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3月，加入中华全国 文艺界抗敌协会。同年5月，与老舍合编该协会《抗战文艺》三日刊。10月，武汉沦陷，赴重庆任职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后创办作家书 屋，又与老舍、赵铭彝等创刊《文坛小报》。1945年，抗战胜利，迁作家书屋至上海继续营业。1955年后，成为自由职业者，以译著和写作为生。

这里要讲到姚篷子留给后人的两笔遗产，因为这两笔遗产和姚篷子早期的知识文化活动有着密切关系，和姚篷子的儿子姚文元也有着密切关系。

第一笔遗产是早年姚蓬子在上海陕西南路的中国人民银行里存了一笔钱。

前面谈到，1955年开始姚篷子成为自由职业者，靠译著和翻译为生。但在1963年后，他任教于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作为代课教师，每月有一百元工资。

“文革”开始后，“停课闹革 命”，姚蓬子无课可教，代课工资没有了，只能靠他早年存在银行的这笔存款维持生活。1968年6月，当姚文元的母亲周修文到银行取款时，营业员风闻姚蓬子 是叛徒，见到周修文所持户口册上姚蓬子的身份乃上海师院代课教师，即打电话给上海师院“革委会”。师院答复说，姚蓬子确系叛徒。按照“文革”中的“规 定”，凡牛鬼蛇神的存款一律冻结。叛徒当在牛鬼蛇神之列，姚蓬子的存款被冻结了。

姚蓬子急了，让妻子到上海师院交涉。师院总算开了证明，准许姚蓬子每月领取三十元存款。

三十元怎够一家子的生活开销？何况，姚蓬子正生病。这事情闹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专家办公室”。市里倒好说话，因为姚文元乃“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第一副主任”。市里下达了姚蓬子存款解冻的“指示”。姚蓬子死后，这笔存款一直供周修文维持生活。

这好像是一个政治故事。

姚文元是在上海仅次于张春桥的重要人物，他的父亲该是叛徒的历史结论还是叛徒的历史结论，银行的营业员、上海师院并没有因他是姚文元的父亲而对他网开一面，施以便利。

另一方面，组织上并没有因姚文元的父亲有叛党行为而阻碍和影响姚文元政治上的进步。史学材料上也没有姚文元和父亲划清界限的记载等等。

可见，当年“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说法，遇人遇事并不都是如此。

第二笔遗产是当年“作家书屋”公私合营后的定息。

解放后，姚蓬子的“作家书屋”在接受“资本主义改造”之后，姚蓬子作为资本家，每年要领取定息。但是，从1958年下半年开始至1966年9月，他没有领取。

根据政策，原工商业者本人死亡，倘若家属要求领取定息，可予发还。于是，姚文元的母亲于1986年向有关部门提出了继承遗产的要求，看清楚，是1986年。

根据继承法，除周修文及女儿姚文华之外，姚文元也是姚蓬子遗产的法定继承人。

为此，在秦城监狱，姚文元谈了关于姚蓬子遗产的三点意见：

一、在“文革”的历史条件下，父亲上交定息是对的。现在母亲和妹妹对父亲的遗产提出继承要求，请依照继承法给予满足；

二、我个人对父亲遗产没有想过继承问题。对于母亲，我长期未尽赡养义务；

三、我接受父亲遗产中属于我的部分。在我服刑期间，我应继承的份额由妻子代管，作为家属去探望的费用、妻子治病和子女学习的费用。

可能这笔遗产就此落实解决了，因为这是姚文元父亲的一笔财产……

所谓的定息是指，1956年实现公私合营以后，赎买改用定息的办法，即在一定时期内，国家按照公私合营企业中核定的私股股额每年付给资本家 5%的股息（定息的形式已使资本家的剥削与企业盈余多少无关，也与企业资金的调配、运用脱离了关系，企业的私股只是领取定息的凭证。定息为期十年至1966年结束）。

这笔定息有多少？根据姚文元狱中的意见，推断在当时应该为数不少，否则也不存在“份额”问题。

这又反映着一个重大历史问题。

应该说公私合营是解放初期国内国外错综复杂的形势迫使新生政权不得不快速采取的重大措施。但涉及到大大小小的包括店铺在内的工商企业无可计数，为此国家财政部、统战部和商业部曾于1979年和1983年分别下发政策文件，就公私合营后的历史问题进行了说明和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