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赐人以“士”的悠久传统。士者，读书人也。读史有感，浅论“士统”。

一，士之历史

最早的“士”，在西周、春秋時是封建統治公職者之稱、 多为卿大夫的家臣。 位在卿大夫之下，庶民之上。春秋末年以后，逐渐成为统治阶级中專業與知识分子的统称。此后“大夫”和士相合演變而成「士大夫」一詞。

「士」之初义指保衛疆土之武士，後變為文士，成為保衛文化學術尊嚴之士。 西漢前期，「士大夫」一詞主要指武人或軍官；其後士族興起，及至東漢，「士大夫」乃成為士族、官員、豪族的通稱。士大夫是古代對於社會上具有聲望、地位的知识分子和官吏之统称。通过科举选拔“士”为官员，“士”既是国家政治的直接参與者，同时又是社會上层文化、艺术的创造者、传承者。沒有官銜、介乎官民之間的讀書人被称为士人。

出身于贫寒之家或没落的贵族，靠一技之长依附于贵族，为他们提供各种服务。有著书立说的学士，有为知己者死的勇士，有懂阴阳历算的方士，有为人出谋划策的策士等。甚至是自称有才，也可以说服贵族，成为“士族”之列。如：荆轲为燕太子丹刺秦王、冯谖客孟尝君、苏秦连横等。

西汉儒生董仲舒说服当时的汉武帝，改祖制黃老之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孔子及其弟子的儒家学说开始成为以后各代上的主流哲学。 儒学说鼓励知识分子“入世”， 做官参政，报效君王，服务国家。汉代的官员选拔制度还不十分完善，主要是王室贵族推荐一些品德高尚的人才进入政府。比如，以“孝”出名，被选拔为官员就很常见。“举孝廉”往往是选拔官员的标准，而考试不是必须的。

東漢士大夫， 部分服膺儒學的地方豪族，士大夫階層 與司馬氏一起組成晉朝的統治集團。

隋唐时期就有了科举制度， 在武則天大開科舉以後，逐步形成正统体制。宋代，科舉成為选拔官员的主要途径。 宋初諸帝提倡文學，廣開科舉，讀書風氣大開，士人紛紛應舉，經科舉起家而得官職，成為士大夫。北宋士族盡是新興，絕少源自唐代大族。從晚唐到北宋，名族貴冑為官者，由76.4%降至13%；寒族為官，則由9.3%增至58.4%。 宋代士大夫佔人口1-2%，支配了田地、教育和政權，乃至間接控制商業。

士大夫科舉中進士，社會地位即大為提升， 士大夫享有免除勞役及其他特權， 掌握農村財富。 由“士”取得官位的家族，成為「官戶」，是地方上的有勢力家族。 士大夫家族財產愈多，中舉機會也愈大。中舉和保持官戶地位，有賴教育， 宗族擁有田產，收入固定，便可致力於教育，為“入仕”成功鋪路。

宋代程朱理学 进一步发展了儒家思想，占据了学术主流地位。科举制度的完善，使得文化考试成了做官的唯一合法途径。自宋代开始“学而优则仕”和“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成为读书人信奉的格言。反过来说，政府官员也必须是饱读儒家诗书经典的“士”。这从政治制度上保证了“士大夫”群体必然是一个精英知识分子阶层。

明朝能在科舉中上升到殿試成為天子門生是“士”的最高榮譽。

士大夫阶层和“科举制度”相伴相生，士大夫是读书人中的成功者。

清末（19世纪末，20世纪初）政治在内忧外患中已经面临全面崩溃。1905年9月2日，慈禧上谕明告：“著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中国科举制度的消亡，粉碎了中国下层学士获得入仕的均等机会，但是后来被西方引进，形成精英教育-精英执政体制。其本质上是中国科举体制的翻版。但是英美精英体制还是深藏“血统”。法国比较公正。

二，士之道德

在「士人」的形成春秋战国期，首先提出“士”的理论道德标准的是孔子。

《论语·子路》子贡问：“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孔子答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论语·泰伯章》：“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这就是说，重视道德操守、严于律己、忠君爱国的人就可以称为“士”。“士”和“君子”的概念有時基本上是重叠的，若細分，則“士”的德行修養要比“君子”略低，也可以說“士”是有志於成為“君子”的人^{[原創研究？]}。

