发挥到了极致。官僚集团由于后来主流知识分子的加入而空前强大。

所以，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必然演变成官僚先富起来。三个代表其实就是政治经济知识三类官僚结盟的政治宣言书。闷声发大财就是官僚闷声发大财。胡温的不作为就是对官僚的胡作非为听之任之。一句话，官僚集团强取豪夺了经济发展的最大红利。官场的乌烟瘴气象雾霾一样污染了中国社会各个阶层。悲观的学者认为，中国最可怕的还不是官僚的腐败，而是全民腐败。习近平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接班总书记的位置，他确实接了一个烂摊子。人们当然有理由怀疑，习王的反腐仍然是治标不治本，而习李提出的所谓混合所有制改革仍然会演变为官僚集团侵吞国有资产的盛宴。

虽然绝大多数官僚都是机会主义者，但是官僚集团中也可以出现考虑统治阶层长远利益的政治家。这是我在初中时就受到的教育。习近平能否成为政治家还不好说，但他考虑的确实是中共长远的利益。

资中均发问，是为人民还是为政权？习近平当然也是为政权。话说回来，这个世界上还没有为人民的政权。追求一个为人民的政权，几乎和追求共产主义一样只能是美好的梦想。

习近平首先得保住自己的权力地位，打虎还得自身硬。他必须集中权力。中国不需要也不可能再有皇帝式的绝对权威，但是不能没有权威，否则就是政令不出中南海甚至无政府状态。讽刺他是习泽东没有什么意义。赵紫阳也曾经热衷于新权威主义。真正令人恶心作呕的是当年对江泽民的吹捧。习近平集中权力是手段，反腐（至少近期）是目的。而江泽民反腐，不过是排除异己的手段，贪权是其目的。

如今的世道，仍然是右倾是立场问题，而左倾仅仅是方法问题。所以习的政治立场一定是偏左。他不能落得胡赵的下场。政治立场不能光靠耍嘴皮子，“是驴是马拉出来溜溜”。所以高瑜之类的持不同政见者也就难免被抓。

习近平强调不能用后30年否定前30年（这个口号似乎是朱佳木最先提出）。这并不是表明他想替文革翻案。他不想增加施政的阻力。这也是某种意义上的不争论

习近平终于打破了刑不上常委的潜规则，是一个不小的进步。但也不必过高评价其意义。这毕竟只是反腐级别的提高，而不是制度上的突破。况且，已经近似于黑手党的周永康集团不仅对习政权，对中共整体的稳定也是巨大的威胁。不拿下周永康，习顶多就是个儿皇帝，随时下台的风险更大。用某位网友的话说，这也是逼上梁山。

习近平的任务是艰巨的，要解决的问题堆积如山。能否在红二代云集的金融界反腐，是对习近平“壮士断腕决心”的重大考验。时至今日，反腐还没有迈出制度改革的第一步，但官僚集团许多方面的腐败已经合法化制度化了。比如，他只能禁止豪华级别的三公消费。那么不喝茅台酒的准豪华工作餐，不住五星级宾馆的准豪华会议等等就可以被颂扬为遵纪守法甚至廉洁奉公。又比如，央企的垄断是滋生各类腐败的温床，而解决央企的垄断是一个比解决常委级别的老虎艰巨多的任务。国内已经有学者在官媒上发表文章，认为解决央企的垄断是一个很难完成的任务。拿下贪官只是解决中国官僚腐败问题的最容易的一步，毕竟，这并不触动官僚集团整体的利益。从悲观的角度，很可能多数大老虎包括他们的子子孙孙永远是安全的。

不要说延安时期，解放初期，即便是八十年代官僚集团的道德水平也绝对回不去了。

那么我们寄希望于什么呢？

美国一位长期研究中共问题的专家黎安友（英文名字忘了）认为，中共有自我修复的机制。反腐搞得如此如火如荼，说明中共的自我修复功能还有生命力。那么，这种自我修复机制具有政治改革的力量吗？如果政治改革目前还不可能，那么我们把这个问题后退一步，中共能够在党内民主的问题上“胆子再大一些，步子再快一些”吗？我知道，这是一个老掉牙的观点，也是一个一直被批判嘲笑的观点。何况，这种党内民主目前还只能靠“好皇帝”逐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