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宣扬“伟光正”难掩“假大空”--评48集电视连续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 |
| 送交者: 一片冰心 2014年10月02日08:31:44 于 [天下论坛] 发送悄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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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系列报导48 宣扬“伟光正”难掩“假大空” 评48集电视连续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 目录 邓小平转了什么折 毛与邓的“大同”与“小异”之处 毛泽东生前部署粉碎“四人帮”绝对是瞎编 毛生前部署粉碎“四人帮”之说之我见 《邓》剧两集现6大谎言 人大代表吁停播 《邓》剧造假责任在于中央文献研究室 《邓》剧中西单民主墙的内幕 “田源呼唤邓大人”一幕严重违背历史真实 六十年中国人为何一逃再逃？ 《邓小平》第十集中的荒唐一幕 改革开放之功不能与反人类罪相抵 回忆“严打”的1983年 群众演员赵紫阳 邓小平设计了什么 邓小平模式 邓小平曾是整肃习仲勋的主要责任人 死不认错是邓小平的特长 邓小平历史评价只会是屠夫
邓小平转了什么折 8月8日开始，大陆的央视一套播放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引起网络吐槽一片，剧中华国锋在政治局会议上的那句“粉碎四人帮，是毛主席生前的部署”一时成为笑谈，而邓小平在获知“四人帮”被粉碎后对家人说的那句台词：“我还可以干二十年”也让人一睹枭雄本色。有媒体认为该剧首次出现了胡耀邦和华国锋，以及西单民主墙，是亮点，可这些都只是不得已的点缀，电视剧彰显的是邓小平的历史功绩，虚构得再好看，也还是一个主旋律。 在官方的宣传话语中，邓小平被塑造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被认为为中国完成了两大转折，一是文革后的改革开放，二是南巡后的市场经济。邓小平因此成为继毛泽东之后被中共树立起来的又一个“神主牌”。然而，如果我们以大历史的视野和高度，理性审视，便可发现，邓小平实际上只完成了一个转折，那就是：在六四之后启动中国延续至今的权贵市场经济，而其产生的恶果称得上救共有功，予国有罪。 有历史学家已利用很多材料来证明邓小平在反右运动中的急先锋和执行者的作用，在此先不讨论此段历史，毕竟，反右的第一罪人是毛，而只有文革后，邓才成为真正的历史主角，即所谓“第二代核心”。此文想讨论的是邓小平为什么只转了一个折，这也是评价邓小平的最核心点。 先说所谓第一个转折为什么不是转折。众所周知的是，中国在文革末期已被毛折腾得民不聊生，经济破产，民众苦不堪言，以毛为首的中共已经把中国引入了绝路，毛死后的中共实行所谓“改革开放”与其说是救国救民，不如说是一种自救，当时的中共选择邓小平出头，不过是被动的历史选择，是没有办法的办法。1949年后，国民党内的优秀治国干才要么随蒋南渡，要么在大陆被中共残杀殆尽，在毛的独裁血腥统治过程中，中共内部的实用派，如刘少奇周恩来都已经人亡政息，指定接班人林彪也折戟蒙古，元老们不是老的老，就是死的死，残存的老人们如叶剑英李先念们也心有余力而不足，剩下还有点治国谋略的无非就是邓小平陈云，邓的综合实力强于陈，于是就形成了“非邓不可”的格局。 事实上，文革后的中国被毛为首的中共搞得濒临破产，无论是谁上台，只要他要继续中共的统治，他都只能搞改革开放，这是形势所逼，历史大势，非个人所能扭转。华国锋想延续毛的那一套搞不下去就是例子。而且即使不是邓上台，若林彪不死，他有可能比邓走得更远，更有开拓性。只要看过林立果的《五七一工程纪要》，那颠覆性的反毛思想，就可判断一二。所谓形势比人强，当时的中国，谁上台都必须要搞改革开放，这不是以谁的个人意志所能转移的。何况，官方宣传的邓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的地位也是经不起推敲的，学者吴伟在新著《中国八十年代政治改革的台前幕后》中对此有揭露：邓窃取了胡耀邦赵紫阳的很多治国理念，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邓不是总设计师。把改革开放的功绩都算在邓头上作为邓的第一个转折无法成立。 今天有很多像我父辈那样的人，对毛憎恨而对邓感激，因为他们在毛的时代倍受迫害，而在邓的时代获得正常的生活，可是他们很少想过：他们本来就应该获得正常的生活，毛的中共掠夺去了他们的正常生活，邓的中共充其量也只是把掠夺去了的部分还回来，且不说他们的青春和大部分生命都被浪费掉了，而这还回来的生活不是中共的恩赐，而是作为国民理应享受到的权利。 文革末期，中共老人帮用传统的类似宫廷政变的手段清除了毛路线的追随者，以邓为首的中共将毛的疯狂的运动政治拉回到常态的实用政治，即所谓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而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邓本人逐渐树立起个人的权威，奠定官方所谓总设计师的历史地位。然而由于邓主导的改革始终是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的跛腿的半吊子改革，中国的改革一直没有解决根本的问题，完成政治现代化的真正转型。而且邓在1980年代一直强压胡赵的政治改革理念，并直接主宰六四镇压，随后邓利用自己的权威，以“谁不改革谁下台”的狠话强势推进权贵市场经济之路，并一直因袭到今天, 政治改革不仅未曾进行丝毫，而且连1980年代胡赵时期的那点气象也不见，学者吴伟在新着《中国八十年代政治改革的台前幕后》披露：“邓小平在《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草稿中增加一句，‘决不搞西方三权分立、轮流坐庄那一套’。不加这句话，邓小平不放心；没有邓小平的支持，整个政治改革方案就会夭折。”邓其实是如今被人嘲笑的五不搞的始作俑者。拒绝政治现代化，其实就是拒绝改革，因为真正的改革，必须以政治改革为中心，没有政治改革的改革都是伪改革，都是打着改革的旗号垄断权力攫取利益，所以邓之后其实再无所谓改革，改革早死，徒留一批政治骗子。 清醒的人应该能看到：毛和邓不是一对矛盾，他们在延续中共的极权统治上是一样的，毛镇压了四五，而邓制造了六四，毛搞一人独裁，邓要永远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毛邓的统治之下，高高在上的是同样的一党专政。这是中共统治集团最大的公约数，也可以说是绝不动摇的帮规。 邓开启的权贵市场经济之路是他真正的转折，此转折为六四屠杀之后几乎破产的中共统治延续了命脉，同时开启了延续至今的对民众的掠夺闸门，而随着权贵市场经济继续的疯狂掠夺，中共的统治危机越来越接近爆发的火山口，邓主导的历史转折也越来越清晰。如果说他在文革后的邓时代开启改革开放是挽救了中共，那么其六四之后开启的权贵市场经济之路最后只会埋葬中共。 从大历史的眼光来看，六四成为一个分水岭，邓的真正转折不是文革后的上台而是六四后的权贵市场经济的启动。 邓终止了毛的疯狂，又开启了另一种疯狂，这种疯狂，导致中国贫富悬殊、权贵横行、生态灾难、道德沦丧，国本攫断，这也许是连邓自己都没有想到的。
毛与邓的“大同”与“小异”之处 今朝的风流人物，轮不到毛，也轮不到邓。只是因为邓的周年非纪念不可，才需要颂邓，才不能不扯上毛，才引发了热议，不过也热不到哪里去。 毛反人类，本属希特勒一流。他的头像现在虽仍挂在天安门上，迟早会归入垃圾类。邓也因天安门屠杀而身败名裂，但论者认为，他毕竟和毛不是一路货，为他辩护。他们所考虑的或顾忌的，是中共的存在及其力量——这个党不仅拥有八千万名高度组织起来的党员，而且掌握着支配13亿人生死存亡的绝对权力。语云，“打狗要看主人面”，评论大概也有评鼠忌器的问题。为了避免多重标准，不妨客观设想一下：倘若出在非洲、欧洲、美洲或亚洲的其它地方，屠城应该如何论定? 现在论毛邓，往往着重于他们二位的区别：毛造反，邓维稳；毛公有，邓私有；毛计划，邓市场；毛恨臭老九，邓尊重知识；毛闭关锁国，邓对外开放，诸如此类。区别是实际存在的，不应该忽视。这是因为他们两人需要面对的问题，“打江山”和“坐江山”两者，显然大不相同。中国历史上的历朝历代，除了以夺取政权为使命的“太祖”，都有以保有天下为使命的“列宗”，他们之间，一般都存在着这种区别。 所以把毛的“前三十年”和邓的“后三十年”看成一个整体，也是符合史实的。毛祖和邓宗，政策很不同，风格也不同，那是“小异”；相对地说，他们之间还存在着大同——毛祖邓宗共一党；而且共同维持着一个时代——共产党领导一切的时代；共同维持着一种制度——共产党领导一切的制度；共同梦想着实现一个目标——共产党永远领导一切的伟大理想。 掌握“大同”，就能更深入地理解“小异”。造反有理的毛，是造别人的反有理；稳定压倒一切的邓，是拿自己的权力去压倒自己不喜欢的一切，两者是一回事。实行公有化的毛，是把别人的一切私有财产充公，这是为了过渡；邓允许国有企业改制，是瓜分这些公产，过渡到自己权贵的手里，两者也是一回事。毛主张计划，是通过计划把国家的资源捏在领导手里；邓开放市场，是通过党和政府调控市场，把经济活动捏在领导手里，也不是两回事。 毛恨臭老九，邓尊重知识，这都有话可证，有事可证。当然，毛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所以也爱郭沫若、钱学森、张春桥等无数爱党爱毛的知识分子。同样，邓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所以并不看重章伯钧、储安平、白桦、刘宾雁、黄万里、方励之等无数正直敢言的谔谔之士。应该说，毛邓的感情好恶是完全一致的，体现着异曲同工的道理。 毛闭关锁国，不假，但他既非常熟悉罗斯福和林肯的自由民主的主张，也有一边倒向斯大林的毛病，又有向赫鲁晓夫索取原子弹技术的要求；邓对外开放，也不假，他是两个拳头都硬，引进外资为华所用的确不假，两年一次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也从来没有淡忘或马虎过。当然后来又有新发展，直到反对普世价值，早已不是两年一次，而是年年反，月月反了。 所以，毛祖和邓宗，的确是一以贯之的。他们是夺权和掌权用权维权的关系。有时更多地着眼于权，有时更多地着眼于利，是题中应有之义，没有本质区别。中共党史作者要大家把前30年和后30年看成一个整体，不仅用心良苦，而且无可非议。 毛和邓，都做了一辈子中国梦，希望中国组织起来，十亿如一，成为天下无敌的战斗力，天下无敌的劳动力，这是相同的。但他们二人的办法不同：毛的办法是用绳子把十亿捆在一起，邓的办法是用GDP把十亿糊在一起。捆的办法肯定不行，糊的办法好像也不是太得手应心，所以正在谋求全深改。 我不认为国家应“如一人“。我赞成宪法。我也认为13亿公民人人应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的主人。因此，我希望正在进行的全深改，非但改掉毛，而且改掉邓。否则的话，依法治国没有希望，打老虎无以为继，各种社会矛盾无法解决，创造性主动性纸上谈兵，阴霾也将挥之不去，中国难见光明。
