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一貫以來將中國人民反抗專制，追求民主自由，說成是境外反華勢力滲透操縱，而實際上，中國共產黨從創立，到發展壯大，再到最後在中國奪得權力，靠的就是境外反華勢力。中國有一首著名的紅歌，叫做“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這自然是謊言，因為所謂的“新中國”，實際上是倒退到落後的天朝時代，真話應該是：沒有境外反華勢力，就沒有中國共產黨。

今天我就來講講，中國共產黨如何成立，毛澤東如何走上職業共產黨員道路，以及毛澤東和共產黨又如何在中國發展壯大最後奪得權力的故事，看看境外反華勢力是如何滲透中國，一手策劃扶持了中共在中國奪取江山的“建國”大業。故事的內容，主要來自美國學者A.Panstov與S.Levine合著的《Mao：The Real Story》，部分內容來自張戎夫妻寫的《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和P.Short寫的《Mao：A Life》。Panstov博士出身於俄國，畢業於莫斯科國立大學，並在俄國獲得博士學位。由於精通俄語，他在寫作毛的傳記時，查閱了大量的第一手蘇聯檔案和資料。他寫的毛澤東傳記，詳細記述了蘇聯是如何一步步扶持發展中共，從金錢資助，到顧問指導，再到出謀劃策，可以說就像父母一樣，手把手地把中共拉扯成掌控中國的巨魔。

故事起源於1919年，新生的俄國蘇維埃政權成立了“共產國際”組織，旨在全世界推廣革命，實現共產主義大同。1920年開春，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來到北京，目標是組建共產國際在中國的分部-中國共產黨。他先通過一位在北京大學教俄國文學的俄籍教授，認識了當時中國知名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北大教授李大釗。維經斯基向李大釗表達了在中國組建共產黨支部的設想，李大釗則向他推薦了當時在上海的另一位中國知名馬克思主義者-原北大教授陳獨秀，李認為成立共產黨組織，陳是更合適的人選。1920年4月，維經斯基拿着李大釗的推薦信，來到上海，與陳獨秀取得聯繫。當時居住在上海的還有其他幾個俄籍布爾什維克成員，維經斯基與他們聯手，開始“培養”陳獨秀。1920年8月，在維經斯基的指導下，在蘇聯的資助下，陳獨秀成立了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陳獨秀自己任書記，這是共產國際承認的中國共產黨誕生日；1920年10月，李大釗在北京成立了北京社會主義青年團；接着，天津，武昌等地也陸續成立了地區社會主義青年團。1920年11月，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正式宣告成立。這些第一批中國共產黨黨員是清一色的知識分子：教師，學生，和記者，沒有一個工人或農民，組織活動的經費來源完全依靠蘇聯的資助。【1】

毛澤東於1918年6月畢業於湖南第四師範學院，畢業後，經他的老師楊昌濟的鼓動，去北京參加了一個湖南青年赴法國勤工儉學的培訓班。在北京學習期間，毛結識了北大左翼教授李大釗和陳獨秀，以及任教於北大的另一位中國著名自由思想家-胡適教授。毛澤東最後沒有成行赴法留學，因為學習法語對毛來講實在太難，他沒能通過法語考試，遂決定中途退出。毛於1919年4月回到長沙，經朋友推薦，找到一個做小學教師的工作，同時他也是一個觀點激進關注政治的青年，從學生時代起就開始向報刊寫文投稿，發表自己的政治觀點。那是一個真正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時代，中國人民有着充分的言論自由和結社自由；那也是一個學生運動風起雲湧的年代，1919年5月4日，北京爆發了著名的五四學生運動。五四運動爆發後，全國各地的學生組織如雨後春筍般地湧現。在湖南長沙，毛澤東與志同道合的朋友鄧中夏，何叔衡等人一起，在原有的長沙學生社團-新人讀書會的基礎上，組建了湖南學生會，聲援五四運動。毛澤東在學生會裡的主要職責是編寫學生會刊物《湘江評論》，為《湘江評論》寫了很多文章，其中一些文章還受到了胡適的讚賞。那時的毛澤東還沒有信奉馬克思主義，他更熱衷的事業是打倒湖南省軍閥省長張敬堯，爭取湖南獨立的運動。1919年12月，毛澤東再次來到北京，這次是作為湖南省倒張運動代表之一，向中央政府要求將張敬堯趕出湖南。倒張運動最後不了了之，但毛澤東在北京期間與李大釗和已經信奉馬克思主義的鄧中夏交談甚多，了解了不少關於俄國布爾什維克內戰的情況，李大釗還力促毛澤東多多了解馬克思主義。1920年5月，毛澤東離開北京，轉道上海，在上海逗留了兩個月，又見到了他崇敬的教授陳獨秀。這時的陳獨秀正在與維經斯基一起致力於組建共產黨支部，而毛澤東仍然熱心於湖南獨立的設想，幻想建立一個由湖南人自己管轄的新湖南。他向陳獨秀陳訴了自己的湖南獨立計劃，陳獨秀則鼓勵他學習馬克思主義。1920年7月，毛澤東回到長沙，一個月後，在李大釗和陳獨秀的影響下，毛澤東在長沙組建了俄國讀書社，學習，研究和探討蘇聯情況。接着，經陳獨秀的啟發，毛澤東與幾個朋友一起合夥在長沙開了一間文化書店，專賣社會政治題材的書報，其中包括陳獨秀李大釗等發表的《新青年》，《勞動界》等宣傳共產主義的書報。到1920年深秋，毛澤東熱衷的湖南獨立運動漸漸失去同情者和支持者，在失望之餘，毛澤東決定接受馬克思主義和布爾什維克。在陳獨秀的指導下，毛澤東於1920年底開始在長沙招集人員，組建長沙共產主義小組，1921年1月，在毛澤東的長沙文化書店裡，一個由10人組成的長沙共產主義小組-長沙社會主義青年團正式成立了。【1】