荀子对“士”的分辨更为详细，他所谓“古之仕士”“古之处士”（《荀子·儒效》），便是清流。荀子对士最明确的要求是“从道不从君”。士参与政治，要以儒家的基本价值追求、仁义之道为依归。这亦即孔孟在荀子之前所确立的基本士则：士志于道。 ^]这种“士”的精神，在实践上可以是“侠士”。如刺杀秦王嬴政失败的荆轲，在出发前就立下豪言：“风潇潇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种为了君王托付的使命，不惜付出生命代价的豪迈气概和高洁品质被作为精神典范。这和孔子的主张也是一致的。

春秋战国群雄割据，战乱频繁。各国有名有钱的诸侯贵族，如春申君、孟尝君等，都以“养士”为时尚，最多时可达数千人，还互相攀比炫耀。“毛遂自荐”的典故说明，当时的“士”并没有特别的标准，泛指具有一定异于常人才能的民间人才。他们往往出身于贫寒之家或没落的贵族，靠自己的一技之长依附于贵族，为他们提供各种服务。有著书立说的学士，有为知己者死的勇士，有懂阴阳历算的方士，有为人出谋划策的策士等。甚至是自称有才，也可以说服贵族，成为“士族”之列。如：荆轲为燕太子丹刺秦王、冯谖客孟尝君、苏秦连横等。（《孟子·尽心上》），这种精神气质对孔子的“士”是一种有益的补充，即如果政治黑暗，那么因为不愿同流合污而远离政治，醉心于文学艺术，也是符合“士”的操守的，即“隐”。这种精神也可在老庄哲学中找到母体。“魏晋南北朝之士大夫尤多儒道兼综者，则其人大抵为遵群体之纲纪而无妨于自我之逍遥，或重个体之自由而不危及人伦之秩序也。”

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弘，宽广也。毅，强忍也。非弘不能胜其重，非毅无以致其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仁者，人心之全德，而必欲以身体而力行之，可谓重矣。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可谓远矣。程子曰："弘而不毅，则无规矩而难立；毅而不弘，则隘陋而无以居之。"又曰"弘大刚毅，然后能胜重任而远到。" 《论语·泰伯章》曾子说的这段话翻译成现代汉语是：曾子说"士不可不志向远大，意志坚强，因为他肩负重任，路途遥远。以实行仁道为已任，不是很重大吗？直到死才能罢休，不是很遥远吗？

魏晋时期，出现了著名的“竹林七賢”。他们既有很高的文学、艺术造诣，又有高洁的道德操守，狂放不羁，放浪形骸。他们与腐败的朝廷 不合作，远离政治，醉心于文学艺术。在权势与道义发生冲突时，“乐其道而忘人之势”（《孟子·尽心上》）， 高“士”“隐逸”， 由儒入道， 不违纲纪，不背人伦，自我逍遥， 魏晋“士”风，对后世失意文人影响颇大。 宋代理學家認為，士人理想的處世方式是：1.輕財急誼，並不吝嗇，援助族人、鄉里中的窮人；2.調停紛爭，據理調停族人、鄉里的種種紛爭，不必上訴地方官；3.輕視功名利祿；4.志在性理之學；5.合乎禮教。如有官職，則應有能力處理不法行為，作風清廉理想的“士大夫”，怀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語）的崇高道德使命感。因此，政治是他们人生的第一要务；但同时，他们的文化素养也决定了他们是文学、书法、绘画、篆刻、古董收藏等等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创造者。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文人画”，由于宋徽宗个人的爱好而大力提倡士大夫投入绘画创作。这进一步提高了绘画的文化品位和艺术性。宋代以后，一般历代的大诗人、大画家、大书法家，绝大多数也都是曾在政府中担任要职的官员。如苏轼、米芾、蔡京等等。像唐朝的李白那样，没有太多政治经历，全凭诗文著名的“自由知识分子”几乎绝迹。

古代士的最高情操是 士为知己者死，指甘愿为赏识自己、了解自己、信任自己、栽培自己的人献身。《战国策·赵策一》 有如下千年传颂的事迹:

晋毕阳之孙豫让，始事范中行氏而不说，去而就知伯，知伯宠之。及三晋分知氏，赵襄子最怨知伯，而将其头以为饮器。豫让遁逃山中，曰：“嗟乎!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吾其报知氏之雠（通“仇”）矣。”乃变姓名，为刑人，入宫涂厕，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厕，心动，执问涂者，则豫让也。刃其曰：“欲为知伯报仇！”左右欲杀之。赵襄子曰：“彼义士也，吾谨避之耳。且知伯已死，无后，而其臣至为报仇，此天下之贤人也。”卒释之。豫让又漆身为厉，灭须去眉，自刑以变其容，为乞人而往乞，其妻不识，曰：“状貌不似吾夫，其音何类吾夫之甚也。”又吞炭为哑，变其音。其友谓之曰：“子之道甚难而无功，谓子有志，则然矣，谓子知，则否。以子之才，而善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子之得近而行所欲，此甚易而功必成。”豫让乃笑而应之曰：“是为先知报后知，为故君贼新君，大乱君臣之义者无此矣。凡吾所谓为此者，以明君臣之义，非从易也。且夫委质而事人，而求弑之，是怀二心以事君也。吾所为难，亦将以愧天下后世人臣怀二心者。”

居顷之，襄子当出，豫让伏所当过桥下。襄子至桥而马惊。襄子曰：“此必豫让也。”使人问之，果豫让。于是赵襄子面数豫让曰：“子不尝事范中行氏乎?知伯灭范中行氏，而子不为报仇，反委质事知伯。知伯已死，子独何为报仇之深也?”豫让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以众人遇臣，臣故众人报之；知伯以国士遇臣，臣故国士报之。”襄子乃喟然叹泣曰：“嗟乎，豫子！豫子之为知伯，名既成矣，寡人舍子，亦以足矣。子自为计，寡人不舍子。”使兵环之。豫让曰：“臣闻明主不掩人之义，忠臣不爱死以成名。君前已宽舍臣，天下莫不称君之贤。今日之事，臣故伏诛，然愿请君之衣而击之，虽死不恨。非所望也，敢布腹心。”于是襄子义之，乃使使者持衣与豫让。豫让拔剑三跃，呼天击之曰：“而可以报知伯矣。”遂伏剑而死。死之日，赵国之士闻之，皆为涕泣。

一个忠臣为了完成志节不爱惜自己的生命。 赵国的忠义之士听说以后，都落泪惋惜不已。

据《明史》记载，大儒方孝孺 高官名士。 明太祖朱元璋栽培方孝孺，任命其為陝西漢中府教授。 明太祖死，皇太孫朱允炆繼位，即为明惠帝。惠帝即位後，即遵照太祖遺訓，召方孝孺入京委以重任，先後讓他出任翰林侍講及翰林學士。 后定官制，孝孺改为文學博士^[7]。惠帝對方孝孺有知遇之恩，使方孝孺十分感激，他也決心竭盡全力輔助惠帝治理天下。

當時各地藩王勢力日益增大，惠帝聽從兵部尚書齊泰和太常寺卿黃子澄的削藩建議，以加強中央集權。駐守北平的燕王朱棣（即後來的明成祖）遂以「清君側」為名，誓師「靖難」，揮軍南下京師。惠帝亦派兵北伐，當時討伐燕王的詔書檄文都出自方孝孺之手^[8]。

惠帝王師败北。明成祖朱棣篡位。當時方孝孺已經是名聞天下的第一大儒，其學識品德為四海所稱頌。 方孝孺是建文帝最亲近的大臣他也视建文帝为知遇之君，忠心不二。靖难之役期间，明成祖朱棣起兵時，他的第一谋士姚广孝曾跪求朱棣不要杀方孝孺，否则“天下读书的种子就绝了”，明成祖答应了他。南京陷落后，方孝孺闭门不出，日日为建文帝穿丧服啼哭，明成祖派人强迫他来见自己，方孝孺穿着丧服当庭大哭，叫人反复劝他归顺不听，明成祖要拟即位诏书，大家纷纷推荐方孝孺，遂命人将其从狱中召来，方孝孺当众嚎啕，声彻殿庭，明成祖也颇为感动，走下殿来跟他说：“先生不要这样，其实我只是效法周公辅弼成王来了。”方反问：“成王安在？”明成祖答：“已自焚。”方问：“何不立成王之子？”成祖道：“国赖长君。”方说：“何不立成王之弟？”成祖道：“此朕家事！”并让人把笔给方孝孺，说：“此事非先生不可！”方投笔于地，且哭且骂：“死即死，诏不可草。”成祖暗压怒火说：“即死，独不顾九族乎？”方孝孺用更大的声音答道：“便十族奈我何？” 朱棣气急败坏，恨其嘴硬，叫人将方孝孺的嘴角割开，撕至耳根，大捕其宗族门生，每抓一人，就带到方面前，但方根本无动于衷，头都不抬。明成祖彻底绝望了，也横下一条心，把方孝孺的朋友门生也列作一族，连同宗族合为“十族”，总计873人全部凌迟处死~！方孝孺一介书生，手无束鸡之力，却面对专制君主的屠刀视死如归， 就其个人气节来看，历史上实在不多见，这正应了中国人的一句话：“士为知己者死！”