毛泽东生前部署粉碎“四人帮” 绝对是瞎编 8月8日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黄金时段开播48集《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电视连续剧第一集，出现了华国锋演员身影（据说这是当年“你办事，我放心”毛泽东的最后一个接班人第一次显露在影剧中），并且讲了这样一句话：“粉碎‘四人帮’，是毛主席生前的部署”。此话引起了广泛的议论，大多数人认为是瞎编，无中生有，明目张胆地曲解历史。我虽然没有，也不可能搞个抽样调查，但这两天在和亲朋好友、熟人，甚至个别陌生人，他们大都是文革过来人议论，都是持这种看法，就是大多年轻人也是如此。昨天我家一出租房卫生间漏水，物业维修工和租户几个20到30岁的年轻人，提到了这句话，除一个21岁的女孩说不知道外，也都说这句话没有根据。所以可以肯定，如果在一个大范围里，一人一票，不会有几个人有另外的观点。 不能否认，毛泽东离世前几年，对“四人帮”确实有多次批评，甚至是严厉指责，说他们不能团结大多数中央委员，搞宗派小圈子，甚至说江青有野心，想当中央主席，还说过她会闹事，对江青说出了“我死了，你怎么办？”之类的话，所以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1974年7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四人帮”的问题，“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下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 但是，毛泽东的这里的所谓解决，是恨铁不成钢，是帮助教育，要这四个人，特别是江青认识和检讨自己的错误，改正错误，绝不是什么“粉碎”，彻底打倒，“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的问题。正像当年和邓小平给华国锋为核心的中央写信说，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一样，我们对毛泽东批评、指责“四人帮”的狠话，也要这样理解，要和毛泽东对这几个人全面评论，特别是“重用”的事实联系起来看，就不会得出毛泽东生前已经部署“粉碎”的问题。如果确有这个部署，大权在握的毛泽东，已经被当神敬仰了，“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英雄振臂一挥，万众齐呼齐拥，他想整谁，打倒谁，粉碎谁，不费吹灰之力，何必“遗留”给他的接班人呢？况且他的最后选择的接班人，是在之前几个接班人一一失败后，似乎有点匆忙，无奈临时之举，在办事放心之后还有一句“有事找江青”，怎么可能让他还不十分可靠的接班人，在他死后“粉碎”“四人帮”呢？ 事实上，“有事找江青”是对江青和“四人帮”的最大信任，有没有可能这个接班人是毛泽东心里的过渡人物，大权归根结底要交到自己夫人手里，或过三两年名正言顺地正式隔代接班，不是没有这种可能。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透露，毛泽东先后内定的几份他见马克思之后中央政治局常委名单里党总书记是江青，似乎也有一份是他的亲侄子毛远新为总书记。因为一份江青为总书记的常委名单里也有张玉凤本人，估计至少这份名单极可信，因为不是事实她不会编出自己来（我想将来某一天，中央档案解密，会大白于天下的）。大概可能感到这样做太不为人接受，还是迂回点好，只好让华国锋接班。更重要的毛泽东对自己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史无前例的文革一直是持肯定态度，当然也承认有问题，但那是三分错误，而七分成绩是肯定的，他自我总结自己一生做了两件事的第二件就是文化大革命，虽然“拥护的不多，反对的不少”，但他从来没有过否定的言辞。 从组织上说，毛泽东靠什么搞文化大革命，首先和主要是中央文革小组，名为小组，而事实上不断升格，以至于取代了政治局甚至常委，“四人帮”作为文革小组副组长和核心成员，为文革的“成绩很大很大很大”立下了汗马功劳，是四大功臣，所以个个升天，一步登天的王洪文为党中央副主席，张春桥为常委，姚文元为政治局委员，江青虽然只是政治局委员，但由于她的特殊身份，又是文革小组的事实最高权力人物，能够左右其他三个人，最厉害，是“四人帮”的头子。毛泽东的文革从始到终（事实上到死还没有终）主要利用的就是这四个人，当然其他被他利用的例如林彪、陈伯达等人先后被打倒了，如果再把这四个人打倒，那怎么解释文革的伟大胜利，七分成绩呢？果真如此，那岂不是否定了我的文革本身。 所以，我考虑的是我身后，如何让他们巩固和发展文革成果，牢固保住或获得更高职务和地位问题，不可能会部署“粉碎”他们，演员华国锋是瞎编，真实的接班人华国锋才不会这样说呢。艺术可以虚构，但是对于一些真实历史事件和人物，不能违背历史真相胡编乱造，这样做，只能混乱历史，迷惑后代人，特别是年轻人。
毛生前部署粉碎“四人帮”之说之我见 电视剧《历史转折的邓小平》的主编剧是研究邓小平已有二十多年，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的龙平平。日前他宣称，粉碎“四人帮”是“毛主席生前部署”，其依据有二：一是根据“红头文件”（中共中央通知（中发［1976］16号））透露：“一九七五年五月三日，毛主席就指出：他们的问题，‘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二是根据华国锋当时在某场合说过粉碎“四人帮”是“毛主席生前部署”。 在这里我们必须弄清楚“解决”与“粉碎”概念的不同。“解决他们的问题”语义不明晰，因为这“问题”或轻或重，或大或小；“解决他们的问题”也不意味着一定要将他们抓捕起来下大狱，可以通过相对温和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来实现。而“粉碎”一词很激烈，就是要将对象打倒、消灭。至于华国锋的话更不能说明问题，因为是一面之辞。因此，龙平平关于粉碎“四人帮”是“毛主席生前部署”之说有许多疑点。 如果粉碎“四人帮”果真是毛主席生前的安排，那么我们就会产生一个问题：毛主席太凶残！他不但将刘少奇、彭德怀、贺龙、林彪等开国元勋打倒置死，而且还寡情薄义，打算要将妻子江青、侄儿毛远新以及自己最信赖的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置于死地，还要将自己的爱女李敏置于充满荆棘的人生中，这难道不是一个举世无双的大魔王吗？为了自己的权欲、私欲，要将身边的人全部消灭，这样的领袖值得歌颂吗？ 如果粉碎“四人帮”不是毛主席生前的部署，《历史转折的邓小平》的编剧为何要这样安排剧情？这是他们的初衷还是另有隐情？我们都无从判断。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即使毛主席没有部署抓捕“四人帮”的生前“光辉”决策，也不意味着毛主席就值得我们拉着破嗓子去歌颂。和平时期人为因素致几千万人死亡，本身就是一个天大的罪过。人是世界上最崇高的动物，社会的发展都应该是以人为中心的发展。
《邓》剧两集现6大谎言 人大代表吁停播 《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近日在央视一套热播。尽管该剧被认为触碰禁区，开篇即出现西单民主墙，华国锋、胡耀邦等中共的禁忌人物，都出现在剧中。但该剧才播出两集，就被发现出现6大谎言，中共全国人大代表王全杰建议停播《邓小平》。
《邓小平》首次展现了1976年以来高层政治斗争，投资了人民币1.2亿元拍摄的48集电视剧。虽然有舆论认为，该片内容很有突破，涉及到中共最上层的政治斗争。不过，该剧出现了许多被认为是胡编的剧情。仅仅两集就出现了6大谎言：
《邓》剧造假责任在于中央文献研究室 原题《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伤害最大的是中央文献研究室 由于文献的历史性和权威性，文献许多时候被当作信史，成为固化的历史而被引证。正因为此，文献需要客观、公正、全面、真实。 中央文献研究室与中央党校、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编译局、人民日报社、求是杂志社、光明日报社、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中国延安干部学院一样，同属于中共中央的直属事业单位，是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的办事机构和党中央的工作部门，它的主要任务是编辑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著作，研究他们的思想和生平，编辑、研究党和国家及军队的当代文献和历史文献。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著作集，党的重要文献集，老一辈革命家传记、年谱、手迹、画册和宣传。目的是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武装全党、教育人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服务。 ………… 由于中央文献研究室地位的特殊性、掌握信息的条件优越，由这里发出的信息形成了一定的可信度，成为社会研究的风向标和根据及基础。民间研究许多时候把他们的成果作为根据加以引用，从而确立了他们的权威性地位。 长期以来，由于中央文献研究室过于贴近时局，为了迎合政治需要颠三倒四编造和谎言历史，在当时见证人及经历者在世的情况下广受垢病，已经失去了权威信。电视剧《历史转折下的邓小平》由于情节失真，加重了人们对中央文献研究室的不信任。 电视剧《历史转折下的邓小平》总编剧龙平平，是现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三编研部主任，长期从事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当代文献的编辑研究工作。曾参加《邓小平文选》、《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大决策的形成与发展》、《邓小平年谱》等书的编辑工作。作为历史见证人和长期邓小平研究者，理应了解情况，把一个真实的历史场景和邓小平展现在人们的面前。恰恰相反，由于他对邓小平“高大全”思想的固化，画蛇添足的违背历史事实，反而使这部具有纪念意义的作品弄巧成拙。 看过《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前几集的人都有种印象，编剧和导演像是从另一星球的过来人，根本不了解那个时代。