毛澤東之所以在他的政治追求中最終選擇了共產黨，我分析是出於以下幾個原因：第一，和平追求湖南獨立運動的失敗，讓他轉而嚮往馬克思主義的暴力革命，他當時曾給朋友寫信說，以和平方式爭取政治改革固然從理論上聽上去不錯，但在現實中不管用，用布爾什維克式的紅色恐怖策略才是更現實的方法，這與他後來公開信奉的“槍桿子裡面出政權”一脈相承；第二，毛澤東從很早就認為，政治運動的成功離不開良好的組織工作，所以他一直非常熱衷於參加和組織各種社團，布爾什維克式的嚴密強大的組織對他非常有吸引力，他從事的湖南獨立運動，到了後期人心渙散，人如鳥獸散，讓他對中國人痛感失望，參加共產黨，有蘇聯的直接扶持和幫助，有布爾什維克的現行榜樣，在他看來是建立有效的政治組織的更可行之路；第三，湖南獨立運動的人心渙散，讓毛澤東總結出這樣一個結論，只有把組織內的人團結在某個“主義”之下，才能保持組織的長久團結，共產黨是最符合他這種標準的組織，毛澤東雖然信奉“槍桿子裡面出政權”，但他對拿槍打仗毫無興趣，在他後來的中共紅軍生涯里，毛澤東自己從來沒有拿過槍，一直擔任的是軍中政委的職責，以“主義”的名義來指揮槍，以“主義”的名義來牢牢掌控槍；第四，他本性中天生有一種反上反高貴的傾向，使得他很容易被抨擊資產階級上層的馬克思主義吸引，馬克思主義里關心下層勞工利益的那一面，並不是毛澤東在乎的，毛澤東早期的文章從來沒有展現過他有對下層同情的一面，但是馬克思主義的這一面後來被毛澤東發現是在貧窮的中國籠絡民心獲得多數人支持的一面很有號召力的旗幟。

1921年6月，共產國際的新代表馬林來到了中國。儘管當時中國共產黨的中方創始人陳獨秀正在廣東省教育局任職不能來上海，另一個主要創始人李大釗在北大教書任務繁重脫不開身，但是馬林仍然決定，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定於1921年七月在上海召開，上海，北京，武昌，長沙和濟南的共產黨小組各派兩個代表，廣州和東京小組各派一個代表參會，毛澤東和何叔衡是長沙組參會的兩個代表【1】。蘇聯為每一個參會代表提供了一百個大洋作為赴會開銷，一百個大洋在當時等於毛做教師時一年的工資，這是已知的毛澤東從莫斯科收受的第一筆錢【2】。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和共產國際遠東局代表尼科爾斯基參加了中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而中國共產黨的兩個重要創始人陳獨秀和李大釗都缺席，反映了中國共產黨創建的關鍵人物不是陳獨秀李大釗，而是共產國際的真相。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大會推舉陳獨秀為總書記，大會發表的黨綱明確表示：“我黨要採納蘇維埃的方式，把工人農民士兵組織起來...”，黨綱還特別強調要“與第三國際（共產國際）緊密聯合”。【4】

中國共產黨創建初期，財政支出完全依靠蘇聯。1921年，共產國際為中共提供了總數一萬六千五百大洋的資助，1922年，莫斯科對中共的資助為一萬五千大洋。中共總書記陳獨秀每月從蘇聯收受30大洋的工資，地區黨組織也接受類似的資助【1】。毛澤東參加完第一次黨代會回到長沙後，一開始每月收到60大洋的長沙黨支部活動經費，後來，長沙支部的活動經費漲到每月160大洋【2】。作為長沙黨支部領袖，毛澤東與妻子楊開慧搬進了一幢名義上是長沙黨支部總部的房屋，還雇了保姆【2】，毛澤東從此不再需要靠教書或賣書為生，走上了職業共產黨員的道路。

中國共產黨在境外勢力-蘇聯的精心呵護和扶持下，從發芽，長苗，到一天天壯大。隨着中共力量的不斷擴大，蘇聯為中共提供的資金數量也不斷增加。1930年到1931年期間，蘇聯給中共的補貼是每月25,000美元；到1936年6月，駐紮在陝北的毛澤東曾向斯大林發電要求每月提供兩百萬墨西哥比索（約合五六十萬美元）的資助【1】。下面這張照片選自張戎的《毛：鮮為人知的故事》一書，是由毛澤東1938年4月簽字的寫給莫斯科的俄文收條，表明收到來自莫斯科的300,000美元資金【2】。甚至在1941年納粹德國進攻蘇聯後，在蘇聯自己面臨極其困難的情況下，蘇聯仍然給中共不斷輸送資金。有收據資料顯示，1941年7月3日，共產國際為中共提供了一百萬美元的資助【1】。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