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涉及美国司法部监听美联社和福克斯新闻的丑闻使得近年来隐私和言论自由所遭受到的侵蚀为人瞩目。但是，在将这些事件简单归咎于司法部长埃里克·霍尔德（Eric Holder）和其手下的道德败坏之前，我们也应反思促成这一事件和成千上万与之类似问题的技术革命。看来，政府官员认为信息可以被轻易收集和操纵是件很令人着迷的事。以获取和加工信息的技术的更新速度，现在美国和全世界执法与情报部门所拥有的技术也将很快被个人和小团体所掌握。
我们必须知道如何面对当前的信息革命，并主动构建全球性机制以确保我们的社会和政府在这段混乱和令人不安的时期能持续正常运转。计算机的强大功能在突发猛进，这意味着变化发生的速度远远超过人类政府缓慢前进的步伐。我们需要创造全新的制度来应对这场巨大而长期的危机。这不是通过在国土安全部新增一个部门或者依靠谷歌就能解决的问题。
我们别无选择。轻视这场危机就意味着容许那些见不得光的机构通过收集和扭曲信息来为自身牟取更大的权力。如果不能在制度层面上跟上技术变革的脚步，那么，未来政府的权威将徒有其表，实际上根本不具备权威和能力来应对由信息操纵造成的威胁。在最坏的情况下，企业和政府部门将沦为相互争斗的派系——群雄割据的新形式，无形的力量利用其对信息的控制发动战争以争夺全球性统治。
纵使官员们或企业领导有再强的道德使命感，也无法阻止监听行为的泛滥以及虚假信息的扩散，这是我们在未来十年中将要目睹的事实。决定这一变化的根本因素是摩尔定律——可以被廉价放置在一个芯片上的微处理器数量每18个月将翻一番（每14个月存储成本就会减半），而非公民的道德滑坡。人类获取、存储、分享、修改和编造各种信息的能力日新月异，这将为新技术的发展提供巨大的机会。然而，计算机功能的变化速度是如此之快，远胜过人类制度的适应速度，更别提人类物种的进化速度，这是我们将要面对的对人类文明的毁灭性挑战。
信息革命带来的挑战
信息技术成本的下降意味着个人可以获取海量的信息，以极少的投资就可以将这些信息整合、转化为有关成千上万个体的有效情报。记录人们在街道上的行走、将航拍照片和其他看似无意义的材料以特定方式组合在一起，从垃圾中提取个人信息的简易性将急剧增加。面部识别、声音识别以及将语音同步转为文字的技术都将成为雕虫小技。微型而廉价的无人侦察机将应运而生，全天候地收集人们的信息以供分析。最近，有人送给我儿子一架内置摄像头的直升侦察机作为礼物，价格不超过40美元。在几年之内，精确追踪和记录庞大人群的活动将被视为真正的“儿戏”。
与此同时，日益强大的技术使得文字、图像、视频和音频的制作变得愈加简单。从最新一代的虚拟实境技术（virtual reality）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在不远的将来，高精度的仿真势必让人难以分辨现实和虚拟世界。计算成本的大幅下降将使得为虚构事件编写详尽的历史、为虚拟人物立传成为可能，而且让其看起来令人信服。一旦虚拟人物拥有了四十年的复杂回忆和记录（从信用记录到病历与日记），那么，将他从真实个体中分离出来就成为极具挑战性的工作。此外，虚拟实境与社交网络相融合，将会造成极端的混乱局面。那些脸谱网（Facebook）上的好友可能在人们毫未察觉的情况下，沦为被超级计算机所部分控制、并最终完全控制的虚拟角色。
信息革命的影响不会止步于此。在转基因生物和其他领域中，DNA材料的使用和误用正愈发变得便宜。虽然获得人类个体基因组的费用曾是不可想象的高昂，但是基因测序成本下降的速度比摩尔定律中推算的还要快。
随着测序成本趋近于零，纽尔卡斯大学的约翰·伯恩（John Burn）教授也加入了为全人类提供基因组的提倡者队伍中。在未来五年甚至更短时间内，这将不再是一件难事，并且好处将是巨大的。但是，想象我们将生活在一个怎样的时代中——某个人的DNA可以轻易地从试管中取出，复制成克隆人，或者与其它的DNA相结合变成“生化武器”，异或制造成器官出售，那时我们将迫切需要为基因信息的获取和使用确立一套规章制度。
还有很多迫在眉睫的威胁需要我们建立国际性的管控体系，而非仅仅依靠简单的市场力量和君子协定。有些威胁可以预见，有些我们只能加以推测。例如，当货币完全电子化，其价值易于遭受全球范围内的无形操纵和波动后，我们将面临严峻的挑战；微型无人侦察机的崛起也是如此，可能超出政府的控制范围，从事间谍活动、发动无形战争，因此需要新的制度来加以管控；新一代的3D打印技术能使生产器官、合成可食用肌肉组织等领域产生重大突破，从而造福人类，也使得非法制造武器成为可能，从而对人类造成威胁。这些技术发展带来的问题，只有构建新的法律和道德体系才能彻底解决。