其中的许多情节完全脱离了真实，从而让作者想诠释的政治理念黯然失色。不仅没有勾起人们对邓小平的怀念，反而玷污了他曾经的辉煌。 比如粉碎四人帮是毛泽东的生前部署，按编剧的解释是毛泽东曾说过“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其实这句话原话是：“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很明显，毛泽东说的是经验主义问题不大，根本不是解决四人帮的问题。电视编导这种断章取义明显是在愚弄观众。 对于邓小平知道“四人帮”被抓捕后说的第一句话是“我可以安度晚年了”还是 “我还可以再干20年”可以任由邓家人信口开河。对1977年邓小平恢复工作的作用却不能违背历史。 比如反对文化大革命。 1977年7月20日邓小平出席华国锋主持的同各省党的负责人座谈会，邓小平说：“我们党是坚持马列主义、坚持社会主义路线的，但有些人却不要马列主义，不要社会主义，这些人往往利用我们以为风平浪静相当安稳的时候，暗中拌我们一跤，使我们四脚朝天，他们就趁机把中国带到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去，刘少奇就是这种人。要不是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把资本主义和马列主义、社会主义之间的斗争通过大字报、大鸣、大放、大辩论来使我们认识清楚，我真会让刘少奇拉着鼻子走。这说明什么？是我过了几年太平日子，思想模糊了，路线搞不清楚，很多同志也会有这种错误，现在基本上扭转过来了，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首功。所以说文化大革命的成绩，主要是保住了党的本质，也保住了江山不改色。毛主席的伟大之处也就可以在这里体现出来。”何来邓小平一直反对文化大革命。 比如恢复高考，1977年7月21日十届三中全会通过邓小平恢复职务， 7月30日第一次露面。8月4日至8日在北京召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武汉大学化学系副教授查全性提出恢复高考的建议，受到与会专家的呼应。而邓小平在同方毅（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刘西尧（教育部长）的谈话中提出：“同意今年的招生基本上还按原来的办法。一年准备，从明年开始两条腿走路，一半直接招生，一半从别的路子来，特别是理工科。开学时间统一到秋季好。办教育要两条腿走路，学校可以搞多种形式，总的目标是尽快地培养一批人出来。今年先过渡一下。”显示邓小平并无意在77年恢复高考。即使对78年的高考也是一半直接招生，一半从别的路子来。何来邓小平出山三天就批准恢复高考。而恢复高考的决定是1977年10月5日由华国锋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原则批准了教育部长刘西尧报送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工作的意见》。文件经过教育部修改后于10月12日由国务院正式批转下发。 比如知识青年结束上山下乡，它的导火索是云南请愿事件，在知青的倒逼下中央不得不终结这一决策，形成了1978年12月结束知青上山下乡的《国务院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在处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问题时，可以经常看到分管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王震（分管农垦）、余秋里（分管经济）、纪登奎（分管农业）、陈永贵（知青办主任）及陈慕华、谷牧、王任重、康世恩，民政部部长程子华等，结束时为1978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国务院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即中发［1978］74号文件）这一结束上山下乡的决策。1977年夏天以后，再没有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而邓小平恢复职务是1977年7月21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 比如改革开放的特区建设。1977年10 月，香港招商局申请在蛇口设厂之前，华国锋指示招商局“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这个“四点”不知何故被戴到了邓小平的头上。 比如“三个有利于”。胡耀邦在1983年1月20日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了《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的长篇报告。报告中指出：“改革要贯穿四个现代化的整个过程，这应该成为我党领导四化建设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指导思想。”提出：“要以是否有利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否有利于国家的兴旺，是否有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作为衡量我们各项改革对或不对的的标志。”邓小平九年之后1992年 “南巡讲话”只是重复了一遍,变成了邓小明的“专利”。胡耀邦要是活着的话，非得再气死一回。 比如市场经济的提出。高层提出市场经济理念是1978年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根据陈云的意见，提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改革思路。陈云在1979年3月写的《计划与市场》一文中做了阐述。1979年4月，于祖尧在江苏无锡市举行的全国价值规律理论讨论会上，提交了《试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文，文中曾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范畴。邓小平只是在1979年11月接见外宾时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就成了提出市场经济的第一人。 比如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叶剑英、李先念等第一代领导人退休都比邓小平早。邓小平1989年11月在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上85岁辞职中央军委主席，1993年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89岁辞去国家军委主席职务。离而不退，一直不在其位而谋其政。把一个将近九十的老人退休且继续干政说成是带头饯行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是政治笑话。 这些历史都有据可查，根本不需要编研。 《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选取的是1976-1984年的一段历史，也就是华国锋当政和胡耀当政的前期。其实在当时邓小平还没有干纲独断、一言九鼎的权威和权势。在华国锋当政时，他的话语权并不比叶剑英、李先念，甚至汪东兴、纪登奎、王震大。在胡耀邦当政的前期，邓小平不仅排在叶剑英之后，而且党内有陈云、李先念掣肘，重大决策他根本不可能拍板决策。他威势的建立是在胡耀邦当政的后期，随着华国锋、叶剑英、陈云、李先念等元老退出中央政治局，尤其胡耀邦下台的1987年后，中央政治局常委变成了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等后生代，才突出了邓小平的核心地位。邓小平能够脱颖而出，除了资格老以外，本人确实有精明或过人之处。他灵巧的政治手腕，近乎残酷的手段让一个个不听话者包括党和国家一把手纷纷让位，从而开创了中国的邓小平时期。 电视剧虚构了夏默、田志远等几个名为小人物实为智囊团成员的人，把这些大决策硬加在他们的唧唧渣渣中，其实是揭了邓小平的老底。电视剧在这一点上是真实的反映了智囊的“黄金时代”，邓小平后来的许多决策都出自手眼通天的核心智囊们，而不是中央集体讨论决策。这里面有“左王”胡乔木和邓立群，有农村改革之父称号的杜润生，有经济理论家于光远，还有经济学家陈治方、薛暮桥和马洪。以及参加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和1985年的“巴山轮会议”的高西庆、王波明、王岐山、马凯、周小川、楼继伟、周其仁等现任的财经高官，他们直接向高层上书，直接向高层施加个人影响。直接参与中央文件的起草，直接影响了当时的政策走向和“七五”计划的制定。 ……… 其实中央文献研究室所谓的编研并非是真正意义上的还原历史真相，而是为了应合时政的选择性重编。比如邓小平文集没有反右时或者大跃进中的讲话，没有邓小平文化大革命中给毛泽东的几封信，更没有他的几篇已经公开的检讨，许多言论已经掐头去尾被改的面目全非。电视剧只是通过另一种形式使邓小平更“高大丰满”而已。再比如新编毛泽东选集，凡是讲邓小平好话的全部收入，批评的一句也没有。 当代人不修当代史指的是对于有利益关系的当代人对历史现象容易出现千差万别的主观感受和带有感情色彩的个人记忆，并不包括对史料原生态的记录和保护。就个体而言，对于当代的事件可以有不同的记述和理解，作为国家机构中央文献研究室应当立足于对真实史料的完整真实反映，而不是重新编排、修改甚至虚构这些史料。一个以价值观为导向修改的历史文献只能是伪史，无法也不可能为成为历史的见证。 包括毛泽东邓小平在内都不是完人，他们很多时候也被时代潮流推着走。许多言行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是对的，而在后天来看却是错的。应当也必须让这些东西存在于历史，真实反应这些历史事实既是对他们个人的尊重也是对历史的负责。 现在六十岁以上的人都经历了曾经的历史时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和体会。无论文艺作品把邓小平描述的有多完美，人们仍然会从他的人格和国家治理行为中做出自己的判断。 客观的讲，56年出生的编剧龙平平在1976年时还是个刚到20岁的学生，这位当年的“红小兵”虽然冠以中央民族大学法学硕士，不是工农兵大学生就是恢复高考后才上大学，或者是大学生中的水货。即使长期研究邓小平也不可能对那个时代有深刻的理解。除了鹦鹉学舌以外就是拍马逢承，写不出真东西出来。 如果说编导者有突破的话，那就是“敢于冒天下之大不昧——歪曲历史”。这种公开说假话确实需要一定的勇气。 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共四川省委组织、指导，北京华影文轩影视文化有限公司、河南媒合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中央电视台等单位联合制作，历时四年，投资1.2亿元的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由于编造历史而广受垢病，其中伤害最大的不是编剧和导演，而是中央文献研究室。它的名声被这些没有职业操守者所玷污，这个官方机构从此失去民众的信任将是必然的。