方孝孺临刑遗辞

“天降亂離兮孰知其由，三綱易位兮四維不修。骨肉相殘兮至親為仇，奸臣得計兮謬�用猶。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嗚呼哀哉庶不我尤！”

他除了有“以国士遇臣，臣故国士报之”这报答知遇之恩的情结外，“吾所谓为此者，以明君臣之义”，还试图以自己的行动证明人间道义、人的气节和忠义。

综上所述，“士”制为中国道统。中国封建帝皇从“以贤取士”到“科举取士”的三千多年历史，本质上是皇家血统与士人道统相结合的历史。皇家血统 既是生命遗传，也是皇权本质。士人道统既是文化演衍，也是封建正统。历史是士之所为所作，由皇帝钦定。成者为王，败者为寇。

“学而优则仕”“青史留芳名”是士之宏愿。然而“衣冠禽兽遗臭万年”也是士人酷吏奸臣的常见下场，怀才不遇，生不逢时更是无数士人的遗梦。士之主流情结是忠君爱国，君臣之道乃为国家统治之枢纽。忠君在先爱国其次，忠君乃报知遇之恩，爱国乃奉帝皇之旨。君昏则士愚忠，君明则士精进。古代侠士， 他们对人生价值的衡量完全以精神为标准，一生也甘为一些理念、原则而执著追求甚至献身牺牲。

孟子说：“.君以国士待我,我当以国士报之!君以路人待我,我以路人报之!君以草芥待我,我当以仇寇报之!”强调君臣人格之平等,然而独夫之前，何士敢为？ 蛮清皇室畏其言，拆其牌位， 烧毁王阳明，王夫之，李贽等名士之籍，实乃畏中华智士唤醒民众，危及封建殖民道统。

随着时代演进，文化广大，士人辈出。俗士融入贪官污吏，雅士退隐主流体制，士道化为私道，文人混入商贾。稻粮之谋膨胀为巨额之贪欲，诗书之理异化为奸诈之术。

三，士之迂腐

前述方孝孺作为帝王之师尽忠灭族。他曾有“深虑”， 虑天下，虑帝王 ，虑子孙 。虑人之“虑”难违“天道”

其次，方孝孺用中国历朝兴亡更迭作为例证， 认为，真为后人计、为子孙计，唯一能做的，就是“积至诚用大德以结乎天心”。守住“万变不离其宗”的“宗”。这个“宗”，就是方孝孺所说的“德”，这也体现了儒家始终一贯的“德治”理念。治乱之世，事功之人，可能视“德”为迂腐之论。

何谓“道”？庄子曰“一阴一阳之谓道” 。“道”非今之所谓“道理”。 乃是虚无的自然之道。何谓“德”？老子曰“反其道而行之，谓之德”。“德”非今之所谓“道德”，乃人之观世处世之方法。庄子曰“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 。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这与儒家所谓的“德”，全然不同。儒家这个“德”字，中国社会讲了几千年，修身、齐家、治国， 三纲五常，忠孝节义，气节操守 ！

儒家认为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人与组织和团体之间必然会发生关系，这个关系的交集点就是道德。道德是出自基本人性的考虑，是对人性弱点的软性约束，也是对社会基本关系的软规范。无论相对于人性，还是相对于社会组织，道德比法律更基本、更深刻，也更为稳定。