信息宪法
我提议，起草一部全球性的“信息宪法”作为应对信息危机的第一步，为使用信息、准确保存信息确立具体的规则，在一套强有力的制衡机制的基础上，创建一个可靠的系统，确保对信息的控制不会演变为进一步的滥用权力。
尽管信息的收集和操纵已经成为一个大问题，但是，无论美国还是其他国家，现行的国家宪法——法律和政府治理的基石——却几乎没有触及这个问题。并且很多人还没有充分认识到信息危机的严重性：它在很大程度上隐于无形，因为其改变的是我们认知这个世界的根本方式。
我们需要召开国际制宪会议，起草一部具有全球约束力的“信息宪法”来应对信息革命带来的后果。在这个节骨眼上，单纯起草一份宪法文本是没有意义的，因为真正有效的宪法不是一份文书，而是通过一系列谈判、协商所创建的制度和机构。目前，我们能做的就是指明问题的急迫性，以及那些必须囊括在宪法中、必须由制宪会议创立的机构来解决的主要问题。
那些反对设立“信息宪法”、认为这是鼓励滥权的危险集权形式的人，并没有真正意识到我们面临的问题究竟是什么。信息的滥用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我们正处于“井喷”的边缘。
在其反乌托邦小说《1984》中，乔治·奥威尔预见了高度集权的官方信息管制机构——“真理部”的危险性，其为了确保“真实性”甚至建立了专门生产小说的斯大林式工厂。这种为了纠正发行中出现的海量虚假信息和错误信息的做法极尽扭曲，恐怕在读者心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我们应该高度重视这一危险性。
我们呼吁建立一个真正负责任、具有制度透明性的系统，规范那些控制、收集和修改信息的机构。其意义在于明确道德义务，提供对未来的憧憬。如果不能创设像“信息宪法”这样的机制，那种田园牧歌式的乌托邦不仅不会被保留下来，反而将促使更大规模的信息收集和操纵出现，远远超过一切机构的控制范围。结果将会是人类社会逐渐被无所约束的无形黑暗力量所操控。
遵循大卫·布林（David Brin）在1998年出版的《透明社会》（The Transparent Society）一书中的观点，“信息宪法”背后的一个核心假设是，由于科学技术的演进，未来对个人隐私的保护，即便不是完全不可能，也将变得极为困难。矛盾的是，为了维护信息的完整性和私密性，我们必须让信息成为公共财产的一部分。换言之，当我们考虑到获取和篡改信息的新技术将获得巨大发展，单纯保护隐私是不够的。
在这部未来的“信息宪法”以及根据其创设的机构中，必须坚持透明性、问责制和维护民众共同福祉的原则，根据经过仔细谈判后产生的条约协定，建立一套涉及信息监督、控制和处罚信息滥用的复杂分权机制。由政府的三个分支来分别进行信息治理，就如同立法、行政和司法系统一样，在遵循孟德斯鸠“三权分立”思想所建立的宪政政府中良好运转着。系统中的各个分支可以被赋予信息监督的不同任务和权限。管理信息的部门将树立自身的权威，相互竞争的利益会促使他们限制其他部门的权力。当前，在全球情报体系或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型IT企业中都极度缺乏这样的权力制衡。
因此，我建议在信息管理中实行“三钥匙”系统，作为政府三个分支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允许访问敏感信息（否则将无法确保信息的准确性），但是，只有在代表系统中三个分支的三把钥匙同时出具时，才能访问这些信息。这三个机构的利益并不必然重合，因此，只有在三方共同见证的情况下获取信息才能保证责权分明。
既要保护隐私，又要确保准确性和可靠性，要满足这一双重需求就需要全面的制度性变革和对现有宪法体系的重新诠释。然而，在像美国这样的国家中，人们已经进入“后宪法时代”，因此，我们必须再度肯定这种公共契约的价值，以免让其沦为装点门面的一纸空文。
维护信息“生态系统”平衡和可靠性的挑战纵然无法在短短一篇文章中分析透彻，但是我们可以设立目标，并召集专业人士和智者来共同推进这一目标，为这一建立在透明性和问责制基础上的系统确立核心信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