《邓》剧中西单民主墙的内幕 随着《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在大陆的热播，里面所谓的“脱敏”剧情也被外界所关注。剧中出现的北京西单民主墙引发热议。那么，当年出现了民主墙之后，中共领导人各抱什么态度呢？《邓小平》剧中只是蜻蜓点水，含糊其辞。海外媒体有文章揭露，胡耀邦和叶剑英都对民众自发的西单民主墙持赞成态度，而邓小平则认为是“搞乱中国”。
对《邓小平》一剧出现的西单民主墙、胡耀邦这部分中共敏感禁区，知名学者叶匡政表示，虽然只是蜻蜓点水，但也是该剧“最有进步”的一点。
“田源呼唤邓大人”一幕 严重违背历史真实 在电视连续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第一集里有这样一幕：在貌似西单民主墙的一片地段，群众三三两两围观墙上的大字报。这时，有几个骑自行车的青年来到现场，贴出大字报，醒目的标题是“邓小平你在哪里”。然后，这位名叫田源的大字报作者向群众发表讲演：毛主席尸骨未寒，江青却勾结上海帮抢班夺权当女皇；并大声疾呼邓小平邓大人你在哪里。最后，田源和现场群众一道高呼邓小平，高唱国际歌。 这一幕至少在以下三点，严重违背历史真实： 一、在当时，并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 二、在当时，人们不可能用“邓大人”来称呼邓小平。 三、最早在公开场合呼吁邓小平复出，是在1977年1月，呼吁者都是平民子弟，没有象田源这样的高干子弟。 下面，我对这三点再做一些说明。 首先，按照这部电视剧，田源贴大字报发表讲演的时间，应该在毛泽东去世之后，四人帮被打倒之前，也就是在1976年9月9日到10月6日之间。可是我们知道，在这段时间，不论是北京还是其它地方，都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件。四五天安门事件后，中共当局展开大搜捕大镇压，全国上下，一片肃杀。在这种形势下，或许有个别人偷偷刷标语贴大字报表达异议，但是在公共场合公开张贴大字报发表讲演而且还有若干民众热烈参与这种事是没有的，也不可能发生的。 再有，关于“邓大人”这个称谓到底出自何处？在什么时候，人们用“邓大人”来称呼邓小平。 “邓大人”这个称呼出自国产电影《甲午风云》，影片中的主人公邓世昌，人称“邓大人”。这部电影是在1962年上映的，当时自然不会有人把邓世昌“邓大人”和邓小平联系起来。文革十年，《甲午风云》和其它很多电影一道被打成毒草禁止上映。四人帮打倒后，原先禁演的影片纷纷重映。1977年，《甲午风云》也重新上映，在观众中引起的反响胜过当年。当时，邓小平还没有复出，民间呼声很高，于是就有人用电影中的“邓大人”来称呼邓小平，并且立即引起广泛的理解和共鸣。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把这件事放在1976年，显然是错误的。 在社会上公开呼吁邓小平复出，是发生在1977年1月。当时，为了修建毛泽东纪念堂，天安门广场中央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已经用木板墙围了起来，人们就把它变成了民主墙，在上面张贴大字报小字报。顺便一提，在那时，西单那段墙还没有成为民主墙。西单民主墙的诞生是1978年11月。 1月8日，毕谊民在广场正对国旗杆的木板墙上贴出他写的诗《怀烈思先》，并在众人要求下高声朗诵以及发表即兴演说，要求为四五天安门运动平反，为邓小平恢复名誉和工作；围观的群众高呼口号。 1月8日，在文革期间曾担任首都中学红代会负责人的李冬民在北京街头刷出大标语，要求为四五运动平反，为邓小平平反。 1月13日，陈子明兄妹在天安门广场纪念碑下的木板墙上贴出小字报《四五运动亲历记》，其中提出为四五运动平反，为邓小平平反并恢复一切职务，陈子明这篇小字报还提出了彻底否定文革和实行体制改革的主张。 1月7日，上海的倪育贤在闹市区贴出两首长诗《清明愤》和《小平引》，呼吁为四五运动平反，为邓小平平反，引来大量群众围观和抄录。 就在这段时间，辽宁的旅大市委门前也出现过要求邓小平复出的大字报。 以上这些事件，陈子明在《历史大视野中的四五运动》长文里都有记载。这些事件的主角都是平民子弟。没有高干子弟。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编造了一个高干子弟田源充当这样的角色是违背历史真实的。因为真正的艺术虚构也不能违背历史真实。按照恩格斯，现实主义的文学艺术创作，除了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的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不算艺术虚构，这是篡改历史。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编剧们的苦心，因为现在是红二代掌权，编剧们想方设法讨好红二代，制造出红二代们天生具有使命感责任感的神话，所以才偷梁换柱，把当年那些有胆识的行为算在高干子弟名下。再有，当年做出那些有胆识行为的人，后来基本上都被当局打入另册，至今仍受打压。这也是现在的编剧们要回避要篡改的原因之一。 说来也是，文革最大的祸害就是铺天盖地的以言论治罪，象文革这样的灾难之所以能在中国发生，最基本的原因就是中国没有言论自由。然而直到文革结束近四十年后的今天，中国还没有获得言论自由。这怎能不令人痛心疾首，扼腕不已。
六十年中国人为何一逃再逃？ 近日，大陆不少网媒纷纷表示，热播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揭开了尘封多年的历史记忆“大逃港”的冰山一角。这句明显隐含着肯定意味的褒奖之词意在强调，分别发生在1957年、1962年和1979年的三次大规模的中国人“逃港”事件由最初在“史学界、新闻界、文学界一直是个禁区”的状态到今天能够通过影视剧公开“再现”，政府的此番动作可谓是对历史的“正面肯定”、是“新的认识”。就连2010年出版的《大逃港》一书的作者也无比激动的感慨道，“长期以来，史界对这起长达30年的大事件几乎完全忽视了。现在能直面‘大逃港’，是一个进步”! 咱们且先不论一部中共享以“王婆卖瓜”的电视剧究竟能有多大的尺度来真实、立体、饱满的再现当年所发生的惨烈事实，也不提中国人因迫于政策导致的负面结果而无奈逃离故乡的痛苦抉择又怎样能从正面的角度来加以肯定；只看各家网媒迫不及待、争先恐后发文唱赞歌的媚态以及作者难以抑制的激动情绪就足以发现，中共此次对史料有选择性的、且带有明显自夸立场与意图的公诸于众实在是百年难遇、千年等一回的稀罕事。若按这样的状态来重温中国几十年来的无数仍处在“禁区”的史实，恐怕没有人敢确信和断言，中共究竟会以这样的自我陶醉状激动、兴奋多少回? 事实上，众多史料已经通过亲历者的口述记录明晰的指出，自中共建政时起，人数不一的“逃港”事件似乎一直在持续上演。有数据显示，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由大陆逃亡至香港的中国人大约共有250万。当时引起轰动的、颇为著名的三次大规模“逃港潮”不仅涉及到机关干部、知识份子、学生、军人、工人、知青、农民等完全身处在不同阶层的人以及波及广东、福建、湖南、黑龙江等12个省、62个县市的广大地区。尤其是谈及造成这三次“逃港潮”的主要原因时，均毫无例外的指向当时接连发生的合作化、大跃进、三年灾害、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更需要从头进行细节化陈述的政治运动。然而，所有的内幕与细节都在电视剧的某个片段中，被当时主政深圳的官员用一句“太穷了，以后大家都富了就没人跑了”的台词削繁为简、大而化之了。 或许某种程度上，这句总结性陈词较为一语中地的道出了当时的中国人渴望脱贫致富的现实心态。既然生活上的愈发拮据、经济上的持续窘困是需要过日子的老百姓所无法面对与忍受的境况，那么，因恐惧死于饥饿而大举逃离便可算得上是情有可原、合乎人性求生的本能。因此，将改革开放以前的一番贫瘠景象示于人前也并不是什么难为情的丑事，何况若要扬，先得抑，没有对比，也不能高调展示改革开放30年一路辉煌的经济成果。 的确，30年后又30年，中国经济的腾飞在贪官的各种挥霍、二代的炫富姿态以及“福布斯”富豪榜不断增添的大陆人数量上，可谓是溢于言表、彰显无余。然而颇为耐人寻味的是，这些得益于改革成果、在中共治下呼风唤雨、无所不能的新时期有钱人，居然也难以绕开一个“逃”字。其一、官员的外逃主要表现在配偶子女早已移居海外的事实以及一份央行发布的含16,000至18,000的外逃人数、向境外转移8000亿元人民币资产的报告;其二、富豪的外逃则表现于60%的“高净值人士”，即那些拥有一千万人民币以上可投资资产的人，不是在考虑移民，就是已经快办完移民手续了;此外，拥有一亿人民币可投资资产的人群中，27%已经完成移民，47%正在考虑离开中国。这些数据绝非空穴来风、凭空想像，仅从2011年《福布斯中文网》的一篇题为《中国富人席卷上万亿热钱外逃》的文章中就可找寻依据。 由此可见，经济上的贫富因素根本无法羁绊中共治下的大陆人竞相逃离的脚步。无论是多年前不忍饥饿、穷困而冒死一搏的偷跑，还是今时今日早就做好了资金上的准备、铺好了后路的举家迁徙，都毋庸置疑的让我们看到，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中国已然沦为政策所导致的“贫穷”的代名词，而之后的30年，中国也同样毫无意义的变身为“前途渺茫”、“丧失希望”的代名词。高速增长的GDP不但没能让深具投资眼光的商贾巨擘流连于中国大陆这片传说中“潜力巨大”的市场，甚至也无法让“有权即有钱”、享受着一切特殊待遇的党官、高管们继续安守于这块能为他们持续带来巨额财富的肥沃之地。 究其一切其实不难发现，无论于穷于富，中国都已然是一片枯竭干涸的盐碱地、一副被掏空殆尽的躯壳而已。面对着千疮百孔的中国，一逃再逃或许就是无奈、无望之下的唯一选择。