在中国儒家传统文化那里，气节操守是官员“德”的核心内容。气节，就是忠诚于信仰；操守，就是忠诚于职责。 信仰、操守是人们立身处世的基本准则。既然无法完全预测社会的变化发展，既然无法做到准确地应对人事世情，我们就必须把一些基本的东西守住。人无信不立，事无责不成。 不恃聪明，不称智慧，不弄技巧，而察趋势、明大道、守根本， 以此安身立命，以此传家，以此遗子孙，方可保事业长久，子孙无虞。

以上这些道理，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成也由此来，败也因此生。它高于法制，那么罪也，功也，狡诘忠厚均可出此，无处适从。

方孝孺不记杀父之仇，以死尽忠，宥于一念，激怒朱棣，殃及无辜,致使十族被诛而不顾，其违背人情之惨烈，无可复加，残愚之至。

封建帝皇之暴虐既是生命遗传，也是皇权的本质。从比干到屈原，从商鞅到方孝孺，历历在目，惜中国之士，几人明此。

四，士之觉悟

今网上流传孔子遗言可谓悟性超脱，余无意多言抄录如下。

“吾穷数载说列侯，终未见礼归乐清。吾身食素也，衣麻也，车陋也，至尽路洞悉天授之欲而徒弃乃大不智也。
汝之所学，乃固王位，束苍生，或为君王绣袍之言。无奈王者耳木，赏妙乐如闻杂雀鸣，掷司寇之衔于仲尼，窃以为大辱。其断不可长也。鸿鹄伟志实毁于为奴他人而未知自主。无位则无为，徒损智也，吾识之晚矣。呜呼，鲁国者，乃吾仕途之伤心地也。汝勿复师之辙，王不成，侯为次，再次商贾，授业觅食终温饱耳，不及大盗者爽。吾之所悟，授于尔等，切记：践行者盛，空叙者萎。施一法于国，胜百思于竹。吾料后若有成大器之人君，定遵吾之法以驭民，塑吾体于庙堂以为国之魂灵。然非尊吾身，吾言，乃假仲尼名实其位耳。
拥兵者人之主也，生灵万物足下蛆；献谋者君之奴也，锦食玉衣仰人息。锋舌焉与利剑比乎？愚哉！旷古鲜见书生为王者，皆因不识干戈，空耗于文章。寥寥行者，或栖武者帐下，或卧奸雄侧室。如此，焉令天下乎？王座立于枯骨，君觞溢流紫液，新朝旧君异乎？凡王者祈万代永续，枉然矣！物之可掠，强人必效之；位之可夺，豪杰必谋之。遂周而复始，得之，失之，复得之，复失之，如市井奇货易主耳。概言之，行而优则王，神也；学而优则仕，奴耳；算而优则商，豪也；痴书不疑者，愚夫也。智者起事皆言为民，故从者众。待业就，诺遁矣。易其巧舌令从者拥主，而民以为然。故定乾坤者必善借民势。民愚国则稳，民慧世则乱。
武王人皆誉之，纣王人皆谤之。实无异也！俱视土、众为私。私者唯惧失也。凡为君者多无度，随心所欲，迎其好者，侍君如待孺子。明此理，旋君王如于股掌，挟同僚若持羽毛，腾达不日。逆而行之，君，虎也，僚，虎之爪也，汝猝死而不知其由。遇昏聩者，则有隙，断可取而代之。
治天下者知百姓须瘦之。抑民之欲，民谢王。民欲旺，则王施恩不果也。投食饿夫得仁者誉，轻物媚予侯门其奴亦嗤之。仁非钓饵乎？塞民之利途而由王予之，民永颂君王仁。
御民者，缚其魂为上，囚其身为不得已，毁其体则下之。授男子以权羁女子，君劳半也。授父以权辖子，君劳半之半也。吾所言忠者，义者，孝者，实乃不违上者也。
礼者，钳民魂、体之枷也。锁之在君，启之亦在君。古来未闻君束于礼，却见制礼者多被枷之，况于布衣呼？礼虽无形，乃锐器也，胜骁勇万千。
乐者，君之颂章也。乐清则民思君如甘露，乐浊则渔于惑众者。隘民异音，犯上者则无为。不智君王，只知戟可屠众，未识言能溃堤，其国皆亡之。故鼓舌者，必戳之。”

一朝天子一朝臣，每朝君臣唬愚民。呜呼哀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