《邓小平》第十集中的荒唐一幕 电视剧《大转折中的邓小平》在事前媒体就做足了宣传，说里面有从正面肯定的华国锋、汪东兴、胡耀邦等上层人物形象，有西单墙、“小平您好”的横幅等等。照理说，这样的电视剧对当时三十岁左右的我来说，应该有足够的吸引力，比如可以重温历史、回味年轻的滋味，可以再发泄对“四人帮”祸国殃民的仇恨、与“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再同心同德一次，可以用这段历史为依据证明中国必须改革开放、批判目前仍大有市场的极左思潮等等， 但我没有，前九集我连瞅都没瞅一眼，个中理由，很简单，仅因我的生命现在还存在，既熟悉那段现代史，也经历了1984年以后三十年的“现实史”。 ——西单墙，当年为推翻“两个凡是”促进历史转折造足了舆论，得到邓小平叶剑英胡耀邦一干领袖级人物的充分好评。这的确是不容虚无的一段史实，但想到不久后即被封杀，有人还为此身陷大狱，你还能再为剧中给它一两个镜头激动吗？ ——胡耀邦，在这个历史转折中厥功甚伟，照说《邓》剧怎样赞颂也不为过，但已清楚他“被辞职”的后果后，坐在电视机前，你还会为重现他的形象振奋吗？ ——赵紫阳，在如今写一篇赞颂他的文章都无处发表的情况下，该剧敢正面反映当年“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的民情民意吗？ 1984年北大学生确实在领导人检阅游行时颇有创意地打出了“小平您好！”的横幅，但谁能料到，在同一个地方，比他们晚5届的师弟师妹们，又在这条横幅后面，打上破折号加了个“很”字？ 再说改革开放，当年中国的确被“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逼上了绝路，“改革开放”是众望所归，但要是晓得改革的结果是1%的人攫取了全国2/3财富、资产过亿者中有90%的高干子女家庭、贪官污吏层出不穷，你还会像当年那样“众志成城”吗？ 正因为有以上这些烦心事，为保持耳目清净，对这部“宏大叙事”之作，我抱定两字，不看！ 虽然我自己不看，但看过此剧的观众们对此剧的揶揄还是免不了会传入我耳中。 有的说，剧中借华国锋之口说粉碎“四人帮”是毛泽东生前重大战略部署，究竟是在继续颂圣还是说毛泽东是个弱智？ 有的说，在听到“四人帮”被抓捕后，当年当事人一致证明邓小平说的是“我可以安心过好晚年了”，怎么剧中篡改为“我还可以好好干20年！”？听到这些非议，我不禁大吃一惊！中国“文人无骨”的特征我清楚，“主旋律”媚权的本性我也了解，但这才过去几天的事呀，他们竟敢这样干？ 为证实上述议论是不是造谣中伤，昨晚，我突破了自我禁令，看了第十集《邓》。不看不知道，一看果然吓一跳！ 剧中有这样一个情节： 当中央决定恢复高考的喜讯传到西双版纳一农场时，受困多年的农场知青们拥入场长办公室，要求报名参加高考，谁知不识时务的场长却一个都不批准！他的理由是，参加高考影响生产，虽然中央叫考，但我是场长，你们在这里，就得听我的！以干部子弟田源为首的一干知青对此又气愤又无奈。应该说，这个情景很真实。但接下来却发生了这样的一幕，这批伤心失望的知青们却聚集在一块，深情地唱起了颂毛红歌《远飞的大雁》：“捎个信儿到北京，革命战士想念恩人毛主席！” 看到这里，我不禁像生吞了一堆苍蝇，万分恶心！ 在毛泽东仍被当着图腾崇拜的情况下，在“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愚昧中，青年学生唱“想念恩人毛主席”不难理解。但到了1977年下半年，知识青年们还会“怀念恩人毛主席”吗？从知青上山下乡的1968年到恢复高考的1977年，中国发生了多少大事啊，还不足以促使急欲参加高考的知青们觉醒？且不说上山下乡的实际遭遇早已击破了他们的理想，且不说林彪叛毛的9.13事件早已粉碎了对毛泽东的“神化”，且不说知青家长李庆霖致毛泽东的信早已在知青中引发了共鸣，且不说前一年的“四·五”广场运动早已发出了“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中国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的怒吼，且不说招收几届“工农兵大学生”中的丑闻早已使这批仍盼高考的年轻人愤懑，且不说毛死后大多数中国人才如释重负，且不说对“四人帮”的全民批判就是否定毛的“丰功伟绩”，难道这批“受困十年”的知青们会不清楚，怎么会去款款深情地唱“想念恩人毛主席”呢？该剧编创究竟是把他们当着知青还是智障？ 既想反映历史，又想美化权力；既想面向未来，又不能砸碎精神枷锁。于是，在第十集《邓》剧中，我看到了不应出现的荒唐一幕！
改革开放之功不能与反人类罪相抵 对邓持褒扬态度者，其误区就在于他们的逻辑思维上：只看到小道理没看到大道理。一位把十个病人治死了八个的医生，无论如何也不能算是神医，没治死的那两个能算他的功绩吗？这样的“神医”只能是杀人犯，再挂牌骗人就是非法行医了。再借球赛打个比方，六四事件就相当于邓小平在替共产党守门，却为了显摆他个人球技，故意把球踢进自家球门里，那么整个球队因这个臭球而造成的败局就纯属活该，其它球员的球艺再精湛也是白扯。邓小平搞“改革开放”，“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起来的都是什么人呢？中国民间至今还流行着这样一个顺口溜：东方红太阳黑，中国出了个邓矮矬，他为自己谋幸福，他让人民各顾个！ 照这些先生们的逻辑，古今中外如秦始皇希特勒斯大林等等暴君，都有他们的历史功绩“可圈可点”，但是别忘了，暴君们的“功绩”都是一种客观效果，这个客观效果就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某一社会在某一历史时期的经济发展。简单的说，享受这些经济成果的人民，其实是在大吃“非我族类”的人血馒头。比如嬴政灭六国，统一文字和度量标准，修长城和高速公路等等，都是为了他自己的霸业（有史据可查），是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这个“天下”是以无数“黔首”的生命为代价的。用希特勒的逻辑，这个“天下”就是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代价就是让其它国家民族做出重大牺牲。以现代文明的标准看，都是典型的反人类罪。 这些历史公认的暴君，要不要也像邓评价毛那样，来个三七开呢？没错，对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以几几“开”定论，的确是一种历史唯物主义，这种唯物主义表面上看虽然是客观公正的，但它往往违背了人类社会的基本文明准则，忽视了对暴君定义的根本原则。如果都以功过是非参半几率来定论历史人物，那就不存在暴君了，连罗马的尼禄皇帝和红色高棉波尔布特们也都有一定功绩了。我们说，历史定论和历史研究是两回事，功过是非属于历史研究，但没可能人人都是历史学家。历史定论属于公理，是不容翻案的，翻也翻不成。 今天的中共为了给自己找执政合法性，把整个执政历史分成前三十年后三十年，意思是前三十年走了弯路，后三十年在邓的领导下已经纠正了错误，是无比正确的了，因为经济得到了空前发展，GDP指数位于世界前茅，所以应该归功于邓的“改革开放”政策，很多基层共干在招商外资时也振振有词的说：我们已经不是过去的共产党了。但是众所周知，邓在前三十年是中共的总书记，毛干下的所有坏事，邓都有份，而且是狗头军师。难道他不是反右运动的操刀手？难道他不是三面红旗的旗手？再往早说，1949年中共西南局成立，邓是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镇反大规模杀人（主要是国民党军政投诚人员），武装进军西藏，都是邓小平的决定。1950年，邓小平在第二次全国军事和政府委员会上提出立即没收地主财产，1951年，在第三次全会上，又首先提出农村合作化运动，这些建议都得到了毛的肯定赞许并立即实施。 早在六四之前的1983年，邓就犯下了严重的反人类罪。1983年7月19日，邓小平在北戴河指示：“对于当前的各种严重刑事犯罪要严厉打击，判决和执行，要从重，从快；严打就是要加强党的专政力量，这就是专政”。邓为了杀人立威，在八三严打中以个人意志践踏人权破坏法制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1983年9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颁布了《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及《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规定对“流氓罪”等十几种犯罪“可以在刑法规定的最高刑以上处刑，直至判处死刑”，在程序上要“迅速及时审判”，上诉期限也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10天缩短为3天。仅在所谓的“第一战役”，全国就逮捕了一百多万人，判刑八万六千人，枪毙两万四千人，劳教十六万人。是继1950年镇反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镇压运动。 如果说八三严打是打击“刑事犯罪”（包括跳舞搞破鞋偷鸡摸狗），即使其中也有不少“反革命罪”，这个借口也说得过去，但六四屠城，杀的都是普通老百姓和学生，又如何淡化回避就能掩饰掉？仅这一件事，就足以定论邓小平的历史地位了。否则，为之歌功颂德的《邓小平》为什么刻意回避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不能不说，六四事件到了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必须要拿到桌面上来给个说法，但官方拍摄《邓小平》的用意，就是要以他的“改革开放”之功来洗白六四事件的污名。其实，如果没有六四屠城，邓也许是所谓的“功大于过”（尽管这个功是在维护一党专制）。但历史上对暴君的定论，从来就是以杀人如麻而确立的，人在做天在看，何况是在现代文明的条件下？比如南韩光州事件，杀人并不多，和六四相比是小菜一碟，但是总统即使退休了也要上法庭，还有东德的昂纳克，要躺在病床上法庭，虽然他们在位时也都有一定的政绩可圈可点，但都不能与反人类罪相抵。 杀人恶魔邓小平的“可圈可点”，无非是他的“改革开放”政策，但这种改革，不过是中国历史上历次变法的重演而已，如商鞅，王安石……变法的根本意义在于维持专制政权。不要说邓小平，就算老毛没死，“四人帮”不倒，他们为了扭转经济颓势，也会“改革开放”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只是改革开放的程度有区别，是“步子”大小的不同，但性质是一样的，都要四个坚持，不存在“姓社姓资”的问题，比如毛远新就搞了“社会主义大集”。事实上，在七十年代老毛活着时，中共就已开始向美国靠拢了，在文化领域也有所解禁。之所以“反击右倾翻案风”主要是因为邓启用了一大批“走资派”老干部，弱化“造反派”在革委会中的领导地位，所以左派认为他是否定文革，从《决裂》到《月亮湾的笑声》等电影，生动的描述了这一时期的社会状况。 邓小平主持反右，搞八三严打，六四屠城，已经给自己做了历史定位，这个定位其实和萨达姆卡扎菲的统治没什么不同，和老毛相比，也是五十步笑百步。拍《邓小平》这部戏，是因为老毛在国际社会名声太臭，中共统治前三十年几乎没有什么亮点，中共再树立老毛这面大旗，略嫌底气不足，而邓则是香臭参半，毕竟西方欧美大财阀们也得到了好处，所以后三十年很重要，要树立邓小平这面大旗，但是，就连《邓小平》的编剧自己也承认，1986年以后的剧情不好写（应该是不敢写）。邓小平，是自己把自己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怪不得人民，这里应该说邓还是有一点自知之明，遗嘱死后骨灰撒在大海，免去了后人对他的焚尸扬灰。而毛泽东的腊肉，尽早有一天会遭到鞭尸，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华国锋也算做了件好事，留给了中国人民一个从行动上伸张正义的机会。
回忆“严打”的1983年 1983年的案例，一个女孩夏天夜晚在自家院子里洗澡，这时同村一个年龄相仿的男孩从门前路过，因院墙较低随便伸头看了一眼，被女孩发现，该女大叫“流氓”，男孩被抓，随即被定为流氓罪给枪毙了。 四川泸州纳溪有一姓王的小伙，在一路上和同伴打赌敢亲女孩嘴，结果真的去亲了过路的一女孩。被抓后判死刑，枪毙了，轰动了当地。过了好多年，据说公安给家属赔偿了200来块钱了事。 1983，郑州市上街区；男女谈恋爱，由于双方家庭条件悬殊过大，女方家长一直不同意婚事，无奈女方毅然决然和恋人半公开同居以此来要挟父母就犯，女方家长闻之大怒，叫来众多亲朋好友强行把女抢回并对男青年大打出手。谁知男青年对此女是一往情深，尽管受到如此待遇也对女方痴心一片，仍隔三差五“骚扰”女方。女方家长终于下了毒心，把女儿关在家中洗脑一月有余，硬是诱逼着女儿告男方强奸，并拿出了之前准备好的“证据”……凭着女方家的社会关系，不出一月，男青年命丧刑场。 1983年严打，在成都，法院布告上有一个被枪毙的犯人，19岁，罪名是严打期间“强奸未遂”；某村有个青年，在大街上作势拦了一下一个姑娘（开玩笑的那种），被枪毙了。某青年因为喝多了在马路边尿了一泡就被定罪为“现行流氓罪”送新疆劳改了。 1983年，安徽省蚌埠市，有一个小青年（名叫李和）与一个妓女发生关系不给钱，被告强奸。已判刑5年，严打开始，改判15年，布告贴得满街都是。这小子不服，上诉。第二批严打时数字不够，改判死刑。 某工厂有五百多人，那一年下达的严打指标是30人，超过了5%，据说是给人数少的小厂子分摊了1%的指标。为了完成任务，把在厕所写脏话的都抓了起来；还有一个工人更倒霉，他本来在厂子里没什么事，便把他在学生时代的老底翻了出来，他在学校偷了同学十几元钱，其实被学校处理过了，这次为了凑数，送进了拘留所，最后被判了2年徒刑。某北京小伙，在大街上看到一个洋妞跟别人扭打时被扯开上衣，一时冲动，上去摸了一把。枪毙。 那时新疆晚上12点（12点相当与北京晚上10点）还在街上的话，基本都会给带回派出所。若一男一女，俩人分开，只要说错对方的名字，铁定是流氓罪。而且十来岁的孩子抢个电影票基本也是10年20年的判……，15年以上的都拉到沙漠的监狱里去了。 第一次严打比较严的，只要是有人检举一般的偷窃也马上被抓的。 第一次严打高潮期间，一没有着警服的警察见到一个人自行车棚转悠，喊其“站住”并对其搜身，发现该人带有螺丝刀一把，认定其为偷自行车贼，准备将其带回派出所，该人不从，在反抗警察揪住其衣服时，螺丝刀划破警察胳膊，结果归案后被判处死刑。对其定罪的罪名前面加上“反革命”三个字。 严厉打击偷、抢机动车运动中，一入室盗窃的小偷两次以顺手牵羊的方式偷走失主的摩托车车证、摩托车钥匙然后将摩托车开走，案发后，两部摩托车均没有销赃被追回发还失主。结果以该小偷盗窃罪数额特别巨大判处死刑。 一个当年的材料里，最狠的一个，是一女青年和在逃犯罪分子有性行为，结果判刑了，原因是“客观上起到了助长犯罪分子嚣张气焰的作用”。 一个拉车的在马路上和一个女邋三吵架，女邋三把自己的衣服脱了告他强奸，围观好几百群众，后来那男的被判流氓罪枪毙了。 一个17岁女孩子初中毕业辍学在家，由于母亲去世，父亲上班，家中无人照顾，经常和两个小男生往来，也许发生了性关系，由于他们家与居委会很近，肯定瞒不过局委会老妇女的眼睛。1983年那场严打一来，立刻被逮捕（街道居委会和派出所的“片员”之前从未对其批评教育过），被冠以“流氓团伙”的罪名，判刑15年。公安破了大案，立了大功。游街的时候，女孩子茫然的看着远方，她肯定不知道：公安能超额完成严打指标，有她一分功劳。 这是个发生在苏州的真实事件；某厂二车间周书记是部队的指导员，举家转业回来，首次严打，唯一的儿子就此十七岁消失了。当时公判，工厂停工收听广播，当听到判处周大维死刑立即执行，某厂的知情的职工都惊呆了，车间书记、主任：“这是个很本分的孩子，怎么就这样完了”。在严打前几个月的一天晚上，大维的几个同学约他出去玩，本不想去，又经不住同学劝，就骑着父亲刚给他参加买的新自行车去了，到了彩香一农户家，才知同学是为了讨赌输了的一百元钱，十几岁的孩子怎么赌得过有妻儿的农民，农民看到来的人多，就答应归还，参赌的孩子（是首犯）却拿了一百二十多元，和另外几个都骑车跑了（自行车未锁）。周大维拿起钥匙开锁却被此农民后腰抱住，周大维打开钥匙圈上的折叠的削水果刀刺穿了农民一个掌心。被农民抓住灌粪喝尿，被毒打后送派出所转公安局，假如是工伤的手掌被刺穿，劳动教养几个月好就可以了。然而案件不大，年龄不够，几个月都判不下来。到了严打时就可以判决了。几个同学与他（主犯）被判死刑。赌徒却没有受到判决。广播里声撕力竭地读着“不杀不足于平民愤”“判处周大维死刑立即执行”。 西安有一个叫马燕秦的中年妇女，性颇风流，喜跳舞。严打以前，公安派出所曾经找过马燕秦，询问她的跳舞情况。马燕秦一口气讲述了数百个一起跳过舞的男女，有些男人还和她有过更亲密的关系。派出所的本意是吓一吓她，使她不要太招摇。他们没有想到马燕秦根本不顾脸面，既无法用损害名誉使她有所顾忌，又没有法律能够制约她，只好赔着笑脸将她送走。严打开始，警察们获得了尚方宝剑，不仅将马燕秦收监，而且陆续抓审了三百多人，成为轰动三秦的特大案件，《山西日报》以整版整版的显要位置多次报导案情。这件案子由于太大，审理一时难以完结，躲过了“严打”最高峰，直到八四年才结案。有些知道内情的人说，如果高峰时判决，至少枪毙十几个人。就是躲过了高峰，还是枪毙了以马燕秦为首的三个人，另有三名死缓和两名无期徒刑，有期徒刑则多得不值一提了。 三个死缓和两个无期徒刑全曾经和某网民同关过一间号子，他看过他们的判决书，也和他们一起讨论过这个案子。 李兆胜，和马燕秦举办过两次家庭舞会，并有过一次性行为，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袁定之，是马燕秦女儿的朋友，由于坚决不承认和马燕秦有性行为，属态度恶劣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杨和风，举办过一次家庭舞会，邀请马燕秦等人跳舞，尤为严重的是还有在西安上学的洋学生参加，本人也不承认和马燕秦有过性关系，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马修士，多次参加马燕秦举办的舞会，判无期徒刑。 惠黎明，是自己筹组的乐队指挥，为马燕秦的舞会伴奏，判无期徒刑。 河南西部某县；一农户新添小孩，由于地里农活多，年轻夫妇便委托公婆白日在家照管。公婆因索事一时疏忽，把小孩单独放家外出办事。谁知等回来时，孩子已被家里喂的猪活活咬死只掉残缺的肢体。全家人悲痛欲绝……可是，事情并没有完，正好赶上1983年的严打。由于该大队没有完成抓捕指标，公婆二人双双被判过失杀人罪，一个死刑缓期，一个无期。 邻居家一个工人，因为偷看了两次女厕所被抓，掉了脑袋。 一老太婆，当年拦了一下汽车，被抓去给了个十天的拘留。本来十天就算了，后来一关给忘了，一共关了十年，回来后给了国家赔偿300元，现在变成上访专业户了。 有一个姓钟的教师，涪陵人，被指控强奸女学生，屈打成招后，就投进死牢，镣铐加身一年零四个月！在绑赴刑场的前夜，高院下达了发回重审的通知，原来是“受害人”上诉翻供，并状告公安局制造伪证，冤枉好人。钟被依法改判“死缓”，保住了脑壳。 家住丰台的慕永顺，1983年，他把单位的一部旧电话机拿回家去用了，被行政拘留15天，作了处罚。严打一来，一事两罚，被逮捕并判刑4年。他说，这种滥抓胡判毁了他一生。 1983年，一个人因偷了一盒价值10多元的电焊条，被判了9年。两人在公园里谈恋爱，被联防队抓获，女的由于不好意思，谎说被强迫，结果男的屈打成招，承认调戏被判刑8年。门头沟一个人，被怀疑偷了女朋友家的东西，在刑讯逼供下“招认”后，被判了15年。数年后案情大白，他被释放回家，但身子骨垮了。有一人抢了半平板车黄瓜，结果被毙了！ 1982年，迟志强到南京拍摄影片《月到中秋》时，“八九个男孩和女孩经常在一起玩，听着邓丽君的《甜蜜蜜》，跳贴面舞，看内部小电影”（迟志强语）。当时，他们根本没在意这种“超前”的行为是否影响到邻居休息，更没有想到是否引起了邻居们的反感，迟志强甚至还轻率地与一个女孩子发生了性关系。结果，当1983年席卷全国的“严打”运动开始后，正在河北完县外景地拍摄《金不换》的迟志强突然被南京市公安局拘捕。原来，迟志强他们几个年轻人在南京时的行为，被邻居告发为“跳光屁股舞”，“集体搞不正当男女关系”了！此事被媒体披露后，一时间全国哗然。江苏省审判委员会迅速做出决定：迟志强一案，所有涉案人员均按“流氓罪”论处；迟志强的行为已构成流氓罪，监禁4年！ 张行也是如此！ 那时候法院的判决书是公开贴出来展示的，人们经常去法院门口看布告。十个案件有九个都是“流氓罪”。那些犯了“流氓罪”的“流氓”，最后都是被枪决了事。名字上打了红叉叉，画了红勾勾。也不知道那时候哪里来的那么多“流氓”。文革期间的性压抑太严重，物极必反，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 有一个案件“四男三女同睡一床”，七个人同时被枪决！！ 一个中学生把一个女同学抱了抱，最后被判刑15年。当时他才15岁。 一个姓史女性，因为和九个男性同睡一炕（不一定是和所有人发生关系）而被判死刑。一个姓刘男生，因为前女友反告他强奸，先是判7年，后女方家属上告，改判死刑。 1980年代初期，短短几年时间的改革开放，老百姓能吃上饱饭了，但也造就了大批的地痞，流氓，小偷。于是有了1983年全国第一次严打，声势浩大，能错抓不能错放。量刑时间短到几天就可以下法院判决书。凡是挂在黑名单上的通通采用‘绝户网’。那一年，除了小‘虾米’，基本上平时有劣迹都进去了，一时间“洛阳监贵”。监狱爆满，大便的地方都住满了犯人，好像人们又回到了文化大革命时代。 1983年严打中，一位男青年为其女友拍了一些穿着较为暴露的照片，仅仅因为这么一个十分个人的事情，男青年被判处死刑，女青年被判了有期徒刑。 在1983年的严打活动中如你穿成这样,就得给判个十年二十年的还可能枪毙。当时一位男青年为其女友拍了一些穿着较为暴露的照片，仅仅因为这个，男青年被判处死刑,女青年被判了有期徒刑！ 偷一个南瓜8判年，这样的小题大做案件人们见得多了。 1983年严打中，一个王姓女子因与10多名男子发生性关系而以流氓罪被判处死刑。面对死刑判决，这王姓女子说了这么一段话：性自由是我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我的这种行为现在也许是超前的，但20年以后人们就不会这样看了。不幸而被言中，在20年后，尽管性自由仍未成为主流的社会道德，但人们对于性行为已经宽容多了。在刑法中流氓罪已经取消，与多人发生性关系，只要不妨害公共秩序，连犯罪也构不上了，更不用说判处死刑。 人们可以将王姓女子的命运与时下网上流行的木子美比较一下。木子美不仅放纵性行为，而且在网上公开记载性交体验的日记名曰《遗情书》。据《遗情书》记载，木子美性放纵的方式多种多样：不仅频频更换性伴侣，还曾经当着朋友的面与朋友的朋友性交。此外，日记内容显示，木子美并不拒绝参加多男多女集体性派对。著名社会学专家李银河在听说木子美其人其事后，认为这标志着“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道德根深蒂固的社会中，人们的行为模式发生了剧烈的变迁”。木子美性滥交而走红一时，名利双收。但王姓女子却为此丧失了生命，这真是一种悲哀! 现在，人们看到这些20多年前的陈年旧事，恍如隔世。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公权力却也找到了“新”的专政手段，比如“被自杀”、“被精神病”、“被喝茶”、“被失踪”……。总之，政治体制不变，法制和法治在中国大陆就是一句笑话；人权在中国大陆，就永远是一个画饼。
群众演员赵紫阳 在《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电视剧中，赵紫阳成为没有名字的群众演员。 要讲一段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南海的改革故事，很难想象没有赵紫阳的角色。然而，正在中央电视台热播的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做到了。刚刚播出的第39集中，讲到了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正是在这次会上，赵紫阳上被增补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这个重要的情节，剧中却没有提及。 这种任意删改历史的做法，是中共历史教材及影视剧的惯用伎俩。然而，该据不仅没有因此受到批评，反倒收获无数赞扬，原因是它的删改不是最严重的。一些被中共刻意淡化的重要历史人物，如华国锋、汪东兴、胡耀邦，都在该剧中现身。而因同情六四学运而被打入冷宫的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也疑似以重要群众演员的形式露脸了。媒体进行了仔细的捕捉和刻画：剧集播放至23分42秒处，出现了一名头发灰白、戴黑框眼镜、穿中山装的人物，该人物特写时长大概两秒，但剧中并未点名此人的身份。媒体暗示，此人就是赵紫阳。
剧中的赵紫阳与六四运动中向学生讲话的赵紫阳
一个月前，该剧导演吴子牛接受新华社专访时，被问到后面会否出现赵紫阳，吴子牛说：“你往后面看。总会提到的。拍摄的尺度确实大了。”一位中共改革时期的总书记，这样出现在以“历史转折”为题的电视剧中，就可以称为“尺度确实大了”。听起来完全是讽刺，但是导演和观众都是真心诚意在赞扬该剧的真实和勇敢。 尤其令人惊讶的是，大量的舆论还慧眼识珠，从这昙花一现中看出了中国的进步，甚至看出了政治改革的信号。即便在中共党史中，赵紫阳的名字也没有完全抹去。从有名字的历史人物，变成没有名字的群众演员，有何进步可言？这是什么样的信号？ 还记得2012年中共十八大前夕，在其新闻中心展出的历界党代会照片中，胡耀邦和赵紫阳的照片也在其中。恰好《新京报》也专访了作为文物拍卖专家的赵紫阳女儿王雁南。舆论一片哗然，称此为“罕见信号”，“为平反六四造势”，为政治改革探风。这些一厢情愿的分析话音未落，中共就将这些照片撤除。 被打脸的分析家们仍然不甘心，又以同样的智慧发现了更多“信号”，断言习近平将进行大刀阔斧的政治改革。习近平果然拳脚并用，却不是政治改革，而是继续打这些分析家的脸：他不仅没有“去毛”，反而强调前后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不仅没有推进政治改革，反而高调反宪政，大肆抓捕异议人士，收紧言论控制。 统治者完全控制了社会，他们想要改革才有改革，因此舆论习惯于从细枝末节去发现“信号”。这二十多年来，这样的“信号”被发现了一次又一次。信号灯频频闪烁，却始终未见政治改革的滚滚列车，要么是信号灯出了毛病，要么就是一场拙劣的骗局。
邓小平设计了什么 如果说总设计师的称号成立，那么邓小平到底设计了什么？ 8月22日是邓小平先生110周年诞辰纪念日。此前中国官方已通过影视、出版、展览等形式高调纪念。特别是8月20日，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中共隆重集会，7常委悉数出席，习近平发表纪念邓小平的长篇讲话。 在所有官方的评价中，都称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者。但是邓小平最知名的理论却是两个：猫论和摸论，即“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和“摸着石头过河”。猫论是典型的实用主义，算是一种信仰和行事方式，谈不上什么理论。摸论更是有趣，一边说摸着石头过河，表示没有设计，一边却说是总设计师，岂不矛盾？ 如果说总设计师的称号成立，那么邓小平到底设计了什么？大体上可以从政治和经济两方面考察。 经济上首当其冲的是改革开放。改革先是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继而容许非国有经济的存在，实行有条件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开放则是对外引进资金、技术和管理，然后以加工出口带动就业和经济增长。但是请注意，所有的这些其实不是什么设计，更没有多少创新，只是对社会经济的松绑，恢复民国时代就有的农业生产模式、私有经济、股票市场、对外开放，这些甚至在1949年中共建政后的几年也存在，只是在1950年代中后期完成所谓的社会主义改造后，才整体上被消灭。 邓小平所做的改革，就是松绑、复原。废掉人民公社，回到原来的生产模式；废掉一大二公，恢复多种所有制模式，恢复原本就有的股票市场。至于开放，不光民国时代有，共产党时代也有对苏联东欧集团的开放，邓小平只不过是做了结构和方向的调整。总体来看，改革开放就是回到中国原来就有、国外持续存在的发展模式。政府只要减少控制就行，谈不上什么设计，顶多是对民国经济模式的传承，对国外的模仿。与其说邓小平是伟大的设计者，不如说是心怀愧疚的还债者，为中共长期拿中国人民做试验，违背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律还债。 政治上倒是需要设计，邓小平开始也有设计的想法，但是经济改革的成功，缓减了政治改革的迫切需求。而对胡赵两任接班人的清洗，对89事件的恐慌，担心失去权力，更是不敢政改，不提政改设计。领导的产生，仍是毛时代的指定，甚至从毛的路线斗争、华国锋粉碎四人帮的不流血宫廷政变，陡然降到天安门的坦克和流血政变，废掉不忠者，扶持听话者。权力不是民选，连路线图都没有，仍然是枪说了算。比起毛时代的人治，有了法制，但没有法治，公检法仍是各地党魁和政法委说了算。媒体增加的是版面，缺少的仍是自由。互联网来了，干脆筑起长城，和邓小平当年号召的“爱我中华，修我长城”遥相呼应。 也许邓小平最值得称道的设计是“一国两制”。他辞世后，港澳顺利回归。但是，就算没有这一设计，整个大香港地区和澳门，作为租借地，到期总是要收回的。没有“一国两制”不会推迟，有了“一国两制”也不会提前，当年清朝和英葡签订的租借协议，期限就到1997和1999。 你可以说“一国两制”维持了港澳的繁荣，问题是在邓及以后，当中国经济实际在走资本主义道路，深圳、珠海恨不得早日加入港澳的时候，即使没有邓的“一国两制”和“50年不变”，尝到财富好处的中共也不会破坏港澳的繁荣。权贵资本化的共产党、红二代，恐惧的是民主自由引起的政权易手，害怕的是民生平等后的特权不在，对于资本主义的金钱、美女、赛马、赌场，比见了毛主席还要亲。要不怎么会有那么多的中共官员贪腐、通奸、出境赌博？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国两制”的历史局限和政治荒谬逐渐显现。香港现在闹得很凶，2017前后政局如何演变，早已不是“一国两制”所能解决的。而更大的挑战在台湾！同为华人，台湾为什么能民主，权力民选，民生保障，大陆为什么永远是“特色”？中华民族的统一和伟大复兴，为什么不是两岸像台湾一样的“一国一制”，而非得坚持抱残守缺的“一国两制”？ 人都有历史局限性，不能脱离时代，没必要苛求前人。邓小平是伟大的，犯的错误和遗留的问题同样伟大。之所以认为他伟大，是因为我们还没有脱离他的影响，或者说离他的时代太近。再过一百年、五百年、一千年，我们再看邓小平的时候，会觉得和现在看康熙朱棣、宋祖唐宗、汉武秦皇差不多，肯定在那时影视里的邓小平不再讲四川话，就像袁世凯、慈禧太后不讲河南话和东北话一样。 同样，当今天不再纪念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诞辰多少周年，不再庆祝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康乾盛世多少周年的时候，将来还会纪念邓小平诞辰、改革开放、和谐社会多少周年吗？
邓小平模式 要想真正推进政治改革，就必须反思邓小平模式的弊端。 央视播出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有人认为中共藉此发出了政治改革的先声。 因为邓小平多次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很多人都有一种想象，假如邓小平活到今天，中国政治一定会是另外一种面貌。于是他们认为，当务之急是赶紧回到邓小平的改革道路上去。 这种想法是非常奇怪的。且不说后邓小平时代的两位最高领导人，都是由他亲手指定，其实中国一直都走在邓小平改革的道路上——中国今天的种种问题，诸如畸型发展、腐败丛生、贫富不均、人权恶化等等，正是这条道路必然伴生的现象。 美国学者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 2004年发表有关北京共识（Beijing Consensus）的文章之后，中国模式举世瞩目。随后很多中国学者论证，这种模式最适合中国发展，甚至能够拯救濒于危机的世界经济。于是若干中共党史专家指出，这么好的中国模式，并非默雷的归纳，邓小平早就明确说出这个概念，并一直坚持这种道路。 的确如此，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邓小平就反复提到“中国要有自己的模式”，而且对这种模式进行了非常具体的描述，那就是著名的“一个中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两个基本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指，“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多次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提。在南巡讲话中他仍然强调：“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说“十二届六中全会我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搞20年，现在看起来，还不只20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什么呢？他定义为“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会主义”。他说对了，20年过去了，中国仍然在反这样的民主自由。 政治上搞集权专制，经济上搞自由市场，是邓小平理想的中国模式。前新华社记者杨继绳在《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一书中说，邓小平的南巡谈话强化和固定了这种模式。因此准确地说，中国模式应该叫邓小平模式。 那么邓小平经常强调的政治改革是什么呢？赵紫阳在他的回忆录中说，邓小平心目中的改革，“并不是真正的政治上的现代化、民主化。主要的是一种行政改革，属于具体的工作制度、组织制度、工作方法、工作作风方面的改革”，是“一党专政前提下的改革，改革正是为了进一步地巩固共产党的一党专政”。邓小平谈话言必称社会稳定和“我们的事业”，但是很少说到人的尊严和权利。 后邓小平时代的中国领导人，事实上是严格执行了邓小平的发展模式，才导致了今天造成官员滥权、腐败丛生、法治倒退的政治现实。讽刺的是，很多人认为，仍然要用邓小平的改革思路，来解决正是因为这个思路才出现的问题. 前两年温家宝一直借助邓小平的言论，高调呼吁政治改革，但是他从来没有描述过具体的构想。我认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假如他依照邓小平的改革思路，其中原本就没有真正的政治改革内容；假如他依照真正的民主原则拿出方案，那就一定是反对“四项基本原则”，也就是反对邓小平模式的。 要想真正推进政治改革，就必须反思邓小平模式的弊端，而不是要继续在他设计的改革道路上前行。
邓小平曾是整肃习仲勋的主要责任人 习近平上台之后，中共官方媒体在拼命炒作其“中国梦”的同 时，也掀起了一股习仲勋宣传热——此所谓父随子贵。当然，因为习 近平已经下令不能用改革开放之后否定改革开放之前，说到底就是不 能否定毛泽东，所以中共官媒体在歌颂习仲勋的时候只能把他当年惨 遭政治整肃的责任全都归罪于康生一人。不过，即使抛开毛泽东的责 任不论，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绝对是康生迫害习仲勋主要帮
凶之一，或者说是当年整肃习仲勋的主要责任人。 专家告诉笔者说，他一直认为习仲勋当年党内挨整邓小平难辞其咎。 道理就在于当时的邓小平是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总书记，就连什么人 是否适合参与习仲勋专案组工作，都是要由邓小平代表中央发出指 示，足以证明当时在邓小平直接领导下的康生不可能事事都跳过邓小 平，直接在毛泽东的指示下进行党内政治整肃。而更有说服力的例子 就是毛泽东其实在“文革”之前已经对习仲勋挨整一事表示了口头
上的后悔，并发出了“仲勋是个好同志”的最高指示。 大发明”被当成搞垮习仲勋的上方宝剑因而被中共党史界解释为无 人敢于发出不同意见，那么毛泽东此后的“仲勋是个好同志”，甚至 还反问“他有什么错”的讲话为什么不被当成最高指示向下传达？ 无论是当时主持中央书记处，自然也是主持中央常务工作的邓小平， 还是当时主持国务院工作的周恩来，如果他们对习仲勋稍有一丝政治 怜悯的话，此时把毛泽东对习仲勋的肯定性评价哪怕是在党内小范围 内传达一下的话，唯毛泽东马首是瞻的康生肯定不敢继续再对习仲勋 打棍子扣帽子了。由此可见，当时习仲勋被政治上整垮并失去人事自 由，表面上是康生在扮演政治打手，但问题的根子出在邓小平，以及
周恩来，刘少奇等人身上。 人之后，自然要把邓小平说成是康生的政治对立面。但事实似乎并不
是这么回事。中共官方党史文献对康生的主要介绍内容是： 特科，是中共党内类似当时苏联党内克格勃的机构，工作的主要内容
就是对党内的不忠诚者直接进行肉体上的消灭。 后任中央党校校长、中央社会部部长、中央情报部部长、中央书记处
书记等职。所谓中央社会部就是当时中共根据地内的克格勃。 等职，参加领导整风学习。1943年7月，作“抢救失足者”报告， 把大批同志打成“特务”、“叛徒”和“敌探”。1945年6月，康 生因为他的上述“功劳”，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
委员。 地参加土地改革工作，采取了许多“左”的做法，给土改工作造成了
损失。
1958年任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曾主持编辑《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962年9月，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需要说明的是，当时康生正是在整垮了习仲勋的同时被邓小平接纳为中央书记处书记的。
死不认错是邓小平的特长 原题：论摆脱阴影改掉邓小平的错误 死不认错是邓小平的特长。讲三件事就足以证明：一，在右派百分之九十九被平反后，邓居然还说得出口，“反右派没有错”！二，叶剑英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主张得到全国热烈响应，邓一方面不能不表示赞成，另一方面马上转过身来，宣布毛泽东思想仍然是“伟大旗帜”，非“世世代代高举”不可。三，为了“永不翻案”，邓到死严禁公布天安门屠杀真相，在全民全党嘴上贴封条。 所以毛认定邓不会像赫鲁晓夫那样掘共产党的墓，表扬邓是“钢铁公司”，可谓知人善任！ 邓一辈子靠别人吃饭。他自己独立指挥过的战役只有两次：落荒而逃的左右江暴动，和不堪回首的中越边境战争。淮海战役呢？毛下决心，粟裕大将指挥实战；“总前委书记邓小平”清闲得很，你懂的。毛健在时，邓独立主持过的工作也只有两次：他当小组长的反右，和他当“副帅”的大炼钢铁，结果都惨无人道。由此可见，毛说邓“人才难得”，是虚晃一枪。林彪死后，毛叫邓复出，总得有个理由，死不认错才是令毛放心的真实理由。 中顾委副主任薄一波长期在陈云和邓小平之间穿梭。1987年6月底，薄想清楚了，要树邓，要在七一纪念会上讲一篇话，要我帮他忙，起草个稿子。薄对我说，“要在全党树小平。中国需要巨人，小平就是巨人。”我当然得帮忙。但邓矮，若用“巨人”字样，难免有朝一日变成笑话，加深一波和小平间的历史隔阂。我写了“改革开放总设计师”。薄很高兴，同意，就这样讲了，后来传开了。 但是我错了。中国的改革，是千百万人自主权的部分恢复，用不着也不存在什么总设计师，更何况两年后，邓小平亲手杀死了改革。 什么是改革？我认为，就当时的中国而言，说千言万语，不如说一句话：改掉毛泽东。毛把中国人捆死了，改革就是从毛泽东的枷锁下解放出来。不改革，中国人，包括共产党，统统得憋死。这道理，邓小平不是不懂。 邓小平和改革的关系，不谈则已，要谈，必须全面地说两句话：他支持过改革，他最后扼杀了改革。 赵紫阳分析得透澈：邓有两个基本点，改革开放和四个坚持。两者的关系，我想，邓是以党为体，以改革为用，改革为了救党。稳定就是党。稳定压倒一切就是党压倒一切。党认为必要，就有权调动坦克，杀掉改革，理直气壮反人类。 杀了改革，如何救党？南巡讲话指明了出路：在党权压倒一切的大前提下，允许和鼓励不择手段发财。不择手段发财，当然继续借重“改革”的大名，实际上是各尽所能，为所欲为，按照权力，争夺战利品。其后果，当然是无权者必穷，有权者可富，权小则小富，权大则暴富乃至腐富。不可一世，蔚为奇观，是谓“让中国摘掉贫穷落后的帽子”，是谓“崛起”，是谓“富强”，总之是创造腐败的奇迹。 现在的腐败，头上生疮，脚底流脓，谁负责？周永康负不起，江泽民也负不起。只有邓小平负得起。 邓小平是军委主席，他的优势不在理论，不在实践，而在力量。是他决定向要求反腐败的民众开枪，是他拿出党权为腐败者撑腰，也是他打开了不择手段发财的闸门。他为中国的全盘腐败化创造了充分必要的条件。他不负责谁负责！ 邓小平现在盛名盖世。权势者锣鼓喧天捧他，趋炎附势者争先恐后舔他。海内的狂欢，配上海外的回音，正在合成为一曲欢乐的颂歌，万马齐喑的颂歌，毛骨悚然的颂歌。 我观察所得的结论是，邓小平的遗产，肯定有助于深化腐败，肯定无助于深化改革。当前的改革，应该是，只能是：摆脱邓小平的阴影，改掉邓小平的错误。
邓小平历史评价只会是屠夫 近日，共产党大肆庆祝邓小平110岁生日，他女儿说他很注重家庭，官媒甚至一些海外文人都说他改革开放功绩好大，但我只想问这些人一个问题：经济发展就杀人有理吗？ 先从大处驳斥一下一些所谓邓小平改革开放好有功劳的谬论。 首先，改革开放系数以几百万计的广东人冒死逃港，系用生命，用鲜血逼出来的，不是邓小平恩赐。这一点，在大逃港事件依然是个敏感，甚至不能让下一代去了解的事件的情况下，去分析邓小平如何如何高瞻远瞩地搞改革开放，如果不是御用文人，就是愚昧书生。 第二点要提的是，有人说30年改革开放使中国变化好大，中国经济好了，但我想问，如果1979年的民主墙运动能使中国走向民主的话，你怎么知道中国的成就不会大于邓的改革开放？东欧国家民主化才20年，已经可以达致加入欧盟的标准了，凭什么认为如果中国民主化30年不会比邓改革30年要好？所以，扼杀了民主墙运动的邓小平系导致中国人继续在专制独裁中继续生活了几十年的最大罪魁。 第三，改革开放30年，中国人生活真的好了吗？如果好了，为什么依然还有那么多有钱人（也就是邓说的先富起来的人）移民出国？要注意，这些能移民的还是少数，绝大部分在中国生活的人，收入也就一个月1000元人民币（大约100英镑）左右，温家宝自己在联合国大会上说，中国还有1.5亿人生活在联合国制定的贫穷线以下。这个讲话现在依然可以在网上搜到。 今年是六四事件25周年，香港民众举行大规模集会悼念六四死难者。 联合国的贫穷标准是多少呢？我查了一下，每天1.25美元的支出称为贫穷。大家可以想一想，这个30年的改革开放改成什么样子？ 第四，一定要提的就是六四事件。现在从各方面流传出来的间接或者直接证据，例如赵紫阳的《改革历程》和坊间传是出自李鹏之手的《李鹏日记》，还有多种的证据渠道，几乎所有证据都指向邓小平是六四事件最大的杀人凶手。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的改革开放，能值几个钱？ 难道经济发展就杀人有理吗？经济发展就可以掩盖他是屠夫的历史评价吗？也许中国历史还有很多帝王将相杀人的历史，但问题是，没有一件像六四事件那样被如此真实地被记载下来。这就注定了邓小平只能以“屠夫”的身份写入历史，至于这个改革开放，连洋务运动的历史地位都不如。 因为邓小平为了这个从1978年开始的所谓经济改革开放，连续扼杀了两次中国走向民主的机会，而且还有一次是大开杀戒。 （所以这部48集的《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只拍到1984年国庆55周年青年学生举着“小平，您好”的牌子为止。因为五年后，正是这个被学生们看成“您好”的伟人终于露出了独裁暴君的真面目，用军队坦克和机枪把手无寸铁的学生们镇压血洗了下去。这究竟是邓小平的功绩还是邓的劣绩，谁又能接手这样的烫手山芋？这班文人们只能到此为止来表现中共人物的伟光正形象） 最后，劝劝那些肉麻吹捧邓小平的文人们，你们自己翻看一下我上面提到的历史事件，你们还好意思说什么邓小平伟大，邓小平如何非凡，甚至邓小平如何关爱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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